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动物造型黄金耳饰文化探源

迪丽努尔·买买提

（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和田女性传统黄金耳饰中有三款为动物造型，分别是汗索克 （han soke）、鸟形耳饰（kiwez halqa或hashi ayxangza，现不能确定）和孔雀耳饰（toz soke）。这几款黄金耳饰在维吾尔族黄金首饰中和田独有，鸟形和孔雀形耳饰退出消费市场已有近十余年。

汗索克中的“汗”在维吾尔语中指向国王及皇族，另外和田方言中在女性名字后加“汗”以表敬意，“索克”为耳环之意。 汗索克通常由四部分组成，最上部为双层花朵形，中央镶宝石，周边饰金泡，两侧坠有多层镂空金泡、叶形、或菱形包金宝石。有的花朵形顶部有头向外侧的背向双鸟头，镶小绿松石看似鸟的眼睛；再下一层形似翅膀，同样边饰金泡，中央镶宝石；再接下来就是一排5~7个镂空金泡和叶形，接着就是一排鱼形，镂空金泡或叶形依据黄金量可多层叠加。鱼是由模具打制的双层凸起金片，将双面焊接在一起，正反面相同，有些鱼形还刻画鳞片。汗索克是和田女性婚礼嫁妆及重要礼仪场合首选的黄金首饰，延续至今。

孔雀耳饰腹部以上使用打制好的薄金片，将其放于用纸币做成的模具上剪出头部形状，尾部羽毛由工匠手工制作，羽毛层次的多少根据客户的定制需求而定，据描述羽毛一层套一层，非常漂亮。鸟形耳饰造型为鸟形在上，旁边伸展出环形枝叶再与鸟身相连，鸟形也是模具打制，鸟腹外凸，具立体感，有双层或单层，可在枝叶中镶宝石。

上述黄金耳饰在维吾尔族传统耳饰中为和田独有，其他地区的黄金饰品中有蝴蝶、抽象的蛙形等动物造型，且甚为少见。而和田动物形状的耳饰造型明确，具较写实的外形，在千余年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下，是民间艺术中较突出的艺术现象，也体现出维吾尔族文化的特殊性。

一、古代新疆艺术中的相关动物造型

塞人在公元前174—160年间，被月氏人逐出其故地后南迁，其中一支进入塔里木南缘，即以后的和田塞人。“出现于今和田地区的第一批居民塞种，是和公元前第一千纪在天山南北、葱岭（帕米尔）以西直到顿河、多瑙河的整个塞种的历史活动联系在一起的。”［1］塞人在不同的语言和文献中被称为塞克（saka）、萨迦（saga）、斯基泰（scythians）等，塞人艺术的主要表现题材有虎、狮子、熊、马、鹿、野猪、山羊、鹰等动物，也有少量表现人物，研究者将其艺术形式称为“斯基泰艺术”或“草原动物艺术”“野兽风格”等。这种风格以动物形象为主要内容，局部结合植物纹样，表现动物相互争斗场景，极具动感。从考古资料看，塞人制作的金属工艺高超，大量使用黄金，装饰于服饰、生活用具和武器之上，在世界艺术史中独具风格。在新疆古代墓葬出土了大量装饰着动物纹的各类物品，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土地点有哈密、且末扎洪鲁克墓地、伊犁巩乃斯墓区、阿拉沟墓地、吐鲁番艾丁湖墓区、鄯善地区、木垒、和田山普拉、和田圆沙古城遗址、温宿县包孜东古墓等。属于古代和田的墓葬中还未出土动物造型首饰，黄金首饰也很少见，但是却出土了大量精美、技艺精湛的织物，其图案中就有很多动物形象，鸟和孔雀也是重要构成内容。尼雅遗址出土的女尸着锦袍，袍面为人物禽兽纹，共13种动物，其中就有孔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上织有孔雀纹；山普拉墓地出土有连体双鸟纹木雕，用整木雕刻；山普拉墓地另一织物上有类似鹰头人身骑马像，另一动物为鹿角鹰头，还有似山羊胡须，身体装饰卷草纹，尾部似鹿角或卷草纹饰。织物右上角类似飞鸟。另有鸟头龙身的图案化织物。此外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金银器中有鹰形皇冠，蒙古国属于突厥艺术的“毗伽可汗的宝藏”中也有一顶刻有鸟纹浮雕的金冠，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金人墓中男尸头戴尖帽，尖帽上装饰着鹿角和矛、树木和飞鸟形状的金饰件，身上所穿服饰也有各类金质动物造型配饰。

二、宗教观念中的鸟、孔雀和鱼

树木和鸟类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在绿洲环境下的居民自然会将他们纳入艺术表现的内容。维吾尔族在远古有动物、天体、植物等多种崇拜，古代萨满教也崇尚植物，认为它们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能够连接天界、地界和阴间的“天梯”，另有突厥和回鹘祖先是由树而生的记载，说明树对维吾尔人来说具有图腾意义。［2］在远古时代，大概因鸟类能够高空飞翔，被看作是可以通灵之物，或能将灵魂引向天堂之物，可以把人间与天、神等联系在一起。古代许多不同文化或地区都有过这种信仰，例如中国的《山海经》中人面鸟身的句芒，与太阳有关的朱雀，古埃及鸟形神奥西里斯，伊朗神话中的赫瓦雷纳神鸟等。《史集》中记述乌古斯可汗后代的24个氏族以鸟为图腾的就有20个，并禁止食用、捕杀，作为氏族标志和象征受到保护。［3］

