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端居”用詞考*——兼及幾首端居詩

陳緒平

關鍵詞：端居；唐人端居詩；士人精神史

唐人孟浩然的名篇《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有“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羡魚情”(1)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45頁。。笔者注意到該詩中“端居”的注釋。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文學作品選》注釋爲“端居，猶言獨處、隱居”；整句詩的意思則釋爲“生在太平時代，而不能有所建樹，所以感到愧耻”(2)朱東潤主編：《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册，第35頁。。究竟爲何“端居”有“隱居”的意思，《作品選》並無詳説。翻檢孟氏詩集的其他重要選本、箋注本，也多是如此。比如王達津説：“端居，閑居。”(3)王达津选注：《王維孟浩然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6頁。佟培基説：“端居，平常居處，指隱居。”(4)佟氏所據本題曰《洞庭湖》。參(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頁。下條同。此書有增訂本，對“端居”亦无新説。參(唐)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2頁。另外佟氏還給出了一個“端居”用例，來自《初學記》卷二十録隋代徐善心《奉和賜詩》“正始振皇風，端居留眷想”。徐鵬説：“端居，猶平居。此處指隱居。”(5)《孟浩然集校注》，第145頁。可見，幾位前賢的注釋是一致的。其中徐氏所説“端居，猶平居”是聲訓，可是，“平常所居”(平日所居)又如何同“隱居”聯繫在一起呢？佟氏給出了隋人作詩的用例，似乎認爲“端居”這個語詞自有其來歷。

《左傳》録趙盾故事有“端坐”的細節；《莊子》有“匡坐”的記録；又《韓詩外傳》所録“原憲”與“子貢”的對話，也有“端坐彈弦”的細節。(6)《左傳·宣公二年》，載(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867頁。《莊子·讓王篇》，載(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75頁。《韓詩外傳》第一卷，載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第35頁。這些記録都早於《初學記》所録隋人的用例。可見從先秦到唐代，“端居”這樣一種士大夫的身體姿態被反復書寫，構成了一個特定的語境義；它也成了士人一個重要的知識結構，在士人著述中反復出現。今天，我們有必要追索其源，梳理其義。另外，細讀徐鵬“端居，猶平居”的釋義，可知這是用了聲訓之法。可見“端居”有“閑居”(隱居)之義，到底是音韻學的問題，還是文學史問題，也有考訂的必要。爲解决以上問題，特寫作此文，以就學于方家。

上古文獻著名的“端坐”是《左傳》中關於“趙盾”的故事。趙盾直諫，引發晋靈公不滿，安排“鉏麑”前去行刺，其文曰：“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7)《十三經注疏》，第1867頁。等待上朝的趙盾恰恰是“盛服端居”的樣子，可謂儒家“慎獨”之高境。所以《左傳》借刺客之口贊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8)《十三經注疏》，第1867頁。這裏的“端居”是在朝官員的“恭敬其事”，而另外一個語境之下，“端居”則具有了“隱居”的内涵。事見《莊子·讓王》，其文記録了“原憲與子貢”的故事(9)《莊子集釋》，第975頁。。其中原憲(字子思)居魯處於“蓬户不完”等艱苦的生活境遇，却能“匡坐而弦歌”，可謂貧困不移其志，與乘大馬、衣輕裘的子貢構成了强烈對比(10)《莊子集釋》，第975頁。，却與孟浩然“端居”構成了呼應。匡坐即端坐。這裏原憲的風範即是隱居人士的典型特徵。這個故事又見於《韓詩外傳》，文字大致相同，亦有“匡坐而弦歌”的記録細節。子貢聽到原憲之“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等説辭後，深感慚愧，“不辭而别”。原憲則“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11)《韓詩外傳箋疏》，第35頁。。《外傳》隨後又云，“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正顯示了原憲的“閑居”之境。

可見，“端坐”其源有二：一是來自《左傳》，一是來自《莊子》。前者寫在朝官員趙盾恭敬其事，後者寫隱居陋巷的原憲之不移其志。原憲的情志成爲隱居江湖之遠的士人品格的高境，所以受到了後世文人的推崇。檢之唐人别集，除了孟氏，李白、王維、白居易和李商隱等人在創作中都運用了這個意義，又在用法上有細微的差别。

