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马 毅 李 晶 张文亮
(1.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辽宁 大连 116037;2.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116025;3.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变革是永恒的主题,21世纪是变革的时代。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因特网已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这些发展和进步也使得用户利用图书馆的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编目工作也须顺应新的社会大环境。FRBR、FRAD、ISBD(统一版)、RDA及新的《国际编目原则》等都是基于新的数字环境和新的编目对象而编制的。它们的出现必将使编目环境发生质的变化,同时使编目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这些变革在给我国编目工作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我国编目工作实践历经了由分散到集中再到标准化著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国外编目规则的发展对我国编目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编目工作当前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我国的编目工作应与国际编目规则接轨,整合思路,学习其先进的经验,按照新的编目规则的要求做出变化。与世界编目规则同步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而研究这些新规则给国际编目环境带来的变化,研究编目领域的特点和趋势,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将丰富我国对国际编目领域最前沿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编目领域理论研究的深入,为统一编目规则提供参考意见;从实践层面上来看,也有利于我国的编目工作借鉴或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做法和规范,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
1908年,英美两国联合编制出版了《英美条例》(简称AA条例)[1],该条例分别以“英国版”和“北美版”两个版本出版,在“英国版”中仍然保留了英国的编目传统,在“北美版”中仍然保留了美国的编目习惯,致使两国的编目规则没有得到彻底的统一,但该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的著录条例,为编目工作国际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AA条例》的缺憾也不断暴露,于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单方面对《AA条例》进行了修订,于1933年出版了《英美条例新版》。194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又对之前的几个编目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出版了条理分明、逻辑清晰的《ALA 1949)》,拓宽了其应用范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有些规则间存在相互矛盾等不足,增加了使用上的困难。20世纪初开始,各国纷纷制定自己的在本国范围内使用的编目规则,由于不同国家编制的编目规则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形成的目录款目无法兼容和共享。为此IFLA于1961年主持召开编目原则会议,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解决编目规则的统一和书目数据的国际共享与交流问题。此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巴黎原则”,依据“巴黎原则”的精神,英、美、加三国共同编制了《英美编目条例》第一版(即AACR1),并于1967年出版,此后被许多国家采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编目条例。然而,英美两国的编目规则在传统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一分歧在AACR1中仍然存在,致使AACR1仍存在英、美两个版本[2]。1974年,颁布了ISBD,这是第一次由国际专家、学者共同商讨并正式推出的国际性的编目准则。ISBD由10个不同的分则组成,2007年,IFLA将1974年出版的ISBD的10个分则进行整合,推出了ISBD统一版。为适应网络化和文献著录标准化的需要,美国图书馆协会、加拿大图书馆协会及英国图书馆协会于 1978年出版了 AACR2,并于 1988、1998、2002年分别对其进行修订。由于世界范围内电子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文献爆炸式增长,新的文献类型不断涌现,为了适应新出现的文献类型的编目工作,IFLA不断推动编目规则的更新,1998年出台了FRBR,提出了新的概念模型和编目准则。2009年,IFLA推出了新的《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该声明于2015年进行了修订。2010年,IFLA又在对原有的AACR2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推出了RDA,RDA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文献编目工作都在采用的编目规则[3]。
