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學正本》作者考釋*

但 鋭

關鍵詞：字學正本；作者；里籍；姓名；考釋

一、 引 言

《字學正本》爲清康熙八年所刻字書，全書共分五卷，卷一9韻，卷二8韻，卷三、四各17韻，卷五8韻，即平上去各17韻、入聲8韻，每韻下轄若干同音字。(1)《字學正本》版本有四：康熙八年刻本、康熙九年刻本、康熙間刻本、江蘇巡撫採進本。本文所用版本爲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八年刻本。作者利用反切、直音、借爲、又音、讀若、叶音等方法對所收的5419字進行釋音，區分正音與非正音。同時以《説文解字》釋義爲基礎，對所收諸字的正義、非正義進行闡釋。爲達到“使學者咸知返古，而又適於今之用”，《字學正本》將相關篆文、古文、籀文、隸書、異體字、本字、正字、形近字、俗體系統陳列，指明被釋字字際關係，並指正部分被釋字所存在的形訛、誤用等問題。《字學正本》作爲清代大型字書，在漢字歷時研究、漢語語音史研究、漢語詞彙研究、字書編撰工作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字學正本》凡例八則刻有“晋長平李京元伯謹識”，上平聲卷一、下平聲卷二、上聲卷三、去聲卷四、入聲卷五均刻有“晋長平李京元伯考輯”。該書相關文獻記載還有另一種説法，《四庫全書總目》：“《字學正本》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李京撰。京，字元伯，高陽人。”(2)(清)永瑢等修：《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81頁。《清文獻通考》：“《字學正本》五卷，李京撰，京，字元伯，高陽人。例略曰：是書以小篆爲本，而正偏旁之不正者，故名正本。”(3)(清)劉錦藻修：《清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07頁。《(光緒)保定府志》：“《字學正本》五卷，李景撰，四庫全書存目，李景，高陽人。”(4)(清)李培祜等修、張豫塏纂：《(光緒)保定府志》(二)，《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1》，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第92頁。《(民國)高陽縣志》：“《字學正本》五卷，李景撰，四庫全書存目，李景，高陽人。”(5)李大本修，李曉冷等纂：《(民國)高陽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8》，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第653頁。

顯然关於《字學正本》作者里籍及其姓名學界存有分歧，這不利於該書成書背景及其基礎方言等方面研究的深入，故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 作者里籍考

作者自稱“晋長平李京”，據《(乾隆)高平縣志》，“長平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長平汛，縣治北三十里”(6)(清)傅德宜等修、戴純纂：《(乾隆)高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36》，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53、55頁。，可知長平在清代爲山西高平縣所轄。《字學正本》姓氏鑒定、參閲部分所提諸人多爲高平籍(7)鑒定部分可考者有：李棠馥[山西高平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田逢吉[山西高平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李中白[山西長治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畢振姬[山西高平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張彦珩[山西高平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張汧[山西高平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高夢説[山東費縣人，順治五年(1648)副榜]、張恂[陝西涇陽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趙介[山西高平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張惠迪[河北完縣人，順治三年(1646)進士]、陳烻[山西高平人，孝廉]，參閲部分可考者有：李棠餑[山西高平人，順治八年(1651)拔貢]、趙之鼎[山西高平人，順治五年(1648)恩貢]、鄭俊[山西高平人，康熙三年(1664)進士]、馮鼎樞[山西高平人，順治十七年(1660)學正]、李焻[山西高平人，順治十七年(1660)教諭]、趙筏[山西高平人，康熙五年(1666)教諭]、李偉標[山西高平人，官生]、張沖[山西高平人，知縣]、張濤[山西高平人，同知]、畢澍[山西高平人，康熙十一年(1672)拔貢*]、李棅[山西高平人，順治十七年(1660)副榜]、崔涵璽[山西高平人，同知]、李煜[山西高平人，順治十一年(1654)副榜]、王玉柱[山西高平人，康熙十一年學正*]、趙象乾[山西高平人，順治二年(1645)拔貢]、王用體[山西高平人，官生]、常在[山西高平人，順治三年(1646)知六合縣]、焦映斗[山西高平人，康熙二年(1663)教授*]、郭雄都[山西高平人，順治十八年(1660)拔貢]、李儼標[山西高平人，順治十六年(1658)拔貢]、張漢[山西高平人，中書舍人]、張聯璧[山西高平人]、崔涵[山西高平人，通判]、李耀閥[山西高平人，順治初年恩貢]、李漁[浙江杭州人，庠生]、扈元基[山西高平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拔貢*]、李之易[河北保定，歲貢*]、趙曦[山西高平人]、秦彪[山西高平人]、姬鼎燕[山西高平人，孝廉]。，《(乾隆)高平縣志》卷之十七雜志對“李京《字學正本》”確有記載(8)《(乾隆)高平縣志》，第204頁。。

