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杨蓉
(延安革命纪念馆,陕西延安716000)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基本方针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建设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边区政府和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建立起了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干部教育和民众教育在内的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其中,民众教育是这一时期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它主要指的是除干部教育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教育运动。与正规学校教育比较,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具有业余的、非正规的,同时又灵活多样的特征,尤其适宜于向社会大众进行普及文化和思想宣传。边区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边区的成年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和革命宣传,获得他们支持,充分发挥他们在抗战和边区建设中的作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最先踏入的是中国的东部地区。他们在所到之处进行疯狂的侵略,对中国的文化尤其是教育事业进行了野蛮的摧残破坏,使东部地区的许多高校和文化人西迁。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聚集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战的大后方——陕甘宁边区,为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文化教育基础薄弱,文盲的大量存在对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和边区建设,更好地执行党的政令、法令,巩固民主政权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策,规定了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创设各种干部学校,广泛开展民众教育,办理义务小学教育,发展中学教育。
根据上述政策指导,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分为: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民众教育和国民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三个层次,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是干部教育重于民众教育,民众教育重于国民教育。其中民众教育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教育运动,作为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摆在了国民教育之上,这是由于农村中的成人是当时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承担者,他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对战争和生产是非常必要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农民群众,可以说,没有广大农民的觉醒和积极参加,就无法取得抗战的胜利。所以只有用教育这个手段来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和民族意识,增强抗战知识和技能,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胜利。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从其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等各方面,都贯彻了教育服从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这一宗旨。并且在具体的进行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概括一句话就是“教育与实际相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应该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因此当时制订出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教育厅指出在民众教育中要重视政治教育,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加救国的实际行动。
在开展的各项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字教育相互联系。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就能够自行研究政治问题,政治水平提高,更利于政治教育的进行。在所能举办的各种识字教育的场所内,贴上醒目的口号标语,国难地图……布置成国难环境,触目惊心,激发救国热忱。并且展览关于启发民族情感、增进救亡军事常识的书报图画。
在创办的读报组、墙报和大众黑板报等形式的民众教育中,都加大了政治思想的宣传。使民众的政治觉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积极地参与到各种与敌人斗争的组织形式中,如“安塞县就成立了自卫军,并且每天进行训练,在子长的一期毕业班中,就有20余人参加部队工作。”[3](p125--126)随着教育思想的不断深入,边区的许多成青年男子自愿参军,妇女在接受教育之后,也愿意送自己的丈夫、儿子入伍参军,并且以此为荣。如此一来,就增加了部队的人数,真正实现了“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方针。
首先,教育照顾边区的生产。边区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据一般的估计,文盲达90%以上。这广大的文盲大众,生活上虽然比以前大大改善了,但是要他们脱离生产去学习,事实上还是不可能的。且限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农业工业的落后,使群众缺乏学习的时间和机会,能整年进学校读书的那是极少数。因此,边区政府以极大的力量来推行深入广泛的民众教育,利用群众生产之暇给以教育。因此根据边区民众的生产时间,边区政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随农忙时节灵活地采用了:整日制、半日制、早午制、冬学等。这在农村,特别是贫苦缺乏劳动力的农村,是普及教育的先决条件。其中半日班规定:“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来学习。早晨有时间就早晨来,上午有时间就上午来,下午有时间就下午来,傍晚有时间傍晚来,随来随教。”[1](p33)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教育“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
其次,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因为边区文盲较多,因此大多群众在生产中都没有什么知识。鉴于此,为了增加边区民众的生产常识,在宣讲课里,都增加了生产知识的内容、思想动员、生产计划以及选种、耕作方法、防除病虫害等科学知识。充实了教学的实际内容,使教育和群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更密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民众的教育,能使谈而不学以致用。“曲阳民众学校,讲生产知识,始终走在群众生产活动的前面。大生产运动开始时,以思想教育为主,讲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提高生产的方向等。随着生产运动的展开,教育中心便转到介绍生产经验、推广科学知识、改良生产技术等方面来。”[3](p227)这样一步跟一步,一步提高一步,在生产运动中起了及时的指导作用。许多教员,把书本上报纸上介绍的科学知识,当地农谚和本村实际例子结合起来讲,推广科学知识和反封建迷信培养科学知识并重,收效更大。总之,使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学习与实践相互联系统一,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学习热情。此外,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方式推行民众教育。
