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钩玄》考辨

郭浩源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16）

《史记》自成书以来，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在诸多著作中，笔者对刊刻于明代的《史记钩玄》一书颇为关注。自明以降，《史记钩玄》不见著于各类目录著作，这也导致后代学者在《史记钩玄》的性质与编撰等问题上见解多有不同：或言此书为考据《史记》中史实而编；或称此书为《史记》的评注类著作。总之，《史记钩玄》的成书性质与编撰目的值得商榷。

1《史记钩玄》概况

在国内能够查阅到的《史记钩玄》现存数量为两部，陕西省图书馆、烟台图书馆各藏一部。其中，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版本为明代钱普编撰的四卷本，于万历六年刊刻。“匡高19.1厘米，宽13.5厘米。半页9行，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1]扉页还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刘荣黼印”“修史庐张圣奘藏书记”“张圣奘”“长剑倚天外”等印。烟台公共图书馆藏仅为一卷，即卷三，书长29厘米，每页3-9行，每行21字，版式为“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方另有刻工姓名。”[2]对比两个图书馆所藏《史记钩玄》的版式、行数、字数等信息可知两馆所藏《史记钩玄》应同是万历六年刊刻版本。另有《中国古籍总目》中记载：“《史记钩玄》四卷本，明钱普撰，明万历六年刻本，文研所。”[3]可知烟台图书馆藏版本应为残本，而陕西省图书馆藏本是全本。

关于《史记钩玄》的作者信息，《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已详载为钱普所撰，《中国古籍总目》也记载《史记钩玄》出自钱普之手，烟台图书馆藏本信息没有写明。但《〈史记〉研究资料与论文索引》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等书都认为《史记钩玄》为钱普所撰。加之钱普其人，不见于《明史》，在野史中也鲜有提及。可知钱普在当时名望不高，也就基本可以排除《史记钩玄》为托名钱普之作的可能性。由此可知，《史记钩玄》是明代钱普编撰并于万历六年刊刻的四卷本书籍。除此之外，无法根据上述信息知道这本书编撰了什么内容，因而无法确定《史记钩玄》的性质。所以只能借助其他学者的断语来窥知《史记钩玄》的性质了。

如果在检索系统中键入“《史记钩玄》”，可以查到5条与《史记钩玄》性质相关的信息。不过，这5条信息却互相抵牾。其中，曾小霞言：“明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史》《汉》考据专著，如柯维骐的《史记考要》、钱普的《史记钩玄》、杨慎的《丹铭诸录》、陈耀文的《正杨》等。”[4]显然，曾小霞视《史记钩玄》为考据《史记》史实而编的专书。学者王民信与徐兴海分别在目录著作中将《史记钩玄》列为有关《史记》的评注类专著。《中国古籍总目》与《烟台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分别将《史记钩玄》划分为传纪类、纪传类著作。可见，目前学界对《史记钩玄》的性质虽有判断，却不一致。基于此，笔者希望通过目观全书，从《史记钩玄》的内容入手，分析《史记钩玄》的性质，以期为学界提供参考。

2《史记钩玄》的性质考辨

学界普遍认为《史记钩玄》与《史记》关系密切，这为笔者提供了一些研究思路。通过对比，笔者发现《史记钩玄》的体例与《史记》相仿，其内容又和《史记》重合。此外，笔者认为《史记钩玄》在内容上有两大特点，足以证明当今部分学者对《史记钩玄》的观点实为谬论。

首先，《史记钩玄》的内容缺少编者的评点与批注。《史记》的评注类著作一般包含以下特征：形式层面，编者会在所编选原文的基础上加上特殊符号、颜色，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以相应的提醒、暗示；内容层面，编者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史记》所记载的事实、人物、体例以及凸显的文学手法等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史记钩玄》真如其他学者所言，是针对《史记》的评注类著作，那么其文本必然会呈现出两类特征：或是在形式上有特殊符号、特殊颜色的标注；或是在内容上有针对《史记》的评论。但《史记钩玄》却没有呈现如上两类特征，这让笔者认为《史记钩玄》不是针对《史记》的评注类著作。

