试论《长恨歌》悲剧色彩的消解

林巧云

(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试论《长恨歌》悲剧色彩的消解

林巧云

(安阳工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长恨歌》叙述了李隆基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悲剧。不少评论家认为作品纯粹是悲剧之作，充满长恨之情。文章从帝妃关系、爱情“悲剧”原因、宗教救赎等方面分析了诗歌悲剧色彩的不纯粹性和不彻底性，从白居易的美学思想、骚客意识、个人情感等角度探讨诗歌悲剧色彩消解的原因。

关键词：长恨歌；爱情；悲剧色彩；消解；原因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诗歌创作中的压卷之作，成为千古绝唱，历代流传。这首诗主要叙述了杨贵妃“选在君王侧”之后的奢华生活、安史之乱的惊变及杨贵妃与唐玄宗人间天上的长恨之情。历来不少评论家认为作者白居易浓墨重彩地描摹了李、杨二人刻骨铭心的相思相恋，显示出了浓烈的悲剧色彩，透露出了浓重的感伤情怀。但是，本文认为，《长恨歌》并非“长恨”，诗中的悲剧色彩遭到了消解。

一、帝妃之恋难以存在真正的爱情

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进行了真诚歌颂，并对二人最后的悲剧结局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然而，这只是白居易作为诗人、文人对二人爱情关系的一种艺术想象和再创造。就史实而言，帝妃之间很难存在真正的爱情。白居易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作为诗的开端，暗示了皇帝对“色”的喜爱，对美女的渴求。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帝妃之间很难存在真正的爱情，往往是权色之交欢。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极大地超越了史实，他笔下的李、杨爱情纯洁动人，为“尊者讳”，把二人的相识、相恋描绘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1]114，并且把杨贵妃塑造成了“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忠于爱情的美丽女子形象，从而使其在马嵬坡惨死具有了悲剧价值，杨贵妃也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但是，无论白居易如何粉饰和掩饰，既然他选取的是历史现实人物唐玄宗和杨贵妃，那么就很难回避历史真实。杨玉环本为李隆基之子寿王妃的史实、安禄山和杨妃的私情，也并不会因白居易只字未提而消失。所以，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在客观上会使诗歌中李、杨二人爱情的纯洁性大打折扣，从而淡化了其悲剧色彩。

二、“爱情”悲剧是各自酿造的苦果

唐玄宗李隆基在和杨玉环结合后专宠杨妃，白居易在诗歌中以大篇幅歌颂了二人生活的恩爱和甜蜜，但事实上却是糜烂的宫闱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1]114。 随着唐玄宗对杨玉环宠爱程度的加深，杨氏家族也“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样的结果最终造成了安史之乱，才有了玄宗携杨妃仓皇出逃，从而有了杨贵妃死于马嵬坡的悲情结局。可见，唐玄宗李隆基作为一国君主专宠杨贵妃，沉湎歌舞，放弃朝政，任人唯亲，使小人专权，最终导致了国都沦陷，失掉了政权，从而产生“长恨”，这也成为二人悲剧的根源。换句话说，“人”“权”两空的苦果及心灵深处无止境的“长恨”是一杯自己酿造的苦酒，这显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存在着很大差距。梁、祝化蝶双双殉情是源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教条，甚至源于家族矛盾。而李、杨二人不仅是悲剧的承受者，更是悲剧制造者，所以讴歌二人之间的爱情也失去了理直气壮的色彩。

三、玄宗赐死杨妃源于自保目的

马嵬兵变，杨妃惨死，唐玄宗未施救消解了诗歌的悲剧色彩。应当承认的是，唐明皇对杨贵妃是有感情的，他赐死杨贵妃的原因是兵围不散，陈玄礼等人以兵围逼玄宗处死杨贵妃，而高力士等人再三以形势危急劝谏，“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翅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1]114。这段描写玄宗无奈、杨贵妃惨死的情景让人读来十分痛心，情不自禁为杨贵妃的死叹息，为玄宗的无奈唏嘘。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玄宗李隆基赐死杨贵妃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江山稳固。高力士劝谏玄宗“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便是最有力的佐证。毕竟在危难之时，唐玄宗不是梁山伯，也不是罗密欧，而是一位君主。他很难像一般纯情的男子在危急场合下宁愿双双殉情。他既要江山，要自己的性命，也要美人。在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下，他忍痛割舍“恋人”杨贵妃，以成全“圣明天子”的美誉。故有文章借杨贵妃之口责备唐玄宗“夫上帝之尊，其势岂不能庇一妇女之生乎？”“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颜复见妾乎！”清人张问陶《重过马嵬》(之二)也用诗歌表明了这一遗憾：“儿女谁甘负好春，红闺几见可怜颦。三郎不合为天子，苦被江山说美人。”[2]这种生与死的抉择无疑是对李、杨二人爱情最好的考验。《长恨歌》的客观效果是对二人爱情的持久性、坚贞性进行了瓦解，这也使我们对白居易笔下李、杨二人所谓的爱情提出了质疑。

