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的學術價值*

曾昭聰

關鍵詞：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方言文獻；學術價值

漢語方言主要指漢語的地方變體。中國歷代方志中所收録的方言材料，以漢語方言爲主，也包括少量其他民族語言和外語。由曹小雲、曹嫄輯校的《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以下簡稱《集成》)，2021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1)曹小雲、曹嫄輯校：《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集成》全面調查了 7000 餘種方志，對其中 966種方志中所録方言文獻逐一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整理、點校，撰寫解題，介紹了各文獻的修撰者、成稿或刊刻時間以及所輯方言文獻出自原方志的卷數與版本等，確爲歷代方志中方言文獻的集大成之作。《集成》所輯録的方言文獻的時間從南宋至1949年而以清代和民國爲最多，方言材料涉及官話、晋語、吴語、粤語、湘語、閩語、贛語、客家話、平話和土話等主要漢語方言及少量民族語言。《集成》規模宏大，全書共十一册，總字數達500萬。《集成》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方言材料是傳統文化的忠實記録

方言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復興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全面整理和研究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文獻，是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的方式之一。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其一，方言與民族文化。

歷代從事方言記録、研究的學者，都把方言與古語、通語進行比較並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例如孔仲南《廣東方言》(原名《廣東俗語考》)、楊恭桓《客話本字》、章太炎《嶺外三州語》的自序中都表達了這個意思。

收於《集成》者，如第一册《[光緒]順天府志》卷三二“方言上”：“言隨世轉，不無變訛，然古音古誼，時有存者，豈直問異辨奇云。”(2)本文所引方志資料皆出自《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其出處直接標注在引文後，下同。(第1册第2頁)又如第八册《[民國]新修大埔縣志》方言部分開頭一段話：“民族文野，表於語言，覘人文者以之。故章氏太炎所著《新方言》謂嶺外三州客語，察其語柢，出於冠帶，不雜陸梁鄙俚之詞。誠爲知言。吾邑自晋置義招安置流民，篳路藍縷，實肇於此。中原人物，聯翩接踵。洎五胡之亂，來者益衆。蓋中原語音之傳佈南邊，其所來久矣。今考現存民族，雖大抵爲南宋遺民，前民已不可考。然語音遺留，比較南方數省，正而且古，誠有由焉。”(第8册第5213頁)

方言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大規模整理方志中的方言文獻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從漢語、漢字本身的特點和文獻出發進行方言及相關學科研究，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更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其二，方言與移民文化。

中國歷代均有移民，移民反映了不同地區的人口遷移、經濟變化、文化影響，是許多學科需要關注的現象。從方言角度來看，歷代方志中已經注意到方言來源跟移民關係密切，例如四川方言的來源就極其複雜。《集成》第九册載四川方志材料，如民國《重修大足縣志》：“本縣語言舊極複雜，凡一般人率能兼操兩種語音，平時家人聚談，或同籍人互話曰打鄉談。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第9册第6014—6015頁)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吾邑舊族明清間自楚、贛遷來者十居六七，遺傳所在，萬口一辭，雖近俚俗，亦未嘗無所本。或音以輕重而差，或聲以通轉而訛。本篇所述，皆常出人口入吾耳，而習爲普通成語者。”(第9册第5987頁)光緒《永川縣志》：“永治五方雜處，語言互異。遭獻賊荼毒之後，土著復業僅十之二三。至今土滿人稠，强半客民寄寓。故郡屬城市均有各省會館，惟兩湖、兩廣、江西、福建爲多。生聚殷繁，占籍越數十傳而土音不改。”(第9册第6039頁)同治《德陽縣志·稱謂》：“人少土著之家，地多雜處之民。聲音不同，故稱呼各異。楚人謂父曰爹，秦人曰，粤人則謂之阿爸，閩人則謂之爸爸，豫章人又謂之。”(第9册第6090頁)

上述方志所載“舊極複雜”“五方雜處”的方言，“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跟移民來源地關係密切，長壽縣“明清間自楚、贛遷來者十居六七”，永川縣自張獻忠屠蜀之後“土著復業僅十之二三”，但光緒修志時已“土滿人稠，强半客民寄寓”，表明不同地域的移民有各自不同方言，“語言互異”蓋因“遺傳所在”，“占籍越數十傳而土音不改”，乃至“父親”這一稱謂就有不同説法。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由移民所攜帶而來的各自的方言，在某些方面漸趨統一，因而才有今天的四川方言這一概念，民國《安縣志》記載：“前清時，縣屬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聲音多從其本俗。同一意義之俗語，各處發音不同，有所謂廣東腔者，有所謂陝西腔者，有所謂湖廣寶慶腔者、永州腔者，音皆多濁。近數十年交通便利，聲音皆入於清，而各省之人腔調漸歸一致，音皆多清而濁者少矣。”(第9册第6078頁)這表明不同地域的移民雖有各自不同方言，但這種不統一現象在“近數十年”有了一些改變，“腔調漸歸一致，音皆多清而濁者少”，這就是四川方言形成的表現方式之一。這些方志材料告訴我們，四川方言的形成有歷史原因，也有地域原因。

