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與啓後*——也論《安徽文獻總目》的基本學術意義

王開隊 孫小昌

關鍵詞：《安徽文獻總目》；歷史文獻遺存；知識譜系；數據庫建設；文化認同

一

素有“江南通儒”之稱的清末安徽巡撫馮煦曾經指出，“皖省襟帶江淮，苞絡潜霍，夙爲人文淵藪，國朝右文，皖才尤盛”(1)(清)馮煦：《採訪皖省遺書以存國粹折》，《蒿盦奏稿》卷二。《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57册，第490頁。，以此呼籲皖省學界加入“保存國粹”運動的浪潮。自是而後，安徽知識分子致力於地方文獻的搜羅、整理與研究，歷《安徽叢書》(1931—1936)《安徽古籍叢書》(1988—)兩個階段，至今百餘年而不絶。回顧百餘年安徽地方文獻整理史，尤以20世紀80年代爲關鍵發展期。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與此同時，國務院恢復古籍出版規劃小組，並制定了一個九年規劃。(2)趙敏、牛繼清：《從〈安徽叢書〉到〈安徽古籍叢書〉》，《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24—132頁。由此，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了古籍整理的浪潮，文獻彙編與目録提要等作品紛紛湧現，譬如《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彙編》(1986)、《寧夏地方文獻聯合目録》(1992)、《貴州古舊文獻提要目録》(1996)、《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1999)、《廣東文獻綜録》(2000)、《上海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文獻總目》(2001)、《中國家譜總目》(2008)、《廣西文獻名録》(2009)、《湖南古舊地方文獻書目》(2012)、《江蘇地方文獻書目》(2013)、《民國時期音樂文獻總目》(2013)等等。在這一學術浪潮下，安徽學人於2008年在淮北召開“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學人在總結與反思安徽古籍整理、文獻研究、學者作家研究等方面的成就時，也開始了對打開安徽文獻整理新局面的思考。(3)趙敏：《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第188頁。《安徽文獻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應運而生。

《總目》由淮北師範大學牛繼清教授主持編纂，趙敏、張晚霞擔任副主纂。該學術團隊自2007年着手準備，2008年正式啓動，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編輯，2020年12月由黄山書社出版，歷時十餘年方才見諸學界，可謂“板凳一坐十年冷，後輩學人享福音”。2021年2月6日，“《安徽文獻總目》新書發佈研討會”在合肥召開，來自省内合肥、蕪湖、淮北、安慶、阜陽等地高校、科研機構的30餘位專家學者與會。經過充分討論，與會學者一致認爲，《總目》既是安徽文獻整理研究的標志性成果，也是淮北師範大學學術傳統的良好延續；既是安徽文獻整理與歷史文化研究的依據，也是建設文化强省的基礎。它基本上摸清了安徽古代文獻的家底，爲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靠的“總賬本”。與會學者不僅充分肯定了淮北師範大學的社科研究成果，表達了對《總目》順利出版的祝賀，也高度評價了編纂團隊甘坐“冷板凳”的治學精神。(4)趙敏：《〈安徽文獻總目〉新書發佈暨研討會綜述》，《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109—112頁。

筆者作爲與會者之一，會後即認真拜讀《總目》，於此略談閲讀該書後的些許感受。鑒於專業所限，所論不當之處，懇請學界同仁見諒。

二

淮北師範大學素有重視地方文獻整理的學術傳統。早在20世紀80年代，吴孟復先生就創立了古典文學研究所和古籍整理研究室，後來成爲淮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牛繼清教授繼紀健生先生後承接吴先生的古籍文獻整理工作，在綜合分析、充分吸收《安徽文獻書目》《皖人書録》《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1949)》(5)安徽省圖書館編：《安徽文獻書目》，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蔣元卿：《皖人書録》，合肥：黄山書社，1989年；安徽省圖書館編：《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合肥：黄山書社，2003年。等目録學著作的基礎上，帶領團隊完成《總目》的編纂，體現了淮北師範大學的學術傳承與創新。《總目》的出版，是一件嘉惠學林、功在未來的好事，至少體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基礎作用：

