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要 瑶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球发展作为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色定位(即“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现。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全球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新挑战与新问题,2021年9月21日,***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又一次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印证,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中国化成果。“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自提出至今,不断出现在各种国际场合,其内容日趋丰富,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学理内涵。本文尝试对“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进行初步的探讨。
全球发展一直都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能源等具体发展领域的探索从未停止。但世界各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实现全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立足于自身发展需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也称“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倡议,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思路”与“中国方案”,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全新尝试。“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关注范围与参与主体广泛,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领域的新名词。“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以下三个时代背景。
1.全球发展进程需要全新理念适应全新变化
全球发展赤字是制约国际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世界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南北国家发展差距和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亟须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进程中,西方国家“强国必霸”逻辑下的普遍焦虑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互为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愿调整既有秩序,稀释手中权力以适应全球发展新趋势,反而频繁制造国际地区政治问题与冲突摩擦试图阻止崛起国家的发展进程,从而加剧了全球发展的风险,也与全球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全球治理体制变革首先就是全球发展理念的革新。全球迫切需要一种真实反映全球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发展理念,以打破全球发展困境,破解全球发展赤字难题,正是这种客观现实呼唤着全球发展理念的革新。
2.中国发展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
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有利于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从21世纪初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一位[1]。步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我国进入国内发展关键期与改革深水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大开放,以突破国别与区域限制,寻求共同发展。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停留在霸权逻辑的政治框架内处理国际问题,散播“中国威胁论”等一系列言论企图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前提,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3.中国对联合国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持续性贡献
中国始终积极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与发展议程的实践,在全球发展问题中始终以联合国各项指标任务为行动遵循,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率先发布落实议程的国别方案和三期进展报告[2],是联合国推进全球发展目标实践过程中的典型范例。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始终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繁荣。全球发展事关世界各国和人民,事关人类命运,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最佳实践场所,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与规划需要越来越多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安全、反贫和气候领域,成为这一议程发布至今最为鲜亮和显著的名片之一。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属性,也有着全球发展的特殊属性。201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总书记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介绍给全世界,并进一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3]。2021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中阐释了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中方主张,即“中国将与各国一道,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多边发展合作协同增效,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2]。综合以上分析,“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全球安全观为前提的安全发展共同体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安全并重”[4]。安全是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动乱、冲突会增加发展成本,分散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合力。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始终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5]的全球安全观,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列入总体安全观的范畴。如今,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作为全球安全的“中国方案”,越来越多地被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应用于全球安全治理等多个领域。在观念层面,中国逐步建立起安全问题的系统原则和理念,涉及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全球安全观为安全治理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问题的磋商与协调,为全球发展的安全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2.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
开放共享、互利共赢是时代潮流。世界各国对于发展的期待,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层面,经济增长是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繁荣发展是全球发展的重中之重,开放型世界经济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活力的充分释放,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始终在世界经济的大海中勇立潮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5年位居各国之首[6]。我国一直秉持着“开放共赢”的全球发展利益观,致力于形成“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在投资、援助、贸易等方面倡议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框架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统筹协调,呼吁形成符合发展需求的全球发展资源互动。现如今,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发展主要对象,在全球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中相对乏力,而西方国家却不愿积极开展合理且平等均衡的资源调配,这使得全球发展的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矛盾。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守望相助,积极提供国际援助,与各国共享发展资源与发展机遇,促进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塑造“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发展。
3.以“强劲、绿色、健康”为动能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体
