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秘书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郭伟玲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试论唐代秘书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郭伟玲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秘书省作为唐代始终存在的官方图书机构，在官方藏书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阐述了唐代秘书省的历史特点、地位及其作用。

[关键词]秘书省唐代历史地位

[分类号]G250.1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科研项目“唐代文馆及其藏书研究”（课题编号：2014N087）成果。

从东汉末至隋初的近400年历史内，汉末军阀混战至三国鼎立，西晋统一至东晋十六国分离，再到南北朝政权的对峙，多个民族参与到历史洪流之中，短暂的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交错并立，在这个残酷纷乱的过程中，南北各族、各政权之间的交流渐兴渐长。民族政权为了获得稳固的统治局面，自身的民族特性“不得不消解在被统治的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之中，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利用被统治地区原有的发达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1]；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为了加强政权控制，不断调整着官制，在民族传统和历史变迁中寻找平衡点。就此而言，自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历史，既是一部分裂、杀伐、动乱、苦难的黑暗争斗史，也是统治阶级在动荡中努力寻找和尝试的政治制度变革史。在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制度不断地调整、融合、颠覆、复古，在变化中去除弊端，在动荡中获得验证，逐渐酝酿了隋唐时期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制度的基本轮廓和中国中古至为健全的官制形式，也推动了唐代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局面的出现。

1唐秘书省的历史地位

1.1制度上的集大成者

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时期继承了北周宇文泰所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成就了极盛之世[2]，其政治制度渊源与来自东北的东魏-北齐系统、西北的西魏-北周系统以及南方的梁陈系统承接集成，并通过大量的文献引证，将政治制度渊源与官制演变相联系[3]，认为“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4]，集魏晋南北朝以来官制演变之大成，并将之固定化而成。秘书省作为中央六省之一，在制度上集汉魏六朝数百年的发展。

从机构设置来看，隋唐秘书省下统摄著作、太史两局，乃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汉制，多以他官兼著作之名，而未正其官。至魏明帝太和中，才设置了著作郎一职，并隶属于中书省。晋惠帝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别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5]这条诏令的颁布理清了著作和秘书之间的联系，著作又别自名省，隶秘书监（省）之下，自此后南北朝时期均因之不改。隋制，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两曹，武德四年，改著作曹为著作局，依旧隶属秘书省之下。太史本职掌天文历法，独立于秘书省之外，北周宇文泰效仿西周六官，职掌图书的外史下大夫与职掌历法的太史中大夫同归春官府统辖，隋因此将太史曹归入秘书省领导。

从人员建制来看，唐代秘书省内设监1人、少监2人、丞1人、郎4人、校书10人、正字6人，其职官渊源依次与东汉末、隋大业年间、三国曹魏、北魏、北齐众时期相关。可以看出，隋唐秘书省职官制度远接汉魏，近承北朝，以北周官制之形式，结合南朝之实践，杂糅而建立。

1.2图籍职责逐渐明朗

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秘书监”一职出现，执掌图书保管及古今图书文字勘定，因其负责的图书属于禁中图书，因称“秘书”，隶属于太常之下，职位并不独立，并且持续时间较短，史言“后省”。秘书职位再次出现的时间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大丞相曹操出任魏王，并于王府设置秘书令一职，掌国家尚书奏事，并兼掌图书秘籍。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改秘书监为中书监，执掌中央中枢决策文书，另外建立秘书监，属少府，掌“艺文图籍之事”，负责收集经籍、文书、奏章等文献资料，秘书监在曹魏时期开始成为专掌图书文献的机构。及西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6]之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省”[6]，强调了秘书监“掌三阁图书”“别典文籍”的图书管理职责，并脱离中书省的治辖，成为独立的图籍机构，南北朝乃因之。至隋，秘书省辖太史、著作两曹，并掌国家图籍收集、管理、校勘等活动，虽然唐初秘书省继承了隋朝的机构设置，但在之后，逐渐经历了著作局罢史职、太史局的独立两项变动，唐代秘书省图籍职责逐渐明朗纯粹。

2唐秘书省的历史特点

2.1政治性逐渐消失

从图籍职责来看，伴随着唐朝秘书省图籍职责的逐渐明朗，秘书省初建之时所拥有的政治色彩亦逐渐消失。曹魏秘书监的建立源自于魏王曹操为夺汉献帝朝廷内的尚书台的职权，虽然魏文帝黄初年间分秘书为中书，但曹魏秘书监仍然与政治相联系，收藏曹魏的重要诏令。据《三国志·魏书》载：

（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7]

发展至唐朝，行政文书归中书、门下[8]收讫，秘书省内多收藏图书、字画、拓本等图籍文献资料，与政治渐行渐远。

从机构设置来看，著作掌修国史，隶属秘书省统辖，中国古代朝代更替中，“国亡史成”的原则一直存在，史书编撰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贞观年间，著作罢史任，使得秘书省更加远离政治活动，太史局的逐渐独立同样使得秘书省成为纯粹的图籍管理机构。

