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鹏云藏书理念对当代图书馆古籍收藏之启示

时间：2024-07-06

赵小丹

（辽宁大学图书馆，辽宁沈阳 110036）

赵小丹女，1980年生。硕士，馆员。

1 甘鹏云生平

甘鹏云（ 1861～1940）（以下称甘氏），近代著名藏书家、方志学家、学者。字药樵，号翼父，别号耐公、耐翁，晚号息园居士、息园老人、潜庐。湖北潜江人。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进士。1906年奉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度支部主事、黑龙江省财政厅监理官、吉林省财政厅监理官、吉林省国税厅厅长等职。1921年以后寓居北京，闭门著述，从事考据。纂述数十种，有《崇雅堂书录》 15卷、《崇雅堂碑录》9卷、《潜庐检书记》 10余卷等。

甘氏一生嗜书，自谓：“予自幼别无嗜好，惟好书，……非书莫适也[1]。”其门人刘文嘉在《崇雅堂书录跋》提到：“先生以书为性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先后置有潜庐、息园藏书楼，藏书甚丰。“崇雅堂书录十五卷，吾师潜庐先生之藏籍也。分列四部存储于北平息园，合复本计之将二十万卷，而藏诸潜阳将庐者尚不在此列，可谓富矣[2]。”

2 甘氏藏书理念

民国二十四年（ 1935）甘氏于北平息园刊刻《崇雅堂书录》 15卷，在其自序《序例》、同乡友人王葆心《序》以及其门人刘文嘉《跋》中，详细阐述了其藏书理念。

“赏鉴家之藏书，非吾力所得，吾之藏书，但求便读而已。”“多收时刻，不侈谈宋元，专为读书计耳。”

“凡足以辅德业、资治理、广知识、备参考者必审其缓急，后先次第搜集之。”“足迹所至，搜访载籍殊勤，以故所获特多。”“虽甚少宋刊元抄，而要典雅记经先辈通人论定者，搜罗不少。”“先生所藏精校精注本为多，非是不入插架也，与藏而不择者异。每得一书，辄加雠校或钩玄提要识诸书衣，于是有潜庐检书记十余卷。于藏而不读者异[2]。”

“闻人有秘籍，必展转假抄，刻期归还，无爽以为常[1]。”

“异本不多，不足称收藏，编成一目录，聊备检寻而已。”“固宜为书录以示后，供癖书者之考校，吾尤喜其此举不蹈吾乡先辈……书散而目亦亡之慨叹，尤可开创吾乡方来收藏之风尚，其益甚大[3]。”

甘氏藏书丰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散佚，保存至今弥足珍贵。以笔者所在的辽宁大学图书馆为例，现收藏甘氏旧藏8部，均为明清版本，钤有甘氏藏书印记“潜庐”、“潜江甘鹏云药樵收藏书籍章”、“甘氏崇雅堂藏书记”（见表1），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于甘氏收藏理念，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表1 甘氏藏书

续表

3 对当代图书馆古籍收藏之启示

甘氏藏书理念给今天图书馆古籍收藏带来诸多启示，在访求古籍、科学管理、合理保护、促进古籍事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3．1 量力而行，视自身能力访求“近刻”、“时刻”，以“便读”

刘文嘉《崇雅堂书录跋》提到：“先生之言曰：赏鉴家之藏书，非吾力所得，吾之藏书，但求便读而已。自来藏书家侈录宋本，次则元刊，至于近刻，则屏而不录，此所谓赏鉴家之藏书也。”甘氏“多收时刻，不侈谈宋元，专为读书计耳”。

辽宁大学图书馆收藏之明（ 1368～1644）傅昌辰版筑居刻朱墨套印本《新镌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十卷》一书，卷前有甘鹏云手书题跋云：“所采皆精言，自周秦诸子而下，迄于汉魏唐宋元明儒家之说，多所甄采。虽编次未能尽善，然类聚一编之中，雅便翻阅，于学问未必无小补也”，署名“己卯秋八月息园老人记，时年七十有八”。

今天图书馆收藏之古籍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国家统一划拨，如部分地市公共图书馆；高校合并后旧藏统一收藏，如辽宁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主要来源于原东北财经学院和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旧藏；本地区学者、本校执教者捐赠或出让，如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将其收藏的线装书 1519种、 19 880册捐赠给吉林大学图书馆，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将近 2000种藏书转让给了吉林大学图书馆；民间访求，如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六十一年李树德重修本《李氏谱系》一书即为民间访求获得；亦或有拍卖会竞拍获得等等。