李白詩《贈何七判官昌浩》即用到了“隱居”(閑居)的這個意思，用的不是“端居”而是“匡坐”，説法雖有異，其實如一。其詩云：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吒，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勛。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

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12)(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71頁。

處於江湖之遠，心懷魏闕之上的李白看到國家遭受安史之亂，將老友比於“管樂”(管仲、樂毅)，其實這也是“自比”，不想“老死阡陌間”，也不願優遊於古書之中(“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建功立業、經世致用之心志還是異常强烈，這和孟浩然“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之句如出一轍。後幾句的這些内容與首句“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形成了因果關聯。自己心繫國家，又自認才情“冠三軍”，却閑居在野，所以惆悵之心頓起，乃至“匡坐至夜分”。面對安史之亂，自己想有所作爲，一“解世紛”，却只能“空嘯吒”罷了。一個“空”字，一個“匡坐”，一個“收奇勛”，深刻地表達了李太白此時此刻的人生境遇和心理背景。王維在《登裴迪秀才小台作》起筆即寫到“端居”：“端居不出户，滿目望雲山。”(13)(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5頁。其閑居的情狀清晰地表現了出來。後幾句是：“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遥知遠林際，不見此檐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14)《王右丞集箋注》，第155頁。可見，同樣是寫“端居”，與太白對照，王維走向了不同的藝術之境。

我們再來看看白居易的寫法，白氏有《端居咏懷》之詩：

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

斜日早知驚鵩鳥，秋風悔不憶鱸魚。

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

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15)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04頁。

白樂天的這首詩文本中並没有出現“端居”一詞。品讀下來，可謂句句都在寫“閑居”之境，和孟氏“端居耻聖明”的心情相對待，都寫出來了人在“出仕”“隱居”之間的複雜心情，白氏此詩的用典也正反映了這點。它一方面有賈誼這種至死不渝爲國爲君分憂的心緒，又有張季鷹“秋風”起時，念及吴中“鱸魚”等，要歸家“隱居”的逃逸之想。其中“諫獵書”的典故則來自司馬相如。時逢大漢天子迷戀游獵，司馬相如有諷諫之文。“懷袖猶殘諫獵書”，其中“殘”字用得尤其精密，“殘”字也構成了一個複雜的語義。可以説是政治風氣不清明，白氏想要進諫的册文久懷袖中不得進，日久變得殘損破舊，而自己不願丟棄，這個“殘”即“殘舊”之義，也可以理解成作者已然年老，心志已殘損破舊。可見，這個殘損的“上諫”之册是雙關，顯示了唐詩的多義和隽永耐讀。從“匡時策”“諫獵書”等細節上看到白氏對建立家國功業的用心之恒，對家國天下的用情之深。這份情懷與這個“端居”的實情構成了强烈的張力，其心境也和孟氏寫給宰相張九齡的“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如出一轍。從這裏看詩題《端居咏懷》即是這兩端，一邊是“端居”，一邊是“情懷”。