我国的编目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历史原因不得不被搁置,直到1961年开始,我国编目工作开始和国际接轨,在编目的制定过程中不再是只依据本国的文献特点进行编目,发布的每一个编目规则都是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准则再结合本国特色制定的,因此适用性也越来越强。1961年,全国西文图书目录卡片联合组借鉴《ALA1949》,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出版了《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1979年,北京图书馆修订1958年出版的《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著录条例》更名为《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北京图书馆联合其他单位于1983年出版了《文献著录总则》;于1985年出版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并于2003年对其进行修订;1996年国家图书馆借鉴ISBD及AACR2(1988修订版),结合我国编目特点出版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并于2005年对其修订[4]。
SWOT分析法隶属于企业内部分析方法,即企业根据自身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机遇与外部环境威胁进行系统分析后探索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5]。其中S代表优势(strengths),W代表劣势(weaknesses),O代表机会(opportunities),T代表威胁(threats)。
2.1.1 编目规则指导性强
我国现有主要的编目形式有以图书馆为主体的联机联合编目,以数据服务商为主体的商业编目和以出版社为主体的在版编目几种形式,这几种形式各有特色。我国当前的几大联合编目中心包括:属于公共系统的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属于教育系统的CALIS联合编目中心、属于科研系统的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联机联合编目系统等[6],各编目中心为各自对应的系统提供相应的编目规则,由此颁布的编目规则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2.1.2 编目规则符合实际
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书籍的整理和编目工作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七略》编成于公元前6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在我国第一次确立了图书著录的项目和格式,并采用了“互见”“别裁”等著录法,许多做法对现在的文献编目工作仍然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全面向国际规则靠拢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继承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兼顾我国的具体国情。例如,古籍、金石拓片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这部分文献的研究方面我国最有发言权,所以对这部分文献的著录不可能全面照搬国际规则。因此我国在编制修订新的编目规则时,在与国际编目规则接轨的同时也充分地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语言习惯和编目传统,在保持国际性的前提下要兼顾民族性,在国际性和民族性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接合点,实现两个方面的和谐统一。目前我国图书馆及编目商使用的主要编目规则是《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编目规则》,采用的元数据多为CNMARC和CIP。数据管理方面,BIBFRAME在我国也有所应用,一些图书馆对本馆数据进行BIBFRAME化,ONIX在我国的应用也有实践,并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CNONIX。
2.2.1 编目理念滞后
编目理念上,我国应该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编目工作一直秉承“用户为中心”的理念,从“巴黎原则”到“法兰克福原则”再到“国际编目原则声明”无不体现这种理念,这种理念一直指导着西方编目规则的制定和修订[7];第二,从国际范围看,编目工作已从注重对文献形式特征的揭示转变为注重对文献知识内容的描述,从“文献组织”向“知识组织”转化,而我国目前的编目规则和编目程序还停留在对文献形式特征的描述上;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的编目工作更乐于接受新事物,采纳新标准,如RDA一经出台,立即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得到应用,而时至今日,我国还处在对RDA应用的讨论上,实践上的应用也处在试验阶段。
2.2.2 文献编目规则创新研究成果不足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自2005年修订完成后,就没有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虽然一直在紧跟国际新标准的发展脚步并积极进行学习,但是内容创新的研究成果极少,对于ISBD统一版和RDA的研究大部分偏重于对其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介绍、报道,缺乏与本土特色结合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对于ISBD统一版和RDA在我国编目规则中进行具体应用实践的构思还不成熟,尚缺乏完整的技术和平台支撑。
2.2.3 缺乏对文献编目规则的持续修订和完善
从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不小差距。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没有全国统一的常设机构的统筹规划。直到1979年底,我国才正式成立了“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开展文献著录的标准化研究,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化工作才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但仍然缺乏常设的机构和专职人员对编目标准和规则进行日常修订工作。备受世界编目界关注的国际新规则RDA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诞生得益于联合修订委员会对AACR2的使用不断征询意见,并依据使用单位的意见和各种环境的变化随时修订,这样可以及时发现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对其进行完善,以适应新环境下的编目要求。随着我国编目工作国际化的深入,我国的文献编目规则也在修订和完善,然而最新版的编目规则也有10余年未进行修订,编目规则对于新的信息环境的适应性还较差,有待重新修订。