第一，《總目》較爲系統地對歷史時期及現存安徽省域内相關的歷史文獻遺存現狀進行了梳理，有利於加深對安徽歷史文獻發展脉絡及歷史地位的認知。從編纂體例上看，《總目》以時間爲經、以人物爲緯，囊括了上自周代、下至清末的安徽歷代學者、文人13000餘名，計有各種不同體裁形式的著述達33000餘種，其中5700餘人的近17000種著述以各種不同的傳本形式留存至今。顯而易見的是，這是一筆極其豐厚的文獻“總賬本”，分量多達六册，煌煌六百餘萬言。從斷代分期上看，全書共分爲周代、兩漢、三國、兩晋、劉宋、蕭齊、蕭梁、北周、隋代、唐代、五代宋金、元代、明代、清代14個歷史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除第六卷爲《索引》外，前12個歷史階段僅占半卷的分量，大約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的體量均爲明清文獻。由此，安徽歷史文獻的發展脉絡可謂一目瞭然。

第二，《總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知識譜系梳理的作用，有利於我們系統認知歷史時期安徽地域文明演進的歷史過程，對於當前及未來守護精神家園具有重要意義。根據書中對時代的劃分，我們能够看到安徽歷史文獻的發展脉絡。與此同時，通過歷代人物的姓氏筆劃排序，我們能够看到同一姓氏，乃至同一家族、同一地域學術團體的發展情况。結合時間綫，我們能够發現安徽地域文明由北向南發展的歷史進程，學術中心的南移幾乎與經濟重心的南移同步進行。如果單獨分析某一時期、某一地域、某一姓氏的文獻情况，能够梳理出一時、一地、一姓的知識譜系；從單一到多元，進行序列組合，則能够梳理出歷史時期安徽學人的學術網絡。《總目》的學術價值，無疑爲我省實施“文化强省”戰略夯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能够極大地提高安徽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從而推動安徽鄉邦文獻的整理工作和地方文史研究。

第三，《總目》起到了聯合目録的作用，便於相關機構保存及利用。陳瑞研究員評論道，《總目》是一部集學術性、知識性、工具性於一身的皖人書目。(6)趙敏：《〈安徽文獻總目〉新書發佈暨研討會綜述》，第110頁。歷代學者均重視目録學著作，清人王鳴盛就曾指出，“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7)(清)王鳴盛撰，黄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頁。。作爲一部高質量的目録學著作，《總目》可在文獻整理、圖書館學等領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安徽素有文獻大省之稱，然而過去的公私館藏書目，均不能充分反映出安徽歷史文獻的全貌。《總目》的出現，是最新、最全的一次對安徽歷史文獻的摸底。基於此，省内各地、各高校圖書館均可以此《總目》爲綫索，清理庫藏、補充缺量，以此提升本省文獻館藏的系統性與完整性。更爲重要的是，省内圖書館還可以與外省市圖書館、科研單位加强合作、互通情報，以此推動外界對安徽歷史文獻的關注，擴大本省傳世文獻的影響力，進而爲文化大省走向學術强省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誠如紀健生先生所言，《總目》的編纂團隊以“十年磨一劍”的治學精神與“爲他人做嫁衣”的學術作風，本着以學術爲公器的倫理觀，築成佳作，普惠學林，堪爲學範。(8)紀健生：《〈安徽文獻總目〉出版的價值與意義》，《古籍研究》，2021年上，总第73輯，第370頁。

三

《總目》的性質、體例結構、基本内容、學術價值等，已爲學界同仁多次闡明。如果説上述諸家多就《總目》在接續前賢方面予以充分肯定的話，筆者認爲《總目》及其編纂團隊未來一段時間至少還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拓展與深化相關研究工作：

一是儘快完成相關數據庫的研發。我們應當意識到，當今的時代是一個“大數據時代”，古籍數字化進程，從最初的文本録入、索引編制，到大規模建設各類古籍數據庫，譬如書目型、全文型、影像型等，再到今天利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對古籍數字文本進行各種深加工，儼然成爲不可阻擋、面向未來的一股潮流，且不斷改變着人們對古籍文獻再分析、再利用的認知。目録學著作尤其需要建設書目型數據庫。毋庸諱言，紙本文獻除了具備很强的文獻價值、收藏價值之外，在翻閲使用、運輸貯藏等方面，確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便。《總目》分量多達六册，煌煌六百餘萬言，我們以此爲基礎，對《總目》進行數據化，建設書目型數據庫，一方面無疑會爲使用者帶來更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爲《總目》的增補工作提供便利，且有利於其對外傳播及擴大影響力。從全國範圍來看，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綫城市的高校、科研院所等機構圖書館很早就開展了對古籍數據化的研究。早在2006年，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的董運來老師就從咨訪文獻學家、選擇合適人才、搜集地方文獻書目信息等角度探討了數字時代編制地方文獻書目的問題。(9)董運來：《論數字時代地方文獻目録之編制》，《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7年第14期，第23—24頁。諸如國家圖書館OPAC目録、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CALIS古籍聯合目録、臺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録、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等，都可以成爲我們建設《總目》書目型數據庫的參考，並由此溝通安徽文獻數據信息與省外文獻數據信息的共用與交流。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考慮建設全文型、影像型、專題型的文獻數據庫。

