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钤印考——以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淼 谢敬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 300193）

《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钤印考
——以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淼 谢敬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 300193）

古籍图录中的印鉴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提供的原本书影中，展示了不少藏书者的印鉴。以南开大学馆藏的珍贵古籍图录为例，分析和揭示了所载印鉴的类别、功能，判断印主，梳理递藏源流，显示藏书家的功绩。

图录 珍贵古籍 钤印 南开大学图书馆

古籍图录又称图谱，是将古籍的原貌以绘图、摄影等视觉方式直观呈现给读者的工具书。早在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赴日访求古籍，便创编有古籍图谱《留真谱初编》，“一书数刻，各抚其形，以便稽览”[1]。而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展开，《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让一批“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以图录的形式公诸于众。其选图以“能反映各类版本特征”为原则，富含大量视觉信息，例如钤印——是文字描述无法企及的，值得深入挖掘研究。现以《珍贵古籍图录》中南开大学馆藏为例（简称《南开图录》），对其钤印进行梳理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1 以图为证：《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的编纂

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珍贵的价值不言而喻。进入21世纪以来，古籍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2]。其中，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实现古籍分级保护的重要途径。目前，经过4次筛选，全国11375种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入选名录。

2012年天津古籍保护中心汇编出版了《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简称《天津图录》）[3]，以揭示天津地区古籍文物的典藏现状。《天津图录》选图以“能反映各类版本特征”为原则，大多选取“题名页”书影，图像清晰，高度保真。这其中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代表，南开大学图书馆入选古籍28种，《天津图录》收录了其中22种的书影。古籍的“题名页”恰恰是藏书印鉴最丰富之处，现将所见藏书印梳理分析，为图录研究工作“以图证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亦或可窥见这些珍贵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2 藏书有方：钤印的分类、功能和价值

藏书家所藏善本古籍，多加钤印以示珍赏，“印文内容丰富，既有示其所藏之用，也有表其心志之意；印章形制各异，既可反映汉字象形之意，又可展现篆刻艺术之美。累累钤印随藏书传世至今，无论就内容而言，还是从形制而论，皆可谓价值非凡。”[4]通过藏书印的内容解读和时间排序，后人可以梳理出古籍被收藏、校读、鉴赏的历史源流，有助于古籍本身在赏、鉴、藏、流通4个层面的判断。

藏书印按照归属可分机构藏书印和私人藏书印。

2.1 机构藏书印

机构藏书印一般指官府印和宫廷印，现在还包括近现代以来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机构。不计馆藏印，南开大学馆藏有“晋府图书”“翰林院印”两种机构藏书印。

其中《渚宫旧事》卷首印“晋府图书”，乃朱元璋第三子晋王朱棡所有。朱棡博雅好古，收藏甚富，藏印有“晋府图书”“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奎章”等。该书是明代抄本，明亡后流入清初大学士范文程之子范承谟之手。其后辗转第藏，钤印累累，显示出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另《孤树裒谈》《论语笔解》二书是明代范氏天一阁在嘉靖间的家刻本，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进呈北京，统一由翰林院清点、造档、登记，故首页有左满文右汉文的“翰林院印”。当时乾隆征求四库底本，原意是将私人藏书发还，因此私家藏本除了钤印翰林院章之外，还会“在书衣上加钤木记一小方，填注‘乾隆某年某月某督抚、盐政某送到某人家藏某书壹部计书若干本’”[5]。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知，《孤树裒谈》没有采用此种刻本，采两淮盐政采进本，《论语笔解》最后选用的是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2.2 私人藏书印

私人藏书印从内容上可分记人、记书、箴言三类[6]。记人印主要围绕藏家的个人信息组织内容，有名号印、堂号印、身份印（籍贯、氏族、官职、住址）等；记书印则表现了藏者对图书进行收藏、校勘、赏玩、判定价值等活动，有收藏印、校勘印、阅读印、赏书印、珍藏印和善本印等；箴言印多为格言典故、成语警句、诗文吉语等内容，也称闲章，表达内容丰富，由书及人，既有爱书惜书的告诫，亦有劝学好学的自勉，兼及个人修养、处世态度、志趣情怀的寄托和表露。

记人印是《南开图录》最主要的钤印种类。分名号印26种，包括：范印承谟、范印承烈、徐印元梦、陈浩之印、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仁和朱澄、莫棠字楚生印、独山莫棠字楚生、莫棠楚生之印、玉瑑、鹤巢、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张印重威、茮坡藏书、缪超群、超群、庞际云省山角之印章、诗龛居士、陈维崧印、其年、秦印更年、秦曼青、蔓青、婴闇、文弨、矶渔[7]。

堂号印19种，包括：谦牧堂藏书记、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结弌庐藏书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十四字斋、石契斋、且喫茶轩、五研楼图书印、文渊阁检阅许玉瑑印、石药楼藏书印、楝亭曹氏藏书、浒溪草堂、咫进斋传书、咫进斋、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研理楼刘氏藏、城南草堂鉴藏图书记、清荫堂。

