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孙新梅
(河南省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52)
孙新梅 女,1979年生。博士,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钦定康济录》作为一部重要的荒政史籍,其内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社会的安危,符合“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1]这一标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把《钦定康济录》归入“政书邦计类”之属是很有道理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在谈及《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时曾指出3种表述形式,其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2]。汇编类荒政史籍与此类形式的编撰方法基本一致。《钦定康济录》作为汇编类荒政史籍的代表,就是将相关材料分门别类,以时代的先后为序,将历代与减灾救荒问题相关的史实、政令措施和救荒之议汇为一编。
虽宋董煨《救荒活民书》最早采用汇编的编撰形式,但是在辑录前代救荒史实和政令时,仅仅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虽然从时间的纵向来看给人以清晰的时空感,但其间的类别划分不是很明确,有杂糅之感。这种形式发展到明代有了一定的进步,出现了以《荒政汇编》为代表的荒政史籍。《钦定康济录》在前代荒政史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不论编撰的形式还是内容都优于前代。《钦定康济录》在编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且为后代之荒政史籍的编撰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模式。
《钦定康济录》共4卷,卷一“前代救援之典”、卷二“先事之政”、卷三“临事之政”、卷四“事后之政”,另设有4个附录。“前代救援之典”按时间顺序罗列前代救荒中的史料。“先事之政”分列了6条备荒措施;“临事之政”则分列了 20条救荒的措施;“事后之政”分列了6条救荒的善后之政,4个附录分别为“摘要备观”、“捕蝗必览”、“赈粥须知”、“社仓条约”。在《钦定康济录》之前,这种将相关的材料分门别类,并以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荒政书籍也可见到。比如:明代何淳之《荒政汇编》,该书“仿《周礼》十二荒政,附以历朝蠲恤恩例并诸钜卿权宜故实,分门析类,棋布星列”[3],分上下卷,其将历代荒政分 16条。二书相比较,都具有收罗广博,类目清晰,便于考察荒政措施发展脉络的优点。《钦定康济录》在吸收以上优点的基础上,既不模仿《周礼》,也不因袭《荒政汇编》,完全认识到了救荒的事先预防、临事赈恤、灾后安抚等逻辑上的次序。因此,该书以救荒之要来分门别类,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陈述相关的救荒措施。第二至四卷,从救荒的过程出发,分门别类地把救荒分为灾荒发生前的备荒措施、灾荒发生时的救荒措施、灾荒发生后的善后措施3个阶段,每个阶段下又分小的子目进行论述,凡历代之救荒措施全部包罗。从它们所分子目的数量上来说,《荒政汇编》计 16,《康济录》计 32,后者倍之前者。如表1。
表1 《荒政汇编》与《钦定康济录》的子目比较
由表1可以看出,《钦定康济录》一书不但分目更细,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增加了农桑、保甲、禁遏籴、不抑价、兴工作等以及6条灾后的善后措施。
《荒政汇编》仅仅是把许多救荒措施简单地罗列,各项措施之间既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也缺乏一定的目的性。而《钦定康济录》则是按照先事、临事、事后把子目归类,卷二“先事之政”的6个子目不仅有预备时之措施,而且用简明的词语表达了这些措施的目的。其所反映的正是灾荒发生前统治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救民于未饥”之时,做到预备不虞,达到“用物约而所及广”的目的[4]。卷三“临事之政”的 20个子目所反映的正是救荒过程中由轻到重、由急到缓所应采取的各种措施,是减灾救荒的核心内容。卷四“事后之政”的6条善后措施,“事将告竣,尤贵斡旋,略有未安,终亏抚恤”[4],充分体现该书认识到善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且各个子目之间存在很强的逻辑性,如卷二“先事之政”下设立的6个小子目,发展“农桑”需要兴修“水利”来保障,前两者的发达可以为建立“社仓”提供前提,“社仓”的实施需要实行“保甲”制度来保障,“奏截留”和“稽常平”是“社仓”的补充。“临事之政”和“事后之政”下的子目也同样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它的每条子目又带有目的性,如“急祈祷”是为了挽回天意,“先审户”是为了防止冒恩,“敦风俗”是为了享太平等等,所有的子目都是这样。如此安排和组织材料,也表明了该书对减灾救荒问题的深刻看法。所以说,《钦定康济录》的这种编排方式为首创,为后代的荒政史籍提供了借鉴。
