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白玉静
(《图书馆报》编辑部,北京 100037)
2020-2021年度,在党中央“精准扶贫”策略的指引下,中华大地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以“精准”策略进行的脱贫扶贫实践,给阅读推广领域也带来了关键性的启示。即如何以“精准”手段为抓手,将“阅读贫困”人口扶上马,让他们摆脱“阅读贫困”,更新阅读理念,从而走上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不一样的生活境界,这是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说到“精准”概念,人们不约而同会想起“精准扶贫”。对于“精准扶贫”这一概念百度百科的解释为:粗放扶贫的对称,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1]。从“精准扶贫”概念加以引申:阅读推广领域也需要“精准”意识,只有做到精准,才能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才能做到国民阅读率的大幅度提升,才能尽早实现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提升全民阅读的深度、广度与厚度。”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8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
那么全民阅读的内涵有哪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范并思曾在题为“科学的精神和职业理念导向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报告中对此进行过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公众宣传阅读,推动阅读行为的普及率,二是鼓励人们读“好书”,校正个体阅读偏好,三是提升个人的阅读意愿与阅读能力,四是建立健全公共阅读设施,保障公民阅读权利。
全民阅读推广的主体不仅有图书馆,还涉及到各类学校、书店、出版单位、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学术组织、民间团体等多部门、多领域。但是,在多元化阅读组织中,公共图书馆服务更具中立性、公益性、均等性、客观性,是倡导和推进全民阅读的最主要、最有力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之一。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是全民阅读推广的主阵地,引导阅读、推广阅读、服务阅读是公共图书馆的职责和使命。因此,广泛持久深入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助力书香社会、文化强国建设,是图书馆的根本使命,也是图书馆这一组织的价值所在。若失去这一价值,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公认度将大打折扣。所以,树立促进阅读理念,做好阅读推广服务,是图书馆凸显其社会阅读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要求[2]。
近年来,各地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4·23”世界读书日活动、经典图书推荐、名家讲坛、公益讲座、亲子阅读、读书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为读者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虽然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阅读推广活动,基本都是“粗放型的”,大部分是针对普遍读者的,没有特殊限制,影响面和受众面都比较小。
通常情况下,活动都会在前期招募参与者,经常采用的招募途径往往都是通过图书馆的自有宣传渠道,包括图书馆网站、图书馆公众号以及馆内海报等,所以知晓这些活动信息并进而报名参与这些阅读推广活动的人往往都是图书馆的读者。这些读者是对阅读有兴趣的人或者是比较喜欢阅读的人。那么那些从不关注图书馆、从来不去图书馆的人就成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无法抵达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盲区”,这个“盲区”中有爱阅读的人,也有不阅读的人;有博览群书的人、有阅读量勉强及格的人、有压根不读书的人;有沉迷于碎片化阅读的人、有专喜网络阅读的人、有只读报刊不读书的人……从阅读量来说,必然有“富裕”“小康”“一般”“贫困”等类别可以划分。而这些读书量“一般”“贫困”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要有针对性实施“阅读帮扶”的人群。但是,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是否考虑过“精准”,特别是对“阅读贫困”人口进行“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大多没有。