其次，《史记钩玄》的编者既没有针对史实进行考据，也没有大篇幅地对选文内容进行解释。狭义的考据类著作一般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对史实讹误的考订；对缺漏史实的补充以及对伪史的考辨。而这些内容都是《史记钩玄》一书所缺少的，所以《史记钩玄》不能称得上是一部针对《史记》的考据类著作。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史学的考据类著作还应包括考订错字、训诂、解释字音等内容。如钱大昕先生就曾对《史记》中“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一句中的“畔”字读音作了考据。[5]事实上，《史记钩玄》也包含对错字的考订、字音的训诂与解释等内容。只不过《史记钩玄》中该类内容的数量很少，不足以支撑考据类著作这一概念。另外，虽然《史记钩玄》中对《史记》的字词进行了解释，但这些解释由于大多和其他《史记》注释著作中的内容一致，所以显得价值不高。例如，同是解释“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一句中的“狙”字，《史记钩玄》是这样解释：“狙伺而击之如狙之伺物也”；而《索隐》的解释是这样的：“按：应劭云‘狙，伺也。’□曰狙，伏伺也，音七豫反。谓狙之伺物，必伏□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可见，《史记钩玄》与《索隐》对文字的解释在内容上大致相同，并且《索隐》的注释更为出色：不仅对“狙”的含义、读音有所解释，而且对整句话的解释也是十分透彻。相较之下，《史记钩玄》的解释就显得画蛇添足了。而且《索隐》的成书时间早于《史记钩玄》，不能排除《史记钩玄》摘抄并改写《索隐》内容的可能性。因此，从广义的考据类著作的定义来讲，《史记钩玄》也不能算作是考据类著作。

至于《中国古籍总目》与《烟台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分别将《史记钩玄》划分为传纪类、纪传类著作的做法。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错误的。由于《史记》属于纪传体史书，所以与其名称相近，与其内容相联系的《史记钩玄》也就理所当然地划入了纪传著作一类。这种对《史记钩玄》性质的认识显然与《史记钩玄》原书实际不符，因此也属于错误的观点。

简单来说，从《史记钩玄》的内容着眼，《史记钩玄》很难算作是针对《史记》的评注类著作，亦不是考据《史记》史实而成的著作，我们也不能称其为《史记》的纪传类著作。那么《史记钩玄》一书的性质就需要重新商榷。通过目观全书，笔者认为，《史记钩玄》更像是一本对《史记》内容删繁节要而成的抄撮类著作。

就内容来说，《史记钩玄》大量摘抄节要《史记》原文。其摘抄内容分类有三：摘抄《史记》各篇最具深意的部分成书。同是记载廉颇与蔺相如之事，《史记》从廉颇与蔺相如结怨着笔，一直写到蔺相如大度容人，廉颇负荆请罪为止。而《史记钩玄》中的《廉颇》篇仅择选廉颇负荆请罪一段编为内容，对“负荆请罪”一事的来龙去脉全无介绍，似有引导读者思考、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之用。《史记钩玄》删繁节要，仅摘抄主人公生平关键事件录之。如在编选《高帝》篇时，钱普仅摘抄刘邦生平最关键的如鸿门宴、荣归故里等事件，而对这些事件发生的细节一概删去不录。《史记钩玄》中还有仅录“太史公曰”部分，不录内容的习惯。如在对《司马穰苴列传》进行摘抄时，钱普仅摘抄其内容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所以，《史记钩玄》因大量摘选《史记》原文而成书，应属于针对《史记》的抄撮类著作。

摘抄体例方面，《史记钩玄》也算得上是一部抄撮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抄撮类著作的发展历程时，记载：“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6]在这句话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视孔子为抄撮类著作的创始者。而我们知道孔子“删取百篇”的成果就是《诗经》一书，也知道《诗经》是按照“风雅颂”的体例编撰而成的，也知道《诗经》的编选和删节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所以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孔子所编选的《诗经》视为抄撮类著作之祖的观点延伸，可知抄撮类著作是为某种目的而作，而且这种目的会伴随着相应体例而出现。在同篇小序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记载了《史要》一书。其言曰：“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后汉书》中记载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6]从这段文字，可知卫飒编撰的《史要》是以“以类相从”的形式问世的，也就是说《史要》具有相应体例，足以证明史钞类著作的编撰是在相应体例的指导下完成的。纵观《史记钩玄》，钱普以《史记》原有体例全面而详尽地经纬选文编撰《史记钩玄》的做法，实在不像是一个官员阅读《史记》时的摘抄随笔，更像是有目的地编选原文并以相应体例结构成书的抄撮类著作。

从书名命名的惯例讲，《史记钩玄》仍属于抄撮类文献。“钩玄”二字最早出现于韩愈《进学解》一文，后被文章编撰者屡屡用为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载有《金匮钩玄》三卷，书名下的小序言：“是书词旨简明，不愧钩玄之目。”[6]可见“钩玄”之书应以词旨简明为编撰标准，而这一标准很难不在节录抄撮原文的基础上实现。又有《今古钩玄》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取提要钩玄之义，以名其书，然芜杂太甚，不称其名。”[6]可知《今古钩玄》不能算作“钩玄”类著作，其原因在于没能很好地对原文进行删繁简要，并按照相应体例结构内容。由此可知，“钩玄”之书是按照相应体例节录原文而成的著作。而《史记钩玄》节录《史记》原文，以《史记》体例编撰内容，因此也算得上抄撮类文献。