詩之最後“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更是直抒胸臆，顯示了白氏作詩的心緒：糾結纏繞，與題目《端居咏懷》正合。“咏懷”即“咏志”，咏歎其心志所向也。無獨有偶，唐人李商隱也有題名《端居》的詩，它和白詩不同，没有那種糾纏不清的心志，變成了一種近乎陶淵明式的“悠然”，即把自己未死的“出仕”之志隱藏在田園情趣的深處，也有王摩詰式“詩中有畫”的疏淡閑適。“遠書歸夢兩悠悠，只有空床敵素秋。階下青苔與紅樹，雨中寥落月中愁。”(16)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646頁。今按：整理者給詩題目作了注釋云：“端居，平居、閑居。”並未説明来源。體味其義，可知它也是一首“閑居”之詩。“悠夢”“素秋”“青苔”“紅樹”“秋雨”“月夜之愁”等細節描寫正是遠離了熱鬧廟堂的“清冷”的氣氛，是“閑居”之義。不僅唐人如此，明人、清人也多援引“端居”以抒懷。比如明末清初雷士俊《寄王築夫》詩云：“寂寞荒村静，端居念遠朋。”(17)(明)雷士俊《艾陵詩文鈔》，康熙莘樂草堂刻本，卷下。清曹溶《答顧寧人》詩云：“艱辛戈戟間，匡坐説蒼昊。”(18)曹溶《答顧寧人》，載《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册，266頁下。此不贅言。這是唐宋以降的情况，唐代之前，“端居”也是士人寫作的常見語詞。比如魏晋的曹植、徐幹(19)曹植《贈王粲詩》：“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4頁)徐幹《室思詩六章》(其一)：“端坐而無爲，髣髴君容光。”(《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40頁)給出了《梁書》“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的書證以及王維詩的用例(本文已舉，頁碼同)。與孟浩然詩名家注一樣，“端居”给出的出處都過於靠後。，南北朝的張正見、王筠等人。隋末唐初，王績《圍棋》有“飽食端居暇，披襟弈思專”(20)韓理洲：《王無功文集》(五卷會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頁。今按：王績另有《端坐咏懷》詩，也是這個意思的例證。載《王無功文集》，第75頁。。細讀這六例端居之用，或用端居、或用匡坐，却都有閑居、隱居的語境意思，正和孟浩然等唐人所用相仿。

以上創作實例，可見出“端居”是古代士人的一個共同資源，是他們知識結構的一部分，並構成了一個“意象”的世界，成爲一個詩學話語，反復出現。從知識結構的層次看，“端居”不是某個人性知識的問題，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資源，爲歷代士人所書寫。(21)“公共性”的知識，有一個特點就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白居易、李商隱直接以“端居”爲詩題，不做任何解釋，詩文也不像孟浩然、李白、王維等那樣在詩文本直接用“端居”“匡坐”等字眼，而是徑用“端居”的整體意思，即“端居”是整首詩的意義，可謂化用了古典。這樣的寫作却不會造成詩文傳授、流通上的障礙，可見在唐代“端居”不是私人化的用詞，它在唐代是具有“公共性”的知識，抑或説是士人階層知識結構的一部分。詩人的反復書寫，形成了一種詩學叙事，綿綿不絶，延至明清。從這個意義上看，它能够追源到上古經史，恰恰説明它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創作上的寫法因襲，這個看法需要彰明。前輩學者對它的注釋和溯源或有可增補之處，或有可商榷之處。《左傳》《莊子》《韓詩外傳》的資料證實了“端居”的來源甚久。再回到上面所引的這幾首唐人的“端居詩”，還有一個細節不得不察。孟浩然、李太白是用“端居”詞例，而白居易、李商隱則是以“端居”爲題意，文中不再出現“端居”二字。從語義層次看，作爲“語詞”的“端居”是文本的一部分，在語境中顯示其義。而以“端居”爲詩題，在文本中又隻字不提，則顯示了“端居”是士人共同知識結構中的要素，且是一個價值標準抑或説是一種士人情志的表達。“端居”已成爲一個公共知識的表達。

唐人孟浩然、白居易等遠韶先秦古意，援引“古典”，來抒發“今人”之情志。圍繞“端居”的書寫構成了一種“古今之溝通”，“端居”作爲典故，連結了古今，形成了一個豐富的思想世界。此典於近有賈誼、司馬相如、張翰(字季鷹)等，於遠則有趙盾、原憲。從以上的考訂看，無論是趙盾的“在朝”而“敬恭其事”，還是原憲的“窮居”而“不移其志”，都是儒家道德“慎獨”的表現。用孟子的話説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22)《孟子·盡心上》，載《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51頁。。無論是“達”還是“窮”，“端居”都是士人的應然之義。將孟浩然寫給知遇之人張九齡的詩“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23)《孟浩然集校注》，第145頁。放在這個背景中來理解，則更能見出孟氏的闊達心胸與居在朝廷之外的複雜情志。這是“端居耻聖明”的典故之義，也是它的文化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