但上述存世文獻無一例外均稱作者爲河北高陽人(9)古人籍貫往往只會寫到縣，不會具體到鎮、村，且現存舊志中以高陽縣爲名者僅有記録河北高陽的《高陽縣志》，所以河南、湖北、山西、四川等省所轄的高陽鎮，廣東、安徽、福建、甘肅等省所轄的高陽村，均與本文無關。，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清文獻通考》與《(乾隆)高平縣志》爲同時期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編撰流程，各省採進的書籍，由專設的纂修官校訂後，方可撰寫提要，各篇提要經總纂官修改補充、分類編排後，終合爲《總目》，因此所收書籍须被考訂，所寫提要會被完善。作者之仕宦和里籍是提要必備内容，而“長平”“高陽”形音義均不相近，抄録致訛的可能性幾乎爲零，所以稱作者爲高陽人當是考證後的特意爲之。

《字學正本》雖爲字書，但按韻編排，内含正音、時音兩套完整系統。據但鋭(2020)研究可知(10)但鋭：《〈字學正本〉音系研究》，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第82—83、125—147頁。，《字學正本》正音音系是以明中期官話爲主體，同時充斥着一定時音成分的完整系統，而時音音系則是作者實際口語的反映。對比可知，相較於山西高平方言，河北高陽方言與《字學正本》音系更吻合，尤其是聲母系統、入聲韻系統，詳見下表。

聲母微母精组、知莊章组泥、來母《字學正本》正音音系獨立截然不混截然不混《字學正本》時音音系獨立截然不混截然不混河北高陽方言獨立截然不混截然不混山西高平方言消失相混部分相混拼陽聲韻時n、l不分入聲韻通臻攝合口入聲曾梗臻深攝開口細音入聲江宕攝入聲咸山攝細音入聲《字學正本》正音音系内部對立相混相混内部對立《字學正本》時音音系相混相混相混相混河北高陽方言相混相混相混相混山西高平方言相混

且乾隆八年李溥修纂、嘉慶四年重抄的《河北高陽李氏家譜》中確有此人(下詳)(11)(清)李溥纂修：《河北高陽李氏家譜》，嘉慶四年，上海圖書館藏(JP665)。，此譜是高陽李氏現存最早家譜類文獻(12)《高陽龐口李氏》作者李志更先生收集大量高陽李氏家譜，亦幫筆者詢問過相關地區李氏宗親，未見更爲古老的家譜。，所以作者是河北高陽人更爲可信。

這與《字學正本》參閲者李漁交遊經歷恰好吻合。據單錦珩(1982)(13)單錦珩：《李漁年表》，《浙江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第39—42頁。、鄒文燕(2017)(14)鄒文燕：《李漁書信研究》，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6—17頁。研究可知，康熙五年李漁北上京師，同年南下入秦，雖途經山西，却未曾到達與平陽相距甚遠的高平。高陽在清代屬直隸省所轄，與京師相近，加之李漁入秦時曾經過河北真定，相較之下，李漁與作者在高陽及其周邊地區相識更符合事實。(15)李漁於順治十八年或康熙元年移居金陵，於康熙二年遊歷廣陵，於康熙四年再遊廣陵，後回杭州，繼而南下遊粤，終歸金陵，於康熙五年北上京師，後南下入秦，途經真定與平陽，於康熙六年遊西安、攀華山，經涇陽回金陵，後至彭城，於康熙七年春返金陵，後經長江、蕪湖、鄱陽湖、贛江南下遊粤，於康熙八年春歸家。李漁雖與鑒定者張汧相識，但按單錦珩(1991)(16)單錦珩：《李漁杭州交遊考略》，《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5期，第40頁。、黄强(1996)(17)黄强：《李漁交遊補考》，《明清小説研究》， 1996年第2期，第132頁。研究可知，李漁晚年移家杭州，張汧才與其交往甚密，且張汧於順治十七年由福建分守漳南道參議轉浙江清軍驛傳道，後於康熙十九年改任浙江臺海道，顯然李漁與張汧並非相識於高平。

