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文献 赓续红色传统——以广西鹿寨县红色文献传承与活化实践为例

潘岳风

（桂林旅游学院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6）

2013年3月1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学好党史国史可以增强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防止不正思想的侵蚀，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保持党和国家的本色，于党于国于民都有重要意义。红色文献是党史国史的记录文本，是红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党史国史教育和文化传承上有着极大的价值。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有利于促进党史国史教育，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尤其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的意义更为凸显。

鹿寨县红色文献是记录鹿寨县党史和地方史的重要文本。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鹿寨县发生了有别于他处的革命活动，例如剿匪斗争等，因此在特定时期产生了较多富有特色的红色文献。研究、传承与活化鹿寨县红色文献，可以凸显地域特色，发挥红色文献蕴藏的价值。笔者以鹿寨县红色文献为研究案例，论述红色文献的特点、价值、传承与活化，由此及彼，探索如何更好地促进红色文献传承问题，以期为相关文化部门和研究部门提供资鉴。

1 鹿寨县及其红色文献概况

鹿寨县位于广西中部偏北，地形为半石山半丘陵形态，北部为著名的“四十八 ”喀斯特地区，壮族人口占全县人口一半以上。农业以多元化生产为主，不仅种植水稻，还盛产甘蔗、蔬菜、蜜橙、桑蚕等经济作物，畜牧和水产业也较发达。工业在柳州市管辖的六县中名列前茅，建立了汽车零部件制造、化工、建材、缫丝、制糖、热电联产、造纸、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现代工业体系。民国时期，鹿寨境域分属雒容、中渡和榴江三县。1951年，根据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和省人民政府命令，原雒容、中渡、榴江三县辖地和原修仁县第二区合并成立鹿寨县，隶属柳州专区（后改称柳州地区），遂成现在鹿寨县的行政区划基础。2002 年9 月29日，鹿寨县划归柳州市管辖。2020年，鹿寨县辖鹿寨镇、江口乡等6镇3乡。

鹿寨县红色文献主要收藏在鹿寨县档案馆、鹿寨县史志办公室、柳州市档案馆，部分收藏在来宾市档案馆（原柳州地区档案馆）、广西区档案馆。整理和研究红色文献的主要部门为鹿寨县史志办公室、鹿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鹿寨县档案馆、鹿寨县政协文史委等。其中鹿寨县史志办公室在2002年由县委党史办公室和县政府县志办公室合并而成。鹿寨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于19世纪80 年代，通过抢救发掘，采访了大量老同志，积累了众多的口述材料和历史文献。在此基础上，县委党史办公室进行了诸多专题研究和材料整理，编辑出版了《鹿寨县党史资料》《鹿寨县大事记》《鹿寨剿匪》《中国共产党鹿寨历史》等党史基本著作，是鹿寨县红色文献的主要保存和研究单位。

关于红色文献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2]”笔者并不采用这个说法，因为鹿寨县在1949 年12 月才实现全境解放，而且如果把红色文献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921 年 7 月至 1949 年 10 月，那么鹿寨县的红色文献将十分稀少，研究范围会变得十分狭小，缺乏素材和根据，研究将变得十分困难。再者，鹿寨县在建国后的一些事件，如剿匪、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恢复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仍带有革命性质，属于争取完全解放和人民幸福的红色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文献理所应当归入红色文献，这不仅能扩大文献搜集的范围，提高搜全率，还能为党史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资源，提高研究的文献保障率。因此笔者采用另一个定义：“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及壮大历史信息的一切载体。[3]”鹿寨县红色文献就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在鹿寨县从小到大、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的历史信息的一切载体，包括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鹿寨县党组织的历程，党员为百姓谋解放而无私奉献的光辉业迹，是鹿寨县的珍贵文献资料。

2 鹿寨县红色文献的特点

概览鹿寨县档案馆、史志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收藏，通过整理和分析红色文献，总结出鹿寨县红色文献有如下特点。

2.1 建国前红色文献数量较少

在整理和统计建国前红色文献时，从相关部门发现1921 年至1949 年10 月的红色文献数量极少，该时期的文件、报纸、图表、期刊、信件、标语等留存不多，缺乏一次文献和一手资料，大部分是建国后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口述和撰写的回忆录。之所以建国前文献数量不多，主要是三方面原因。