所谓史书中的评语,即作者于文中发表的见解和看法,以表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立场,彰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是作者思想和感情的集中展示,其性质类似于正史中的论赞。唐代刘知几说:“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5]。”此说进一步肯定了论赞的作用。王锦贵先生也认为论赞“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史书的灵魂”[6]。这都表明论赞的重要作用。在荒政史籍中,评语也是相当普遍地存在,成为荒政史籍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定康济录》中的评语主要以“谨案”的形式出现,展现作者的救荒观点和思想倾向。每卷前面有解题,论证施行之必要;每条史事下附以按语,陈述作者书中的观点,指摘执行中的利弊;每个子目后有评语,说明措施的实质,阐述正确的实施方法。
就是在每卷的前面以题解的方式,说明本卷的内容主旨,阐明所论内容在实际施行中的切要之点,进一步明确该书所要论述的对象和立意。以“先事之政”卷前题解为例。题解中首先确定了“太平”的内涵,虽然上古五代“时际丰熙”,但统治者仍能“勤劳天下,宵旰勿遑”,使国家虽然偶遇饥荒,但“国无歉乏”,这都是因为统治者能做到预备不虞的缘故。但随着人口的增多,人均的土地占有量就不断减少,使百姓一遇天灾,便生活遽迫,处于饥饿的边缘,如果统治者“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微”,表达了事先救济之思想,但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没能做好先事之政,导致“设施无序,缓急无伦”,无法救百姓于水深火热,因此作者要“集历代探本之治,条为先事六则,敬备庙廊采择之端”。且劝导统治者要“遵乎古而仍不泥乎古”,要善于变通,做到因时制宜,因事而定。这篇题解阐述了“先事之政”的重要,表达了作者的荒政思想。
《钦定康济录》在辑录每条相关材料时,都在其后附以“谨案”的方式来发表议论,因其所引起议论的内容不同,这些“谨案”所评论和解说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阐明该书的荒政思想。该书主要以积极性的见解来启示后人,倡导积极的救荒观,如“司牧者留心于闲暇之时,则临事自有定见”[4],“其所以无荒民者,必上之人有以豫备故也”[4]等,这些见解都表明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级统治者的关于救荒问题的进言。
第二,注明所引史料中关键词语的音义。如卷二引“夏禹悬器以招言者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告事者,铎;讼狱者,鞀”,后注:“鞀,音陶,有柄摇鼓[4]。”又引用《汉书·文帝纪》中“除诽谤妖言法诏”,书中分别在“有进善之旌”下注曰:“如有进善者立于旌下言之。”在“诽谤之木”下注曰:“虑政有缺失,便事者书之于木[4]。”这些注释方便了读者领会所引用的史料。
第三,对古人荒政的赞扬和批判。传统史学历来把褒贬人伦、是君子非小人作为神圣的任务之一。《钦定康济录》作为专门的荒政史籍,其颁布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有裨于实用”,达到以史资治、垂训来者的目的。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明君贤臣,对他们曾经在实际生活中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积极的肯定,如周武王立重泉之戌,“严令积谷,圣王权变之道也,即预备不虞之典也”[4];以及“周之成康,汉之文景,皆以贤君称也”[4];唐德宗时,诸州大水,陆贽请赈,曰:“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书中评曰:“陆贽精白一心,忠诚爱国。故称千古名臣之最[4]。”书中亦对那些无视百姓利益之错误观念和方法给予纠正和批判,比如《临事之政·借国帑以广籴粜》“春秋臧文仲借国帑条”,书中评曰:“官之籴粜,春秋时贤大夫已行之矣。何以后之为臣者,竟不恤民之困于高价,籴于熟所,粜于荒境哉?分厘之惠及小民,赞诵之声盈道路。易者不为,难者可知,虽曰爱民,其谁我知[4]!”书中指出古人尚知广籴粜,而后之司牧者却不为民想,使民于救荒之年困于无食。《临事之政·禁遏籴以除不义》中列出“隋齐州刺史卢贲,坐民饥闭籴,除名”这条史料,书中指责说:“沽名而不恤民者,非良有司也。欲以闭籴为爱民,殊不知邻邦均赤子也。”故隋高祖之论卢贲,“略前勋而儆害民之吏,诚快举哉[4]!”卢贲由于闭籴,而被隋高祖除名。
