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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视域下语言变异的分类研究

时间:2024-07-06

杜启朕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多元视域下语言变异的分类研究

杜启朕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摘要:语言变异是一种正常的语言动态现象,是语言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并发生量变和质变的结果。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语言变异有不同的分类,这对于更深入地研究语言的特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变异;分类;模因论

一、语言变异界说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是语言变异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体”,语言变异是“对同一件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祝畹瑾在《社会语言学概论》一书中指出:“语言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表现出来的。”[1]陈松岑指出:“‘变异’这个词,在当代的语言变异理论中,是一个特定的术语。它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2]48陈章太认为:“从宏观上说,(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社区,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语言社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从微观上说,语言变异,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因为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或场合、语境、话题的不同,语言表达目的的不同等,而引起的语言变体,或对语码选择的不同及语言风格的不同等。”[3]

综合学者们对语言变异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变异是语言中存在的一种正常的动态语言现象,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对常规语言的背弃和偏离。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一种常规模式,但语言使用者为了自身的需求往往对语言推陈出新,创造性地使用某种语言,这就产生了语言变异,它是语言中新质要素不断出现、旧质要素不断消亡的结果。正是语言变异的存在,才促使了语言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不断地革新和发展。当然,语言变异不是任意的,语言需要规范地发展。

二、语言变异的分类

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语言变异可有不同的分类。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把语言变异归纳为8种类型,即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语符变异/书写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和历史时代变异[4]。拉波夫认为,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种分类外,语言变异还可分为历时语言变异和共时语言变异、语言内部变异和语言外部变异、语言变异和非语言变异、口头语言变异和文学作品语言变异等。

陈松岑在《语言变异研究》一书中指出,语言变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类:一是从语言变异的成因看,分为来自内部的变异和来自外部的变异;二是从变异在语言系统中出现的范围或层次看,分为系统的变异、分布的变异、实现中的变异和偶然的变异;三是从变异在语言社会中的作用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言语社团的象征、语体的标记、“陈规”或“偏见”[2]156。丁崇明指出:语言变异分为无序变异和有序变异,个人语言变异、部分人模仿变异、群体模仿变异和言语社团变异,恒常变异和偶尔变异,有意识变异和无意识变异,母语变异和非母语变异等[5]。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大致对语言变异种类做一个简单总结。因为分类角度不同,对语言变异分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和重合,这是研究问题多角度的体现。

(一)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变异和外部变异

从变异成因来看,语言变异分为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变异和外部变异。

1.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变异

语言是一个庞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其内部任一要素的变化都可能产生语言变异。我们把因语言结构中某一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或整体的变异称为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变异。例如,“儿”在古代汉语中属于实词,意义实在、能够独立运用。可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儿”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演变为词缀,不能单独使用,读音变为轻声,位置比较固定。“儿”仅仅用来代表一个卷舌动作,失去了独立音节的地位,在语法上成为名词的标志。由语音作用引起变异的例子还有“尖团合流”“浊音清化”等。由此可见,语言系统的内部变异是相互影响的,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

2.来自语言结构系统的外部变异

语言结构系统除了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外,还受到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根据言语主体的不同,把语言变异分为个体语言变异、部分人模仿变异、部分群体模仿变异和言语社团变异等。

个体语言变异,主要是指说话人由于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因素不同,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产生语言变异的现象。例如,在小孩咿咿呀呀学说话阶段,有时候受叠词影响,将自己听到或认知范围内的语音都发为叠音,如“饭饭”“棒棒”。这其实是一种个体语言变异现象。个体语言变异还表现在语域和语体上。语域是一个泛指概念,有日常语域、科技语域、文学语域等。语体又称风格,一般用来指作家的修辞特点或作品呈现的语言风格。

部分人模仿变异,是模仿某些人产生的语言变异,一般局限在少部分人当中,还没有形成群体效应。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洋泾浜”语。洋泾浜语,又称为皮钦语,它是17世纪以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是当地人在和欧洲商人、水手、士兵等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变了形的特殊外语。由于洋泾浜语只是作为交际双方勉强沟通的临时性交际工具,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有限。如果洋泾浜语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有的洋泾浜语就会消失,但是也有一部分会经过改造而发展为另一种语言变体。

部分群体模仿变异,是指由部分人的语言变异扩展到群体性的语言变异。这种语言变异的范围更广,稳定性更强。例如,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洋泾浜语可能被社会作为一种主要交际工具,并且由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克里奥尔语”。克里奥尔语作为部分群体的语言被要求学习、模仿,成为群体性语言。

言语社团变异是一种更加稳定的语言变异,它为言语社团内部的成员所接受、使用。言语社团中社会方言的变异现象,主要表现为行业语和隐语的使用。许多专业术语都是根据自身学科建设或者行业发展需要新创造的。例如,在传统语言学中有“反切、声纽、等韵”等术语,但是随着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需要,又出现了一些新术语如“元音、辅音、塞音、塞擦音”等。这都是语言变异的结果。