高陽李氏六世祖李霨《從叔饒州府知府念溪府君墓志銘》：“蓋我上世自小興州徙而高陽，尚已占籍邑之龐口里者，曰平福公，是爲始祖。”(18)陳新民、李志更：《高陽龐口李氏》，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2017年，第1頁。此墓志銘是李霨爲叔父李國棠所寫，是距始祖遷徙最近的記載。李氏九世祖李溥修北塋李氏家譜時明確寫道：“吾族自始祖平福公於明永樂間遷居邑之龐口里，宅兆村南。”後又於南塋李氏家譜序中進一步指明：“我始祖平福公徙保定府高陽縣龍化社二甲籍，居城東龐口里，宅兆村南。”(19)始祖平福葬於村南，李儼改葬兆村北，又有渭、河、漢三祖同改葬於兆村之西南，後世遂據塋之南北，分編家譜。材料引自《高陽龐口李氏》第1頁。李溥所修北塋家譜尊李儼爲一世祖(20)因兵燹之變，明末李氏家譜散佚一空，順治年間高陽李氏六世祖李之菁按李儼墓表所刻内容重修李氏家譜，因所刻内容不全，遂尊李儼爲新家譜一世祖。，按《(嘉靖)重修三原志》卷六所記：“若大理寺卿田景暘、按擦副使吴琮、御史李敬、主事解賓李儼輩，皆是在高陽時受業門生，此是李儼言，非過譽也。”(21)(明)朱昱纂修、張信續纂：《(嘉靖)重修三原志》，《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352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60頁。據此可知李氏始祖在明初便已遷至高陽，且直至一世祖李儼，李氏先祖均出生受業於高陽。顯然高陽不僅是作者出生成長地，還是其祖籍。

鑒於古人除以祖籍命名外，還常以郡望命名，故有必要對李氏郡望進行探討。據《隴西縣志》所述，唐《姓氏譜》稱李氏郡望十三，宋《廣韻》列李氏郡望十二，明《氏族傳考》考證隋唐時期李氏郡望僅有十一(22)《隴西縣志》編纂委員會：《隴西縣志1986—2005》，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993頁。。“十二郡望”流傳甚廣，接受度最高，即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襄城、江夏、梓潼、范陽、廣漢、梁國、南陽。但按小凡(2006)研究可知，魏晋至隋唐，李姓已是隴西最顯貴的世族。後李世民登基，天下李姓爲一家，以隴西爲榮，尊隴西最親，郡望爲隴西，共奉隴西堂，後世李姓族人均以自己是隴西李氏而自豪，甚至把隴西李氏當成自己身份的象徵，南唐後主李煜便被封爲“隴西郡公”(23)小凡：《天下李姓出隴西》，《蘭州日報》，2006年1月16日，第B03版。。

既然長平並非作者成長地、祖籍、郡望，何故會在書中自稱“晋長平”？縣志是記載縣歷史地理、風俗人物等内容的專書，《(乾隆)高平縣志》記載《字學正本》便説明作者與高平確有關聯。

李霨、李溥均稱李氏始祖是從小興州遷至高陽，却未指明小興州屬轄地。李溥修北塋李氏家譜時稱始祖平福公遷徙高陽是在永樂年間，但爲南塋李氏家譜作序時却認爲是洪武年間遷入的，這説明李溥意識到乾隆八年家譜中李氏遷徙時間有誤，特作改正。按魏隽如(2000)研究可知(24)魏隽如：《明初移民保定的小興州任爲何稱來自山西或洪洞縣》，《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2期，第179—186頁。，明初移民保定府的小興州人分爲兩類：1. 洪武年間遷入者多爲山西興州民籍；2. 永樂年間遷入者多爲山後小興州軍籍(25)這些人原是山西民籍，被籍入軍後，輪調到山後小興州，成爲興州軍籍人口或軍衛代管的民籍人口。，那麽高陽李氏始祖當由山西遷至高陽。