2.1.1 鹿寨县党组织成立时间较晚

1939年8月，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来到鹿寨，这是在鹿寨活动的第一个中共组织。该团体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内有党的秘密支部。但这个组织是外来党组织，并非扎根于本土的党组织，且在1940 年11 月底即离开鹿寨，留驻时间只有一年多，留下的文献很少。鹿寨本土建立的党组织是在1941年10月建立的榴江党小组，这是在本土产生的第一个中共组织[4]。该组织在鹿寨进行地下活动，了解社情民意，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为共产党在鹿寨落地生根做出了很大贡献。之后相继建立了四达党小组和十锦党小组。从1941年到1949年，仅8年时间，党组织又多以小组形式存在，规模小，人数少，在时间和组织上都无法保障大量文献的留存。

2.1.2 白色恐怖形势不利于保存文献

鹿寨党组织活动的时期，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运动，查禁进步书刊，逮捕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党员不得不销毁文件、书信、报刊等文献，以求避免被捕而泄露党的秘密。党的秘密工作条例也规定，看完部分文件，记住内容，便要阅后即焚。例如，1943 年5 月20日，榴江县当局以“抓赌”为名，搜查榴江党小组的驻地廖家村，党员李文达、陈伯西在收到消息后立即把文献处理掉，只留下《红楼梦》《三民主义》《总裁言论》等“无害”书籍，才躲过了当局的搜查[5]。白色恐怖和秘工条例规定，使得建国前文献留存较少。

2.1.3 缺乏文献保存意识

从用途上来说，文献只是传达信息的工具，用过即废，无须保存文献；从思想上来说，党员思考的最紧要问题是反抗国民党统治和抗日救亡，无暇保存文献；从人的阅读习惯来说，很少人会预料到当时平淡无奇的文字会对未来开展相关研究发挥重要作用，不会有意去保存文献。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党员未能形成文献保存意识，致使鹿寨县建国前的红色文献遗存较少。

2.2 剿匪文献丰富

广西山多，素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这种地形特征在鹿寨县的四十八 尤为显著。四十八 位于鹿寨县西北部，是大大小小 场的统称。所谓 ，就是石山间的平地。这里石山高耸，山势陡峭，荆棘丛生，岩洞遍布，幽深阴暗，湿滑难行，是土匪啸聚山林的好地方。由于易守难攻，加以1950 年朝鲜战争的复杂形势，建国初期四十八

地区匪患猖獗。与劫财的经济土匪不同，鹿寨县的土匪除劫财外还杀害党政干部，与国民党残部、特务相勾结，甚至组成类似军队的编制，人数最多时逾万人，具有政治土匪的性质。他们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公然对抗共产党，杀害农会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在 1949 年 12 月 至 1951 年 4 月的剿匪战争中，初期剿匪政策失于宽大，解放军兵力不足，土匪熟悉地形，时聚时散，剿匪十分被动；中后期集中优势兵力，严密包围，分割穿插，用村村驻兵、户户进人、洞洞搜查、山山有人、路路有哨的方式剿匪，对负隅顽抗的匪首进行坚决肃清，土匪渐被剿灭。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牺牲了150多名解放军战士，才基本剿灭鹿寨一带的土匪，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标志着广西剿匪最后的决定性胜利[4]。

因此，剿匪是鹿寨县的重大事件和特定历史现象，其重要程度不亚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正因为其在鹿寨县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鹿寨人民的重要意义，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剿匪的红色文献大多得到了保留。另外，1949年12月，鹿寨境域三县县委和政府成立，秩序开始恢复，形势和环境较之前好转，相关部门开始有意识地保存档案，也为剿匪文献的大量留存创造了条件。鹿寨县的剿匪文献数量较多，粗略统计逾200 篇，绝大多数为一次文献，且种类丰富，有县委和政府报告、情况通报、部队作战详报、兵力部署命令、剿匪政策、上级关于剿匪的指示和部署、剿匪部队出师誓词、战果统计表、报纸新闻报道、法院审判匪首判决材料、参与者回忆录等，详细记录了剿匪历史，全方位反映了剿匪战争，也为后世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料。

2.3 传承红色文献与时俱进

鹿寨县在重视文化建设的同时，在不同时期紧跟时代潮流，反映出通过主要媒体来传承红色文献的特征。

在上世纪70—90年代，报纸是最重要的媒体，是百姓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1980 年，鹿寨县委机关报《鹿寨报》创刊，鹿寨县成为全国少数办有报纸的县。《鹿寨报》时常刊登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战争等的回忆文章以及关于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章，很好地传承和利用了红色文献。

21世纪初，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鹿寨县抓住时代脉搏，于2006 年建立了鹿寨县的政府官网。鹿寨是广西较早建立政府官网的县。鹿寨政府官网上收录了不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战争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文献，还收录了追忆和纪念革命先烈和革命事迹的视频。利用互联网来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契合人民生活习惯，紧跟互联网发展潮流。