2.3.1 基于ISBD编目规则的机遇
自从进入21世纪,随着环境的变化,国际编目领域制定了许多新的编目规则,同时这些新规则也对我国的编目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4年,《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第一个文本ISBD(M)(专著)的“第一标准版”在伦敦正式出版,ISBD一经出版即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书目机构及各种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2011年7月ISBD统一版(正式版)出版。ISBD2011统一版作为全世界编目领域的新标准,可以促进书目数据在语义网环境下的可移植性以及ISBD与其他内容标准之间的可互操作性[4]。
2.3.2 基于FRBR编目规则的机遇
20世纪末,文献信息资源的数量迅速增长,新的文献类型不断涌现,尤其是电子资源及数字资源不断出现,致使文献信息机构的编目工作面临新的变革。为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和技术环境,适应读者检索需求的新变化,国际图联又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研讨新的信息环境下对书目记录在功能方面的新要求。经过专门工作小组的不懈努力,1998年FRBR正式面世,其中提出了实体—属性—关系的新的概念模型,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编目方法,其层次化的编目模式、结构化的书目记录,对传统的编目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网络时代的编目工作打开了新思路,也为图书馆资源与外界资源的整合指明了方向[8]。
2.3.3 基于RDA编目规则的机遇
国际最新的编目规则RDA废除了以文献物理形态为依据的传统模式,希望可以摆脱文献物理形态对编目规则的制约,解决描述与检索依据之间的问题;RDA以FRBR和FRAD的概念模型为根本,FRBR和FRAD为RDA提供的全新的结构框架使得RDA与AACR2完全不同,它不再受限于资源载体类型。因此RDA既适用于对传统文献资源的著录,还适用于种类繁多的数字化资源[8]。从国际新的编目规则中我们能够看出,世界编目工作正表现出编目理念更新、编目对象由实体馆藏向虚拟馆藏转移、编目重心从揭示外部特征向揭示文献内部特征转变以及提升用户体验的发展趋势。
2.4.1 编目规则不统一
随着技术的革新和文献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传统产业链条(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上,对于编目数据的需求有了新的要求,从数据交流的角度来看,需要节约人力、物力等经济成本,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产业链中的书目数据标准的统一以及各个行业间的协调是我国编目体系面临的重要议题。目前,我国在出版商——书商——图书馆这一产业链上的编目工作还存在重复和冗余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编目规则尚不统一。这就会导致现有编目体系下的编目数据无法共享共用,每个体系下都在重复进行编目,而且在链条下信息交接过程中又无法使用,甚至由于著录内容的不一致而无法进行数据转换,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损失。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产业链条上的不同行业进行业务协调,构建跨行业编目工作体系,实现不同行业间的书目数据标准的统一、工作的协同至关重要。
2.4.2 行业间协助尚未统一
随着编目工作的成熟,多个机构间开始合作制定共同执行的编目规则,一些规则也开始在国际间通用,国际性编目规则也因此诞生。我国当前有三大联合编目中心,各自采用不同的编目规则,三大编目中心的并存不利于行业的协调与统一,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编目规则的混乱。新环境、新规则下我国编目工作正在向国际化、本土化、制度化和标准化方向变革,而当前的编目工作环境不利于我国编目工作的国际化。
RDA是由AACR2修订而来,AACR2是 RDA编制的基础。我国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修订的蓝本也是AACR2。既然AACR2已经修订发展为RDA,我国的《规则2》也必然要紧跟AACR2的发展脚步,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以使我国的文献编目规则能始终与国际规则同步发展,释放出鲜活的生命力。RDA采用了FRBR的概念模型,采用了全新的编目理念,设计了全新的结构框架,描述文献信息特征的规则也进行了全面的修订,较之于AACR2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其能适应新的信息环境的文献编目工作,发布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实施[8]。我国早已融入世界编目体系,是世界编目体系中的一员,只有根据国际编目规则不断修订自己的编目条例,才能保持与国际编目界同步发展。因此依据RDA修订《规则2》已势在必行,使修订后的规则能尽早地应用在我国的编目实践中。我国在修订《规则2》时应遵循下述原则:
第一,要与国际编目规则取得一致。我国在编制修订新的编目规则时,应充分借鉴国际上最新的编目规则,包括RDA、ISBD统一版、FRBR、FRAR、Bibframe等,取其精华,使我国的编目工作可以顺利实现与国际编目行业接轨,融入到世界编目体系中,保证我国书目数据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书目数据的共享和互换。
第二,保持民族特色。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书籍的整理和编目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因此我国在修订新的编目规则时,在保持国际性的前提下要兼顾民族性,使我国优良编目传统得以继承和弘扬。但应在国际性和民族性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接合点,实现两个方面的和谐统一。