由于受地域及自身发展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或因经费有限，难以获得持续的财政支持。这其中公共馆要优于高校馆，藏量大的收藏单位要优于藏量相对小的。因此后两者在访求古籍过程中不得不量力而行，有所甄选。可以将有限的经费放在明清刻本收藏上。同时加大古籍保护力度，改善古籍收藏条件，吸引更多本地区学者以捐赠或者出让的方式将其旧藏送到图书馆保存，使更多的古籍得到科学的保护，促进古籍事业可持续发展。

3.2 先内容，版本次之；择精本，甄选之；广搜集，备参考

甘氏藏书“凡足以辅德业、资治理、广知识、备参考者必审其缓急，后先次第搜集之”。“足迹所至，搜访载籍殊勤，以故所获特多。”“虽甚少宋刊元抄，而要典雅记经先辈通人论定者，搜罗不少。”“先生所藏精校精注本为多，非是不入插架也，与藏而不择者异。每得一书，辄加雠校或钩玄提要识诸书衣，于是有潜庐检书记十余卷。于藏而不读者异[2]。”

以笔者所在辽宁大学图书馆为例，古籍阅览者多是高校文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读书多以求知、研究为目的。因此访求古籍着力点应在内容上，选择“近刻”、“时刻”之经先贤论定认可之书以及精校精注版本，力求藏书涵盖面广，收藏体系完善，满足读者需要。以《礼记》为例，现存宋淳熙四年（ 1177）抚州公使库刻咸淳九年（ 1273）高梦炎重修本、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宋绍熙福建刻本、宋刻本等诸多善本，而辽宁大学图书馆收藏《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清同治十年广东书局据武英殿刻本翻刻本，较之宋本，内容精审、刊刻精良，对于读者研究《礼记》之内容更具价值，满足了读者求知、研究之需求。

3.3 珍本、善本以及本馆未收之书可以抄本、影印本代之

甘氏幼时因家贫常借书抄之以“便读”。其在《崇雅堂书录序例》中提到：“求书顾家贫，不可必得。……闻人有秘籍，必展转假抄，刻期归还，无爽以为常。”

古籍抄本力求在内容上与原版本一丝不差，影抄本更善，系“藏书家遇到较好的古书，选较优质的纸张，蒙在所据底本之上，照其点画行款，一笔不苟地描写，力求与原书不差丝毫而写出来的书本”[6]。今之古籍影印本更是完全保留底本之原貌。古籍善本弥足珍贵，自古便有“一叶宋版，一两黄金”之喻，如今访求宋元珍本实为困难。因此，大量善本之抄本、影印本、再造善本成为补充馆藏不足的最佳选择。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中华再造善本》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采购线装书的不足，大大丰富了馆藏，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又减少了馆藏古籍原本的阅览频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籍原书。

3.4 精编藏书目录以便检索与管理

编纂藏书目录，“聊备检寻”。甘氏编写《崇雅堂书录》自谓：“异本不多，不足称收藏，编成一目录，聊备检寻而已。”其同乡友人王葆心在《崇雅堂书录序》中提到：“固宜为书录以示后，供癖书者之考校，吾尤喜其此举不蹈吾乡先辈……书散而目亦亡之慨叹，尤可开创吾乡方来收藏之风尚，其益甚大。”甘氏编目以备检索的藏书理念，今天仍在沿用，各古籍收藏单位精心编纂其藏书目录，旨在为读者提供便捷的检索服务，同时，精准完备的藏书目录更为图书馆“摸清家底”、科学管理、合理保护古籍提供现实依据。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古籍藏书目录不只局限于纸质层面，更体现在分类科学、检索便捷、容量庞大的古籍数据库，可以为图书馆古籍检索与利用、管理与保护提供依据。以辽宁大学图书馆为例，2006年作为B级成员馆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古籍联合数据库建设； 2009年参与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数据库建设； 2010年参与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建设。此3个古籍联机编目数据库均为图文数据库，为各成员馆和古籍收藏单位搭建古籍资源共建与共享的平台，收藏单位需要将收藏古籍之详细书目信息和具有著录意义的书影上传至数据库系统，为读者和各收藏单位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书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