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刘超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22)
基层公务员是党和国家政策达至基层、落到实处的执行者、实践人,是各级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主要纽带[1]。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效率、精神面貌和身心健康,不仅关系着各项决策部署是否能够落实到位,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效能,而且对民心向背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少数基层公务员对新的挑战和压力产生了不适应的情况,进而在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劳、消极、冷漠,从而形成了职业倦怠[2]。
职业倦怠是个体的能力水平和心理素质与自身职业或岗位长期不适应而出现的生理心理问题,如情绪低落、心理脆弱、状态疲惫、意志消沉等[3]。Maslash等针对个体在工作中出现的倦怠问题,设计了Maslash工作倦怠量表(Maslash Burn⁃out Inventory,MBI),通过定量方法对个体的职业倦怠程度进行描述[4]。国内在开展职业倦怠相关实证研究时,大多采用由李超平等在MBI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修订的MBI-GS表开展问卷调查,该表通过分项从情绪耗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方面对个体的职业倦怠进行测评[5]。近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围绕着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调研对象多集中在某一个地市或县区,且调研的时间和样本数也不尽相同,导致最终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总体情况。因此,本文采用Meta分析法,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情况进行定量评估,并利用扎根理论对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为预防并缓解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提高基层政府工作效率提供思路。
从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检索自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公开发表的与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研究相关的论文,检索主题词为“基层公务员”且“职业倦怠”、“公务员”且“职业倦怠”、“基层公务员”且“倦怠”。然后,按照纳入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Meta分析标准,去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从而获得用于Meta分析的论文,并作为基于扎根理论归纳提取影响因素的原始资料。其中,纳入论文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研究对象为基层公务员;②使用MBI-GS表开展职业倦怠问卷调查;③采用里克特7分量表设置了问题选项;④分别对性别、学历、职级和婚否进行了亚组分析,且样本数、平均值、方差相对完整。纳入Meta分析并作为影响因素提取原始资料的论文筛选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论文筛选过程
1.Meta分析
在现状分析阶段,本文利用StataSE 15.1版本软件,以筛选后获得的14篇论文为基础,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进行分析,根据所提取的数据特征,按照单臂研究数据进行Meta分析,具体以职业倦怠及其三个分项——情绪耗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的平均分作为效应量,并通过I2和P值判断各研究间数据是否具有异质性。若各研究间数据没有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并通过生成Galbraith星状图分析异质性来源,再对落在Galbraith星状图95%置信区间外的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对其逐一剔除,观察剔除前后的合并效应量是否具有明显的变化。在发表偏倚方面,主要采用漏斗图并辅以Egger’s法进行判断。
2.扎根理论
在影响因素分析阶段,本文通过NVivo 11版本软件,运用扎根理论对纳入研究的论文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对论文内容进行归纳,形成初始范畴、主范畴和核心范畴,逐步将文字资料概念化、范畴化,最终给出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结构。此外,对因亚组不全而去除的14篇论文进行归纳编码,检验所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构理论饱和性,若没有出现新的范畴,则所归纳的影响因素结构是理论上饱和的,否则,理论上不饱和。
本文最终纳入14篇论文用于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Meta分析,样本总量为3 375。由于每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使得各论文在研究对象亚组分类上不尽相同。如在学历分类上,有的论文将研究生细分为硕士和博士,有的论文又将本科以下学历细分为大专和高中;在职级分类上,有的论文将科级细分为正科级和副科级,有的论文又将科级以下细分为股级、科员、办事员;在婚否分类上,有的论文将离异、丧偶等特殊情况单独列出。本文为了尽可能保证分类整体的一致性,根据纳入分析论文样本的总体情况,对相关分类进行了合并,其效应量和标准差也根据相应的计算公式重新确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纳入研究论文样本具体情况
本文的数据是不含对照组的单臂类型数据,通过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均值作为效应量进行合并,计算得I2=97.9%,P<0.001,可知纳入分析的样本间存在非常大的异质性。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得出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值为2.90,95%置信区间为(2.65,3.16)。
异质性是由于各研究间的研究对象、研究时间等因素不同引起的结果变异。异质性的存在对Meta分析效应量的准确度和原因解释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效应量和标准误作为变量,通过生成Galbraith星状图,尝试寻找整体研究的异质性来源,如图2所示。
