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目工作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王松林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上海 200043）

以信息服务为主要任务的图书馆，经常遭受高新技术的挑战，从而不断造成图书馆人的危机感。目前，图书馆遭受高新技术的挑战，除了有来自于像Google Scholar、Google数字图书馆以及开放存取（Open Access）等的挑战外，另外还有来自于像出版、广播电视、通信、教育等领域的向信息服务趋同与转型的挑战。

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随着信息资源普遍可获得性的程度提高在不断下降。但是就像20世纪40年代末，收音机、电影和电视曾作为当时的“高新技术”对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图书馆造成巨大挑战一样，以上出版、广播电视、通信、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也不会挑战到置图书馆于死地的地步。而可能置于死地的倒是图书馆内部的某些机构或人员，如图书馆的编目部和参考咨询人员。这在我国尤为明显。

1 编目工作面临的挑战

分类编目历来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如今天的国际文献联合会，1895年创建时的名称为“国际书目协会”；而1929年改为现名的国际图联，1927年成立时的原名就是“国际图书馆与目录委员会”。所以当Google等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盛行时，我们还看到在一次美国图书馆年会上，参会的每一个馆员都自豪地穿着一件上面写有We are Google without garbage（我们是没有垃圾的Google）的T恤。路易斯·罗森菲尔德信息构建咨询公司负责人路易斯·罗森菲尔德也说：“不管什么时候，图书馆学院的学生或即将进入图书馆学院学习的人问我该修什么课程，我想他们都期待我推荐给他们一些程序设计方面的课程，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我认为，在图书馆学院可以学到的东西里，参考咨询和编目无疑是最重要的。好好学习它们，这是一些重要的基础，它们不仅在传统图书馆中是有用的，而且在多元化的环境下仍然很有用处。”

但目前在我国，恰恰是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最大。而且如果说这些挑战现阶段主要来自于编目业务的外包，那么今后还将来自于电子在版编目等的出现。

1.1 编目业务外包

图书馆业务外包的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引入我国后，国内图书馆首先在物业管理、期刊装订等非核心业务领域进行了尝试。但是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图书馆核心业务的编目工作也在许多图书馆得到不同程度的外包，并呈现出由高校图书馆向公共图书馆，由技术力量薄弱、编目人员短缺的小馆向技术力量雄厚、编目人员富裕的大馆蔓延的趋势，加工内容也由回溯建库编目、为新馆开通或高校评估向馆内日常编目工作延伸的趋势。一时间，国内编目业务外包风起云涌、形式多样、范围各异、程度不一，颇具“跃进”势头。这对图书馆编目人员无疑造成巨大冲击，并且由于图书馆业务外包管理失控必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尽管在越来越多的编目业务外包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中山大学东校区新馆通过采编业务外包实现了“供需双赢”，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也实现了“外包制胜”。

源于企业的业务外包，是指企业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能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并能为客户提供独到的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业务上，将企业内部那些无法胜任、经济效益低或不占优势的业务剥离出去，并让外部专业厂商承包经营的模式。从上述业务外包的定义不难看出，降低成本是企业业务外包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图书馆将编目业务外包出去的重要因素。即图书馆的编目业务外包，就是图书馆将编目工作以合约方式委托给馆外从事编目的专业机构并让其替代完成编目数据加工业务的服务。

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能够起到降低图书馆的运作成本、节约人力、加快文献信息传播速度的作用，解决图书馆面对新技术、新形式的信息资源所造成的在人力、技术上的不足之问题，使图书馆更好地集中馆内有限力量完成其以读者/用户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活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在我国，编目业务外包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仍处于一个认识、摸索、实践的起步阶段。除此之外，国内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动因也存在较大差异。

