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80～2009年情报学教育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张凤梅 徐卫红 王红梅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上海 201418）

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侧重于研究信息的生产过程和信息的利用。而情报学教育是传授情报学理论知识、情报学方法，培养情报学人才最为重要的途径。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对情报资源的开发、服务与利用效益，关系到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关系到情报人才的素质，因此，需要加以研究和重视。同时，学科教育又与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如克劳斯（G.Klaus）所指出的，“学科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的关系如同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每一方都与其他两方发生联系。[1]”所以，对情报学教育的研究尤为重要，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的状况如何？笔者以CNKI系列数据库为资料来源，以关键词检索为主要手段，选取1980～2009年为时间段，通过统计分析，试图对我国有关情报学教育研究作一梳理与总结，以求更为清楚地描绘情报学教育研究的脉络和发展趋势。

1 文献检索与分析

1.1 检索策略的确定

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1980～2009），CNKI是目前我国资料收集较为全面、具有较强权威性的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通过对这些数据库进行检索和文献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对某一领域理论的关注度与研究状况。关键词检索是文献资料收集的一种有效方法，能较为全面地检索出所需要的相关资料。

1.2 文献检索和结果分析

以关键词、题目为检索手段，以“情报学教育”为检索词，匹配方式为“精确”匹配，检索时间区间为1980～2009年，分别检索出论文693篇、348篇，然后经过消除重复、去掉不相关的干扰论文，共得到相关论文506篇，对所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进行统计，并利用EXCEL生成图表，见表1和图1。

表1 论文年代分布表

由图1可以看出，1980年以前我国对情报学教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和我国整个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国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情报学教育从1978算起（1958年虽创办了科技情报大学，但很快停止），仅仅50多年的历史，因此对情报学教育的研究起步自然更晚些了。

我国对情报学教育的研究最早始于1980年，其标志是1980年9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教研组集体讨论、由罗友松执笔的论文《关于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思想》的发表。从此，有关情报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献陆续见诸于期刊杂志，并且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发展趋势。

2 情报学教育研究的状况

在论文年代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按收集到文献的主题归类，我国对情报学教育研究的文献可以分为以下6方面：

2.1 对教育理念的研究

在教育理念方面，对此研究的文献比较多，形成不同的观点，可概括为4方面：一是“大图书馆”的教育理念；二是“大情报观、大教育观”；三是强调情报意识的培养；四是坚持树立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理念。

吴大同[2]提出了“大图书馆”的教育理念，即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造就一个能够促进学习、交流、积累、创造和应用知识的环境，要求把传统的“权利控制型组织”改造成“学习型组织”，形成学习型社会，使每个人都能积极为知识创新、知识积累、知识服务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图书情报学教育要以这种教育理念为基础，确立教育目标和培训模式，实现有效的知识管理，构建新的观念机制、新的学校管理组织机制、新的技术机制以及新的环境与激励机制。

艾茜[3]坚持“牢固树立大情报观、大教育观”，认为我国的情报教育观念从以科技为主的情报教育向非科技方面的教育转变，有效地拓宽了情报教育的范围。情报学教育树立“大情报观、大教育观”的长处表现在：一是代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二是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三是可消除学生的专业情绪；四是有助于情报专业知识体系的完善和成熟；五是提高了情报教育的效益。

杨敏[4]在《浅析情报学教育的现状和发展》一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情报”改“信息”的运动，使理念发生了变更，结果使得一些人认为“情报”即为“信息”，将两者混为一谈。理念的错位给情报学教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基于此，作者提出，加强情报意识是情报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主动、快捷、高速、准确是情报学的精髓，也是情报学教育对传统图书馆学教育的挑战，而高速、准确是加强情报学教育理念的关键。

邱均平、李晔君[5]认为，情报学教育的理念，对于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都一样的，培养“多相关学科基础”的“综合素质人才”和适应社会信息化进程与市场经济各个方面需要的通用人才。但同时应该努力树立因地制宜的观点来指导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

2.2 对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的研究

我国的情报学教育单位经历了由“科技情报”到融入“图书馆专业”、再到“信息管理系”、“信息资源管理系”的名称变更，从其更名的过程可以看出，情报学教育更趋于“信息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这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黄美华[8]认为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应该有专业特色和技术特色，走综合性发展道路。专业特色使得图书情报学区别于其他专业，保持自己独立的特色。但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日益渗透到图书情报学领域，为此，图书情报学教育应加以吸收利用。情报学是一门与现代技术有着紧密联系的，需要某一学科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搜集、整理、传递功能，并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又在不断充实完善的学科。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探讨，学者们对我国情报学的“教育体制、教育模式”，多数持从专科到研究生的分层教育体系、学分制以及“学产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的观点。

马费成[6]指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各具特色、层次完整的教育体系。本科生教育包括3种类型：综合性图书情报教育类、普通科技情报教育类和工程及农医技术情报教育类；研究生教育可分为研究生班、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研究生3个层次。无论是哪一个层次，都要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硕士生和博士生还必须通过论文答辩。