籍贯印6种，包括：秦氏藏书、光福许氏珍藏、海丰吴氏、菊庄徐氏藏书、益津张氏珍藏之印、归安姚绳武藏书。

记书印8种，包括：更年审定、蔓青手校、玉瑑校读、曾在秦婴闇处、刘明阳所得善本、刘明阳王静宜夫妇读书之印、赏、精真。

箴言印7枚，包括：瀞、购此书甚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曾鉴黄鹤汉阳二楼之盛、泰山、墅竹盦、上下千古、履端印。

后两种有时也透露出藏主的个人信息，区分的界限并不严格。藏书印在实际使用中往往随印主个人趣味的取舍，综合多种信息编制内容。如（明）李默撰《孤树裒谈》五卷，曾由刘明阳（1892～1959，字静远，天津人）收藏。钤有“刘明阳所得善本、研理楼刘氏藏、刘明阳王静宜夫妇读书之印”三枚印章，分属堂号印和记书印，可供参考的信息包括他的藏书楼名“研理楼”，他的夫人名字王静宜，将该书定为“善本”。查考印主生平，可知“研理楼”又名“双静阁”，取其字静远之静，及其夫人王静宜之静[8]。

又以（清）陈维崧稿本《迦陵词稿不分卷》为例，该稿本由史可程、蒋平阶、尤侗、吴琦跋，朱孝臧、胡嗣瑗、陈曾寿、冒广生题款，早期归陈维崧作者本人收藏。所印“陈维崧印”是姓名，“其年”是字，“履端印”标指时间，“上下千古”则是箴言，引自黄宗羲在《姜友棠诗序》中所言“不知昔人之所以上下于千古者，用以自治其性情，非用以取法于章句也。”[9]

一般而言，私人藏书印透露出藏者在字号、堂号（藏书斋馆楼阁）、籍贯、氏族及官职，乃至藏书态度、文化心态等多方面的丰富信息，可与史料记载互相佐证，辅助考察印主的名号、家世、仕途、经济状态等的变化情况。尤其是藏书的收与散、第转收藏等情况，往往与藏者的政治经济状态、文化交游活动联系紧密，有着重要的图象史料价值。而隶属于机构的“官方藏书印”则提示了官府藏书的资源结构、“官书刊刻”的底本选用、校对整理、收藏与流布的情况。此外，有些古籍为皇帝本人所有，钤有“宫廷藏书印”，往往经过了官方机构的重重筛选、审核、考证，版本精良，品质较高，多为真迹。

3 印主小传：书与人的相遇和离散

对《南开图录》印主整理分析，发现两个普遍的现象：一个是大藏书家对珍贵古籍的汇集和整理，功不可没；另一个是珍贵古籍往往经过多人辗转第藏，侧面反映了藏主本人生活的浮沉以及时代的变迁。

3.1 大藏书家整理古籍之功

3.1.1 莫棠印

莫棠（1865～1929），字楚孙，一字楚生，贵州独山人。晚清大儒、藏书家莫友芝从子。绍继友芝余绪，颇富藏书，娴于目录版本之学，家有“铜井文房”“文渊楼”等。所钤印章为“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莫棠字楚生印、独山莫棠字楚生、莫棠楚生之印”。

莫棠收书尤重方志、舆图和外纪之书，《南开图录》所收《渚宫旧事五卷》《天心复要不分卷》《封氏闻见记十卷》《澄怀录二卷》和《法帖刊误二卷》5种，皆是这方面的佳作。莫棠收书善加珍存，勤于题识，重视抄本、残本，抄配完帙，热心刊刻与流通。莫氏去世后，古籍流散，上述5种古籍辗转汇于秦更年之手。

3.1.2 秦更年印

秦更年（1885～1956），原名松云，字曼青、曼卿、蔓青，号婴闇或婴闇居士，笔名石药翁，斋室名睡足轩，别署石药簃、东轩、后寄寂斋，江苏扬州人。著作包括《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续考》三卷、《婴闇题跋》四卷、《婴闇诗存附诗余》四卷、《婴闇杂著》、《姚黄集辑》、《研史简端记》等[10]。

《南开图录》中秦更年收藏校订的善本多达11种。所钤印章多是秦更年的名、字、号，有“秦曼青”“秦印更年”“秦更年”“婴闇秦氏藏书”“蔓青”“婴闇”“蔓青手校”“曾在秦婴闇处”“更年审定”等，且有4种仅有秦氏一人钤印，亦可见秦氏的别具慧眼。

所藏既富，秦氏自可详加比对，辨析源流，分别良窳。如秦氏收有两种版本《澄怀录》（宋周密撰），一种是入选名录的吴翌凤家抄本，“曾藏潘菽坡、莫楚生两家。近时潘伯寅、缪艺风藏本皆从此出，盖秘笈也”；另一种是“壹是堂旧写本，卷首有翰林院印，殆即四库著录之底本。”秦氏比较校订两种版本之后，考知两者各有源头，吴本较优，“足以订正壹是本处至多，各自有其胜处”[11]。