在萨满教中鸟也被赋予通天贯地之能力，双头鸟更具神圣的地位，可能被认为是运载太阳月亮在天空运行的工具，该观念在世界各地萨满教中都有所体现。［4］这在古代新疆萨满教是普遍存在的信仰，甚至延续至近代，内化在风俗习惯之中。若如此，将和田汗索克耳饰顶部的背向双头鸟形和鸟形耳饰与萨满教信仰之间看作有某种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

唐代维吾尔之先祖“回鹘”即魏晋南北朝“高车”，高车又即商周之“狄”或“翟”，而“翟”就是一种鸟名，表明维吾尔族将族名用鸟命名，是图腾崇拜的表现。在维吾尔文化中禁忌捕杀各种鸟类，尤其忌讳杀害雏鸟，与鸟类和睦相处。维吾尔人崇敬布谷鸟（kakkuk），严禁捕杀、追赶。《突厥语大词典》里记述：“kakuk（布谷）它是一种鸟类，其骨用于念咒语，枝上停留，而在枯死的树枝上啼叫”。戴胜鸟（hopup）也被视为圣鸟，其鸟冠被用于巫术活动，还缝在小孩的帽子中辟邪，因此忌讳捕杀、食用，破坏其窝。［2］过去在和田，有手工缝制的儿童夹棉连体裤，胸前就绣鸟或花朵图案。

关于西域本土有否孔雀繁殖，有这样一些历史记录：《魏书·西域传》记录龟兹地方风土民俗，说到这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太平御览》《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中可以看到近似的记载。魏晋时西域“孔雀”进入中原的情形亦见诸史籍。如 《艺文类聚·魏文帝与朝臣诏》有如下文字：前于阗王山习所上孔雀尾万枚，文彩五色，以为金根车盖，遥望曜人眼。乾隆帝的《孔雀开屏》诗，其中透露了18世纪新疆地方进贡孔雀的信息，提供了l8世纪的新疆仍然生存这种禽鸟的重要信息。［5］以上史料中的信息可以看到古代西域已经有人工养殖经营的孔雀，同时从周边国家引进孔雀或羽毛，视其珍贵而做为贡品。

公元568年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Ze-markhos）到达西突厥可汗室点密（Istami）汗庭受到后者接见，见可汗坐在两轮金椅之上，另一日接见时可汗卧于金床，室内还置有肖像，另一室内饰金木柱，有一金床，由四个金孔雀支撑。［6］

印度境外佛教的传播始于孔雀王朝Maoryan（公元前268年前后），在贵霜时代开始进入和田及南部绿洲，约为公元初。和田不仅是新疆古代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还是曾经的东方佛教中心，佛教艺术也极度繁荣发达。佛教在新疆持续了千年之久，对人们的审美心理、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题材均产生较大影响，并渗入其后的伊斯兰艺术形式中。孔雀在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古代神话、文学或装饰艺术中占据特殊地位，佛教中孔雀是战神的坐骑，贵霜王朝的御玺和钱币上便镌有孔雀的画像，印度莫卧儿王朝国王贾汗季的孔雀宝座举世闻名，宝座是用许多贵重的宝石制作的两尊孔雀像，他还在后宫饲养孔雀。［7］蓝孔雀在1963年被印度定为国鸟，在当代印度首饰设计也大量采用孔雀形象作为主题元素。

龟兹壁画中鸟兽图案约有十几种之多，有孔雀、鸟、鱼、鸽子等。新疆克孜尔第77窟壁画《开屏孔雀》，画面右侧为开屏孔雀，周边有五只白色的鸟，该窟就绘有鱼、鸟等13种动物。［8］龟兹壁画中还有作为佛教护法角色的金翅鸟形象，出现于共计36个窟中。在某些洞窟中金翅鸟同时还具有鱼形特征，鱼鸟合体。［9］

对维吾尔族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除了佛教外就是伊斯兰教，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出现根本转型。伊斯兰教对于艺术的态度可见于《古兰经》和《圣训》，当中较少提到视觉艺术，但禁止描绘有生命的形象是较明确的，例如圣训中提到天使从不进入挂有画像的房子；若绘制有生命之像，真主会让你为画像注入生命，而唯有安拉才能够给万物以生命，画像者是绝对给它注入不了生命的。所以伊斯兰教对此前高度发达的佛教艺术传统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改变了艺术的创作惯例和形式。虽然有宗教禁忌，但是伊斯兰世界仍然有表现有生命形象的艺术作品。通过研究资料可以看到从12世纪起各个穆斯林地域内表现形象的图像增多，出现各种类型的绘画，14世纪起波斯绘画开始繁荣，并形成区域性画派，如莫卧儿画派等；至19世纪伊朗还有宫廷画家专给皇室画像，伊拉克和土耳其开始有美术学院。［10］中亚也能见到同样的艺术现象，10~11世纪在中亚铜器上流行装饰有翼斯芬克斯、人首鸟身兽、狩猎或登基典礼的场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一件10世纪的银壶腹部就有一只戴冠的鸟，银壶嘴部也像鸟嘴，属于10世纪阿姆河以北的一只银盘中间刻有人首鸟身像，周边饰圆形植物纹。［11］

