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蟾宫操》傳奇若干問題考論*

張麗娟

關鍵詞：程鑣；《蟾宫操》；評點；傳播局限

清康熙時期，程鑣的《蟾宫操》傳奇面世，講述荀鶴與宓瑶華因一曲《蟾宫操》定情，在歷經一番波折之後終得團圓的愛情故事。《蟾宫操》現存清康熙刻本，由《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影印收入。學界對《蟾宫操》的研究主要分散在清代戲曲論著中，如張增元《清代戲曲作家事迹考略》一文有關“程瀛鶴”的簡短條目，録有《蟾宫操》作者的字，剧本中的序言、題評例舉。(1)張增元：《清代戲曲作家事迹考略》，《文獻》，1994年第1期。郭英德則簡單介紹了程鑣的《蟾宫操》劇情，簡要考證傳奇事無所本，但寓作者身世經歷之感慨。(2)參見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録》(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29—831頁。鄧長風利用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的材料考證《蟾宫操》作者身份、傳奇刊刻年份等，但論述比較簡單。(3)參見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上卷《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5頁。實際上《蟾宫操》傳奇的作者和版本還存在一些模糊的問題，而傳奇本身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傳奇的評點甚至將其與《牡丹亭》並提，在戲曲史上却反響不佳，值得探究。

一、 《蟾宫操》的作者籍貫與版本問題

程鑣，康熙時人，字介遠，一字瀛鶴，號介鳴，安徽休寧人，寄籍浙江。其生平資料較少，主要是任職於廣西博白縣，留下不少政績，廣西的方志如《博白縣志》等有記録。關於程鑣的籍貫，鄧長風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道光十二年《博白縣志》卷八《秩官·國朝知縣》下記云：“程鑣，浙江杭州府仁和縣籍，江南徽州府休寧人，康熙甲子科舉人，康熙四十六年任。”(4)轉引自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上卷《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5頁。此外在《〈蟾宫操〉傳奇評林》中有兩個人，分别題名爲“愚兄世經苓塞氏題”“愚叔世華默翁氏題”，即程鑣的族人，程世經、程世華也爲傳奇作了點評。其中，程世華是徽州休寧人，見《徽州府志》卷九之四載：“程世經，(休寧)率口人，歲貢，候選教諭。”(5)夏鑾：《徽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729頁。又《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九十八《人物志》“列女節孝”十四“徽州府”條目下載：程世經妻潘氏。(6)《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二九八，清光緒四年刻本，第4217頁。所以程鑣爲其弟輩，爲徽州休寧人。同樣，程世華是徽州人，乃程鑣叔輩。(7)《博白詩詞選集》中輯録清代程世華1首詩，並附有“程世華，清康熙年間安徽歙縣人”。參見盧詳明主編：《博白詩詞選集》，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頁。因而可以明確程鑣本爲徽州籍，出自徽州程氏宗族，後寄籍於浙江。

《蟾宫操》傳奇完成的時間，根據程鑣在劇末所做的序文可知，庚辰春，程鑣於京作《蟾宫操》，未完成，“秋八月，病痊可，十一日夜”，夢中遇美人，“(美人)曰：‘此子《蟾宫操》傳奇完未？’答：‘將完矣’……而《蟾宫操》傳奇閲月而成”(8)(清)程鑣：《蟾宫操》，《古本戲曲叢刊》編刊委員會輯：《古本戲曲叢刊》第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本文所引《蟾宫操》劇本的内容皆出於此，下文不再標注。。也就是説程鑣在庚辰年(1700)九月完成《蟾宫操》的手稿。而《蟾宫操》的刊刻時間，作者在序裏没有交代具體的時間，只言：“乙酉秋，寓津門，複夢前美人，語：子將遠行，當攜以往，自有知音者。丙戌，遊粤西，遂梓於白州官署，令十二紅演扮云。”因此産生了歧義。比如孫崇濤認爲是丙戌年(1706)刊刻的(9)孫崇濤：《戲曲文獻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5頁。，但未進行論證。而鄧長風等認爲是1710年刊刻的，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道光十二年《博白縣志》卷八《秩官·國朝知縣》下記云：“‘程鑣，浙江杭州府仁和縣籍，江南徽州府休寧人，康熙甲子科舉人，康熙四十六年任。’其下任王之麟，康熙五十四年任。可知程鑣任職時間約八年(1707—1715)。”(10)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上卷《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5頁。因而丙戌年(1706)程鑣還未在任，所以不可能是1706年刊刻，至於爲何是1710年，鄧長風未説明。對此，郭英德進一步根據陶璋《題十二紅排演〈蟾宫操〉傳奇》：“庚寅秋，璋詣白州謁見。八月之望，夫子命十二紅演以娱客。”並結合程鑣的序“遂梓於白州官署，令十二紅演扮云”，認爲庚寅年(1710)時刊刻並令十二紅演出。(11)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録》(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28頁。但這兩位前輩在論證中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程鑣撰序指出，“乙酉秋，寓津門，復夢前美人，語：‘子將遠行，當攜以往，自有知音者。’丙戌遊粤西，遂梓于白州官署，令十二紅演扮云”，即程鑣乙酉年(1705)寓居津門，丙戌年(1706)便前往博白。又根據《博白縣志》，其任職時間是1707年開始，在這個時間段裏面，程鑣1706年接到任職命令，前往粤西，宦遊途中，到白州官署之後先休整，再上任。换言之，程鑣接到任職通知，1706年於京開始出發，路途遥遠，大半年後纔到博白，到地方之後先刊刻劇本，再付之演出以娱賓客，待正式任職時已至1707年，所以縣志從1707年開始記載確有依據。其次，陶璋於庚寅年(1710)所見十二紅表演的《蟾宫操》，未必對應程鑣説的“遂梓於白州官署，令十二紅演扮”那一場次，换言之，陶璋所見的《蟾宫操》並不一定就是十二紅第一次採用刻本的演出。綜上，本文認爲，《蟾宫操》傳奇的第一次刊刻時間是在1706年。