除了珍贵古籍之外，秦更年收藏的其他古籍版本价值也颇高。秦氏本身校书多方参照，经他整理之后的校本往往能够为当代校书提供更有价值的底本。他收藏的宣哲刻《白石道人诗词集》是清末重要的白石诗词刊本[12]；其过录本何焯批校《苏学士文集》，梳理了何校本的传录脉络，录存、汇集了多家校订批语，殊为难得，尚待学者深入研究[13]。

3.2 珍贵古籍收藏次第源流

3.2.1 从钤印看莫棠藏书聚散

将《南开图录》中上述莫棠藏5种珍贵古籍的钤印信息加以梳理，可见以下第藏轨迹（见表1）。

表1 莫棠藏书次第源流

莫氏去世后，书籍外流，博古斋柳蓉春代为售出，丁祖荫、刘承幹、徐乃昌、宗子岱、傅增湘、潘景郑、周越然、秦更年都有收藏。钤印在考察收藏源流之中，功不可没。如《渚宫旧事》，秦氏收藏有两种，一种是澄花馆抄本，另一种是明藩府抄本。入选名录的是后一种，秦更年考据其流传情况后做出评价：“余别有明晋藩抄本，曾经清初范承谟昆弟、徐蝶园、朱竹揆恺功及近时汉阳叶氏、唐栖朱氏第藏，堪称秘笈，顾伪谬脱衍不一而足，而其佳处则胜于它本远甚。”[17]而经过考察《南开图录》的印章，发现本书之前至少还经过陈浩[18]和莫棠之手，秦氏却没有著录。通过该书在清代早期的第藏经历，可窥见收藏者之间私谊的深厚和共同的学术取向。

3.2.2 其他珍贵古籍第藏情况（见表2）

这些珍贵古籍在辗转流离中得到了后来藏书家的重视和珍存，显示了藏书家群体围绕古籍善本的藏、校、整理及价值审定整个过程本身，其搜求的苦心、兴趣，其著录、注释的勤奋与功力，都值得当今古籍保护工作的借鉴。

表2 其他珍贵古籍第藏情况

4 结语

钤印是历代著名藏书家收藏的凭证，是考察珍贵古籍的递藏源流、纪录藏书家整理古籍之功的重要资料。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展开，全国更多的图录问世可以预期。这里以南开大学馆藏为例，对《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所展示的藏书家印鉴进行考察，以期为全国珍贵古籍图录的深入挖掘与研究抛砖引玉。

[1]潘承弼，顾廷龙编.明代版刻图录初编[M].上海:开明书店，1941.

[2] 天津地区馆藏珍贵古籍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3]张红.古籍普查工作探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9）: 75-77.

[4]初丽，宁勇.试论古籍藏书钤印的“三性”价值——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善本藏书钤印为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5）:71-74.

[5]刘蔷.“翰林院印”与四库进呈本真伪之判定[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1）:60-62.

[6]施薇.古籍藏书印浅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4）:100-105.

[7]来新夏，江晓敏.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藏书概览[J].津图学刊，1996（2）:114-121.

[8]雷梦水.天津藏书家刘明阳藏书记事[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4）:124-125.

[9]黄宗羲，陈乃乾.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62.

[10]惠清楼，施薇，江晓敏.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的秦氏题跋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2）:66-69.

[11]施薇.两种《渚宫旧事》稀见抄本考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8）:54-58.

[12]于广杰.姜夔词学新材料——秦更年批校本《白石道人集》[J].宋史研究论丛，2015:444-450.

[13]于广杰，邱硕.诗学的宝藏——秦更年过录何焯校本《苏学士文集》及诗学价值[J].图书馆学研究，2015（9）:83-85.

[14]陈祺.结一庐藏书考论[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2）:70-73，100.

[15]施薇.南开大学馆藏善本古籍《封氏闻见记》题跋叙录[J].津图学刊，2004（6）:21-22.

[16]刘明智.晚清苏州潘氏家族词人研究[D].湘潭大学，2014.

[18]沈治钧.读陈浩《生香书屋诗集》书后[J].红楼梦学刊，2011（5）:1-12.

[19]林玫儀.晚清许玉瑑词作之蒐集与整理[J].词学，2013（2）:224-263.

[20]施薇，李昕.清末藏书家吴重熹旧藏善本知见录[J].图书馆杂志，2013（6）:91-95.

[21]李春燕.晚清河北益津张氏藏书考略[J].兰台世界，2011（3）:79-80.

[22]刘青山.名士法式善与“诗龛”[J].民族文学研究，2011（1）:86-93.

王 淼女，1988年生。硕士，助理馆员。

谢 敬男，1979年生。博士，馆员。研究方向：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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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0；责编：姚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