从秘书省任职来看，唐初秘书监多参与政事，多见于史籍记载，至中晚唐时期，虽然秘书监一职依旧保持了其清贵地位，却逐渐出现了短暂迁转、年老致仕、获罪贬斥等任职情况，秘书省长官在政局中逐渐边缘化。

2.2职官任命学术性依旧保持

秘书省职官多属于学术官员，虽然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官职迁转中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保持了任命上的学术性，如在具体的职官任命中考虑个人的学识修养。开元时期，著作郎崔沔因“道冠儒林”迁任秘书少监，秘书少监李诚更因“才盛名高，与职位俱”得授秘书省官职，“论者谓公（李诚）以文学政事取”[9]；在秘书省职官的迁转中，虽然中晚唐时期秘书省高级官职与尚书省六部官员的迁转增多，但始终存在国子监、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学术官职的迁转记载。

2.3地位几经沉浮

随着历史的发展，唐代中央政治组织体系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制转型，君主压制一切政治集团力量成为绝对的政治一元化权利核心，中央各官司的政治权力大小、地位高低之变化，“一方面取决于部门长官受皇帝宠信的程度，及其个人的政治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时段各个权力机构的合作和斗争态势。一旦较长时期缺乏受宠于君主的强力型官员，……（部门）权能即渐被剥夺或转移，流于趋炎附势或空壳化。”[10]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唐代秘书省之内，唐贞观年间秘书监魏征具有高超的参政议政能力，虞世南的才识品德颇受太宗认可，颜师古亦以学识立身，因此在贞观年间，秘书省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部门权力与职能均处于“满值”状态。唐高宗时期，秘书省缺乏领军人物，历任长官均不突出，兰台大史（秘书监）依次由外戚权贵充任，如长孙冲、贺兰敏之、武承嗣等，甚至出现兰台侍郎（秘书少监）李怀俨失职被贬事件；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秘书省长官任免混乱，出现内宠、方士、宗室等充任秘书监的现象，使得秘书省的地位逐渐下降。玄宗初期，马怀素主动请缨，出任秘书监，使得秘书省参与到开元初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之中，但集贤殿御书院的出现，将原本属于秘书省的图书搜集、整理、收藏、编撰之职接手，秘书省的地位再一次回落，开元末甚至出现御史台侵占廨舍事件，《唐会要》卷六十“御史中丞”条载:“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御史）大夫崔琳奏割秘书省东北地，回改修造。二中丞遂各别厅。”[11]中晚唐时期，国家经济实力下降，图籍文化建设脚步放缓，具有浓郁政治性质的翰林院的兴起，取代了集贤院的参政议政职能，集贤院内职官建制遭到数次削减，秘书省逐渐开始恢复职掌图籍的搜访、整理、编撰工作，但因部门长官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地位较之初唐，已无法比拟。

从领导机构上来看，唐初虽将秘书省作为六省之一进行建立，却并非平列，而是隶属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秘书省下原设太史、著作两局，天宝初，改局为监，独立于秘书省之外，唐肃宗乾元元年，又改名司天台，职官建制与秘书省平等并列；著作局虽一直隶属秘书省管辖，但贞观初，史馆的建立，分割了著作局掌修国史的职责，成为专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的闲司。

从官员任职来看，秘书省因掌图籍之事，其职官性质自唐武德年间就被定义为“清而不要”，名望虽优，但并不适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的人任职，《太平广记》引韦述《两京记》记叙了开元以前秘书官员的任职情况，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12]开元之后，科举逐渐成为官员出身任职的重要途径，而京城内各文化机构内设置的校正官则成为士子起家之良选，“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13]。天宝中，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更是将进士、制策出身，后起家校书郎、正字，迁畿尉、赤尉，入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一系列的迁官佳境列出，言：“仕宦自进士而历清贯，有八隽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赤尉）不入；……言此八者尤加隽捷，直登宰相，不要历绾余官也。朋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14]权德舆在《送许校书赴江西使府序》亦说明了唐朝士人对于进士出身、授官校正的追逐：“绅冕之士角逐于名声者，必以射策东堂，校交石渠为称首。”[15]中晚唐时期诗人符载在《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中道：“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阁，非声名衰落，体名轗轲，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16]秘书省校正人员在初唐之后被赋予了更多的仕进含义，导致“进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资考者不署畿官”的官职任命，甚至形成了规章制度。