过去二十多年,图书馆事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但目前,在总结阅读推广的成效时往往“重量轻质”。图书馆普遍采用的还是有多少读者参与;图书馆到馆人次提升了多少;图书借阅册次增加了多少;甚或在一个地区的阅读调查中阅读率提升了多少。如果只是这么笼统地看,确实容易出成绩。但图书馆人应该意识到,这些成绩是“平均”出来的。一涉及“平均”,便不够“精准”。就好像针对一个贫困地区进行扶贫,最后取得的成绩是“该地区的生产总值提升了多少个百分点”,但这却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地区生产总值提升多少,也不能保证不再有贫困人口。因此,“平均”取得的成绩在“精准”的视角下是经不起推敲的。在阅读推广领域也是如此。
在社会学领域,则有“马太效应”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或者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然而细致的观察者会发现,不管强弱如何变化,其平均值可能不变甚至会有所提升。因此可以说,“精准扶贫”是个伟大的创举。视角不同也让结果产生了质的变化。
再回到阅读推广领域,图书馆业界是否也多少陷入了“平均”的窠臼?当统计数据说明某地区的国民阅读率同比上升时,有多大比例是“平均”得到的?背后有没有“马太效应”作祟?即喜欢读书的人阅读量增加,不喜欢读书甚至压根不读书的人还是老样子。可是“平均”下来,阅读率确实是可以提升几个百分点,但“阅读贫困”人口却并没怎么变化。这是图书馆界阅读推广活动开展至今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更加精准地进行阅读推广。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图书馆服务形成了很大冲击,具有聚集性、面对面服务特点的阅读推广受到的冲击更大。但是,阅读推广作为一种主流图书馆服务的趋势没有改变。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图书馆服务的新指标,进入国内外图书馆服务标准指南。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导、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的公共图书馆评估已经逐步将阅读推广这一服务纳入了评估体系,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是从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的省级图书馆评估标准来看,现有评估指标中有部分关于阅读推广的内容,但不能满足单独评价阅读推广工作的需求。还有就是评估指标还是停留在“数量”上,其中“年阅读推广活动次数”属于评估标准的必备条件[3]。
全民阅读的对象是所有人,但因为个体存在差异,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阅读能力参差不齐,不同人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因此,在图书馆具体的阅读推广措施和服务设计中,对读者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应注重读者的阅读诉求,细分读者类群,进行专门评估,评价各项阅读措施及服务的效果[4]。
目前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质量评价方面主要是将其作为每四年一次的评估定级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都忽视了对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阅读推广活动的了解,忽视了读者对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感受和服务结果认可的认识。从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来看,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现行的质量认证管理体系中,都还未形成专业的、系统的、面向广大读者的阅读推广活动质量评价机制[5]。
精准扶贫中“六个精准”的具体内容为: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工作,也就是说“精准扶贫”的施行程序中先要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即“贫困人口”,然后再一对一进行帮扶,那么对“阅读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扶贫,在实践上首先也要进行“阅读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
统计“阅读贫困”人口的标准,即如何精准识别阅读贫困人口,不像统计生活贫困人口那么简单。后者只需年收入在多少元以下即可被认定,而前者的标准不易确定。一年阅读几本书以下算“阅读贫困”人口,不能一概而论。何况书与书不同,某个读者一年只读了一本《红楼梦》,那他该年的阅读率以目前的统计方法看可谓很低:1本。另一读者全年读了20 本(青春文学类+玄幻类+励志类),阅读率则不可谓不高:20 本。但是我们不能说前者是“阅读贫困”人口——结论也许正相反。现在各地图书馆正在陆续开展年度的“读一本书”活动,即每年精读一本书。比如,南京图书馆自2010年起举办“和名著对话,与大师同行”为基调的阅读节,每年就读一部名著,同期举办一场主题论坛。由专家学者带领读者深入解读一部经典。重庆市北碚区图书馆也是每年开展“同读一本书”活动,已经开展多年,是北碚区全民阅读品牌,也是北碚区全民阅读的重头戏。因此,不难看出一年读一本《红楼梦》是正常且应该的。但是据了解,在阅读推广领域或者图书馆界,于阅读效能上大多是以数字说话,这就不可避免地脱离了“精准”,而是“粗放”。
那么如何识别“阅读贫困”人口?既然靠阅读率统计数字不行,靠阅读推广的“成绩单”也不行,那该如何识别需要重点帮扶的对象?