诸如此类灵活多样的形式,适应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把广大群众组织到民众教育中,使教育易于推行。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八年的抗战中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在1940年就已有5万以上的农民在不脱离生产的情况下受到教育。”[3](p227)民众教育在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移风易俗及促进边区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统战工作的方式之一,是边区民主和先进的重要标志。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不仅对人民群众理解抗战、理解陕甘宁边区政权、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扫除了边区大量的文盲,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由于在当时的教育内容和设施中适时加入了政治教育,并且灌输了抗战的必要知识,使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大大提高,在民族情感的激发下,民众的参军热情也大大提高。此外,还加入了抗战知能和军事救亡等知识的讲解,并且充分利用乡间固有的集会,如关帝庙村民大会等,灌输民族解放斗争的意识。使边区群众的抗战知能大大增加,反应和救亡能力也同时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经过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多年努力,抗战期间边区民众教育取得了巨大成绩,各项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首先边区民众教育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民众觉悟得到空前的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边区民众能够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获取边区广大群众的支持,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边区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严重束缚着边区的群众,影响着他们的生活。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教育政策开始实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边区的民众教育也随之展开。随着各种教育组织形式的成立,以及各种教育政策的施行,民众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在1937年开办了第一次冬学,“当年就有10337人参加,到1938年人数增加到12824人。1940年,共有21689人参加学习。”[4](p21--22)“仅绥德分区便有冬学学员13304名。”[2](p158)边区群众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文盲的数量大为减少。并且通过各种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等政治和政策的教育,使民众的抗战意识,民族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组织的存在和推广,不仅增强了他们的科学知识,也提高了群众战时的生产和生活能力,更使边区的群众有能力参加到救国的实际行动中。边区的民众教育对于唤醒边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对其它革命根据地,乃至国统区和沦陷区民族意识的唤醒方面均发挥了积极地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缺陷。边区的民众教育在初期推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过于偏重政治说教的弊端,并且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由于群众的逃课、代学等现象的出现,出现了许多强迫命令和干部徇私舞弊的现象,使民众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影响,边区的民众教育也一度陷入了沉闷之中。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国防意识被充分地唤醒。随着抗日真正局势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做出了适时的调整,改革了旧教育的方针,提出教育要为抗日战争服务、要走群众路、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贴近群众,民众教育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和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对抗战中民众教育中存在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的做法,使得中共领导下的民众教育具有了一种鲜明的改革意识,这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民众教育获得更大规模发展的原因之一。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气势和经验,也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也非常重视当时的教育经验。“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其中第一条规定: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经验。”[5](p69)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对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的重视,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影响。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成绩是主要的,实现了把文化植根于民众的目标,达到了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统一,揭开了边区民众破除封建迷信、崇尚科学以及投身抗战的新篇章。这些活泼多样的民众教育形式一方面适应了当时民众教育的客观实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发动民众、建设政权的有效途径。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其领导下的民众教育的目的和作用是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清楚的定位的。由于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边区教育都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形势的需要,才使得陕甘宁边区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唤醒民众,培养抗战决心和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恰是在这种教育的激励和动员下,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源源不断地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抗战出其所有,甚至是宝贵的生命。这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汇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是一次全民学习运动,在不同时期对全国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均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对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相当大程度上奠基了新中国初期普及教育的发展模式,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篇章。
[1]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2]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3]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4] 吴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建设与制度创新[D].西北大学,2006,5.
[5] 曹守亮.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及其对新中国教育的影响[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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