在全球发展领域,中国坚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以全球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发展为重要内容,通过复苏经济推动“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7]。“强劲”代表着经济引擎释放的动能强度,可持续发展需要强劲的经济基础作支撑;“绿色”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绿色低碳是最可持续的发展动能[8],可持续发展需要绿色低碳的循环发展扩大张力;“健康”代表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追求,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康良性的互动模式。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环境治理困境,中国一直都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主要内容,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在全球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中积极作为,主动落实《巴黎协定》,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转型目标;在绿色转型中积极推动经济领域的能源与产业转型,15年内碳强度下降48.4%,清洁能源占比达24.3%,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均占全球30%以上,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55%[6]。总之,通过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是“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也是“全球发展倡议”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
4.以全人类共享成果为导向的责任共同体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更是全球发展的目标所指。基于世界责任与大国担当,中国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核心地位,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关键是注重发展,提高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这是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治制度国家都应该面对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价值指向与责任。“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就是将这种全世界共同的价值指向聚合为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促进全球繁荣发展。
5.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基础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除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属性,还应兼顾全球发展的特殊属性,“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就是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2021年9月21日,***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为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这一倡议对未来全球发展预期的实现,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如期达成,对中国如何更充分参与到全球发展进程都起着理念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今后中国参与全球发展的重要原则与基本遵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人、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五大宗旨,中国对于发展问题坚持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于全球发展,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也明确指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这些“中国方案”与“中国实践”都有着内核与价值遵循的共性,超越了国别与价值差异,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9]。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由于参与主体性质、参与对象、内容目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及其表现出的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决定着“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既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属性所决定的差异,也有全球发展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特殊问题和挑战。
1.价值共识挑战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达成一致的发展共识。但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各国对发展有着不同的价值认知,很难形成全球发展层面的价值共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西方“普世价值”与全球发展价值导向之间的差异。个别西方国家逆全球发展潮流而行,拘泥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桎梏,以推广和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为手段,用其已明显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反向而行的价值判断来指导其国际合作与治理,实则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二是某些西方国家不愿抛弃其传统思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怪圈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零和博弈”的国际政治观念,一面承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贡献,一面又是污名化中国,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其冷战思维都难以掩盖。例如西方国家作为全球发展的主要援助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多是基于控制其发展的目的,将援助“政治化”,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使得受援国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可持续,这种冷战思维对全球发展有着巨大的威胁。三是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中,“宗教影响”已成为重要因素[10]。宗教问题离不开历史因素的影响,要防止宗教信仰差异在复杂国际环境背景下可能会滋生出阻碍国家间合作的潜在风险。如何凝聚全球不同信仰国家间对发展的共同认知进而达成价值共识,是全球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2.资源平衡挑战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11]。当今世界,全球国际规则制定权、话语权仍没有完全脱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全球金融资本、高新技术、知识等领域的自主权仍受西方国家的限制,发展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仍被少数国家所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霸权逻辑下的资源占有与世界各国的发展需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世界各国资源配置难以真正达到有效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发展的有效性,造成了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发展鸿沟”。这种资源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动力、过程等环节的不均衡,使得一些国家在全球发展中很大程度只是形式上的自主权。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间不平衡。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导致所掌握的资本、技术、知识、金融、贸易、能源等资源质量也有很大差距,影响各国参与全球发展的效率。二是区域间不平衡。全球各地区之间的资源拥有与资源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矛盾,主要表现在全球发展援助方面,北美、欧洲国家大多为发展资源主要援助国,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明显与援助国所提供的援助质效有着很大不同步性。三是全球不平衡。主要是南北差距拉大及固化风险,1995—2014年,世界财富总额增长率近66%,而一些非洲国家(主要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增长率仅仅为1%。2014年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总额占世界总额的72%,而同一时期拥有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低收入国家仅仅占7%[12]。这表明,总额与总增长率的大幅增长在全球发展系统性目标面前,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与不平衡等问题,若不通过一定的政策举措来弥合,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全球经济领域结构化畸形等负面影响。
3.安全形势挑战
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全球发展行稳致远。当今世界复杂突出的安全问题影响着全球发展进程。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安全问题依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力仍存在着波及全球的风险;“三股势力”仍然威胁着全球的持续安全稳定;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存在,数据显示在2018年间,全世界因宗教冲突展开敌对行动的国家占全球四分之一[13]。二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与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各国发展。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难题,气候安全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对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也会产生连带效应。根据研究表明,气候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善与控制,到206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24~30厘米,将会使得一些海岸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现生存危机[14];同时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粮食安全受到威胁,90%的灾害被归类为与气候有着重大关联,每年约有2600万人因此陷入贫困[15]。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发、突发传染疾病已经对全球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直接破坏,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8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疫情病例超过2.5亿例,累计死亡512万多例。这些复杂安全形势背后的潜在危机无时无刻不对全球发展的安全环境造成威胁。因此,应对全球安全形势挑战,构建更为系统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1.大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安全发展基础