(二)系统变异、分布变异、实现中的变异和偶然变异

从变异在语言系统中出现的层次和范围来划分,语言变异可以分为系统变异、分布变异、实现中的变异和偶然变异。

1.系统变异

系统语言变异表现为一种语言的结构系统区别于另一语言的结构系统,或者一种语言系统内部的某个项目区别于另一项目。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存在音位,但是在汉语和英语中,音位划分却各不相同。例如,b[p]和p[ph]是汉语和英语的两个音素,但是它们在两种语言中所起的作用却不同。b[p]和p[ph]在汉语里可以出现在相同语言环境中,具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进而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在汉语中它们属于两个音位,这是根据对立原则划分出来的音位。但在英语中,它们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例如[ph]一般出现在音节的开头或结尾,如paper、plane等,而[p]只出现在s音的后面,如sport、speak等,二者互换后也不会影响人们对词义的理解,因此英语中不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送气与不送气的差异,是英语和汉语之间的一个系统变异。

2.分布变异

所谓分布变异是指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中,都含有某种语言成分,但它在不同语言环境下,又有不同的分布条件。例如在普通话和青岛话中都含有g、k、h这一组舌面后音,但是在普通话和青岛话中它们却含有不同的分布条件。根据普通话声韵配合规律,舌面后音不能和齐齿呼与撮口呼的音相拼,但在青岛话中,却可以不受这种条件的限制。这种声韵拼合规律体现了语言分布的变异。

3.实现中的变异

所谓实现中的变异,是指同一说话人或者不同说话人在相同语言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言语差异。由于说话者年龄、性别、职业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其言语也必然产生变异。例如老年人的语言比较朴实,青年人的语言则往往求新求异,表现出语言因年龄产生的变异。此外,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也属于实现中的变异。例如血(xiě)和血(xuè),前一个具有口语色彩,后一个具有书面语色彩。

4.偶然变异

有些语言变异既不是由于说话者不同,也不是由于语体差异,而是语言变异中的一些例外情况,我们把这些不符合常规的、例外的变异称为偶然变异。例如,在北京话中,“室”既可以读为去声,也可以读为上声,这是一种偶然变异。

(三)言语社团的象征、语体标记、“陈规”或“偏见”

从变异在语言中的作用来看,语言变异可以分为言语社团的象征、语体标记、“陈规”或“偏见”。

1.言语社团的象征

在社会交际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变异来辨别不同个体、群体或社团的社会特征。我们常常把语音、词汇、语法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特征看作言语社团的象征。我们通过“听话辨音”来识别个体或者社团的所在地域或文化背景。例如,“身高”这个概念,在普通话中说成“个子”,在上海话中说成“块头”,在福州话中说成“汉码”,而在厦门话中则没有相对应的词语。类似的还有四川人常说“啥子”,而湖南人则说“么子”。根据不同语言变体的表达习惯,我们可以推知说话人所在的方言区。

2.语体标记

所谓语体标记,主要表现为说话人在说话风格、语体上的印记。语体主要包括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等。在一些正式场合,我们在语言使用上往往比较注重措辞合乎规范,而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我们交谈就比较自在、随意。在书面语中用“逝世”来表示一个人失去生命,而在口语中则有不同的变体形式,如“死了”“走了”“老了”等。

3.“陈规”或“偏见”

这里所说的“陈规”或“偏见”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主要是指某种消失了的语言变体,在某种特定的情况或场合下,人们仍认为它是某个语言变体的象征或者标记。例如,区分尖团,曾是苏州方言的典型特点,但是这种语言变体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只是会出现在少数说唱苏州评弹的演员口中。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我们称之为“陈规”或“偏见”。

(四)无序变异和有序变异

从变异是否确定的、有规则的,是否与其他因素存在联系,语言变异可以分为无序变异和有序变异。在言语交际中,变异存在于每个人说话的言语过程中,这种变异往往是随机的、不经意的,呈现出无序的状态,我们把这种语言中没有与其他因素相联系的具有不确定性、无规则性的语言变异称为无序变异。如果这种无序的语言变异由个人扩大到部分群体甚至整个群体,并且呈现出一种确定的、有规则的语言变化状态,那么无序变异就演变为有序变异。徐通锵把语言变异归纳为如下公式: “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6]陈保亚则进一步把语言变异的过程总结为: “旧结构→无序变异→有序变异→无序变异→新结构。”[7]

(五)恒常变异和偶尔变异

根据语言变异所发生的时间维度,我们把语言变异分为恒常变异和偶尔变异。所谓恒常变异,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较长时间或时期内一直或者经常使用的语言变异形式;偶尔变异是指语言使用者偶尔使用或者短期使用的语言变异形式。一般来说,我们长时间或者经常使用的稳定的语言形式是恒常变异。在我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也会穿插着偶尔变异,偶尔变异或者是不经意的,或者是故意的。一方面,语言的恒常变异使得语言具有稳固性;另一方面,语言的偶尔变异又为语言的创新、演变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语言偶尔变异逐步扩大、推广,才会促进语言的发展。