除此之外，按家譜記載，一世祖李儼，字仲威，明成化戊戌進士，誥授朝列大夫，由南京户部主事歷任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從四品]；二世祖李師儒，字宗正，弘治庚戌進士，由翰林院庶起士歷任山西布政司參政[從三品]；三世祖李東少，字[缺]，任山西臨洮府經歷[正八品](26)《(萬曆)保定府志》《明分省人物考》《明貢舉考》《(正德)大同府志》《(嘉靖)仁和縣志》等文獻對李儼、李師儒的記載與高陽李氏家譜所記内容一致，可知家譜所記爲實。據《陝西通志》《中國歷史地圖集》所記，臨洮府在明代爲陝西行都司所轄。此處疑抄“陝”爲“山”，本文仍從家譜所記。，可知高陽李氏祖輩曾在山西爲官。

作者自稱“晋長平”或與之有關，當然作者或許曾在長平遊歷居住，因材料有限，暫存疑。

《清代硃卷集成》《清朝進士題名録》《中國科舉録彙編》《中國科舉録續編》中未見作者科舉的記載，《高陽縣志》《保定府志》《畿輔通志》《河北通志稿》《高平縣志》《澤州府志》《山西通志》亦未記録作者科舉等信息，那作者與鑒定、參閲者相識，並讓其鑒定、參閲《字學正本》，應該並非作者爲官所致。

鑒定者高夢説爲《字學正本》寫序，序後落款“信守眷弟高夢説頓首拜撰”。“信守”即信州太守，按《(同治)廣信府志》記載，高夢説時任信州知府(27)(清)于成龍修、杜果纂：《(康熙)江西通志》(一)，《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652頁。，二者完全吻合。“眷弟”一詞説明作者與高夢説互爲姻親，清朝知府爲正四品官員，這便意味作者或其家族社會地位不低。

六世祖李霨爲順治乙酉、丙戌聯捷進士(28)《(光緒)保定府志》《(雍正)畿輔通志》《清秘述聞》等文獻對李霨的記載與高陽李氏家譜所記内容一致，可知家譜所記爲實。，據《清朝進士題名録》可知，與李霨同爲順治三年丙戌科進士的有鑒定者李棠馥、張惠迪、畢振姬、張汧，同期進士關係往往較好。(29)(清)余金撰：《熙朝新語》：“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大學士四人，傅以漸、李霨、魏裔介、馮溥……侍郎十五人……李棠馥……右副都禦史一人，張汧……。”(嘉慶二十三年刻本，第1卷第5頁)康熙八年李霨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加户部尚書[正一品]，與鑒定者田逢吉、李棠馥等同爲清代重臣，同朝爲官會進一步促進彼此關係。(30)(清)法式善撰：《槐廳載筆》：“進士跪受，又行三叩頭禮，然後就坐，讀卷官十四員爲大學士巴泰、李霨，學士明珠、劉秉權、劉芳躅、田逢吉。”(嘉慶刻本，第10卷第11頁)顯然李霨與《字學正本》所涉諸人，尤其是鑒定者的交情頗深。加之當時李霨官運亨通，深受聖祖倚重，儘管還未到達其官職巔峰，但影響力不容小覷。(31)李霨康熙初年爲宏文院大學士，康熙八年爲保和殿大學士加户部尚書，康熙十一年爲太子太傅，康熙二十一年晋太子太師，康熙二十三年卒於位。在李霨的影響下，作者能請衆多高平籍人鑒定、參閲《字學正本》便不足爲奇了。

三、 作者姓名考

作者自稱“李京元伯”，《四庫全書總目》《清通志》(32)(清)官修：《清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19頁。《清文獻通考》《皇朝通志》(33)(清)官修：《皇朝通志》，卷九十八，藝文略四，光緒二十七年，復旦大學古籍部藏(430020)。《傳是樓書目》(34)(清)徐乾學修：《傳是樓書目》，《六編清代稿鈔本》第270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1頁。亦稱作者爲李京，但《(光緒)保定府志》《(民國)高陽縣志》却稱作者爲李景。

