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李琴 范丹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使得我国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而这部分群体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如果两极分化严重,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容易抑制农户的生产积极主动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带来治安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发展的短板,还会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且,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指出目前成渝地区仍然存在着城乡发展差距大的问题。因此,如何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是缓解这一系列问题的着力点。
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农民的收入较城镇居民的收入低,一部分是因为农村生产效率低,农民整体上收入低;另一部分原因是农村中存在大量贫困户和贫困县,尤其是处于深度贫困区域的农民,其收入远低于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正是由于这部分深度贫困区的存在,拉大了收入差距,所以最关键的是解决这部分人的收入问题。四川省和渝东南的连片特困地区的现状非常严峻。尤其是自然村一级,那里缺乏基本公共服务,极大地限制了贫困户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因此极大地阻碍了脱贫工作的开展[1]。四川是全国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最艰难的省份之一,有许多的连片贫困区,贫困人口多、面积大和程度深。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四川省和重庆市(以下简称川渝)的GDP总量为73601亿元,增速保持均在3.8%左右,在西南五省中占60%,表明川渝在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解决川渝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故川渝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得到重视。最后,成渝经济圈的设立也对川渝地区持续推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了要求,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之一,为了加快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地区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要让农村和城镇一起发展,严格把控城乡差距,其中重要的就是实现城乡的收入差距合理化。
近几年来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川渝在发展数字技术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如出台了《四川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和《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支持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的文件。以及一些实践工作的开展,如:用科技驱动银行业发展,着力打造数字科技普惠银行,建立高效的互联网开放平台发展普惠金融;四川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试点区——“数字北川”的建立,以及配套的评价体系;垫江普惠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打造。说明了川渝地区对普惠金融和数字化发展的重视程度。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川渝地区所实施的这些措施是否对本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并结合研究结果为川渝精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参考,以便能够更好的制定战略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推动成渝经济圈的发展。
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界定是能够为全社会的所有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的金融服务。也有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在兼顾公平的同时又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2]。普惠金融引入我国之后,其相关的内容便在我国取得较大的关注度,各方面的研究也趋于成熟。但是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异质性。我国发展普惠金融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居民的福利差异,但是存在地区差异[3]。并且,普惠金融在贫困减少方面存在一定的门槛特征[4]。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发展虽然对传统金融中介理论带来了挑战,但也是实践“普惠”金融政策的最佳途径[5]。同时,随着数字货币的出现,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交易成本以及服务的质量有所改善,可以有效缓解传统普惠金融中存在的某些问题[6]。在研究乌干达的居民使用移动货币服务时,学者发现基于手机的与金融相关的交易、运输和时间成本的降低,对家庭福利会产生积极影响[7]。在2016年的G20峰会的开展之后,“数字普惠金融”这一词为大家所熟知,随后为了测量其发展水平,郭峰等参考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过程,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不断更新[8]。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公平性的增长,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其发展[9]。即要使国家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做到东、中、西部和城乡的统筹发展,使得贫困的家庭也能够使用到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我国的数字金融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发展速度较快[10],而且明显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所以是有利于缩减收入差距的[11]。进一步的,数字普惠金融在使用深度、覆盖范围和数字化这三个维度同样能够显著的缩减城乡收入的差距[12]。并且,它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3]。但是也有学者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门槛效应”[14]。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会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探讨大多是基于全国数据,但是基于川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采用可视化分析二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并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川渝各地区的二者的具体关系展开研究。
2005年国际上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随后,我国也引入了这一概念。有相关研究显示,普惠金融在缓解我国农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些缺点,如:服务对象缺乏精准性、门槛和成本较高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出现,我国在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上正式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的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一方面,由于电子支付、网上银行和网上信贷的出现,农民不需要到营业网点办理业务,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享受到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服务提供者不需要花费人力、物力建设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大幅降低,提升了金融体系服务农村市场的能力。并且,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可以有效扩大其影响和使用范围。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在正式提出之前,随着支付宝的普及应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四川省、重庆市和全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四川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重庆市和全国相对较高,但是差距不大。
目前,我国经济以良好的态势在不断的发展,成渝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断增加。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推进,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从图2的城乡收入比来看,虽然城市与农村的相对收入差距在不断地降低;但是从城乡收入差距值来看,其差额在逐年的上升,尤其是在2019年,重庆市的绝对收入差距达到了22806元。因此,成渝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
图2 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统计年鉴
本文选择了2016年和2019年的成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泰尔指数进行可视化,圆点越大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颜色越深表示泰尔指数越大。从图中可以观察出:①泰尔指数越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小,二者可能存在负相关的关系。②在川西、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泰尔指数较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最显著。成都平原和渝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
图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源: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图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统计年鉴
数字普惠金融是利用其风险控制、成本降低和广泛的触达性功能来缓解传统金融服务存在的门槛效应、排斥效应和减贫效应,并以此为基础作用于城乡收入不平等。