另外，關於現存康熙刻本是否爲1706年初刻的版本，也需要進一步探討。孫崇濤認爲現流傳下來的康熙刻本爲程鑣自刻而得。(12)孫崇濤：《戲曲文獻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5頁。從程鑣的序可知，《蟾宫操》刊刻後才令十二紅演出，但是刻本已經收有觀劇詩，如陶璋《題十二紅排演〈蟾宫操〉傳奇》明確説到是庚寅年(1710)在博白看到的演出，那麽現存的本子就應該是以初刻本爲底本，再經過結合的版本。再者，現存的康熙刻本封面頁之後，有一頁明確統計了刻本所附有的内容，包括這些觀劇詩。還有現存的刻本中劉肇英的序題爲“康熙丁亥年(1707)等，這些内容都不會出現在1706年的刊本中。由此表明现存康熙刻本並非程鑣刊刻的第一個本子。或者還有一種可能，因爲刻本各部分内容的頁碼相對獨立，所以劇本刻完，再將他人的序和評點收集附上，置於劇本前後。

二、 《蟾宫操》評點及傳播問題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康熙刊本影印《蟾宫操》，由虎林沈西川評定、鄂江萬會伯校閲，刻本前有五篇序，一篇評林，刻本後有題詩五首，《紀夢》一篇，除了程鑣自題，共有28人參與，内容多爲溢美之詞，如徐發稱此劇“巧奪天工”，徐喆稱“允冠梨園”，鍾英琬環川氏題“《蟾宫操》三十二齣，是爲世界有情人説法耳，可以祖《牡丹亭》而與《西樓》伯仲”等，足見該傳奇的文壇影響力。除了傳奇本身有可取之處，也與作者廣泛的交遊有一定聯繫。根據《蟾宫操》刻本上附有的序、評點，題名的人物來看，至今可考的大多數是當時的仕宦官員，對此，本文對身份可考的評點者作了梳理，參看下表：

從上表可知，身份已知的十四人中，有兩人没有仕宦信息，其他都是經過科舉考試諸生以上。已知十四人中有不少在當時具有影響力，比如馮景(1652—1715)，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二百八十六載：“馮景，錢塘人，太學生，性嗜讀書，見聞淵博。善屬文，下筆纚纚千言。康熙間，遊京師，會有司營宫室，需楠木，有請易國子監彝倫堂梁者。景致書於尚書魏象樞，極陳不可，事得寢，於是京師咸知有太學馮名景，嚴氣正性，師友風義，以責善爲事。生平著述甚富，多散失，有《牽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舂集》十四卷行世。”(14)(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二八六，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馮景以治經聞名，著述頗豐，交友甚廣，方志載其“嘗遊授經邱士，居桐園中，與淮人士多唱和，往來無閑。”(15)邱元、王元章修，段朝端纂：《民國續纂山陽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55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6頁。雖然馮景以經傳聞名，但却爲《蟾宫操》拜題“萬象皆空，惟情不斷”“此《蟾宫操》爲情而作也”等，肯定《蟾宫操》的情旨，且給予極高的評價：不僅“有司花小史”人物之絶，又“《蟾宫》兩操，自足千古矣”。以馮景在當時社會中的影響力，對《蟾宫操》傳奇的宣傳頗有裨益。再如趙執信爲王士禛的甥婿，性喜諧謔，因得狂名，且爲朱彝尊、陳維崧、毛奇齡等清代大家所引重，而且和洪昇相友善，因排演《長生殿》被罷官。(16)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卷七一，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録類》，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812—814頁。所以趙執信精通戲曲，又有一定的影響力，程鑣將傳奇示之，足見考量。