3唐秘书省的历史作用

3.1藏书制度完善

滥觞于商周时期的中国官府藏书制度，西汉时期逐渐成形，官府藏书具有专门的图书收集途径，营建了功能各异的藏书处所，设置了系统的职官负责图书的校勘、编目、抄写等工作，并具有了严格的图书典藏制度。东汉末年，秘书监一职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官制中出现了专门职掌图书的官员，官府藏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涤荡，隋唐时期，伴随着官方藏书数量上的丰富，正所谓“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秘书省所执行的官方藏书制度逐渐完善。

从藏品收集途径上来看，自两汉时期起，官府藏书的来源主要集中于社会购募、行政文书、官方修撰、个人献书、机构抄写等，并未有其他显而易见的途径拓展。

从职官设置来看，自东汉以来，秘书省职官制度逐步完善、逐渐复杂，但以监、少监、郎、校正为主体的官员为主，主事、典书等下层吏员为辅，以书手等技术人员为补充的主体职官建制从未改变。

从典藏制度来看，自西晋确立四部藏书体系以后，官府藏书绵延数千年至清末，依旧沿袭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分库典藏制度；隋唐时期乃古代写本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秘书省的藏书主要以卷轴装的形制出现，并在隋代三品区分图书的方法上更进一步，以图书装帧的轴、带、签、秩的颜色、材质、形状来进行图书四部、正副、年代的区分；唐秘书省内图书实行严格的贮本、正本、副本制度，分别用以收藏、进内及赏赐等用途。

从图书管理来看，秘书省藏书因官藏的身份，图书形式上十分讲究，遴选书法优秀之人采用区别社会流通的纸张、笔墨进行书写，钤盖官方藏书印，并采用特殊装帧方式，一方面区别社会图书，一方面防止藏书的流失，这一点同样为宋代所继承。

3.2图籍收藏丰富

隋唐时期所出现的大一统的局面，促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催生了举世闻名的隋唐文化，图书编纂活动繁盛，形成了“尚文”的社会风气，促使了图书的诞生、流通与利用，再加上隋唐统治者所推行的文治国策，科举制确立，雕版印刷制度的萌芽，众多因素共同造就了唐代官府藏书的兴盛，秘书省图籍收藏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同样得到扩充与发展。宋人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条载：

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章，陈有德教，周则虎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轮捧彀哉！”[17]

裴耀卿列举了自两汉以来的官方图书收藏机构，与集贤院的图书规模进行了隐性对比，并认为集贤院图书规模有过之而不及，按照古人历来“崇古”的思想，裴耀卿做出了如此的判断，排除其谄媚因素之外，可见当时集贤院书籍之盛，已经震惊了这位鸿学大儒。甚至后唐时期编纂的《旧唐书》在其经籍志序中也认为，唐朝藏书以开元年间最为兴盛，因此“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18]。

3.3馆阁藏书制度逐渐形成

“馆阁”虽然作为宋代藏书机构的总称，其历史渊源却主要确立于唐秘书省与诸中央文馆制度。文馆制度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统治的需要，当权者为了更好地笼络社会上各类知名人士，包括各有所长的文士担任顾问、侍从，采取了设置不同文馆的做法，“后汉有东观，魏有崇文馆，宋有玄、史二馆，南齐有总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皆著撰文史，鸠聚学徒之所也。”[19]唐代承袭了旧制并且对文馆制度进行了发展，设立了功能侧重不同的文馆，如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崇文馆、广文馆、崇玄馆、翰林院。文馆设立之初，乃是资政问询、撰史著述、聚徒讲学之所，并不承担图籍的庋藏职能，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将王府学士以儒林郎、文林郎的增置职官归入秘书省下，“体现出文馆与国家藏书机构之间的渗透”[20]，唐代文馆设置之初，同样不具备图书收藏的职责，唐太宗武德九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21]自此，文馆图书收藏职责开始出现，唐高宗“仪凤中，以（弘文）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之”[21]。唐玄宗以图书整理为契机设立了纯粹的文化机构——集贤殿御书院，“掌刊缉古今之经籍，……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22]文馆逐渐参与到国家藏书管理之中，甚至在某些时段，因帝王因素，取代秘书省成为唐代最主要的图籍收藏机构，“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雠官曰学士，曰校理。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23]

于秘书省之外另外设置宫廷藏书处所，并不起源于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具有内外三阁制度，但观隋代之宫廷藏书处所——观文殿，并没有设置专门职官对藏书进行管理，具体的管理措施仍旧由秘书省职官履行，但唐代弘文馆、史馆、集贤院等文馆内，不仅收藏有大量的图籍书画，更设置有完备的图书校勘、书库管理人员，并曾承担国家性的图书整理活动，成为官府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文馆职责与秘书省藏书职责的重合，藏书人员的职官设置的系统完善，众多因素的出现为五代时期馆阁制度的形成、宋代馆阁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先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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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曰：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卷八“门下省”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

…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署送尚书省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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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玲女，1983年生，讲师。研究方向：图书史。

收稿日期：（2015-04-14；责编：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