二是開展專題型文獻群的梳理、整理及相關知識體系的基礎性研究。前文言及《總目》的編纂體例以時間爲經、以人物爲緯，在每一位著者的生平介紹中，都提供了有據可查的生卒年、籍貫居地、科名宦歷、家族師承等信息。從著者生平中，可以提取出部分人物的歷史地理信息，並以人物、地域、行業等要素爲核心，將文獻書目信息重組，構建家族型文獻群、地域型文獻群、行業型文獻群等專題型文獻群。就家族型文獻群而言，我們截取《總目》第五册清代黄姓作者、著述信息，結合族譜資料，以具備同一血緣關係爲基準，則能够梳理出黄士壎、黄世恕、黄玄豹、黄生、黄在中、黄治安、黄承吉、黄振昆、黄調弼、黄河源、黄凝道等部分新安黄氏族人。以此類推，可以將該《總目》中的新安黄氏族人的著述信息全部提取出來，組成核心的新安黄氏家族文獻群，再結合族譜資料、交遊信息，構建出一套以某一單一家族爲中心的文獻群。這種做法，有利於我們將傳世文獻與民間文獻整合起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總目》收録了部分家譜信息，取材於《中國家譜總目》等文獻，但編纂團體並没有對譜中的書目信息進行充分提取。就地域型文獻群而言，明清文獻佔據《總目》的十分之九强，而明清時期的安徽省，或者説江南省，乃至全國，基本上形成了以府一級爲核心的文化圈。譬如，江蘇省以蘇州府爲核心的江南文化、安徽省以徽州府爲核心的徽州文化，均是全國範圍内府一級文化圈的典型代表。相應地，在安徽省域内，均可以府一級行政單位爲中心，構建地域型文獻群，徽州文獻即是其中的代表。前揭以新安黄氏爲中心的家族型文獻群，在地域上的擴張，即可形成徽州府家族文獻群。他如桐城派文獻群、淮河流域文獻群、環巢湖流域文獻群、皖江流域文獻群等，均是在府級政區的基礎上，打破政區邊界而形成的地域型文獻群。至於行業型文獻群之類的專題型文獻群，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去對皖人群體進行職業劃分，顯而易見的是徽州的徽商文獻群、刻工文獻群等。

三是謀劃大、中、小型社科課題的申報，以此提升、擴大《總目》在全國的學術及社會影響力。與會專家已有提出的問題，如《總目》的續編、增補問題，《總目提要》的編纂問題，“安徽文庫”的立項與出版工作等，屬於目録學、文獻學方面的後續工作。據了解，近些年來，省域型的文獻彙編如《山東文獻集成》《福建文獻彙編》《臺灣文獻匯刊續編》《青海地方史志文獻叢書》等，專題型的文獻彙編如《江西旅遊文獻》《晋商史料集成》《晋璽璽印彙編》《清代教育檔案文獻》《江西舊地方志茶葉文獻匯考》等紛紛湧現，無疑爲我省展開地域文獻彙編工作提供了不少借鑒，並能够促進與省外文獻的交流。在數據庫建設方面，“數字福建”與醫療文獻信息資源建設、江蘇民國文獻數字資源建設、山東文史資料專題數據庫建設、湖南絲弦文獻數字化建設等專題項目，已走在了我省之前。因此，編纂大型的文獻資料彙編，以及上述數據庫研發等，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們還建議從事兩個方面的課題申報，一是“安徽文獻整理史”，從文獻學史的角度梳理安徽文獻整理的歷史進程、整理原則、編纂手法、目録成果等内容；二是將傳世文獻與民間文獻結合起來，如徽州族譜、徽州文書等，構建地域性數字人文平臺，深化徽學領域的研究。