第三,将读者的检索需求和习惯放在首位。数字时代,文献类型和载体形式越来越多,用户获取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现代的编目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用户的检索需求是图书馆编目工作的指挥棒,所以与编目工作有关的业务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第四,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规则2》的不足之一就是在修订时并未充分考虑到新的信息环境的要求,未能充分考虑到对已经出现的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新出现的数字化文献的描述和揭示略显不足。因此《规则2》在未来修订时一定要将新技术的应用考虑进去。
第五,与其他编目规则相兼容。RDA之所以在出版后即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可以与许多元数据相互兼容,如MARC21、DC元数据和MODS等都可以与RDA进行映射。这就使得图书馆已有的编目记录可以与用其他元数据所创建的编目记录相融合,从而减轻图书馆回溯编目的工作量。因此,我国在修订新的编目规则时,必须参考RDA的做法,使得用新规则编制的书目数据可以与其他数据相互兼容和互换。
我国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史是我国整个编目工作发展史的一个浓缩,它与我国编目工作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思考、尝试、探索、优化的过程,同时受到西方编目工作的影响也很大。本质上说,编目思想的融合与探索是一次中西文化的碰撞。语言上的差异是形成中、西文两套著录标准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书籍本身在国际上都具有同一性,又给融合带来了可能性。因此,一方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国内编目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我国实际积极探索通用的办法修订我国的编目规则。对我国编目思想、原则或规则的梳理与研究将为我国今后编目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献编目都依据MARC进行元数据的编辑。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MARC在数字资源的揭示与描述方面渐显劣势。近年来,有关MARC的存在与废除的问题也常被提及。关联数据、BIBFRAME、ONIX的出现似乎从某个角度能够解决MARC数据高度结构化的硬伤。但是,它们仅仅解决了某一方面的问题,却不能取代MARC编辑的简便性,以及操作的低门槛的特征。所以,新环境下亟待研制一种新型元数据对编目数据进行管理,既能操作简便又能融合MARC、关联数据、BIBFRAME、ONIX等的优点。
在统一的管理机制、互通的信息交流平台基础上实行跨行业编目共享是编目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关键在于图书产业链上书目数据标准的统一,而在我国这种统一是可行的。
在我国编目行业中,由于从事编目的机构众多,尤其是现在部分图书馆还将编目工作进行外包,因此书商、出版社等机构占据了编目工作的很大比例,这部分编目工作难以管理,因此,作为跨行业,跨领域的编目规范,必须有统一的管理机构,才能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地域限制等“信息鸿沟”的出现,进而减少信息资源的浪费,实现高效的编目效果。在建立统一编目规则基础上,不能忽视信息交流平台的规范。在我国跨行业编目共享主要受宏观的协调管理机制、规范的行业标准制定、跨行业编目信息共享平台、编目软件工具的整合、跨行业化的专业编目队伍的影响。建议通过引入ONIX和联合目录体系的嵌入构建我国跨行业编目体系。编目工作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图书馆领域的问题,而是在行业间需要进行协调[9]。书目数据的产生由出版社生成CIP,再由图书馆或书商生成MARC供使用。比如国家图书馆在2005年启动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全国联合编目项目,2013年CNONIX标准完成,湖南省新华书店成为全国首家标准试点的应用单位;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联机合作编目中心CALIS也积极与书商进行合作编目,将编目前置到出版社,形成了出版社——书商——图书馆三者跨行业的书目数据共享联盟,提高了各行业工作的效率。
在未来,个人与机构也可能成为书目数据的生产者。因此,不同行业间要保持编目标准的统一,就要依赖行业间的协作。关于行业间协作的参与方式、主客体责任、协作模式、影响因素等是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应该制定行业内统一的规范。在我国,区别于国际编目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域限制,这就要求编目信息交流必须有序高效进行,而我国在这个方面无论从完成方面还是监管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因此应该加强监管,采取合理措施,加强编目信息交流与共享。
近年来,国际编目界为了应对新环境和编目工作中的新问题,相关机构和国际组织都在对原有编目规则进行修订,或研制新的元数据标准进行书目数据的组织。国际编目规则的嬗变是编目思想、编目工作变革的风向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编目工作也要进行变革,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国际编目规则,制定出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文化特色的编目规则。这个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编目工作水平的提高,编目理念要及时更新,编目规则要尽早统一,编目软件要不断升级,编目人员的专业技能要不断提高,编目条例要修订的更加规范,唯有如此,才能加快我国编目工作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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