1.降低门槛效应。“门槛效应”是指消费者想要获取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时,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则能够明显的降低这种门槛。因为金融机构可以基于互联网提供的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会缩减大量的人工费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大众群体所负担的成本就大幅减少了。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有机会并且有意愿使用金融组织提供的服务,如小额贷款和普惠保险等,缩小城乡居民在金融服务方面存在的“鸿沟”。
2.缓解排斥效应。金融排斥是指许多金融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盈利,很少在经济落后地区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的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故大量的农民没有在金融组织的考虑范围内。
数字技术的应用让金融组织的接触范围扩大,能够接触传统金融所不能覆盖的农村用户。首先是其参与成本低,比如移动支付使得农民在家就能够完成各项交易。其次是互联网可以通过“长尾效应”吸引更多的用户,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效益,降低成本。最后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完善农民用户的征信体系,有效的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使其愿意将一部分业务转到线上开展。
3.发挥减贫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涓滴效应”发挥其减贫效应,主要是指其发展可以通过数字赋权让众多低收入群体享受金融服务,并通过金融服务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间接影响主要是指本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能够促进资源在各地区的流动,会对城市周围的区域产生辐射效应,从而影响邻近城市的城乡收入。由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1.变量选取。参考众多学者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将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并进行对数化处理;选取城镇化率(Urban)、人均GDP(Pgdp)及其平方项(Pgdp2)、产业结构(Is)、经济开放程度(Open)、财政支出比重(Ufe)、财政支农比重(Rfe)、金融化程度(Fin)和交通(Tra)作为控制变量。
2.模型构建。本文构建的空间杜宾模型参考了吴雪峰和苏伟洲构建的模型[15],具体如下:
在上述模型当中,i、j表示川渝不同的地区,用t来表示不同的年份,w是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空间滞后项,u是个体效应,λ为时间效应,ε则作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是城乡收入差距指标(Theil),用泰尔指数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一个地区的数字化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X是一系列控制变量所构成矩阵。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数据来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它宏观的年度数据都来自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是2016~2020年。
1.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在测量两区域是否相邻时,以邻接矩阵的形式构造空间权重矩阵W。该矩阵为n阶矩阵,里面的元素为Wij。
2.空间相关性检验。选用成渝59个地区的经纬度,以其地理位置为基础构建空间权重矩阵W,随后计算2016年至2020年的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见表2。P值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川渝不同区域的泰尔指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莫兰指数为正、取值均在0.4以上,表示川渝地区临近城市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可以选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表2 全局Moran’I指数计算结果
3.模型稳健性检验。在考量具体使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时,选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利用LM、LR和Hausman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SDM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选定固定效应模型之后,进一步检测模型分别在空间效应、个体固定和双固定效应下的情况。根据回归结果显示,在时间固定的情况下,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因此,选用时间固定空间杜宾模型。由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0.0135,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泰尔指数会下降1.35%,说明川渝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系列措施是有效的,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的作用于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其空间变量同样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3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化率会对泰尔指数产生负向的影响,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会随之提升,而收入的提升在农村居民中体现较为明显,从而作用于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因为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从第一产业转入二、三产业,收入相较于农业生产会有所提升;财政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是正向的,是因为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使得财政支出偏向于二、三产业,因此不合理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会在收入层面扩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人均GDP和其平方项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形的特征。交通的回归结果也是显著的。
对时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为-0.0132,表明其指数提高1%,泰尔指数会降低1.32%,表示其发展可以直接的缩小本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本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相邻区域的泰尔指数会降低1.25%,表明本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协同效应,促进要素在各区域之间进行流动,进而对邻近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向的影响。从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来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作用相近,表明加强川渝的区域合作是必要且有效的,能够最大程度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挥其效用,缩小本区域及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立完善。并且在国内国外双循环的背景之下,加强区域合作是实现国内循环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城镇化率、交通因素和财政支出比重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
表4 时间固定效应分解
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成渝经济圈的建立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四川和重庆缩小城市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本文选取2016年到2020年四川和重庆的面板数据,选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四川省和重庆市在缩小城乡区域的收入差距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具体结论如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存在更加明显作用,城镇化和交通的完善也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可以有效的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空间溢出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相邻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作用效果大于直接效应。结合上述结论,可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完善成渝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渝东南和川西等地农村地区的通讯网络和信用体系等,可以与农商行等金融组织和机构或者是高校合作,完善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和开展前沿的技术研发,持续促进数字科技与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融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高农业信贷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助力小额信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是加强区域合作。由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的现象,因此可以加强成渝经济圈内城市与乡村的合作,提升协同创新能力,整合成渝地区的相关资源,协调统一发展,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水平。
三是政府可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利用转移支付等财政支出及相关政策给予凉山州及渝东南等地区以资源的倾斜,完善公路、铁路和高铁等交通设施,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普及相关的数字技术、普惠保险和小额信贷的相关知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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