通过观察可知,识别生活贫困与阅读贫困在操作环节上不应类同。对生活贫困线可以设定年收入数值,这个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标准。但对阅读贫困线的设定纯靠数字就行不通,要针对所阅读的书目和其书的内涵价值来综合考虑。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很复杂,标准会众说不一,不易统一思想。所以,精准的“阅读贫困”扶贫脱贫在第一个环节就容易卡住。
生活贫困与阅读贫困的根本性不同在于,生活贫困的人多少都有收入,即便年收入在2000 元以下,也不会收入为零;而阅读贫困者的“收入”却可以为零且不在少数,即压根不读书,阅读率为零(指图书阅读率),每个人身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所以在实践中,精准识别“阅读贫困”人口时可以跳出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窠臼,考虑其实操性。不妨将“阅读贫困”人口定位为压根不读书(或图书阅读量趋近于零)的人。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1年4月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0 本,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5%,从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的评价来看,2020年,有2.4%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有9.9%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40.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有37.0%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2020年我国城镇成年居民对公共图书馆的知晓率为29.9%;使用过公共图书馆的比例为13.9%[6]。
从这一组数据不难看出,阅读纸质书很少或者比较少的人大有人在,仅以这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的37.0%来计算,此次调查所推及的我国人口是12.36亿,起码要有4.57亿人属于阅读的相对“贫困人口”。让这部分人爱上读书,对于提高整个国民的阅读率,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国民素质具有关键性作用。此外,在生活中,压根不读书,业余时间花在网上冲浪、刷抖音、看各种网上新闻、玩网络游戏的人也大有人在。对这部分人群进行精准的“阅读扶贫”,多少可以提到各级各类图书馆和阅读推广领域的议程上来。因为让一个压根不读书的人开始走入读书生活甚至养成读书的习惯,无疑是难的。这是一种质的改变,属“雪中送炭”,这样的阅读推广无疑含金量更高。
综上,在理论上确立需要有阅读“精准扶贫”的意识后,接下来走入实操阶段。本人在中国知网以“阅读推广”“精准帮扶”为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尚未找到相关的研究,可知此项目在国内图书馆界尚属于空白领域,实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从逻辑而言,大体可设想如下粗放模式,然后根据遇到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改进。
笔者研究此课题所涉核心问题其实是纸质书籍的阅读,实践环节也应以此为重点。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手机阅读不列入“阅读贫困”识别对象范畴,因宽泛的大阅读概念的“阅读贫困”,在当今信息社会恐怕是不存在的,所以本文中所提及的阅读都是基于纸本书的阅读。
图书馆工作人员和阅读推广人需要“走出去”下沉周边社区群众中间,发放阅读调查问卷。图书馆可以与社区合作,充分利用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的问题包括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阅读内容喜好、年阅读量、所得到的收获、阅读现状形成的原因、对阅读的看法等等。在做阅读调查时尽可能调动被调查者参与的积极性,可以给予适当的小礼品,比如图书馆的小文创产品,这样既能达到调查的目的又能很好地对图书馆的文创产品进行推广。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应该对调查结果严格保密,采取多种手段措施获取目标人群真实的阅读信息,这是实施“阅读扶贫”的基础。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解读分析,遴选不读书或读书率可忽略不计的人群进行精确锁定。进而,通过入户走访交流,提升目标人群对读书意义的了解,引起读书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理念共鸣,在此基础上生发阅读的意愿,并且有针对性地对这部分人群举办类似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中来,发现阅读的乐趣,提升阅读的意愿,进而养成阅读的习惯。
根据图书馆和阅读推广群体实际能力,对“阅读贫困户”采取一对一或一对X 的方式进行阅读能力提升帮扶。在这个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图书馆人和阅读推广人的能力水平,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源和社会的相关资源,为周边地区阅读贫困人口的尽快“脱贫”尽自己所能。
为了能够使“阅读帮扶”取得更好的效果,在精准的阅读帮扶开展一定时期后,要对帮扶的效果进行评估,从而对帮扶措施进行调整和改善。国际图联在2012年制定的《基于图书馆素养项目指南——实践建议》(Guidelines for Library-Based Literacy Programs—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中明确提出评估阅读推广成功与否的8个指标:参与人数、读者评估、区域受益、阅读资源可获取性、有效选择场地、参与活动便利性、活动主办组织构成、活动对个体长期效用[7]。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活动对个体的长期效用,如果能让不阅读的人爱上阅读,那么这个效用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
希望国内阅读推广人和图书馆界同仁能够提升阅读推广的“精准”意识,并付诸行动,为笼统化和平均化的当下阅读推广固有局面开拓出新方向。此外,在阅读推广成效和阅读调查报告撰写上,不应再以单纯的数字说话,要让鲜活的事例使人们对全民阅读的未来更有信心。在阅读推广的道路上要“精准帮扶”,让不喜欢阅读的人喜欢阅读,让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让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从而真正实现阅读推广的价值和目标。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