第四,揭露相关措施在实际救荒中存在的弊端。如指出以往“荒政之弊,费多而无益,以救迟故也”[4],因灾蠲免租赋,固属“惠民之政”,“然亦贵及时。否则追呼早迫,杼轴已空。恩诏来自九重,而国课已纳于白室,此际上有隆恩,下无实惠,中间吏胥,有私饱其囊橐而已。”以及《先事之政·讲水利以备旱涝》中列出宋宝元康定间,有人献议取吴越滉柱之事。书中批评说:“奈何去其分涛之砥柱,任其冲激之狂澜?”而导致“呜呼!沿江沿海,风浪滔天,塘或倾欹,绝无拦绊,大则涨吞城邑,小则绕郭居民悉遭漂没,水即易退,而人难复活矣”[4]的可悲结局。
第五,引用往圣时贤关于荒政的观点。《钦定康济录》除作者的救荒议论外,也引用了前人的一些救荒观点作为“谨案”出现,如引用宋董煨曰、明陈龙正曰、明邱浚曰、清陈芳生云、昔人云等;以及一些书中的话语作为评语,如《诗》云、《语》云、《宋史》断曰、旧评曰等。还有将一些前代荒政史籍作者的精辟评语作为史料继续援引的,如从政郎董煨曰、明佥事林希元疏云、屠隆《荒政考》有云等。引用往圣时贤关于荒政的论点作为“谨案”,进一步增强评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钦定康济录》在每个子目的后面都附以总论,对每个子目的内容进行定性,重申相关论点,总结和升华书中的观点。以《临事之政·开粥厂以活垂危》为例,该书在辑录相关史料后,于此子目之后作者以按语的形式对这一措施进行了总结。首先明确了饥年赈粥的重要性,认为是饥民之“丹药”和“仙方”。其次提出了开粥厂的5种可行办法,即贵多厂、贵得人、贵巡察、贵犒赏、贵得法,且举出实际的例子来证明这5种方法的正确性,又对前人的施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再次进一步说明由于饥荒之年,开粥厂的过程中施行这5种方法,可以免除饥民的种种不便,达到实施赈粥这一措施的目的。最后,用《礼记》中的话来进行总结,使司牧者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的为民父母。《钦定康济录》利用目后总论,既可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又可以总结该书的荒政思想,实为点睛之笔。
以上3种形式的评语,既显示出《钦定康济录》秉承了古代史书中以评语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优良传统,也显示了荒政史籍在清代的成熟,能更好地表达书中的荒政思想和救荒观点。
此外,《钦定康济录》还讲求会通,在征引文献时,注重寻求该救荒措施的发展源头,征引“自周至明”的救荒措施。但是由于体例的不同,该书在著述时,于每个小的子目下第一个排列该项救荒措施的最初形式,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与措施相关的典型史事汇集到一起,使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该措施的发展脉络。如于“建社仓以便赈贷”子目之下,第一个列出隋长孙平立义仓这一社仓的最初形式的事例,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与社仓有关的事例。通过对其考察可以彰显社仓的前后演变轨迹。
《钦定康济录》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首设附录,把正文中不能写出而有用的史料以附录的形式列出。
《钦定康济录》将历代救荒史事勒于一编,甚便阅览。叙述简明,分门别类,眉目清晰,既利于后人参验,又能会通古今,便于稽考荒政沿革;既体现了作者会通的编撰原则,使后人从中探寻荒政发展之迹,又可提供某次救荒活动的文献记录,使后人能依此通览救荒始末,为研究具体救荒活动提供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钦定康济录》是一部荒政百科全书,综合汇集了已行的各种救荒措施。实可谓一册在手,便知历代荒政之得失,为后人参考借鉴提供了方便。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白寿彝.中国通史[M].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 胡宗洵.荒政汇编[M]//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4] 钦定康济录.中国荒政全书[M].第二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5]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