(六)有意识变异和无意识变异

根据语言使用者是否基于一定的目的或意图,是否积极主动地学习或使用某种语言变异形式,我们把语言变异分为有意识语言变异和无意识语言变异。有意识语言变异,是伴随着语言使用者的心智活动,基于特定的目的或者想法,在积极主动地使用某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过程中产生的;无意识的语言变异,是语言使用者不经意使用语言过程中产生的,它不掺杂语言使用者主观目的或想法。根据王力等人的研究,在上古时期,汉语判断句中是极少使用判断句“是”的。后来《史记》《论衡》开始有意识使用判断动词“是”,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变异。汉语的判断句经历了漫长的变异,从先秦萌芽到唐朝时期的成熟,这是一种历时的动态语言变异。

(七)母语变异和非母语变异

根据变异是否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自己母语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把语言变异分为母语变异和非母语变异。母语变异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自己母语的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变异,非母语变异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非母语语言系统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变异。汉语母语变异的例子俯拾即是。汉语词汇的语言变异主要表现在新词的产生、旧词的隐退和复出、词义演变等方面。外国人在学习汉语普通话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变异就属于非母语变异。

(八)超前变异和非超前变异

根据变异是否在一定时间内为人们接受,语言变异可分为超前变异和非超前变异。超前变异指少数人采用的某一变异形式在当时是超前的、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变异;非超前变异是比较合时宜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变异。在网络上产生的许多词语都是超前的、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接受。例如“奔奔族”“半糖夫妻”“日光族”“凤凰男”等。这些词语都是一些超前的语言变异形式。

(九)语言的文化变异

语言是记录社会文化的符号系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特征、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文化接触等对语言的发展变异也具有重要影响。语言的文化变异在称谓语方面尤为明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称谓语也在不断发生流变,一些旧的称谓语消失、新的称谓语产生,或者旧有的称谓语被赋予新的含义。称谓语流变最为明显的是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例如,青年人对非亲属的年长者称“大爷”“大妈”“叔叔”“阿姨”等,这都体现了称谓语的泛化。

(十)模音论视角下语言变异的分类

从模因论视角看,语言变异根据其内容,分为词汇模因变异、语音模因变异、语法模因变异、语义模因变异、语符模因变异、篇章模因变异、语域模因变异等。

我们试以网络语言为例来说明模因论下的语言变异现象。语言变异在词汇层面表现得最为敏感和明显,因为语言的变化首先表现为词汇的变化。词汇模因变异主要体现在词汇的构词形式上,如字母词、数字代码和一些混合语等。例如,用一些数字、字母或者非文字符号及其组合形式来替代常用文字词语,如:886(再见喽)、:-D(大笑)等。使用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的组合节约了字符空间,同时又可以给人一种幽默诙谐、耳目一新的感觉。

根据语言复制、传播的途径,语言变异又可以分为基因型模因变异和表现型模因变异。

所谓基因型模因变异,是指在不同语言环境下,模因在传播时,内容意义相同,表现形式不同。例如,来自山东或者河南方言的“有木有”,表示“有没有”。类似的还有“酱紫”,表示“这样子”。网络中基因型模因变异主要包括以下5类:一是缩略型,如GG(哥哥)等;二是借代型,如“青蛙”指“丑男”等;三是谐音型,如汉字谐音“表”指“不要”等;四是符号型,如“:一)”“:一D”等都是“笑”的模因变体;五是混合型,如汉语、字母的组合1414啦(“意思意思啦”)等。

表现型模因变异在语言进行复制、传播的过程中形式相同,内容各异。表现型模因变异又可以分为同音异义模因型、同形联想传播模因型和同构异义模因型。同音异义模因型主要是发音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例如,用“杯具”代指“悲剧”等。同形联想传播模因型是指语言形式相同,在不同的语境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例如原来用“白骨精”指代妖怪,现在用来指代“白领、骨干、精英”的白领阶层。这类词语除了保留原有的意义以外,还会使人们联想当代社会语境赋予它的新的意义。同构异义模因型的突出表现是信息的结构相同而表现的意义却不相同,如“×奴”类的“房奴、车奴、卡奴、妻奴”等,结构相同,意义各异。

三、研究语言变异分类的意义

从不同角度研究语言变异的分类,有利于更好地发现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将语言研究引向深处;有利于认识语言的本质,探寻语言演变的规律;有利于语言更加规范化、纯洁化;有利于相关学科发展,对于语言的应用、信息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7.

[2]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3]陈章太.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44-50.

[4]LEECH G N.A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London:Longman,1969:89.

[5]丁崇明.语言变异的部分原因及变异种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117-121.

[6]徐通锵.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上[J].语文研究,1987(4):1-8.

[7]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68.

【责任编辑郭庆林】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1-0040-04

作者简介:杜启朕(199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111)

收稿日期: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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