图2 职业倦怠Galbraith星状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研究落在95%置信区间线内或附近,只有编号为1、2、3和4的样本位置较远,表示这4个样本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是可能的异质性来源。
逐一剔除纳入分析的样本,分别对剩余样本重新进行Meta分析,比较每个样本剔除以后效应量的变化情况,对整体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职业倦怠敏感性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包括编号1、2、3和4对应的崔世强(2012)、李文(2014)、范婷婷(2014)和马静波(2015)等论文样本在内的所有论文样本被分别剔除后,剩余样本的职业倦怠效应量均在总体效应量的95%置信区间(2.65,3.16)之间,且与总体效应量2.90差异不大,说明Meta分析结果稳定。
在论文发表中,能够说明存在一定问题,且具有显性结果的研究,通常更能受到审稿专家及编辑的青睐。这就导致可能会出现为了发表论文而故意强化数据显性的情况,从而引起发表偏倚。绘制漏斗图是判断研究是否存在发表偏倚的经典方法,图4是本研究的漏斗图。
图4 发表偏倚分析漏斗图
从图4中可以看出,漏斗图中的样本分布不均匀且不对称,说明研究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因此,需要通过Egger’s法对其进一步检验。由表2可以看出P=0.311<0.5,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
表2 职业倦怠发表偏倚检验
按照MBI-GS表的题目分类,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三个分项——情绪耗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进行分析,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综合效应量为2.90,属于中偏低水平,并且情绪耗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三个分项的职业倦怠效应量也不高,分别为3.09、2.91、2.72,其中,情绪耗竭和玩世不恭两个分项与职业倦怠的综合效应量差别不大,相较于前两个分项,成就感低落的综合效应量较低。这说明,我国的基层公务员大多能够胜任自身的工作岗位,人岗匹配程度较高。此外,基层的政治生态和工作氛围较好,基层公务员的付出在政策和制度的保障下,能够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激励。
根据纳入分析的论文样本具体数据特征,将研究分成性别、婚否、学历、职级等4个亚组进行Meta分析,图中横坐标表示样本的不同类别,纵坐标表示不同类别相应的职业倦怠综合效应量。具体结果如图5所示。
在性别分类上,男性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程度稍高于女性。相对于女性,男性大多是家庭的支柱,所承担家庭责任更大,由此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时间方面的压力,会对工作情绪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出现职业倦怠[6]。此外,无论是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是对自身能力的认可,男性更希望在个人职业发展上有所建树,一旦与期望值有差距,则可能会引起职业倦怠。由于家庭因素而引起的职业倦怠,同样适用于分析已婚和未婚的基层公务员,已婚的公务员因为要承担来自家庭的事务,相对于未婚的公务员来说,会对精力有所牵扯,进而影响到工作状态,引起职业倦怠。在学历分类上,职业倦怠程度与学历呈正比,即学历越高的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程度越高。学历较低的基层公务员期望值相对较低,容易产生对职业和工作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职业倦怠程度[7]。学历高的公务员对自身期待度比较高,如果期待延迟或无法实现,则难免会产生相应的职业倦怠[8]。在职级分类上,职业倦怠程度与职级呈反比,即职级越高的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程度越低。这是因为职级高的公务员工作受到认可的机会更多,其得到认可的直接体现就是职务提拔或职级晋升。职级较低的基层公务员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提拔和晋升,可能会导致其工作的成就感降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工作热情和激情也难以持续保持,从而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9]。
扎根理论所需要的原始资料即为从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中搜集的,最终纳入Meta分析的14篇论文。理论饱和度检验则使用之前因缺少性别、学历、职级和婚否等亚组而去除的另外14篇论文。
开放式编码主要对论文中的文字进行分析,去除其中重复、相似的内容,归纳形成影响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因素的大致框架[10]。通过归纳,并去除相似或者重复概念,最终获得58个原始概念,对原始概念进一步范畴化,获得22个范畴。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初始的概念和范畴,见表4。
表4 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开放式编码概念与范畴
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获得的22个范畴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内在关系,将这些范畴进一步归纳成4个主范畴[11],分别是政策制度因素、社会公众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个人主体因素等,具体见表5。
表5 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主轴性编码主范畴
续表5
根据前两个环节获得的概念及子范畴、主范畴,形成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主范畴影响因素关系结构[12],见表6;给出关于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路径,建立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成因要素模型,如图6所示。
表6 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主范畴影响因素关系结构
图6 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模型
