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讲话》前的文艺政策与莫耶的文艺活动

马海娟,杨 亚,冉思尧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一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文艺的旧有格局，变革了中国文艺的生态环境，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文艺观念。中共审时度势及时提出的、积极的抗日政策深得民意，吸引了以丁玲为代表的一大批以民族救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莫耶便是其中之一。

莫耶，1918年2月6日生，福建安溪人，原名陈爰、陈淑媛，曾用笔名沙岛、白冰、椰子。家庭的变故，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对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提倡个性解放的理念，促使有主见、富有正义感的莫耶走上叛逆之路。

从1932年起，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莫耶阅读了大量国内外优秀进步书籍和报刊，思想趋于激进。自从1932年在《厦门日报》上发表处女作《我的故乡》后，莫耶就经常在《女子月刊》、《火星》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在诗歌《无声的期望》中，莫耶表达了对列强的仇恨、对政府的失望和国家民族富强的期盼。而这些满溢着反对列强思想的作品，也逐渐显露出莫耶的文学潜力与天分。1934年秋，莫耶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到达上海，任职一份充盈着进步思想的私人刊物《女子月刊》（一度任主编）。借助《女子月刊》搭建的平台，以及与左联人士蔡楚生等人的交往，莫耶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怀着对下层人民的悲悯情怀，深入工厂女工中间体验生活，写下大量宣传妇女解放的作品。到十八岁出版独幕剧集《晚饭之前》时，莫耶作为作家的文学才华已经充分展露。

抗战爆发后，思想激进的莫耶与进步青年一道积极抗日，她在家乡创办妇女抗日保国，带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辗转各地宣传抗日。之后，演剧队在周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克服特务盯梢、利诱等种种艰难，于1937年10月到达圣地延安。作为从国统区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忱欢迎和高度重视。莫耶和演剧队的成员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抗战宣传中，为延安的党政军民演出了《九一八》等剧目。自此，19岁的莫耶开始了自己的延安岁月，莫耶曾说，“延安的生活，是我们一生的转折点。”[1]

二

抗战爆发后，大量涌入的知识分子充实壮大了延安文学艺术的队伍，改变了延安文艺资源匮乏的局面。因为认识到知识分子“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P168)中共在1939年前后，颁布了一系列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希望党内一部分同志能重视文化人，纠正轻视、厌恶知识分子的落后心理，满足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物质上的要求；同时要求采取一切方法为这些文化人搭建各种平台，如鼓励文化人组织文化团体，倡导他们通过“出版刊物、举办展览会、开展戏曲公演和公开讲演等方式表达思想、发表作品”，[3](P208-210)从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抗战服务。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救亡图存的抗日激情，共同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很多作家迎来了自己创作的新的高峰。

来到延安后，莫耶和演剧队的成员很快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激发了莫耶的创作冲动，她创作并上演了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独幕剧《军号》；撰写并发表了报告文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军人》和《陕甘宁边区的女自卫军》。她取鲁迅小说《铸剑》中宝剑的名字“莫耶”为名，也印证了她激情磅礴的抗日热情。1938年春，莫耶转入“鲁艺”。鲁艺的学习生涯，提升了莫耶的文学素养，也坚定了她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她去掉个人色彩融入“集体”，坚定地走向了党的怀抱。在此期间，莫耶创作了歌词《抗战周年纪念颂》、《肉弹勇士》、《儿童进行曲》等，其中《延安颂》以澎湃的激情，表达了千万革命人民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与热爱的情怀。诗词经由郑律成谱曲后，广为传唱，经久不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1938年底，莫耶和鲁艺的一批师生在贺龙的感召下，随贺龙挺进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在火热的前线生活中，莫耶的剧作《丰收》、《到八路军里去》、《讨还血债》、《百团大战》等十多个剧作相继问世，创作的数量可观的报告文学、小说和诗歌等先后在《解放日报》、《抗战文艺》等刊物发表。莫耶因此被贺龙赞为“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沙汀也曾回忆说，莫耶是去敌后之后“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学。”[4](P246)莫耶还在前线当教员、做编剧，参与刊物《战斗文艺》的编印。莫耶自己谈到自己的这段前线经历时曾感慨道：“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例，使我们在战争生活中，深深体会到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鼓励我们更好地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更好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5]莫耶全身心投入到抗战的热潮中，由一个个体的“人”转变为一个集体的“兵”。为了更好地服务工农兵，这时期莫耶的创作也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低吟浅唱，多呈现出激情昂扬但形式简单的特点。