随着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崛起，鹿寨县又走在广西县份的前头，在2018年建立融媒体中心，开通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百家号、UC 大鱼号、新华社现场等新媒体，打通传统时尚，融合新旧媒体，以一种更时尚化、更泛在化的方式去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也使百姓更容易、更乐意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与感染。

正因为鹿寨县能抓住新科技发展的机遇，不断更新换代，运用新技术和新事物，创新传承手段和形式，鹿寨县的红色文献才得以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3 鹿寨县红色文献的价值

鹿寨县红色文献是记录了党和政府红色历程的载体，在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保留记忆、研究发掘和启迪后人等方面有着很高的价值。

3.1 提供线索，钩沉历史

由于年代久远或当事人已过世等原因，一些历史事件被隐藏在历史的角落里，鲜为人知。红色文献的发现和研究使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重见天日，唤起了历史记忆，丰富了历史资料，改变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看法。鹿寨县相关部门在整理研究红色文献时，发现一些新鲜的记载，虽然这些文字记载篇幅短小，只是只言片语，但却给研究人员指出了全新方向，提供了重要线索，给出了重大启示。研究者根据红色文献的线索追根溯源，以微知著，由点带面，发掘出湮灭已久的历史事件，取得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突破。

以鹿寨县史志办公室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起惨案为例。2006年，县史志办进行“鹿寨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在广西档案馆发现一份鹿寨县上报给广西省政府的《抗战时期广西各县文教人士忠贞及殉难事迹调查表》，上面记载道：“徐厚仁，男，中渡县人，……广西童军人员养成所毕业，曾充中渡县立国民中学童军教师。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日寇陷境，逃入中渡平山乡石桥村岩洞避难。嗣有日寇到达岩口，呼其出为‘顺民’，不应，日寇用火焚岩，因之殉难。”这条文献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到事发地鹿寨县平山镇芝山村石桥屯采访，当地人称确有此事，涉事处为当地的“凤凰岩”。当地知情人详细讲述事件经过，研究人员又采访了惨案的幸存者卢美玉，并两次进凤凰岩实地调查，一路艰难跋涉，走过幽深黑暗的岩洞，爬过只能容下一人的小洞，在案发地发现满地的森森白骨（见图1），其状惨不忍睹，终于证实了惨案的存在。至此，凤凰岩日军焚岩惨案水落石出。

图1 凤凰岩日军焚岩惨案的白骨

鹿寨县平山镇芝山村石桥屯是喀斯特山地貌，绝壁高耸、深洞众多。凤凰岩坡陡石滑，便于隐藏，因此包括徐厚仁在内的60～70 个村民避难于此。1944年11月底的一天，日军30多人向石桥屯背山 扫荡，打枪呼喊。村民受到惊吓，纷纷往洞里逃亡，被日军发现。日军围住洞口，叫村民当“顺民”，村民严词拒绝，宁死不当“顺民”。日军见招降不成，便要杀人。村民被迫往后洞和岔洞逃亡，日军于是放火烧洞，还惨无人道地烧辣椒来烟熏。烟火冒进洞里，许多人被烧死、熏死，有的在黑暗和慌乱中跌死。徐厚仁妻子用尿淋湿被子，捂住口鼻，才逃过一劫。另外，卢美玉一家3 人与另外1 人逃出岩洞，幸免于难。该惨案死亡50 多人，老者年逾古稀，小者尚在襁褓[6]。

这场惨案折射了鹿寨人民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抵死不从的铮铮铁骨，为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案例。同时还发掘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现有赖于红色文献提供线索、钩沉历史的重要价值。

3.2 纠正谬误，理清细节

鹿寨县在建国前的红色文献较少，尤其缺乏一次文献和一手资料，这给红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建国后，研究人员采访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战士，请他们口述当年经历，之后整理成文；对于一些有文字功底的老同志，则请他们撰写回忆录。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一手资料的缺憾。但老同志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甚至遗忘一些事实，因此口述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尤其是人名和地名不太准确。再者，人和人的记忆不会完全相同，各位老同志的口述和记忆并不一致，造成了混乱，亟需统一与核实。这些都暴露出口述与回忆缺乏严谨性和准确性的缺点。同样，一些根据口头语言形成的文件，虽有文献形式，但由于其本质是口头语言，带有随意性，也不够准确。这些问题给研究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也促使研究人员借助带有一手资料性质的红色文献去考证。这些红色文献距事件发生时间较近，记录原始而清晰，没有经过加工和渲染，具备信史的价值。研究人员便利用这些红色文献，拨开历史迷雾，考证时间地点、来龙去脉，理清纷繁复杂的头绪，与老同志的口述和回忆互证，核实历史细节，从而纠正了谬误，还原出准确的史实。