孟朝晖、荀昌荣[7]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研究综述》中对教育体制、教育模式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改革学分制的思路，例如：采用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和一本一专制。双学位制和主辅修制都是鼓励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在修习图书情报类学士学位的同时，跨专业、跨系选修另一类学士学位专业的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可同时获得两个学士学位或主辅修毕业文凭，并且对联合办学和“学产研”一体化的办学模式也作了阐述。孟朝晖、荀昌荣认为，“学产研”的办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图书情报专业人才，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而且还能促进科研成果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增强办学实力，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

2.3 对人才培养的研究

社会的发展对情报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要求有所加强。

孟朝晖、荀昌荣[7]认为，近几年我国情报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的提高，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更是如此。复合型人才要求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合理的能力结构，不仅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而且还具备一两门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不仅具备起码的学习能力，更要具备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要培养出复合型的人才就不能局限于某一种培养方式和途径，可以采取在校培养和在职教育，在校培养又分为专科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卢军发、彭顶华[9]提出“新的图书情报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要强调其能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文献信息的开发利用和从事情报信息服务，特别是强调了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鉴于图书情报学的培养模式存在严重不足，必须进行改革，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师生互动”或“以学生为主”，从“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转向“开放式课堂”。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因材施教，积极倡导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学导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赵建军[10]认为，培养全面的情报信息人才应该成为当前情报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基点。所谓全面的情报信息人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具有坚实的情报基础理论和熟练的业务工作技能，能适应各种情报信息机构，包括图书馆、情报中心、信息咨询机构、各种企事业单位等；二是具有多层的知识结构，如计算机、经济法、管理学、经济学、价格学、国际金融等，以及信息识别、获取、分析、使用能力的人才。培养方式可以采取主辅修制或者是学生进校后根据实际情况，用不同的时间进行情报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和专业课程的学习。

邱均平、李晔君[5]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图书情报学教育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在艰难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不管是教学目标，还是课程设计等方面，都明显地在“信息化”。例如，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中提出的“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和“培养具备……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在核心课程的设定等方面，加强了计算机网络等与现代信息社会密切相关的课程。

2.4 对课程设置及内容的研究

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在情报学教育中尤为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吴慰慈[11]教授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图书情报学教育应该着眼于情报信息管理和情报信息系统网络建设的技术需要，着眼于21世纪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实施的需要，跟踪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时将信息技术及其他现代化技术融入到自己的课程体系中。所以，他主张图书情报学教育内容必须向信息科学倾斜，增设《信息资源与多媒体》、《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信息咨询》、《信息加工与管理》等信息科学方面的课程。

马费成、胡昌平、焦玉英、邱均平[12]在《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与教学方法综合改革的探索》中指出，首先应该是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选择与专业教学全程方案的制定，然后在专业方向协调的基础上建设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体系。

肖希明、司莉、黄如花[13]通过调查分析，对图书情报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作了研究。他们以统计的方式，对高校本科开设的核心课程、本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各高校在核心课程设置上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基本上适应了实践的要求，但一些课程存在内容陈旧、脱离实际、偏重理论等弊端，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王知津、张桂玲[14]在搜集整理28个硕士点单位的97个研究方向和6所院校的课程设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不管如何改革核心课程不能变，应该注意新的研究方向与专业课程的衔接，在引进如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时，应注重“度”的把握。

胡迪[15]从重点大学和一般院校两个角度，对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重点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偏重于基础理论课，如情报理论、管理理论、数学方法等；而在信息咨询、竞争情报、信息技术等专业技术方面，一般大学则领先于重点大学。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应扬长避短，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注意吸收他人之长处。课程的内容应涵盖理论类、应用类和技术类，在三者之间取一个平衡点。

詹德优[16]教授认为课程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专业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和时代性原则，课程可设有信息管理理论、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方法、信息管理组织和信息管理基础知识等模块。

教学知识、教学技能、教育理念、教学行为、教学能力、教学艺术等构成教师教学能力系统。遵循教学能力依序逐层递进发展规律，工科新教师培训则会事半功倍。

李超平[17]结合四川联合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专业教育改革实践，在确立了新的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由6个课程板块构成的板块式课程体系。包括基本理论板块、信息组织与加工方法板块、信息分析利用方法板块、信息技术板块、信息系统管理板块、相关学科基础知识板块。

马费成[18]认为，情报学课程体系应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课程。其中公共必修课包括外语与哲学等；专业基础课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计算机原理、程序设计语言、离散数学、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专业课程涉及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预测、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因特网信息资源组织与利用、信息经济学、文献计量学、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网页制作与网站设计等。

2.5 对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的研究

对于教学方法，赵建军[10]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课堂讲学变“满堂灌”为“启发式”，鼓励教师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讨论），调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二是课后布置大量的参考资料，使学生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巩固和深化课堂所学的内容，扩大知识面，同时学会占有资料，提高其鉴别与研究的能力；三是强调课程实践，通过参观、访问、考察、调研及参加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流与技术操作活动，培养学生的调研、观察及动手能力；四是建立实验基地，实行产学结合；五是由闭卷考试的方式转为开卷或写论文的形式。