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发展机构推动全球全面发展的优先政策考量[16]。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两面,国际安全形势的稳定是全球发展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用于构建国内安全体系,也作为一种全球安全的“中国方案”应用于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当今世界各国互相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独享其成的利益观已经不能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开放潮流。某一国家的安全问题极有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特色“大安全格局”的构建,加深了全球安全合作与交流,使得世界各国在应对安全问题时能够更有选择、更为系统、更具效率。安全合作机制、对话协商、多边安全合作、安全援助等务实性安全治理实践大大增强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与治理能力。安全问题的有效缓解有利于全球发展的稳步推进,大安全格局的构建为全球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发展基础,对全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经济强劲发展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呈现网状交互形态。2019年除去价格因素,世界范围内的GDP比50年前增长了两倍多,达到了约90万亿美元。世界市场各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增强,经济各要素之间系统整合性增大,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过程性导向,全球价值链彼此交融,各国作为世界市场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开放已经逐渐成为释放世界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互联互通逐步加强,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世界各国基于发展的普遍需求,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意愿空前强烈;国际金融体系机制的变革扩宽了全球金融治理渠道,进一步完善了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增强了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困局提供了新的突破口;世界经济法律法规的协商与构建完善了既有规则之下的不平衡矛盾,用更为规范公平的制度标准与程序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程序基础;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使得世界经济的规则与框架也逐步健全。在此基础上,中国倡导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向。
3.生态可持续已经成为全球发展共同议题
生态问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可持续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所追求的良性发展方式,如何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谋求可持续也是必须面对的世界性难题,这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共同议题与基础。为应对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挑战,世界各国采取了积极的生态治理措施,国际社会开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联合行动。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球有54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目标,其中46个国家宣告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在生态治理规则上,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联合签订了《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黎协定》等生态环境公约,将全球生态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为生态可持续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2021年11月10日中美两国于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是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发展先行者与主要责任国在全球可持续与生态发展领域的重大宣言与共识。事实表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绕不开的话题,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所面对的共同挑战。
4.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有着共同发展的意愿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各国民心所向[17]。随着世界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人民的利益已经紧密相连,各国的发展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是相伴而生的,国家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全球发展的支撑与推动。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被发掘,传统的西方发展模式与治理逻辑的弊端逐渐显露。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下,世界各国也越来越多地倾向通过寻求国际合作来加快恢复国内发展,这就为全球发展实践提供认知基础与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深厚的基础是全球身份(认同)的形成,而共同的命运、关切和理想可以建构共同的身份意识[18],人类对于文明的共同期待呼唤全球发展共识的聚合,不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各国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发展愿望与意向都十分强烈。
5.“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注入活力
“一带一路”是实现全球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被更多国家和地区所认可,其吸引力与发展潜力也在不断提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国际多边合作新范例。“一带一路”建设不但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基础设施领域的目标,同时还在减贫、增强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9]。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践行者与参与主体,也是全球发展得以平等均衡的关键所在,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与全球发展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指向形成同向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成果的倍增效益,通过援助、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合作等,利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核心支撑机制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激发发展活力,逐步改善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通过“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双边合作以及三方合作机制平台,实现“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效对接,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现有的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一道,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顺应着时代发展的大势被提出,其实践过程中的挑战颇多,如何盘活全球发展的动力因素,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系统化模型,克服“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当前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我们应做到:在安全发展共同体方面,坚持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利益共同体方面,加深经贸互通,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更为开放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在可持续发展共同体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改善全球生态治理环境,破解绿色转型难题;在责任共同体方面,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对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理想的追求与共识;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指导下,深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运用“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与合作平台,构建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发展模式。在具体构建过程中,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与优化。