二、 《集成》所載方言材料對相關學科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歷代跟方言記録有關的材料很多，許寶華、詹伯慧兩位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的“漢語方言”條中談及關於“古代方言的研究”時，對古代方言研究成果作了分類，其中有一類是“以某個地點方言或區域方言的方言俗語作爲調查考證對象”的，這一類材料中當然包括了方志中的方言材料。歷代方志所録方言材料是前人對方言的收集、整理與解釋，已經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質。在現在學科分類視野下，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就語言研究來説，在方言學、漢語史、辭書學、詞彙學與語義學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

其一，《集成》所載方言材料，既有古書中所記録的方言詞，也有作者所記録的當時活的方言詞，因而我們可以説，《集成》是全面系統的漢語方言詞彙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可以豐富方言學的研究。

例如許寶華、宫田一郎先生主編的《漢語方言大詞典》“古今兼收”“同詞異寫兼收”，如果編纂時能充分利用《集成》中的方言材料，就可以更爲豐富。四川方言中指稱人身赤裸有“光～～”的説法，《漢語方言大詞典》已收録“光董董”“光童童”“光”“光懂懂”四個詞形。(3)許寶華、宫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899—1900頁。翻閲《集成》：民國《南溪縣志》：“光東東(東上聲)，謂上體赤露也。”(第9册第6276頁)《成都通覽》：“光董董，不穿衣也。”(第9册第6132頁)民國《合江縣志》：“光東東(東上聲)，謂上下體之赤露也。”(第9册第6262頁)《南川縣志》：“赤身曰光董董。”(第9册第6035頁)民國三十三年《長壽縣志》：“赤身曰光董董。”(第9册第5985頁)“光東東”與“光董董”同詞異寫。按照《漢語方言大詞典》的收詞原則，同詞異寫的各詞形均收録，則“光東東”亦當收録。多收一個異寫形式，不僅僅是增補詞目，同時也爲方言詞的共時分佈與歷時演變研究提供材料。

其二，從漢語史的角度來説，《集成》所載方言材料是重要語料，可以促進方言詞彙的歷時研究。蔣紹愚先生在《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中論及詞語考釋的方法時，就强調“參證方言”，而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一直以來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其三，從辭書學研究角度來説，《集成》所載方言材料的詞目、釋義與書證值得研究，其中所録方言詞(即辭書編纂中的詞目)及相關解釋與書證不但可作爲辭書發展史的研究對象(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大多包括了詞目、釋義與書證，具有語文辭書的基本特徵)，而且也可供當代辭書編纂參考。因此，對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的研究可以促進辭書學的研究。

例如四川方言中有“撒粉亮”“刷粉亮”，指天快亮時、天色微明。《成都通覽》：“撒粉亮，天曉時也。”(第9册第6128頁)《南溪縣志》：“刷粉亮，天微明也。”(第9册第6273頁)《西昌縣志》：“天初明曰刷粉亮。”(第9册第6293頁)據此，四川方言中有“撒粉亮”“刷粉亮”。類似的指天色微明的詞語尚多，如明張存紳《雅俗稽言》卷二“犂明”條：“犂明，見《史記》。犂、黎古字通。黎，黑也。犂明者，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猶曰昧爽也。此宋程大昌《演繁露》語。若俗又稱粉明，或作坌明。坌，音粉，又‘盆’去聲，黑色土也，即‘黎’意。若遲明，則未及乎明也；質明，則已曉矣；厥明，則其日之明日也。俗見‘犂’字，謂駕牛犁田之時，謬也。”(5)(明)张存紳：《增定雅俗稽言》，蔣致遠主編《中國民俗叢書·中國方言謡諺全集》，臺北：宗青圖書公司，1985年，第190頁。

上引《雅俗稽言》“坌，音粉，又‘盆’去聲”是據明刊本，其中“盆”字清刊本改作“奔”。這體現了不同時期的方言發音不同。兩種材料相比較，“撒粉亮”“刷粉亮”與“粉明”“坌明”是同義詞，都是比喻造詞，但構詞理據不同，前者猶言撒粉或刷粉一樣的亮度，後者則如黑土一樣的亮度。當然，也有可能是方音訛轉，因而字隨音轉。不管何種情况，都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綫索。