为了检验编码的完备性,本文利用因亚组不全而去除的另外14篇论文,对建立的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模型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没有出现在图6影响因素模型之外的子范畴和主范畴。因此,本文所归纳形成的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模型是理论饱和的。
1.政策制度因素
政策制度因素主要涉及公务员的发展、权利和保障等方面,如绩效考核、薪酬福利、职务晋升、职业培训、信任容错等。在这些因素中,绩效考核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为考核是评价公务员工作实绩的主要方式,而基层公务员大多从事综合事务的管理和执行,使得其工作无法通过量化的方式客观呈现。同时,考核结果也关系着公务员的薪酬福利、职务晋升等待遇实现,如果考核结果出现偏差,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职业倦怠。在职务晋升方面,职务职级并行政策的实行,打破了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活力。然而,在具体实施方面,职级的晋升仍然与职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基层公务员心理状态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同时,要建立健全公务员的信任机制、容错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避免“多干事多犯错、少干事少犯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现象出现,为想干事、能干事的基层公务员提供制度保障。
2.社会公众因素
社会公众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期待、社会监督和社会支持等方面。随着全民素质的提高,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逐渐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使得公务员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社会公众越来越善于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介,借助自媒体平台对公务员的公务活动进行监督。特别是基层公务员,长期在一线与人民群众打交道,获得人民群众的关注较多,由此产生了更多的社会监督,这无形中也增加了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压力,担心在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因不必要的工作瑕疵而带来负面的社会曝光,从而产生一定的职业倦怠。
3.工作环境因素
工作环境因素主要涉及因工作本身而产生的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如工作量、工作特点、工作环境等。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不仅公务员工作量增加很多,对工作质量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国家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决策方针部署,往往都要通过基层公务员去落地。同时,基层工作往往事务性的较多,机械、单调、重复的工作让基层公务员难免感到枯燥,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疲惫甚至倦怠的状态出现。
4.个人主体因素
个人主体因素主要是基层公务员因自身状况而引起的职业倦怠因素,包括个人的理想信念、个人能力、个人规划、对自身的认知期望以及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等。理想信念是精神之基,是灵魂之钙。基层公务员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确保其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开展,不偏离为人民服务这条主线,否则,就可能会在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上出现偏差,并产生相应的负面情绪,导致职业倦怠出现,再如,个人能力若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岗位,也会出现一定的挫败感,缺乏成就感,从而引起一定的职业倦怠。同时,个人如果没有相应的职业规划,或者有规划但是对自身的期待过高,没有清晰合理的认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此外,若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自己在工作生活中逐渐被他人孤立,同样会对工作的状态产生影响,产生职业倦怠。
本文收集近十年的相关文献,对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进行了Meta分析,并且对情绪耗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分项,以及对性别、婚否、学历和职级四个亚组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从整体上看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程度较低,其中,男性公务员比女性的职业倦怠程度高,未婚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程度低于已婚,公务员学历与职业倦怠程度呈正比关系,而公务员职级与职业倦怠程度呈反比关系。此外,本文利用扎根理论对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将影响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因素归纳为政策制度因素、社会公众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个人主体因素四个主范畴,并对每个主范畴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成果将为下一步如何降低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提高基层工作效率提供参考。
本文的研究局限:本文共收集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相关论文198篇,这些论文有的评价标准不一致,有的数据缺失,最终纳入研究论文14篇,调研对象3 375人,在Meta分析阶段仅对性别、婚否、学历和职级四个亚组进行了分析,还有如年龄、工龄等亚组由于论文数量不足,没能进行分析,从而导致在利用扎根理论归纳基层公务员影响因素上出现了一定局限性,使得所归纳出的影响因素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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