简言之，笔者通过目观全书，可以确定《史记钩玄》的性质既不是学界所认为的针对《史记》的评注类著作，也不是对《史记》的考据类著作，更不是一部传记类或纪传类著作，而是一部删繁节要《史记》内容编撰而成的抄撮类著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抄撮类著作一定是为迎合某种目的而编撰的，不过由于笔者所见《史记钩玄》之版本，前无序言，后无跋语，所以其编撰目的不能一目了然，必须分析《史记钩玄》的读者群体、社会状况才可得知。

3《史记钩玄》编撰目的考辨

由于《史记钩玄》是摘抄节要《史记》内容而成的著作，所以《史记钩玄》应属于抄撮类著作之属的史钞著作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明代史钞的编撰方法与目的时说：“博取约存，亦资循览。”[6]在这句话中，有“循览”二字值得关注。“循览”有传阅之意，即让更多读者观阅此书。我们知道阅读史钞类著作的都是一些有了解历史需要的读者，而“循览”二字又提示我们这一读者群体的规模应该很大。因为如果只是少数读者具有懂史需求的话，就根本没必要编撰史钞以供读者“循览”了。那么在明代，究竟是哪一些庞大的读者群体亟需读史呢？笔者在《明史·选举志》中找到明洪武三年，皇帝下令开设科举考试的文字，略录如下：

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7]

举业士子们为满足皇帝所要求的“博通古今、名实相称”的条件，一定会争相阅读史籍资料为考试作准备的。但受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与经济条件，举业士子们很难人手一本相当厚重的史籍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删繁节要史籍资料而成的史钞类著作当然成为举业士子们的不二选项。也就是说，明代的史钞类著作正是为这些举业士子们考试应举而准备的，是帮助其快速学习相关的史类知识通过考试的参考书。而《史记钩玄》又从属于史钞类著作，因此也可以说《史记钩玄》是一部为了迎合举业士子应试需求而编选的科举参考用书。

不过，仅以史籍中“博通古今”四字就判断《史记钩玄》是一部为了迎合举业士子应试需求而编选的科举参考用书，这个证据稍显不足。所以还需从当时的正史记载中找相关证据。

同样在《明史》中，笔者找到了明代史钞类著作就是科举参考用书的证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了万历十六年礼部的进言：“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7]从礼部的进言来看，明朝初期举业士子们应该是对《史记》《汉书》《左传》等史学著作的内容是相当熟稔的，以至于每每在科举应试文中引用。为规避这一科举乱象，皇帝下令刊布了能够为举业士子们在考试中所引用的“中式文字”。实际上，这类“文字”无人问津，市面上还是以“士子所好为趋”而刊刻发行书籍。这一史料的发现为我们的证明提供了一条线索。试想，从士子们对《史记》内容的熟稔程度来看，《史记》等史学著作当是其时最为流行，也最合士子胃口的书籍了。但正史著作的不足在于其庞大的规模一般很难为每位士子所拥有。所以明代的书商开始刊刻大量与《史记》《汉书》相关的史钞类著作以供士子学习备考时使用。因此，这些被书商刊刻、投士子所好的史钞类著作不得不说就是一种科举参考用书了。

从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似乎可以找到明人使用史钞类文献作为应举复习资料的明证。明代科举考试共分为3个阶段：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中试者可于次年参加会试，会试中试者可由天子亲策于廷，即殿试。其中，乡试与会试各分3场考试，考试内容也大致相同。关于考试内容，《明史·选举志二》记载：

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浩《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7]

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在永乐后增加了考察“经”“史”“时务”方面知识的策论题目。考试题目的改变，一定会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在复习过程中重视起来。科举考试中对史类知识有所考察，这一事实必然会引导举业士子们学习和积累史类知识。加之明代书商极具商业头脑，有以“士子所好为趋”刊刻复习资料向考生售卖的习惯。因此，足以证明史钞类著作在明代是极有可能作为科举参考用书而被刊刻、售卖与购买的。

另外，从目前学界关于明代书坊、书商的研究，可以看出史钞类文献一直是明代最受欢迎的科举参考用书。官文娟在论文《明代建阳书坊的科考用书》中，通过对明代建阳书坊所刻书籍进行量化分析，认为明代建阳书坊刻书总量达1128种，其中“经部167种，占总数的15%；史部书籍184种，占总数的16%；子部书籍478种，占总数的42%；集部书籍299种，占总数的27%。”“史部类的书中，以俗解、音释、批点、选萃、评林史籍的刻本为主。”[8]之后，作者还统计出史部书籍分类的各项数量，其中编年78种，史评31种，史抄14种。另外，官文娟还对建阳书坊所刻科举用书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认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是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8]。从上述数据来看，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举参考用书数量最多，其中以刊刻的经部、史部类著作数量为最盛。史部著作中又以史钞、编年、史评为主。刊刻数量之多，从一方面体现出市场需求之大，因而可以证明史钞类科举参考用书在明代是很受欢迎的。