1.1.1 国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动因分析

曹秋霞认为，国外图书馆的编目业务外包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普及阶段。其中，萌芽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标志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01年开始印刷目录卡片并进行分销服务（当年有212家图书馆向其购买），以及OCLC成立后，美英等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开始以机读目录磁带（MARC tape）供应图书馆界，并进行机读编目的回溯性转换工作。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将利润原理和竞争机制导入政府机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等部门。受此影响，西方很多专业（企业或团体机构）图书馆就吸取或引用类似的管理模式，把分类、编目等业务外包出去，以求降低其运营成本。随后，一些公共、政府及大专院校图书馆也纷纷效仿。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90年代中）国外图书馆的编目业务外包越来越普及。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图书馆机构改革运动的延续，编目业务外包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成为图书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以至于它经常出现在1992年和1993年的美国图书馆专业会议及图书馆论坛上。1993年，位于俄亥俄州的莱特大学（Wright State University）第一个将其图书馆的全部编目业务外包给OCLC公司，更是将编目业务外包的争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普及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是编目工作迅速发展并进入成熟化和细分化时期，使得编目业务外包作为图书馆一种管理方式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外包也从一种控制成本的经营手段逐渐演化为促进图书馆创新与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方法。时至今日，国外外包服务开始大量进入图书馆的编目部门，编目业务外包也越来越具吸引力，几乎各类型的图书馆都对编目业务外包感兴趣，对外承包的范围与速度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外包商几乎又能提供和满足图书馆所有编目服务的需要。

总之，从其发展来看，国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动因一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二是有像OCLC这样实力雄厚的外包商存在。

1.1.2 我国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动因分析

作为一种新的运营模式，采编业务外包最先在我国高校图书馆中被较广泛地采用。而对采编业务外包的探讨，国内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是从图书馆的自身发展，尤其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而不是从组织环境或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看采编业务外包的问题。其实，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组织，外包也是一种典型的组织行为。既然图书馆是一个组织，外包是一种组织行为，那么图书馆及其业务外包也必将要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徐月华认为，我国高校图书馆采编业务外包更多的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这个制度环境，就是我国20世纪末以来的高校扩招和本科教学评估所带来的图书馆在高校中组织地位的变化（虽然许多研究也都提及了扩招和教学评估对采编业务外包的催化作用，但都是基于图书馆自身发展特别是技术环境发展的角度作为背景提及的，而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制度环境变迁对图书馆发展的巨大作用）。即在我国，采编业务外包更多的是高校图书馆为适应制度变迁而产生的，而不是组织技术理性预期的产物。

如果承认我国高校图书馆采编业务外包的深层动因主要是为适应扩招和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适应性因子，其次才是降低作业成本、加快服务结构转化的效率性因子（注意：这与前述国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两大动因不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8日的一条报道：“教育部数据显示：2009年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仅有750万人参加高考，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更是对记者表示：“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的日子可能不远了。”

其次，降低作业成本，加快服务结构转化的效率性因子也受我国书目外包商鱼龙混杂、良萎不齐的影响。因此在我国，一方面不断出现采编业务外包成功的文章，另一方面也不断出现质疑外包采编质量和如何提高外包采编质量的文章。其实，我们现在急需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评估（包括采编业务外包能否节约成本，以及其质量对我国今后书目建设有何影响）。

1.2 电子在版编目与中文图书标识

根据原始文献的输入方式，编目专家系统可以分成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将普通纸质文献（主要是文献题名页）通过阅读装置输入系统，一是与电子出版系统相连接，文献直接以电子形式输入系统。相比较而言，在计算机和网络环境下，直接与电子出版系统相连接的编目专家系统更易实现图书的自动编目。由于印前电子文本是线性文件，要使之产生数据库文件，需要对其进行以下两种之一的结构化处理：一是以数据库的方式录入，定稿后再将之转换为线性方式，以产生计算机排版文件；二是以线性方式录入，对有关数据元素加注结构标签，定稿后再按其结构标签转换为数据库文件。而所谓电子在版编目（Electronic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以下简称ECIP），就是利用印前电子文本加注结构标签的方法所进行的自动编目。

1.2.1 中美两国ECIP的发展

CIP工作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1995年起开始实施ECIP计划以及EPCN项目（Electronic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Program，电子预分配控制号项目）。其中，ECIP计划要求出版商按下列结构形式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交加注SGML或XML结构标签的电子文本：

beginning of title page

end of title page

beginning of series page

end of series page

beginning of copyright page

end of copyright page

beginning of table of contents

end of table of contents

beginning chapter 1

beginning chapter 2

beginning chapter 3

etc.