《總目》的編纂工作本身具有學術傳承、涵養學脉的功用，我們希望通過上述工作的開展，進一步展開一些能够涵養學脉的工作，特别是真正支持年輕人去做一些冷板凳的工作。

四

當然，學問無止境，不斷完善是一切學問精進的重要途徑之一。以下僅就《總目》的編纂體例、編纂内容提出三個方面的小問題，以供同仁參考。

首先是《凡例》第一條關於安徽地域範圍的界定，“以清康熙分省時之區劃爲准”。我們注意到，最近一篇由淮北師範大學余敏輝教授撰寫的書評已經提及這一問題。余氏認爲，應當以現有行政區劃爲准，將蕭、碭山兩縣編入正篇，而將婺源、英山、盱眙三縣改入附録。(10)余敏輝：《沉潜書海 金針度人——〈安徽文獻總目〉讀後》，《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112頁。我們能够理解余氏與編纂者各自的考量：前者從現有政區出發，後者從歷史政區出發。但是，作爲歷史地理學出身的學人，我們更關注的是編纂者“以清康熙分省時之區劃爲准”的説法。衆所周知，江南分省與安徽省域認同問題是政區地理研究中的一大争議點。單就安徽建省標準問題、時間問題，就有數篇文章先後予以討論。但毋庸置疑的是，安徽、江蘇分省是一個過程。這樣的一個過程不應以過程中的某一個政治事件的時間节點作爲斷限標準，而應該將分省後形成結果且滿足省域認同的時間节點作爲“安徽地域範圍界定”的標準。以安徽巡撫、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設置爲例，康熙三年(1664)五月，設江北按察使司，駐泗州，轄安慶、廬、鳳、淮、揚五府以及徐、滁、和三州；康熙四年(1665)五月，裁鳳陽巡撫；康熙五年(1666)，割揚、淮二府和徐州往屬右布政使司。顯而易見，所謂“康熙分省”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因分省的標準不同，安徽巡撫、鳳陽巡撫、江北按察使司等機構交錯存在，現屬江蘇省的徐州、揚州、淮安等地也於當時一度劃歸安徽布政使司管轄。那麽，“以清康熙分省時之區劃爲准”的表達相對不够準確。從編纂者對婺源、英山、盱眙、蕭、碭山五縣的處理上，我們能够明白編者是以完全定型後的歷史時期安徽省地域範圍爲基準。譚其驤先生曾經撰文討論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國歷代疆域，認爲18世紀形成的中國疆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並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爲時間節點繪製清代安徽省地圖。那麽，是否可以將嘉慶二十五年的安徽省行政區劃作爲歷史時期的安徽省地域範圍，這是編纂《總目》時可以考慮的。

其次是《凡例》第五條和第七條所反映出的地域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問題。什麽是“地方性文獻”？爲什麽“自外嫁入者”的著作不予收録，而寄居安徽的男性著者予以收録？管見所及，2013年12月，江慶柏主編的《江蘇地方文獻書目》由廣陵書社出版，時人評論該書著録的都是“寫江蘇的書”，與另一部著録“江蘇人寫的書”的《江蘇藝文志》珠聯璧合。(11)楊年豐：《整理地區歷史記憶，展現地方優秀文化——〈江蘇地方文獻書目〉讀後》，《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4年第1期，第192頁。問題在於，寫江蘇的書，不一定是江蘇人；江蘇人寫的書，不一定是寫江蘇的。同理，安徽地方性文獻的判斷標準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什麽是“安徽人”“安徽文獻”，應當是我們反思的問題。早在1996年，由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編纂的《貴州古舊文獻提要目録》出版，該書目將文獻分爲四類：一是黔籍人士的著述，二是宦黔人士有關貴州的著作，三是外省人士撰寫的有關貴州的著作，四是貴州地方出版物等。(12)王锳：《〈貴州古舊文獻提要目録〉簡評》，《貴州文史叢刊》，1998年第5期，第50頁。儘管這一分類方式存在些許問題，但也能爲我們反思什麽是“安徽文獻”提供借鑒。關於地域認同、文化認同的問題，是一個永恒的議題，不同階段、不同省情所面對的社會現實不同，産生的思考也不同，以及如何看待歷史時期籍貫争議的問題，都是值得我們不斷反思的話題。需要指出的是，經過層層研判最終形成的結果，不管它們是否入選“安徽文獻”，這種行爲本身就是文化自信、學術自信的表現。而對這一問題的不斷思考，以及對《總目》的檢校，也可以成爲年輕學子甘坐“冷板凳”的一項學術訓練。