《蟾宫操》評點的内容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評價傳奇：

第一，《蟾宫操》的主旨。昆陵鍾英琬環川氏題“《蟾宫操》三十二齣，是爲世界有情人説法耳，可以祖《牡丹亭》而與《西樓》伯仲”。“爲世界有情人説法耳”，高度概括本傳奇的主旨，傳奇以荀鶴、宓瑶華的愛情離合爲主綫，兩人因曲定情，借曲離合，從簡單的愛慕之情上升爲濃烈的相思之情，癡戀忠誠之情，荀鶴爲情而啼哭，甚至無意科舉，爲情放棄仕途。在刻本收録的評林、序文、眉批等評點也基本不離“情”字，如沈灝作序：“同里程瀛鶴先生，才名卓絶宇内，凡耳目所遭、胸襟所結慷慨不平之事，悲愉適拂之情，選聲而出自腕下，命彼筝人付之箜板，爲千古有情人别開生面，名曰《蟾宫操》傳奇。”主情之外，此劇還意在打破才子佳人的傳奇模式，有意深化傳奇的思想内涵。古閩正薇貫月氏評：“古來傳奇，言情者十之九，終不免落才子佳人窠臼。似此將歌僮作關鍵，説得奇絶韻絶，令閲者歎爲希有。”《蟾宫操》富有思想容量，聶付生將其與一般才子佳人戲曲不同處概括爲“作者把荀鶴和瑶華這對有情人的悲歡離合，置於奸人挑逗皇上廣選民間美女以供淫僧糟蹋的社會背景中表現堅貞不渝的愛情，在加强作品真實性的同時，也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深度，避免以往奸人挑撥的慣常寫法”(17)聶付生：《浙江戲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第382—383頁。。此創作思想的轉型，緊隨《桃花扇》之後，體現清代戲曲由情向理的審美思想路向(18)參見楊明剛：《清代戲曲審美嬗變考》，《藝術百家》，2018年第1期。，此劇雖起於兒女情長，但此情的發展是置於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上，由此突出了對忠義、倫理教化、治國理政等内容的理性思考。

第二，《蟾宫操》追新造奇的藝術特色。《蟾宫操》傳奇多有設奇之處，如劇中丞相桑哥與國師等人設壇作法被令狐韜暗地破壞，被雷所擊，此時令狐韜却現身救了桑哥，並且桑哥因此次遭到降職，門庭冷落，亦是令狐韜上門與桑哥日月飲酒消遣，桑哥直把其當作心腹，却突然峰迴路轉，令狐韜譴責其行徑，砍下桑哥首級。很顯然，令狐韜這般大費周章，正是作者爲創奇而設。此處沈西川眉批便道：“正要大醉助膽，却將三斗預勸，文心聯絡過遁，真有鬼斧神工。”沈西川有諸多眉批指出該劇情節之奇，如“此時一段情衷，一明一暗，奇想奇逢，總無牽强痕迹”“步步離奇，步步緊密，隨手開，隨手闔，變幻處不歸自然，總非至文”“曉得分明親切，故將遥筆宕開，武夷九曲引人入勝”等。此外眉批還關注劇本語言之新奇，如眉批“從月字照破千古情根，令人毛寒骨聳。選字鮮新，食煙火人應難道出。拈一情字，玉茗堂瓣香猶在”“説白之妙，無一字不新，無一字不奇”“用字新妙異常，非真才人道不出”等，可見沈西川對《蟾宫操》“新奇”藝術特色的深刻把握。

第三，《蟾宫操》曲辭的雅俗。郭英德通過吴應蓮《蟾宫操·評林》“詞曲爲古歌風體，尤貴雅馴”的評價，認爲《蟾宫操》“寧守雅正而不求通俗，專貴墨本雅馴而譏刺登場演劇”，乃是典型的文人曲家的審美趣味。(19)郭英德：《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7頁。《蟾宫操》自然可歸文采派，唱詞華美，劇中眉批多處驚歎於曲詞文采，如“好詞”“隨手填來，望若雲蒸霞蔚”等，並且時人爲該劇所作的序、評多歸入詩文體系，如吴燿“推瀛鶴之詞壇”，徐發稱《蟾宫操》“出其餘技，間譜宫商，振藻揚葩，可以奪關王之席，登周柳之壇。讀之者見其纏綿悱惻，倘惶迷離，驚爲可喜可愕之事”，徐喆贊譽“如斯雅致，允冠梨園，即日填詞，應弁樂府”。不過，爲了適用於舞臺表演，《蟾宫操》曲詞也有通俗的一面。如蔣允旦評點：“余于《蟾宫操》傳奇，亦云臨川用番語入白，多不真。似此引蒙古語、日本語、苗蠻語，絶非杜撰。演奇門議禦倭，不作影響話。又如第二十二齣，喬材白有‘魚無負釣心，獸無害獵意’數語，則出《東萊博議》。其他點綴科渾處不計矣，能無服膺。”劇中還涉及不同國家的語言，顯然是爲了營造更好的舞臺演出氛圍。