end of last chapter

上列结构形式看上去只是使用了电子文本中的书名页、丛书页、版权页、目次页和章节标识，其实在每一个标识的内部，还有内容更为详细的子标识。而有了这些标识和子标识，计算机就可进行“自动标引”和“自动编目”，而且其质量也会大大提高。

截至2007年1月，美国国会图书馆CIP标准数据的获得方式已用ECIP项目取代传统的纸质CIP项目（无法参与ECIP项目的出版者，则可考虑EPCN项目），并将纸质申请单规定只用于以下几种文献：①非英语语言的图书（当代西方欧洲语言除外）；②题名页任何位置出现读音符号的图书（当代西方欧洲语言除外）；③内容主要包含图像、表格、图表或数学、化学公式等的图书（儿童读物除外）。

国内从创作/出版环节对“自动编目”——ECIP进行实质性探索的首推陈源蒸先生。他在其编著的《中文图书ECIP与自动编目手册》一书中，不仅对ECIP的产生背景和具体实施进行了概述，而且还对ECIP的机读格式及其著录细则进行了详述。之后，国内在对ECIP与自动编目深入探索中，认识到只有在图书排版过程中同时实现印刷版与数字版的制作，ECIP与自动编目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从而逐步形成数字复合出版的概念。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的产生，则为ECIP与自动编目提供了实施的条件。

总之，完整意义上的自动编目是指由出版单位从出版物制作的源头，就利用计算机排版文件的相关部分（含文献的扉页、版本记录页、内容简介、附题名页等，详细著录还应包括文献的目次页和各种插页），自动提取书目记录所需的元数据，并以机读目录格式提供给全社会使用。

另外，从《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在科技图书、百科全书/辞书工具书（包括年鉴等）、教育图书、各类期刊、报纸等5类不同类型的出版领域，遴选符合本系统实施条件的出版单位进行典型示范的情况看，其自动编目范围基本涵盖图书馆实体资源的主要类型。如国内除了有探索ECIP与自动编目而研制的试验性软件“复合出版系统”（Hybrid Document Publishing System）外，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北大方正也已研制成功“数字报刊与跨媒体出版系统”。后者也能在编辑与排版过程中对稿件（包括文章、图片、广告、报花）的内容、标题、作者（包括记者所在单位）、编辑等相关属性进行标识，而标识所得的数据不仅可以用来快速生成电子版报刊，而且还能作为资料系统的数据充实到全文检索数据库中。

1.2.2 《中文图书标识规则》的作用

为了配合前述ECIP与自动编目，200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中文图书标识规则》。《中文图书标识规则》除了“前言”和“引言”外，主要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标识数据的结构与描述”和“标识数据”5部分组成，而附录（资料性附录）则有附录A“中文图书标识数据使用CNMARC字段、子字段一览表”和附录B“中文图书标识数据应用实例”。《中文图书标识规则》的作用如同进行中文图书CIP时所需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 12451-90）和《图书书名页》（GB 12450-90）标准一样。具体而言，《中文图书标识规则》中经过扩充的DC元数据结构化标签，通过与CNMARC字段、子字段的对照（参见《中文图书标识规则》附录A“中文图书标识数据使用CNMARC字段、子字段一览表”），在图书未付印前就可生成ISO 2709文本上报给CIP中心和《新华书目报》编辑部，并用于本社印前业务管理；而图书付印时则可生成正式书目送交给CBIP网站发布，并据以转换为二维码印刷在封底，当然同时也可用于本社的图书与信息管理。

过去，中文图书的在版编目数据主要通过《中国图书在版编目快报》及其光盘版获取。而现在，ECIP中的书目信息不仅可以通过《新华书目报》和CBIP网站发布，而且转换为二维码的书目信息，图书馆只需一个解码器就可避免重复编目，即图书馆只需在二维码提供的图书信息基础上添加其有特殊要求的内容就可完成本馆的目录编制工作。