最後是結合近期相關研究成果，對《總目》存在的個别問題做些許“補正”，主要涉及《總目》第二册至第五册中有關明清兩代新安黄氏族人的著述情况(13)筆者之一孫小昌撰有《歷史地理學視閾下的新安黄氏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其中多有涉及新安黄氏文獻與人物研究，現據其與《總目》出入處比勘，特作説明。，以供編纂團隊參考：

1. 第2册第952頁“黄華”條，注其“生卒年不詳”，著有《三生録》。據家譜資料的記載，黄華生卒年約爲1444年、1520年，還著有《潭渡黄氏譜行實》，輯録《閨賢録》等書。同頁“黄原泰”條，未録《黄山吟稿》，著録於《虬川黄氏宗譜》。同頁“黄訓”條，注其“生卒年未詳”。據家譜資料的記載，黄訓的生卒年約爲1490年、1541年。

2. 第5册第2821頁“黄士壎”條，注其生卒年爲“(一六三五—一六八七)”。然而，《皖人書録》(以下簡稱“《書録》”)與《徽州文獻綜録》(以下簡稱“《綜録》”)均注爲“(？—1714)”，二者出現極大的偏差。據家譜資料的記載，黄士壎(塤)大約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前回故里高源祭祖，因得見霞塢派所藏《左田黄氏宗派圖》，歎爲真迹，重刻該譜，並作《宋譜重鎸跋》，落款日期爲“□□□卯季春”(14)(宋)黄天衢撰，(清)黄士塤重刻：《左田黄氏宗派圖》之《宋譜重鎸跋》，康熙重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結合相關材料，我們判斷爲“康熙丁卯季春”，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農曆三月。那麽，黄士壎卒於1687年的可能性不大。該條著録《弘雅堂集》，出自《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三百四十四，我們並未查到，《書録》《綜録》均載該書出自《民國安徽通志藝文考》的集部。

3. 第5册第2834頁“黄臣槐”條，未録《歙縣黄氏宗譜》，著録於《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該館藏清思誠堂木活字本。同頁“黄在中”條，未録《乾隆璧山縣志》，著録於《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乾隆元年(1736)刻本藏於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圖書館。

4. 第5册第2858頁“黄瑞蓮”條，注其生卒年爲“(1856—？)”，《綜録》注爲“(1849—？)”。

5. 第5册第2865頁“黄壽曾”條，未録《蘇黄三種十六卷》，著録於《江蘇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清刊本藏於南京市圖書館。第2868頁“黄凝道”條，未録《鳳凰廳志》，著録於民國《安徽通志稿》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史部(15)(民國)安徽通志館編：《安徽通志稿·藝文考·史部》，1934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乾隆間刻本藏於故宫博物院和山東大學圖書館。

顯然，上述部分問題是由於編纂者雖然著録了族譜名目但却未充分利用譜中信息導致的，另一部分則可能是由於尚未充分吸收新近目録學著作導致的。當然，這樣的工作還可以繼續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將《總目》與《綜録》所載新安黄氏人物進行對比，可明顯發現《總目》更爲全面的特點。譬如《總目》有而《綜録》無的人物有：黄天球、黄天溥、黄元彪、黄日熙、黄昌輔、黄宗易、黄宗繹、黄國隆；《總目》有而《綜録》無的書籍：第五册第2828頁“黄文煒”條，不僅著録了《徽州文獻綜録》所載的《重修肅州新志》一書，還著録有《定例類鈔》《黄墩墓祠祀田産記》二書；第2834頁“黄光第”條，不僅著録了《徽州文獻綜録》所載的《黄氏叙倫堂紹德堂祀産祭胙規則事略》，還著録有《正街黄氏祖祀産業租額事略及祭期規則》，這些信息無疑將爲我們進一步獲取新安黄氏相關文獻提供幫助。

早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加强哲學社會科學圖書文獻、網絡、數據庫等基礎設施和信息化建設，加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建設，構建方便快捷、資源共用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信息化平臺。”(16)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站在建黨百年的時間節點回顧安徽省百餘年的文獻整理歷程，我們認爲《總目》既是我省古典文獻目録學的集成之作，也是我省構建數字化時代傳統人文學科研究信息化平臺的奠基之作，其基本學術意義正可謂“承前與啓後”。作爲一項古典目録學領域的優秀作品，它如同一把鑰匙，將爲安徽古代文獻與文化研究打開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