张复华[19]认为应该改变原来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应试教育方式，教师讲课不再仅局限于全在教室中，可利用网络等方式参加学术讨论，即使还在教室中，也会有许多新的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大屏幕、Power Point等，并且教学要与工作实践、科学研究相结合，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参加实践，参与到项目工作中去。因此，王知津和周九常指出，新的情报教育不再是以学科为中心，而是以实践和应用为中心[20-21]。

郗沭平[22]提出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启发学生去思考，帮助他们掌握观察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包括：①用讨论方式进行教学；②将课堂讨论、课外作业、论文写作（或毕业设计）、社会调查、图书情报工作实践等列入教学环节；③改革考试制度，即学生的学习成绩应由平时成绩、阶段性测验、期末考试3部分组成，使考试不仅能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更能考察他们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④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广播、电影、电视、电脑），实行程序化教学。

成颖等[23]认为，目前的教学方法落后，注入式教学仍占主导地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讲得多，学生参与的少，缺乏灵活性，导致学生死记硬背，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建议应加强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互动，同时应多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等教学手段。

2.6 对师资力量的研究

师资力量是发展情报学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关键，要提高专业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必须建立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师资力量一直相当薄弱。卢军发、彭顶华[9]认为，教师的知识结构单一，师资力量不足。许多教师只习惯于传统的手工操作教学方法，对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知之甚少。而且教师数量不够，一个教师上几门课的现象经常发生。张复华[19]认为教师应该从更广的范围、更多的学科中去选拔，而且教师之间应该多交流、多活动，并熟悉和掌握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

乔好勤[24]指出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缺乏一支稳定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许多院系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是搞“近亲繁殖”，知识结构单一。很多专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未出校门而直接上讲台。一些校方不重视本学科，使得许多教师信心不足，不安心教学工作[25]。

董梅香[26]认为情报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不能仅局限于“专业”能力，应充实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师资力量，如数学方面以及基础性工具性领域的师资力量，实现知识结构多样化。

郗沭平[22]坚持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素质。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尽快成立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培训中心；二是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员应到图书情报部门锻炼1～2年，以增加感性认识；三是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应趋向多元化；四是教师的年龄结构应趋于合理；五是教师要多参加学术会议和各种校外咨询服务以及课题研究。

孙建军和成颖[27]提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可以有以下一些基本的做法：吸收其他学科专业人员到本专业充实教师队伍，改善教师队伍的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学位教育，培养更多的本专业高层次人才；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建立一套有利于公平、合理、适用的选才和用人机制，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3 结论

3.1 取得的成绩

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的时间虽不长，但随着我国情报学教育实践的发展，情报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也逐步活跃起来，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文章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3.1.1 研究内容广泛，且突出重点。我国对情报学教育的研究涉及到情报学教育的发展阶段、教育体制、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力量、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等方面，体现出研究视野的广阔性；同时，重点突出，并不因为内容的广泛就泛泛而谈，能够针对情报学教育中的重点内容，深入地研究。

3.1.2 研究队伍规模大。我国情报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说研究人数多，力量大。

3.1.3 形成多种研究方法。在情报学教育的研究过程中已形成了多种研究方法，例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计量研究等，一方面提升了研究的质量和速度，一方面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

3.1.4 促进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来源，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我国情报学教育事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

3.2 不足和建议

3.2.1 大量的研究以综述、回顾、中外比较、原则的阐述、展望、前瞻等为主，大都是从宏观上谈教育的总体改革设想，原创性的、具体细节上的、可行方案的探讨偏少。如多数研究是对国外情报学教育的简单介绍、对实际工作经验的描述、对教育模式的介绍、对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简单比较和概述等，而对情报学教育规律、教育机理和本质的研究不多，提出具体方案的更少。研究的手段与方法基本上是基于文献，其研究成果在书斋中完成，缺少调查、调研、访谈等实证性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缺乏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导致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家之言，说服力不足。

3.2.2 尚未形成情报学教育研究的方法体系。由于情报学是一个新兴的、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而情报学教育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是一种多向思维研究，应当引进教育学的原理和教育心理学的方法，对情报教育的模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进行充分研究。情报教育研究应充分重视教材建设、教育改革、师资队伍建设，还要学会用预测与决策学的原理对情报专业人才的需求进行长期科学的调查、预测。

3.2.3 加强对情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的研究和预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输送人才，把培养出来的人投入到社会中去，因此，现代情报学教育必须考虑到社会的需求，预测社会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并且以此作为情报学教育的动力。

3.2.4 在众多的文献中，几乎都是把情报学教育和图书馆学教育等同起来，仍沿用原来的“图情是一家”的思想，许多文献是对“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研究，很少是“情报学教育”的研究。其实在教育的实践中，情报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情报学教育也已经独立于图书馆学教育，因此，加强对情报学教育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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