三

涌入延安的、以丁玲、王实味为代表的文化人，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而沉潜后，逐渐看到延安的种种不足和弊端，他们在反思之余，用文学艺术的形式，通过墙报、画展、刊物等平台，掀起一股“鲁迅式”暴露风潮。远在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文艺也很快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耶骨子里的“启蒙”基因使得她很快与暴露风潮产生了共振，她以自己的感同身受和对生活的体验，创作了小说《丽萍的烦恼》，刊发于《西北文艺》。

小说的主人公叫丽萍，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丽萍虽然也有自己的理想和心仪的对象，但为了享受生活的舒适和满足自己“嫁得好”的虚荣，却与老干部×长结合。巨大的思想文化落差与迥异的人生经历，使“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婚姻模式面临着诸多不和谐。“工农兵”丈夫虽对丽萍体贴甚至迁就，但他的简单、粗鲁、思想陈旧却使丽萍陷入无尽的烦恼，甚至发出了“离婚”的呐喊。

处理好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关系，是解放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虽然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解放区社会生态中不可否认地存在各种落后与缺陷，但对于抗战现实来说，工农兵的主体核心地位不可动摇。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莫耶的《丽萍的烦恼》等小说，将工农兵放置于批判和嘲讽的位置，虽然其希望揭出病苦、以改造灵魂、清洗污垢的愿望是良好的，且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暴露式”表达却或因被误读，或显得不合时宜而受到批判。

中共中央为了妥善引导“暴露派”对边区的批判，规训知识分子以适应抗战的需求，于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与毛泽东在《讲话》中确立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和“政治+艺术”的文艺标准相左，莫耶和她的《丽萍的烦恼》受到激烈的批判，有人认为《丽萍的烦恼》这篇小说歪曲了现实，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将其渲染为“一股阴风”；对作品在政治上、表现上都予以否定[6]。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直至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莫耶都因此而牵连，成了一个“运动员”。[7]

《丽萍的烦恼》受到激烈批判后，莫耶曾经在日记中做过同丁玲等一样的检讨和反思：“我想我们队伍中的缺点不是阴暗面，不应该用揭发的态度，应该用教育的态度来写，要把握住无产阶级立场，只要立场把握对，什么都可以写，愿我从这个时期起，提高自己，突破自己，更快地前进吧！”[8]（p137）此后，莫耶以《讲话》为标准，进行思想改造。完成思想改造后的莫耶，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稍后写成的另一篇婚恋题材的作品《风波》，小说讲述的也是战争时期由八路军赵补留和知识分子张兰英组成的一对夫妻之间的矛盾。小说的结尾不像《丽萍的烦恼》里丽萍与×长闹了离婚，而是提出了新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出身工农的丈夫和获得新知识的夫妻双方并未离婚，而是互相体谅、帮助、尊重，共同为抗日做出贡献，在抗日的大局下，个人礼仪服从了集体利益。此后，莫耶一直坚守这样的创作路向，直至人生的终点。

[1] 她从延安走来——纪念女作家莫耶文集[M].安溪县博物馆.福州：福建昌达文化传播中心，2001.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4] 莫耶.生活的波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5] 群众文化[J].兰州：甘肃，1979-035.

[6] 非垢.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N].抗战日报，1942.

[7] 甘惜分.悼莫耶[A].她从延安走来——纪念女作家莫耶文集[M].福州：福建昌达文化传播中心.

[8]苏天才.兵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