然而《蟾宫操》在社會上的演出不多，劇本只流傳下來一種康熙刻本，在清代現存可見的戲曲選本裏查無蹤迹，莊一拂《匯考》中也言：“此戲未見著録。”(20)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37頁。除了刻本上附有的評價，在清代其他涉及戲曲理論的言論中極少提到，受社會歡迎的程度與同時代的《長生殿》《桃花扇》不能同日而語，在後世的影響也有局限，這似乎與刻本中收録的諸多評語相矛盾。因此需要嘗試進一步探析。

首先根據表1，爲《蟾宫操》評點的有很多是程鑣的同僚或者好友，甚至親戚，這些人爲其做評，難免夾雜人情。再者，從評林和序裏面，可以發現程鑣親自拜訪友人，示《蟾宫操》傳奇於友人們，比如沈顥言“壬戌秋，先生親以授余”，趙執信云“久客津門武林，程年兄以新制傳奇見示”，徐之豫曰“以是本三十二齣見示”等，不少人提到程鑣親呈該劇本，示之於人。程鑣將自己的作品推廣出去，得到好評回饋之後，收集起來，刊刻而出，再通過演員表演達到宣傳的效果，比如陶璋爲十二紅演出《蟾宫操》題詞，説到“八月之望，夫子命十二紅演以娱客”。可見，程鑣爲了推廣自己的作品，作出不少努力。不過，這只是他的主觀努力，由於《蟾宫操》在普通百姓中的影響力有限，其接受對象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諸人評點中看到的都是十二紅演出《蟾宫操》，極有可能是程鑣的家班，方能跟隨程鑣到博白，這就使得舞臺演出的推廣受到一定局限，或者説《蟾宫操》的傳播以劇本形態爲主，它的演出不是面向社會，主要是上層仕宦、文人社交圈。

再者，從當時的創作環境而言，康熙時期正是傳奇戲曲發展興盛之時，文人創作的傳奇數量龐大，尤其清代鼎力之作洪昇的《長生殿》(1688)和孔尚任的《桃花扇》(1699)面世之後，在當時劇壇上很快引起反響，並且持續較久。若論歷史人物的愛情傳奇，《長生殿》足已夢幻、足已深情。若論在男女愛情中譜寫政治風雲，《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悲亦已深刻。而寫於1700年的《蟾宫操》雖然有其佳處，但在前二者的陰影之下求生存，必然受到衝擊。

從傳奇本身而言，《蟾宫操》畢竟是才子佳人小説，作者反映社會現實的力度有所克制，主要是表現丞相賣官鬻爵、貪污受賄、左右科舉，帝王爲了追求長生之道懈怠朝政，太監干政等問題。根據《清史稿》，康熙時期政治相對太平，早期智擒鼇拜，内政没有大的波動，主要還是民族矛盾，反清復明的遺緒，還有臺灣問題等。因此程鑣未觸及敏感的時政，這與他明哲保身，出世入世都能順其自然的處世態度有關。就以男女離合寫家國興亡而言，不足以觸動時人。其次，《蟾宫操》禮贊男女至情的同時反映政治風雲，並不是單純的渲染愛情之作，所以就至情的角度而言，在明末清初泛濫的才子佳人戲曲中難以鶴立雞群。因此總體而言，這部劇的群衆反響不大。

由於程鑣的生平史載不多，對其作品的考察就需依賴於刻本中附帶的評點、序文等，一部傳奇能在刊刻之時，得到諸多文士的贊賞，這在歷來傳奇中並不多見。在戲曲史的研究中，我們除了關注大家大作，還應該重視每一部相對成熟的作品。一部完整的戲曲史，應由每個歷史節點上的戲曲活動支撑而起，《蟾宫操》的刊刻與流傳，不僅使我們了解到這部作品本身的故事情節、藝術特色，更使我們從衆多評點中看到時人的戲曲觀，這些評點雖出於《蟾宫操》，但能反映清代曲論的部分内容，不少戲曲批評研究已經有所關注，但仍有待在之後的研究中作進一步總結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