在国外，除了前述ECIP外，现在也有通过包含出版物出版发行基础信息（含出版物形式特征信息、内容特征信息以及可获得性信息）的ONIX（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在线信息交换）进行自动编目的事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利用ONIX进行自动编目，并把它作为一种在CIP与出版社间传递的资料格式，现已研制出ONIX与MARC之间的映射表，并开展了“新一代编目”（Next Generation Cataloging）试验计划，内容包括合作出版社/供应商提供ONIX格式的信息，OCLC将数据转换为MARC格式加入其WorldCat，并尽可能通过数据挖掘与数据映射的方式自动强化数据，强化后的元数据再以ONIX格式返回给出版社/供应商，以对OCLC的强化作出评估等。这个试验计划的结果，将使OCLC由用户贡献数据的分销商转而成为原始数据的供应商。

2 编目人员的应对措施

刘炜最近在《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组织：图书馆职业的核心能力》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来说应该有所鼓舞，因为该文认为，图书馆职业在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人类知识有序化的工作，只是由于知识生产的批量化和工业化，缺乏必要的工具，在速度和深度上无法根据知识的内容进行整序，而只能根据载体形态进行组织加工；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展将有可能借助语义技术和许多新的工具，使图书馆行业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组织经验，在万维网时代发扬光大。据此笔者认为，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在受到以上挑战时，首先要树立信心，其次要多考虑如何在技术上有所创新。

2.1 树立信心

AACR2的第一编者MichaelGorman认为，即使编目业务外包了，图书馆仍然需要专业的编目馆员；编目馆员甚至可以承担起参考馆员的工作。因为图书馆的书目记录虽然要求标准化，但各个图书馆仍需根据自身的定位及读者的需求来对编目数据进行个性化的内容设置；编目工作是图书馆业务的核心，参考馆员们也都必须依据完整的馆藏目录来执行其业务工作。

面对信息技术以及全文检索技术的迅速发展，Michael Gorman对书目控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如下3点建议：①加强书目控制的地位。图书馆读者服务部门的馆员与编目馆员要相互了解与尊重。书目控制应为图书馆学的核心课程，并以此来引导所有的图书馆员了解书目控制的架构与目的。②提倡合作编目。推导全球书目控制的观念，鼓励编目资源的全球共享。③整理电子资源。对电子资源予以适当的分类与编目，也是图书馆员的任务，即图书馆编目员的工作范围应扩展到电子资源。Michael Gorman认为，根据电子资源本身的价值，其书目控制的方法有以下4种级次可供选择：

①完全根据国家和国际标准编制成完整的MARC记录（Be cataloged fully in accordance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resulting in fullMARC records）；

②增进型DC“编目”（Receive enriched Dublin Core“cataloguing”）；

③最低限度的DC记录（Minimal Dublin Core records）；④让搜索引擎做（Be left to themercies of search engines）。国内乔好勤曾指出：网络信息目录控制日渐成为当代目录工作活动的主体，也正是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如果说传统目录学属于静态目录学，那么网络时代的目录学则属于动态目录学或实时目录学……目录学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拓展了目录学的应用空间，提升了目录工具的使用价值。网络资源的科学揭示与报道是21世纪目录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而柯平则在《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一文中正式提出“数字目录学”概念，并认为数字目录学应成为目录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后，柯平还在《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控制的数字目录学》一文中提出以下重要的数字目录学思想：第一，面向数字书目控制的数字目录学的内容有：以数字资源编目为基础；以数字书目情报服务为新方向；开发数字书目控制技术；实现数字化国家书目控制和国际书目控制；发展数字化书目信息产业。第二，面向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的内容有：从资源类型、业务领域、控制层次和知识资源4个视角进行数字资源控制。在该文的最后，作者还结合在知识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认为重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实现数字目录学发展的突破：数字书目控制与数字资源控制的有机整合；将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数字目录学；运用知识技术进行数字资源系统研究；数字环境下专科目录学的研究等。