以鹿寨县史志办考证鹿寨县解放时间为例。一直以来，鹿寨县的解放时间来源于一份柳州地委的记录，是当时各县县委书记口头汇报的时间：“榴江：1949 年 11 月 27 日；雒容：1949 年 11 月 26日；中渡：1949 年 12 月 15 日。”这是向上级汇报的时间，又是口头的，且解放军经过的时间和地方政权到职的时间并非紧密衔接，因此存在不准确的可能。研究人员对其准确性存疑。于是去查询广西军区编辑出版的文献，从中寻找当年最先经过鹿寨的部队，又得到该部队的《参加解放广西战役经过一览表》，还与当年南下先头部队的首长取得联系，得到他当时的行军日记。几番考证下来，终于确定鹿寨境域三县的解放时间：榴江县1949 年12 月 2 日，雒容县 11 月 30 日，中渡 县 12 月 26日[7]。通过这一考证，红色文献体现出了纠正谬误、理清细节的价值，使长期不够准确的解放时间得到了的澄清。

3.3 永续红色，传承文化

红色是党和中华民族的主色调，它有着热烈、朝气、深沉、革命的寓意。红色也是热血的颜色，在革命年代，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救亡图存，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把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华大地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书写了红色历史。红色文献是传承红色文化和宣传红色文化思想的最佳文本资料。整理、发现和记录红色文献，可以使红色记忆永不失忆，永不褪色。

例如，根据当时中共广西省工委、农民翻身会保留下来的文件等文献，加上老同志的口述和回忆录，研究人员整理出了1949年轰轰烈烈的反“三征”运动（征兵、征粮、征税）情况。当时，桂系军阀为了对抗解放军，疯狂进行“三征”，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农民反对“三征”。党组织在四达一带发动农民成立翻身会，尔后星火燎原，翻身会扩大到19 个村庄，后来在十锦乡也组织起翻身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用拖欠、躲避、抵制的方法来反“三征”。反“三征”运动保护了农民，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一段重要的红色历史[4]。鹿寨县史志办将此事载入《中国共产党鹿寨历史》，保存了这段红色记忆，使红色文化承继延续，永不湮灭。

3.4 真实切近，资政育人

鹿寨县红色文献里记载着不少感人的革命先烈事迹和革命英雄做事。感人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打动人的感情，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且是因为它们特别真实，就发生在鹿寨人民的身边，并不遥远。这些人物及事迹带有强烈的真实感，更容易引起当地群众的共情。

例如，据红色文献记载，党员韦纯束（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为了隐藏身份，改名韦正国，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修仁县四达乡（今鹿寨县四排镇）工作，建立了四达党小组，后又到十锦乡（今属鹿寨县四排镇）工作。韦纯束工作的地方经济落后，条件艰苦，国民党基层政权牢固，百姓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工作很难进行，但韦纯束等党员不怕艰难，不管环境如何险恶，依然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努力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使党在当地落地生根。另一名党员俸新民（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广西玉林地区副专员）改名李明，在十锦乡和韦纯束组成十锦党小组，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先后7次改名换姓，可谓险象环生，波折重重[5]。尽管如此，他仍笃定信念，坚持革命，百折不挠，对党和革命事业怀有无限的忠诚。即使上级党组织没有明确指示，他仍主动工作，对革命没有丝毫懈怠。他们做的事都无关名利，反而要自掏腰包交党费，时刻提防国民党的迫害，提着脑袋过日子；还要隐姓埋名，编造履历，断绝和亲友的一切联系，孤身一人。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些无利可图又朝不保夕的事？因为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淬炼出了逆行而上的献身精神和非凡高超的远见卓识，甘愿忍受危险、艰难、孤独和不解，迎难而上，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到曙光，相信革命必定会成功。这种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给当地人民群众以高度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是资政育人的极好教材。