《保定府志》《高陽縣志》所記内容爲《四庫全書總目》的迻録，但唯獨對作者姓名有所改動。《四庫全書總目》爲官修文獻，極具權威性，《保定府志》《高陽縣志》却堅稱作者名叫李景。相較於《四庫全書總目》《清通志》等，《保定府志》《高陽縣志》修纂者必定更熟悉《字學正本》及其作者，加之河北高陽李氏家譜中有李景，而無李京，所以作者名叫李景或許更加準確。

古人名與字間往往存在某種關聯，作者名景，可與元伯對應。《漢書·哀帝紀第十一》：“夫基事之元命。”顔師古注：“元，大也。……又曰更受天之大命。”(35)(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40 頁。《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毛傳：“元，大也。”(36)(清)王先謙撰，吴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611 頁。可見“元”字能表“大”義。《王力古漢語字典》中“伯”字義項有：“1.古代兄弟排行，行一者爲伯”；“2.地方長官爲伯”；“3.諸侯之長叫伯”(37)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4頁。。這些義項均具有“大、長”的色彩，所以“元伯”屬同義連文，共表“大”意。又《詩·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傳：“景，大也。”《詩·小雅·楚茨》：“以妥以侑，以介景福。”鄭箋：“景，大也。”(38)《詩三家義集疏》，第 780、750 頁。《隋書》《淮南子》《宋書》也有相關記載，均説明“景”有“大”義。二者恰好吻合。“京”也有“大”義，但這跟“景”能與“元伯”對應並不衝突，原因下詳。

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舉證》在“名字音同而歧例”下明確指出“李景誤作李京”(39)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舉證》，《中國古典文學考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98頁。原文爲：“李景《除夜長安作》(6259頁)又作李京詩(8387頁)。景隴西人，詩尾兩句云：‘却羡秦州雁，逢春盡北飛’，似爲其除夜客居長安而憶故鄉作。《紀事》七一作李京詩，頗疑計有功抄誤。《統籖·己籖》四載作李景，而《己籖》五又作李京，但胡震亨按詩云：‘中唐雜詩有李景詩，與此題有誤，姑並存之。’《全唐詩》依之重出。”，顯然訛“景”爲“京”是有先例的，但稿本付梓前會經歷寫樣、紅印階段，若名字刊刻錯誤，作者不可能没發現，那麽以“京”代“景”很可能是作者自發行爲。

按趙增越(2015)研究可知(40)趙增越：《清代皇帝的起名與避諱》，《中國檔案》，2015年第5期，第74頁。，清康熙以前無需避國諱，康熙年間需避“玄燁”二字，以元代玄，以煜代燁，顯然刻作李京並非因避國諱所致。周公、孔子等人名字與作者無關，也無需避聖諱。除此之外，古人往往還會避家諱，即避父母尊長。

王新華在《避諱研究》中指出，避字之習可能起源較早，兩漢之際一直以稱名爲忤，以避名稱字爲敬，避字之例並不多見。漢末三國時期，避字習俗逐漸流行，以稱字爲忤。避諱的風俗在魏晋南北朝蔚然成風。唐宋以來，直至清代，避字的風氣一直不衰。(41)王新華：《避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78—80頁。王新華論證所引文獻中有兩條值得注意，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四“稱字”：“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唯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爲重，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又《柳南隨筆》卷三：“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别號，於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説。”(42)(清)王應奎撰：《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03、57頁。可見隨着避諱的發展，避諱對象不再僅限於父母尊長的名，對其字也需避諱。這兩條文獻與作者年代相同，當可反映作者所處年代避諱的實際情况。