除此之外，关于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一是可以参考笔者去年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的《图书馆实体信息资源组织的两大发展路径》一文。该文提出图书馆扬搜索引擎之长、避搜索引擎之短的实体信息资源的组织理论与方法，即扬搜索引擎之长，使实体信息资源组织章节化；避搜索引擎之短，使实体信息资源组织FRBR化。真正做到“与狼共舞”。二是可以参考2008年1月9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的《书目控制的未来报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该报告的任务是要考察在不断发展的信息和技术环境下，书目控制和其他描述实践能有效地支持图书馆资料的管理与检索、建议图书馆界集体向目标前进的方法，以及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建议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工作重点。总之，《书目控制的未来报告》不仅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提出了建议，也向全球的编目人员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该报告的一些建议被采纳，将会对全球的编目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2.2 技术创新

编目技术的创新体现在编目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最突出的是体现在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rs，联机公共检索目录）上。众所周知，第一代OPAC（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是传统卡片目录的电子版，主要基于主机终端方式进行检索，功能十分有限，仅能反映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与流通状况。而第二代OPAC（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发展至基于Web的WebPAC或基于Internet的IPAC（Internet Public Access Catalogues），其功能也一再扩展：从本馆、本地资源向异地、远程资源扩展；从单一的书目查询向全文的检索甚至向各类型资源整合查询的方向发展；从布尔逻辑式检索向人性化、智能化检索功能发展；并将FRBR思想加以体现。2006年1月，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图书馆发布的新版OPAC虽然仍然使用原来的书目记录，但其检索界面已经改用Endeca公司具有引导导航（guided navigation）能力的ProFind，并同时提供检索与浏览功能。检索返回结果类似于搜索引擎，缺省方式是按相关性排序，另可选择按出版日期、题名字顺、作者字顺、索书号排序，尤为特别的是可以按流通数据获取的受欢迎程度排序。依据检索结果，在左端一栏列出用作限定检索的相关主题，如流派、载体、地区、时代、语种、作者及馆藏地等。

在国内，2006年5月25日，“Web2.0与信息服务”会议在上海图书馆召开。此次会议为国内图书馆2.0关注者的第一次聚会，同时也是图书馆2.0热潮中极为重要的一次学术研讨。由于该会议题主要涉及“Web2.0与信息服务”、“Web2.0与电子商务”、“新型OPAC”等，所以会议前后所形成的图书馆2.0热潮几乎吸引了图书馆界各层人士的关注。其中编目精灵所做的关于OPAC改进的报告尤其让与会者对图书馆2.0的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之后编目精灵将其整理成文《论新一代OPAC的理念与实践》并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胡小菁认为，新一代OPAC应具备简单界面、输入提示、分面浏览与导航、排序与推荐、输出选择、地图与位置显示、FRBR化显示、用户参与、RSS推送，并具备对用户、对图书馆和对网络开放的特征。总之，新一代图书馆目录系统将以全新的界面呈现，将给用户带来“图书馆也Google了”的惊叹。

其次，2007年4月，OCLC已开始实施其WorldCat Local计划，该计划允许各类图书馆充分利用OCLC联盟的联合能力以及其提供的WorldCat.org个性化功能，进行本地资源的发现和文献传递服务。如此，大量图书馆将不再拥有本地的OPAC，我们也将步入数据合并的新时代，无论是共享目录还是整合进发现工具的目录。以联合目录取代本地OPAC的可能性，始见于《加州大学书目服务的再思考》。如果国内的联合编目中心今后也有这样的打算（技术上的问题不大），那些技术力量薄弱的图书馆，也可考虑以联合目录来取代本地OPAC。

但是届时，我们图书馆的编目人员似乎又无事可做了！所以在《知识组织：图书馆职业的核心能力》一文的最后，刘炜才发出这样呼吁：掌握利器，决胜未来。这些利器包括：①将传统编目中属于“主题编目”的一类技能和成果，也就是目前统称为“知识组织系统”（KOS，包括分类法、叙词表等）的规范体系，转化为Web可以读懂和处理的格式，因为传统书目系统或情报检索系统采用这些概念体系都是给人用的，不具有严格的机器编码，机器对这些词表和分类法并不可读。②为进行更多的主题编目或开发主题编目算法，编目员要研制各类本体，以及研发各种支持SKOS（简单知识组织系统）和OWL（网络本体语言）的KOS编目工具，并从事资源的主题标注、批处理或互操作等开发工作。③被称为“元数据编目员”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进行元数据标准规范（领域应用的元数据规范一般称之为“元数据应用纲要”）及著录规则的制定、流程设计、培训推广、质量控制等，需要支持自动或批量的元数据编目。另外，由于所有的标准规范或方法工具最终都将体现于元数据编码中，所以制订、审核并应用各类元数据编码方案（主要是基于RDF/XML的Encoding Schema）也应该是这个环节中的重要内容。