其四，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可以促進漢語方言詞彙語義的對比研究(包括方言詞彙歷時比較研究與方言詞彙共時比較研究)、方言詞彙用字研究、方言異形詞、方言同源詞研究等等，可以豐富漢語詞彙學和語義學的研究。例如：

民國《蕪湖縣志》：“小兒疲頑謂之廢。”(第6册第4233頁)

民國《當塗縣志》：“小兒頑皮放肆曰廢。《吕覽·壹行篇》：‘王者行之廢。’高誘注：‘廢，壞也。’”(第6册第4242頁)

除了方志中所録方言材料之外，專門的方言著作中亦多有所涉及：

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辟、頑皮、廢：辟，昭人謂人不誠而善動曰頑皮，俗以皮爲辟，按《論語》：‘雍也辟’，朱熹以‘便辟’訓之，言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即今人言頑皮之義，聲轉爲廢，昭人言小兒活動無矩曰廢。”(6)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2頁。

又，《昭通方言疏證》：“皮、玩皮、費：昭人謂小兒野性不遜曰皮，或曰玩皮，又曰費，費亦皮一聲之變也。”(7)《昭通方言疏證》,第290頁。

章太炎《新方言·釋言》：“《方言》：‘姡，嬙也。’今直隸、山東謂小兒狡詐曰姡嬒，音如發壞，或如發費。四川謂小兒好遊戲亦曰獪，音如費。”(8)章太炎：《新方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頁。

“廢”“皮”“辟”“費”“嬒”“獪”諸詞音義相近，分佈於南北不同方言，此外不同方言還有其他寫法。這些詞的詞際關係如何，是同源關係還是異形關係，值得研究。

除此之外，方志中的方言材料還有助於從語言角度研究民族學和人類學、社會學等。此不贅述。

三、 《集成》所載方言材料有助於學術史研究

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有因襲，有發展，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説，歷代方志中所載方言材料提供了很有用且此前學界不太注意的材料，值得重視。同一地域方志中所録方言材料，後出者多參考前修之基礎，也有方志名稱不同而方言材料有所因襲者。試以《石窟一徵》和《嘉應州志》(均見《集成》第八册)爲例説明這一問題。

《石窟一徵》，黄釗撰，《集成》爲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印本。《石窟一徵》卷七、卷八是《方言》，收詞目近四百。《嘉應州志》，温仲和主撰，《集成》所録據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嘉應州志》卷七爲方言卷，在《石窟一徵》基礎上删爲近三百條。

《嘉應州志》方言卷是在黄釗《石窟一徵》方言卷基礎上編成，那麽它對黄書的因襲情况如何呢？例如《石窟一徵》方言卷所收稱謂詞條是：“兇横無賴曰爛，爛子曰爛崽。嬰兒曰赤蝦。往來悠忽曰馬騮精，能迷人婦女亦曰馬騮精。訟師曰蛇師，操是業者曰食蛇飯。人之好諛者曰沙鼻牛。……妻曰輔娘。子曰孻子。”(第8册第5187頁)《石窟一徵》收稱謂詞32個，《嘉應州志》收稱謂詞53個，其中二書相同的6個：禾上(《嘉應州志》方言卷作“和上”)、塞子、滿子、吾子、阿姆支、孲(《嘉應州志》方言卷作“”)。可見《嘉應州志》雖是在《石窟一徵》基礎上編成，但因襲成份並不多，確如其卷末案語所説，僅是“酌擇可用者入之”而已。

釋詞方面同樣如此。例如《石窟一徵》和《嘉應州志》均有“愛子曰吾子”條，《嘉應州志》在《石窟一徵》的基礎上補充了《菽園雜記》用例與其他相關稱謂詞。(第8册第5067頁)又如《石窟一徵》“妾曰阿姆支。”只引陸放翁著《家世舊聞》例，(第8册第5186頁)《嘉應州志》則先徵引《漢書》《後漢書》《通鑒》《詩》以及佛經等材料，説明歷代典籍中均稱妾爲“小”，然後再引用《石窟一徵》的説法。(第8册第5067頁)可見釋詞方面《嘉應州志》在引參證文獻方面比《石窟一徵》要廣泛，温仲和自述《嘉應州志》“以證明古音爲主，而古語之流傳、古義之相合者，亦一一證明之”(第8册第5166頁)，確實如此。通過對《集成》所引兩種方言材料的分析，可以更準確地説明《石窟一徵》與《嘉應州志》之間的學術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