三、维吾尔族民艺中的鸟和孔雀

动物崇拜的体现在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有较多体现，故事中人类与动物互变，相互帮助，还与动物联姻。鱼在维吾尔民间故事中具神奇力量，多以庇护者的形象出现，消除恶魔，帮助人类。此外还有马、鸽子、乌鸦等动物在故事中也被赋予神奇的能力。［12］

鸟被广泛用于维吾尔族刺绣当中，比如用于门帘和枕套刺绣，鸟必然和花朵植物一起出现，对鸟还有爱情的暗喻，这种内容的刺绣笔者在和田见到很多。鸟还出现在彩绘衣架上，木制衣架上世纪80年代还在使用，上部为木头镂刻花鸟造型，中间对鸟常见，衣架下面罩白色刺绣帘，以防止衣物落尘。孔雀造型也用于该衣架或木柜上部的装饰，在民间艺术中虽不是主流，但一直有一定实物存在。维吾尔人至上世纪90年代还在客厅角柜上放几只孔雀羽毛，前面摆放家庭成员的照片，再用各色透明纱巾搭在上面，对孔雀羽毛比较珍视。和田艾德莱斯绸也大量使用孔雀羽毛的抽象造型，近两年甚为流行。维吾尔族传统的黄金孔雀头冠也是孔雀羽毛开屏的状态，金匠们认为该头冠造型是受印度首饰影响，维吾尔族地毯中也曾使用类似凤凰的神鸟作为主要图案。

笔者所见夏天戴的于田男童帽，帽子用黑底花缎缝制，帽顶缝一小鸟，鸟用布缝制，内装棉花填充出饱满的鸟形，该帽现基本已无人佩戴或制作。维吾尔人在形容某人遇到一件美好或幸运的事情时会说：幸福之鸟降落到你头上了。和田山普拉就出土有同样造型和材质的鸟形，也是用织物填充出饱满的鸟。在古代波斯艺术中也有类似吉祥鸟之形象，同样意味着好运的到来。无独有偶，在阿尔赞二号王陵中贵族夫妇二人的衣服全部以黄金装饰，被称为 “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其中男主人头戴护耳圆帽，帽顶缝着一直黄金雄鹿，帽檐还有几只卧马，女主人高长的发簪上同样有一只雄鹿装饰。伊塞克金人墓中的男性头戴尖帽，上面装饰有鸟、飞马、老虎等动物，这两座墓中的帽饰和于田男童帽看似有很近的文化联系，童帽上的鸟目前虽不能证明与鸟形耳饰的直接联系，但文化的传承性和内在关联性非常明确。相同的例子还有吡加可汗墓出土的突厥可汗金冠正中为一只展翅鸟，镶嵌宝石，周边饰以花草纹样；阙特勤石雕头像也头戴鸟冠，于阗王的王冠也是鸟形冠，其宗教观念被认为与佛教毗沙门天王崇拜及祆教有关。［1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和田动物造型耳饰起源复杂，但可以肯定其造型源于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远古信仰，又与历史上多种宗教文化观念密切相关，这对和田动物造型首饰的逐步形成，演变为在工艺技术、造型特征等方面自成体系的和田女性黄金首饰是关键的内在因素。不论意识形态的何种转变，动物形象仍以固定模式留存于和田维吾尔族黄金耳饰，体现在维吾尔族的民间艺术和文化观念中。受到伊斯兰教关于艺术形象以及丧葬等思想观念的限制，目前虽未见有相近的出土实物，但通过各地区出土的古代或近代黄金饰品及其他物品，我们仍可窥见维吾尔族传统首饰的发展面貌。

［1］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J］．西北民族研究，1989（1）：172．

［2］ 安尼瓦尔.赛买提．禁忌与维吾尔文化传统［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253-254，245-246．

［3］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余大均，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2-147．

［4］刘政．双头鸟与萨满崇拜［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13）：70．

［5］ 王子今．龟兹 “孔雀”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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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M·毗耶沙．印度国鸟孔雀的艺术魅力［J］．胡光利译．世界文化，1991（2）：40．

［8］ 李吟屏．古代西域的自然崇拜［J］．西域研究，1997（1）：105．

［9］吴艳春．从生态文化学视角解读金翅鸟神话［J］．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2辑）［C］，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301．

［10］［英］弗朗西斯·鲁滨逊主编．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M］．安维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372．

［12］乌斯曼·斯马义．简论维吾尔族民间魔法故事中的自然崇拜［J］．民族文学研究，2007（4）：157．

［13］陈凌．突厥王冠考——兼论突厥祆教崇拜的有关问题［A］．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8辑）［C］．北京：中华书局，20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