上述利器，实际上都可用于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工作中。即对数据进行加工整理，或制定标准规范，提供加工整理方法、流程，让计算机来帮助进行加工、整理、转换并提供Web服务，都是未来编目馆员应该承担的合适工作。目前实现所有上述工作的技术架构已经建立，这就是RDF、SKOS、OWL等一系列描述规范，以及以Linked Data为代表的语义存取机制。我们只需掌握它们，就能在未来的数字世界中，继续做好本该属于我们的信息知识组织工作。因为在数字图书馆谈论有多少个TB时，世界数字信息已进入PB、EB、ZB（泽它）时代。美国趣味科学网站举例说，一首MP3歌曲的存储空间约为5MB。如果以每分钟1MB的速度不间断播放，1泽它字节能够存储的歌曲足以让人听上19亿年。而据“数字世界”调查预测，未来10年，全球信息总量又将是现在的44倍。而推动这一增长的强劲动力，仍是与图书馆相关的媒介形态的持续变革，即电视、广播、印刷等行业将不断实现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的转变。图书馆人尤其是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对此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1] 茆意宏.信息服务的趋同与转型.新世纪图书馆，2010（2）.

[2] 程焕文.关于改变图书馆学研究立场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

[3]VivienneWaller著.公共图书馆立足于数字化时代的合理性.肖鹏译.图书馆杂志，2010（3）.

[4] 劳拉·凯恩著.图书馆这一行.台湾凤仪知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编译组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5]黄昕.供需互动 实现双赢——图书馆采编业务外包的成功案例.图书情报工作，2006（1）.

[6]余红，饶思军.外包制胜——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实践与思考.图书馆杂志，2006（3）.

[7] 曹秋霞.国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发展及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09（1）.

[8]徐月华.采编业务外包的适应性动因及其机制——以广州市高校图书馆为例.图书馆杂志，2008（12）.

[9] 张力，孙佾琳.对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现状的质疑与反思.图书馆建设，2008（7）.

[10] 赵伯兴，戴行德.论编目业务外包环境下的书目质量控制.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4）.

[11] 杨兰芝，田昊，曾照云.CIP存在的问题与ECIP计划的实施.现代情报，2007（6）.

[12] Tabb W.The Role of National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World//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新使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 张耀蕾.中美在版编目的比较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8（5）.[14] 陈源蒸.中文图书ECIP与自动编目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5]《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标准研制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2008.

[16] 徐萍等.数字报刊与跨媒体出版.中国传媒科技，2006（1）.[17]CY/T 62-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中文图书标识规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18]《出版物物流二维码》有重要作用.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80818027C61/.

[19] 刘炜.知识组织：图书馆职业的核心能力.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2）.

[20] 朱荀.Michael Gorman图书馆学新技术思想研究.图书馆杂志，2010（4）.

[21] Michael Gorman，Glen Holt.The corruption of cataloging.Library Journal，1995（15）.

[22] Michael Gorman.Metadata or cataloguing?:a fals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et cataloging，1999（1）.

[23] 王菲菲.解悟目录学若干问题.中国索引，2010（1）.

[24]白清礼.对目录学20多年来的探索与追求——评柯平教授的《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2）.

[25] 王松林.图书馆实体信息资源组织的两大发展路径.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4）.

[26] 顾 .文献编目领域中的机遇和挑战.图书馆建设，2008（4）.

[27] 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8] 胡小菁.论新一代OPAC的理念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5）.

[29]李欣.新一代图书馆目录系统：探索与发现/创新平台——从理论走向实践.图书馆杂志，2009（11）.

[30] 胡小菁.编目的未来.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3）.

[31] 数字信息进入“泽它时代”.新民晚报，201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