再如，根据红色文献《柳北剿匪第一仗》记载，1949 年12 月，解放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在鹿寨县中渡镇平山乡剿匪，经过4 小时的激战，取得了柳北剿匪第一仗的胜利，歼敌700 余人，但解放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60 多人，其中牺牲40 多人[8]。这些战士大多来自东北，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风华正茂，千里迢迢从中国的最北边来到最南边，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无亲无故，为素不相识的百姓作战。为了鹿寨人民的解放，他们英勇作战，舍生忘死，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他乡，为鹿寨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切近的、真实的故事，有别于乏味的、抽象的、遥远的、虚构的故事。它们有血肉、有温度、有力量、有根据，让鹿寨人民认识到英雄并非石碑上的图腾雕塑，历史并非书本上的枯燥说教，先烈并非电视上的艺术演绎，而是存在于身边的真人真事，由此受到教育，明白今日的和平与幸福来之不易，对党史国史有了新的认知。

4 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的方式

时代在变迁，人们的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也在变化。如果固守旧模式，必定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红色文献的传承需要突破旧模式，改变单一的收藏和研究功能，活化利用，丰富传承和传播手段，使红色文献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红色遗产。

4.1 建立鹿寨县红色文化陈列馆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展示红色文献，传承红色文化，鹿寨县正在建立红色文化陈列馆，地址就选在剿匪战斗最激烈的中渡镇。红色文化陈列馆是目前鹿寨县规模最大、展示最系统、效果最直观的活化方式，不仅展示珍贵的红色文献，如文件、通告、报告、批示、书信、报纸、统计表、照片、英雄事迹报告、战斗示意图、行军路线图等，是展出红色文献最多的一次，还展出各种珍贵的历史文物，反映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党员坚强不屈的精神。此外，红色文化陈列馆还设有动态展示和数字化展示，以生动的视频动画来展示红色文化，用新颖而富有科技感的手段来活化红色文献。红色文化陈列馆契合当下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趋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挥文化功能的同时开发旅游功能，增强了活化红色文献与红色文化的效应。

4.2 编撰党史、革命史书籍

鹿寨县史志办公室、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县地方编纂委员会根据掌握的红色文献，编撰了《中国共产党鹿寨历史》《鹿寨剿匪》《鹿寨县革命老区发展史》《鹿寨县志》等书。这些图书系统地整理、编排了红色文献，用平实的文字、流畅的语言、翔实的史料和精心的考证，记述了鹿寨县在革命时期与和平时期的变迁，很好地利用与活化了红色文献。《鹿寨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是其中的最新之作，编撰者翻阅大量红色文献，精心选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生动的语言和认真的态度去撰写书稿；完成初稿后数次修改，精心编校，终于付梓。由于本书质量较高，被广西人民出版社选送参加全国老区发展史编纂交流会；鹿寨县其他部门纷纷索要本书，并给予好评。

4.3 运用新媒体，扩展新受众

随着传播方式的发展，新媒体成为受众最广泛的媒体，移动阅读和碎片化阅读成为主要阅读方式。年轻人不再喜欢看电视、玩电脑，而是喜欢拿着手机刷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年轻的90后、00后是红色文献的重要的受众，要让他们接受红色文献和红色文化，就要运用好新媒体。鹿寨县充分运用新媒体去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在不影响红色文献内核的前提下，用接地气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去贴近受众，让红色文献更易被受众接受。如短视频《一碑引领 一镇振兴》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视频以鹿寨县中渡镇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为拍摄背景（见图2），用深情的语言和激昂的配乐，动情讲述解放军剿匪的历史，再配上考究的摄影、精巧的剪辑和丰富的影视资料，增大了视频的信息量，使得视频的感染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虽然全片只有4 分多钟，但短小精悍，浓缩精华，完成度很高，又符合年轻人喜欢看短视频的习惯，堪称用新媒体活化红色文献的成功案例[9]。

图2 鹿寨县中渡镇革命烈士纪念碑

4.4 进行党史国史教育

鹿寨县党史研究人员可以在干部教育和新进公务员培训中，讲述红色文献中的红色故事。正如上文所说，红色文献具有真实切近、资政育人的价值，在听了红色故事后，干部和公务员们受到感染和教育，思想得到了升华，心灵得到了净化。此外，研究人员还可将部分红色文献的内容编入乡土教材及学校板报中，用以进行党史国史教育，使学生牢记党史国史，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小烙刻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

5 结语

整理文献需要丰富的文史知识、深厚的校勘功底和细致的考证功夫，不仅烦琐，而且工作量大、技术含量高，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不仅需要专业的文史素养和持久的耐力恒心，而且要有锐意创新的意识和善用新技术的能力，从而为红色文献的传承赋予新意，令人耳目一新，在时代的洪流中永葆生命力。尽管工程浩大，殊为不易，但做好传承和活化红色文献的工作，就能保持红色本色，为党史国史与思政教育提供优良的资源，使红色文化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