第一,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安全与发展不可孤立而言,全球发展需要全球安全作保障。当今世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安全理念存在分歧,安全治理存在缺陷,少数西方国家习惯性地以“欧美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为出发点,在认识安全问题上采取将其分割成部分以透视本质的“历史分割论”,在解决安全问题上则采取“双重标准”[20],进一步导致全球安全在治理制度的合法性、代表性、有效性上存在着众多难题,这些新问题呼唤着新安全理念的出现。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建立全球共同安全的大安全格局,这是全球安全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坚持利用现有安全合作协商框架,建设新型安全合作机制,拓展更为全面的以共商共享共建为核心的安全治理空间模型,主要国家应当更为主动地承担起大国责任与义务,避免安全问题“政治化”,减少大国博弈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重建高效良性的援助机制,帮助世界欠发达国家恢复安全稳定和平的国内环境;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的平台建设,利用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加深交流互鉴,为世界各国均衡发展提供安全前提,为全球发展构建强大的安全基石。
第二,加深经贸互通,弥合发展鸿沟。当前,世界范围内资源共享问题日益突出,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部分资源享有实际分配权,主导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话语权。作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充分获得与其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发展资源与平台。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的风险挑战威胁着全球,疫情之下的免疫鸿沟、科技鸿沟、信息鸿沟、发展脱钩等都使得南北差距、地区差异越来越大,甚至面临着分化固化的风险。因此,在国际法的规则之下,形成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加深全球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与指向性,弥合发展鸿沟,打破信息与技术壁垒,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首先,加强以联合国为主,辅之以区域性组织(例如经合组织、G20、上合组织、亚投行等)的作用,坚持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公平的发展援助和更加开放的发展平台。其次,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通过融资将技术、工业、知识等资源向欠发达国家输送,加强经济互联互通,激活经贸合作新增长点,缩小发展差距,构建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的经贸合作格局。再次,加强经济合作的战略对接,将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上升到与世界各国的战略互动上来,寻求经济共通点,谋求共同利益,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站在这一高度,将发展机会遍及沿线各国,用活各国经济发展资源,激活经济发展动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提升沿线各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体量与话语地位。
第三,坚持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合作,实现绿色健康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发展,同样适用于全球发展。绿色意味着可持续,可持续意味着健康发展,不可完全将二者剥离开来。绿色低碳是最可持续的发展动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在全球生态与绿色发展问题上,不能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霸权逻辑来实现,需要站在全球发展共同利益的角度,坚持《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合作与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实现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完善全球生态治理的协调机制改革,建立“全体协商机制”的辅助机制,构建更加科学的国家间协商体系,解决效率低下、执行力弱的问题,激发国家自主贡献机制的活力与自主性,推动各主权国家积极履约;推进多元主体的全球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网络,加强主权国家之间、政府间国际组织(IGO)、非政府组织(NGO)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流互动,最大限度地化解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达成生态共识,构建生态共同体,从全球宏观、区域中观、国家微观的全球生态治理三大维度推动实现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第四,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广泛价值共识。全球发展事关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与各类主体,受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全球发展主体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思想层面则是不尽相同的,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国际发展目标与政策的分析解释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书记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业中,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21]。这些价值层面的共识,源于全体人类的共同人性[22]。因此,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价值认知上的差异,破解了发达国家强权政治、霸道逻辑的逻辑闭环,是对全人类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系列核心价值理念融合凝练,是全新的全球发展话语体系的最生动表达。一方面,全球在发展问题上应该遵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原则,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发展成果由全人类共享,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另一方面,加强全球发展的人文交流,尊重差异的同时,增强主权国家与各国人民的全球发展参与感,增强国家层面的全球发展战略互信与全球层面的人类文明相互尊重,为全球发展构建坚实基础。
第五,深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筑系统的全球发展模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自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提出之后,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日趋完善,组织效率也有很大提升,但仍存在系统化不强等问题。系统科学有效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有利于形成健康的全球发展模式。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将全球发展的主体、空间、方式、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具体实践聚合成为互联互通的系统性工程。在发展主体上,打破国际合作话语权限制难题,基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援助国的行列,提升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中的主体影响力;在发展空间上,逐渐打破单一的发展合作范围,寻求新的发展合作增长点,通过坚持好G20、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等传统全球发展合作平台,利用好“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新型全球发展合作平台,扩展除发展援助之外的新发展空间进行发展融资,与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等协同增效,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平台凝聚共识,形成强大合力;在发展方式上,创新全球发展方式,加强南南合作,坚持南北合作,创新三方合作机制,提升援助数量与质量,构建相应的监测问责机制;在业务范围上,除了传统的发展融资、贸易投资等合作,还应积极开展生态、文明、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形成更为深入、更为广泛、更有质量的全球发展,使之朝着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方向优化,构筑系统的全球发展模式,推动“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构建。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之于中国而言,是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发展中的全新框架,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作的国际实践,是中国人民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推动力;之于世界而言,是破解全球发展赤字困境的“中国方案”,是全球治理发展领域的“中国声音”,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维持国际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倡议,也是发展中国家逐渐亮相世界舞台的重要表现;之于联合国而言,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战略对接点,是联合世界各国谋发展、促和平、享成果的标杆。“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全球发展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有效融合,是安全、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创新发展话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以全球视野审视自身,关注全球发展共同关切,以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与制度构想为指引,弥合全球发展的价值挑战、资源不平衡与安全挑战,为构建更加安全、繁荣、绿色、平衡、系统的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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