康熙八年李霨已官至正一品，位高權重，深受清聖祖倚重，必然爲河北高陽李氏家族敬重，甚至敬畏，證據有二：1. 家譜對李霨及其父母等生平記載詳細程度遠超他人；2. 除世系表外，家譜還抄録了大量李霨相關文獻，包括縣志名賢傳對李霨的記載、與李霨相關的詔令、皇帝對李霨賞賜情况、哀悼李霨的悼文、李霨及其母親的墓志銘。加之作者能請衆多高平籍人鑒定、參閲《字學正本》很可能是因爲李霨，所以身爲晚輩的作者斷然不敢對李霨有任何僭越之舉。李霨，字景霱，卒於康熙二十三年，按《柳南續筆》所述，作者改景爲京才符合當時社會風氣，才不會爲人所詬病。這或許就是作者自稱“李京元伯”的原因。

《集韻》：“京，居卿切。……一曰大也。”(43)(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68 頁。《方言箋疏》：“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44)(清)錢繹撰：《方言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4頁。正如上文所述，“京”字也有“大”義。“景”“京”二字聲調有平、上聲之别，李景以“京”代“景”，既做到字形、字音避諱，又實現字義相關聯。

與中科院藏本不同，哈佛大學圖書館所藏《字學正本》凡例八則“晋長平李京元伯謹識”下有“李京”“元伯”印。對比字體、特殊筆劃符號等，可知哈佛大學藏本與中科院藏本均爲康熙八年刻本，據斷口大小，可判斷哈佛大學藏本乃後印本。同一版本的後印本印章比先印本多並不奇怪，但多了“李京元伯”“信州太守章”等關鍵印便值得商榷。

圖1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字學正本》(彩色)與中科院圖書館藏《字學正本》(黑白)

哈佛藏本扉頁有“本衙藏板”“中和堂鑒定”。周紹良推定：“由此更可見‘本衙藏板’與官署無關……因此可以考定，‘本衙藏板’的書都是私人刻的書。”(45)周紹良：《談“本衙藏板”》，《書品》，2004年第1期，第22—23、74頁。沈津對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扉頁刻有“本衙藏板”的清代刻本進行整理，發現“大部分應視爲私人所刻，即家刻本。”(46)沈津：《説“本衙藏板”》，《昌彼得教授八秩晋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5年，第211—220頁。沈津指出“本衙藏板”也有官刻者，據其所舉例子可知，“本衙藏板”若爲官刻本，扉頁往往鈐有“御覽欽定”“奉旨留覽赦知□部”“提督學院頒行”等表官方身份的印章。哈佛藏本顯然與之不符，康熙八年政府刻書多在内府，並無名爲“中和堂”的官方刻書機構，且“中和堂鑒定”未見鈐印。加之哈佛藏本扉頁鈐有戳記：“字學久已失傳，是集窮源溯流，最爲真切，如闈牘難從本字，閲注内隸作某字，即可通時用也。”戳記多爲書籍内容概述，起廣告作用，是書商賣書手段之一。顯然哈佛藏本《字學正本》應爲坊刻本。

除刻戳記外，加蓋印章也是書商抬高書籍價值的常見手段。中和堂刊印《字學正本》時，不僅仿刻“高夢説印”“易庵”，還根據“信守眷弟高夢説頓首拜撰”“晋長平李京元伯謹識”僞刻了“信州太守章”“李京”“元伯”等印。

家譜明確記載“乾隆八年，歲在癸亥，秋九月，九世孫溥熏沐重修”，李景也爲李氏九世，但乾隆八年却晚康熙八年七十餘年，這並不矛盾。高夢説所作序言指出“予友李子元伯覃精研思於字者，蓋歷二十餘年”，结合鑒定者和參閲者生卒年，可推算《字學正本》應是作者中年所著，而家譜修纂者往往是家族耆老，且李景與李溥並非同一分支，不同分支相同輩分必定存有年齡差異，所以相差七十年是可能的。

《傳是樓書目》成書於康熙年間，《皇朝通志》《清文獻通考》成書於乾隆五十二年，《四庫全書總目》成書於乾隆五十四年，均晚於《字學正本》。據《字學正本》所刻内容，這些文獻俱稱作者爲“李京”是合理的。

綜上所述，《字學正本》作者本名應是“李景”，“李京”是其自發避諱的結果。除家譜以及記録高陽的相關文獻外，其他官修文獻所述均同《字學正本》。隨着官修文獻的傳世，作者曾用名“李京”也廣爲流傳。

附圖：河北高陽李氏家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