四、宗教的救赎消解了悲剧色彩

在文本中，死去的杨贵妃成了蓬莱仙子，唐玄宗为了获得杨贵妃的音讯，通过道人去寻觅。道教使在马嵬坡惨死的杨贵妃并未真正香消玉殒，而是成了仙山的仙子，这使读者在为美人惨死而扼腕叹息之时，内心得到了一丝安慰。悲剧理论认为宗教是消解悲剧的因素，悲剧作品中一旦出现宗教因素，悲剧就会因此而消失。因为宗教的最终目的是拯救人类的苦难灵魂，而悲剧则相反，人类在悲剧中是无法得到解救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得救的可能性破坏了陷于无法逃避的困境的悲剧感。”[3]82可见，宗教与悲剧是相互对立的。道教中的蓬莱山是理想之境。《山海经》描述“蓬莱山在海中”，郭璞传：“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诗歌中杨玉环所在的蓬莱山“楼阁玲珑”“金阙西厢”“珠箔银屏”，是一个清静无为、逍遥自在的天上世界。道教超越了生死，使冲突化解，使悲剧作品丧失了作为悲剧存在的可能性。雅斯贝尔斯曾说：“在这类文明中，一切苦难不幸与罪恶都只是过眼烟云，对这些根本不必在意。这里所谓恐怖、抑解或辩解一类的人之常情——没有控苦，只有哀悼。人不在绝望中哭泣；他镇静地忍受着苦难甚至镇静地死去。没有绝望的纠缠，没有失望的阴郁；一切基本上都是明朗的、美好的和真切的。”[3]85依据雅斯贝尔斯所说，《长恨歌》的悲剧结局是“明朗的、美好的和真切的”。

五、探讨悲剧色彩消解的原因

诗歌悲剧色彩的消解是和作者白居易的美学思想密不可分的。白居易深受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我国传统美学讲究的是大团圆的结局。在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美学十分强调伦理情感的和谐，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使白居易在描写李、杨爱情时，不把矛盾推向极致。《长恨歌》对杨贵妃的死一笔带过，轻描淡写，这相对淡化了杨贵妃本人对于死的悲哀和恐惧。白朴的《梧桐雨》则不同。在《梧桐雨》中，杨贵妃在临死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一方面，她苦苦哀求唐玄宗救自己；另一方面，她绝望怨恨玄宗“陛下好下的也”。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止笔，又写了马践杨妃的悲惨场面。这种血淋淋的悲剧场面说明白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走极笔，写真实。白居易和白朴不同，追求情感的和谐，对李、杨爱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不忍写杨贵妃的惨死。而白朴以反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在白居易《长恨歌》的基础上，对李、杨爱情故事做了一个彻底的悲剧的诠释。白居易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他的不彻底性。

白居易的骚客意识也左右了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刻画。白居易在历史上不仅是位政治家，还是位文学家，这就意味着他具备骚客意识。他出于骚客意识对李、杨爱情持有同情。于是，白居易在李、杨的爱情书写上没有完全遵照历史，他在作品中更多的是灌注了自己的思想，表达了自己的理念。他认为脱下历史与政治的外衣，李、杨之间的爱情应该是真挚、专一的，因此可歌可泣。

白居易在刻画李、杨爱情时，除了骚客意识在起作用外，他还把自己的感情经历也融入到诗歌中。通过白居易创作的《夜雨》《感镜》等10余首诗来看，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始终热恋着一个令他十分钟情的女子——湘灵。但由于某种原因，其热恋追求难以实现，从而让他陷入了一种长期难言的痛苦之中，而这段个人感情经历又正好发生在创作《长恨歌》之时。所以在《长恨歌》中，白居易已不再是单纯地写李、杨爱情，甚至也不仅是写自己对李、杨爱情的态度，而且是将自己也写了进去，通过《长恨歌》来宣泄自己的苦闷与懊恼。“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便成为诗人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愿望的爆发。正因为白居易渴望一份甜美的真爱，于是有了《长恨歌》中最后的想象部分。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弥合的巨痛，他只得把对美好爱情的忆念和追求寄于“海上仙山”。这是一种情感的发泄和精神上的自我安慰，甚至在诗歌结尾还发出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呐喊。从文学理论来看，这是一种文学的“负补偿”在起作用。文学艺术的补偿功能告诉我们，由于艺术创造过程中渗透着主体的愿望与理想、幻想与梦想，因而文艺作品有着明显的调节补偿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可能的幻想的象征，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4]。

应当承认，把白居易的《长恨歌》纳入感伤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长恨歌》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悲剧因素和色彩，完全抹杀这一点是不科学的。但从分析来看，他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却并非真正的悲剧，李、杨二人也并非真正的悲剧人物，他刻画的悲剧存在不彻底性和不纯粹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长恨歌》并非“长恨”，其悲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

参考文献：

[1]刘周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胡凤丹.马嵬志[M].严仲义，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324.

[3]雅斯贝尔斯.悲剧与超越 存在与超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4]仇春霖.大学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64.

【责任编辑郭庆林】

Try to Discuss the Digestion of the Tragedy Color in ChangHen Poetry

LIN Qiao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yang 455000, China)

Abstract:ChangHen Poetry tells the love tragedy story between Li Longji and Yang Guifei. Many commentators think it is only a tragedy which is full of everlasting regret. But the paper analyzes it is impure and thoroughnes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and concubines, the love tragedy reason and religious salvation, which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ragedy color disappearance based on the aesthetic thought, the poet’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uthor personal emotion.

Keywords:ChangHen Poetry; romance; taste of tragedy; elimination; reason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1-0024-03

作者简介：林巧云(1980—)，女，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