在《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一文中，作者对明人袁黄编撰的科举用书逐一举例说明，其中《史汉定本》一书值得关注。该书“又作《新刻凡袁先生纂辑史汉定本》，四册，十八卷，每册又分别以元、亨、利、贞名之。该书是袁黄对《史记》和《汉书》中《高祖本纪》和部分西汉人物传记的纂抄，旁有袁黄以小字作的评注。具体编纂年代不详，有建阳书林余象斗刻本。”[9]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人袁黄所编的《史汉定本》不仅是一部针对《史记》《汉书》的抄撮类著作，更是一部明代科举考试参考用书。这实际上是明代史钞类著作为科举考试参考用书观点的最好证明。

总之，从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内容以及学界对书坊书商的相关研究等方面来看，笔者认为明代史钞类文献正是其时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而《史记钩玄》正属于史钞类，所以《史记钩玄》也应当是书商为迎合举业士子应举需要而编撰刊刻的参考用书。

4《史记钩玄》的价值简述

一部著作的价值在其时与之后是不一致的。在明代，《史记钩玄》的价值当然是实用的，是能够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历史知识，并顺利及第的工具。不过在科举制度早已湮没的今天，《史记钩玄》这类科举参考用书已经已失去了往日的实用价值，转而成为了我们今日得以探究明时科举考试观以及明人对《史记》的认识等问题的工具。

4.1 明代科举参考用书研究

20世纪以来，有关明代科举的研究逐渐升温，并时有成果问世。其中一些论著从科举制度本身对明代科举进行探究，大致涵盖了文举、武举、考试内容、考官设置以及取士原则等内容；有的研究还从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着眼，着重探讨明代八股文的源流、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等问题；还有研究从科举与时代思潮着眼，探讨科举与经学、理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学者慧眼独具，从明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即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其与科举之间的联系。遍览明代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可知，虽然目前科举学研究覆盖范围广，研究程度深，但还存在着某一领域研究不足的情况。如对明代科举参考用书的研究。这一领域，目前只有张献忠、徐珊珊两位学者对科举参考用书的内容及价值做过专门且深入的研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明代科举参考用书存世数量不足导致的。而作为科举参考用书之一的《史记钩玄》的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明代科举参考用书研究不充分的现状。

4.2 明代考试观念研究

目前有学者认为明代时文选本、《史记》评本是探知明代时风所尚，考官所好，即明代考试观念的重要窗口。明代时文选本和《史记》评本可以很直观地从选择的文章、对文章的评点等方面看出当时考试的观念、偏好等。实际上，《史记》的抄撮版本可能不能很直观地得知这些内容，但当时考试的观念、偏好等内容早已嵌入对《史记》原文的选择过程中了。通过对《史记》的抄撮类著作的梳理和归纳，由选文的内容与类别可以推知编者之标准，继而推知时风所尚、考官所好等内容。

4.3《史记》在明代的接受问题

张新科教授在《〈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以明代评点为例》一文中认为，研究明代的《史记》评点类著作是理解《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的重要途径。张教授认为，明代《史记》评点类著作以“评”与“点”的形式体现评点者之思想与观点，并试图让读者借此理解与接受《史记》的文学意蕴。实际上，《史记》的抄撮类著作也有如此价值。试想一下，《史记》的抄撮类著作是明代科举参考用书，首先对众多举业士子有启蒙之功，可以说《史记》的抄撮类著作是众多考生最早接触的《史记》选本之一。其次，《史记》的评点者们大多也是经历过科举考试的，那么他们在年少应举之时很难说没有用过《史记》的抄撮类著作。而这些评点者后来在评本中所持观点和意见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史记》抄撮类著作的编者的观点的影响所形成的。所以，《史记》的评点者完全可能是先读《史记》的抄撮类著作，继而启发其阅读《史记》原典，因此创作出优秀的《史记》评本。可以这样说，《史记》的抄撮类著作应在明代《史记》的接受过程中起到启发之功，其价值不容忽视。

概言之，由于《史记钩玄》鲜见于各类目录著作，所以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这也导致学界对本书的认识不足。通过分析《史记钩玄》内容，并梳理明代科举内容与明代科举用书情况，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记钩玄》是一部经书商刻印，辅助考生学习的涉及《史记》相关知识的抄撮类科举参考用书。这一结论为今后明代科举学、文学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及文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