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文人群體與魏晋之際文學*

王 莉

關鍵詞：河内；魏晋之際；文學；家族；士人；群體

河内地區地處黄河以北、太行山東南、函谷關以東、洛陽以北(還包括南陽一帶)。漢高祖元年設置郡國，以河内爲殷國，次年改名爲河内郡。據《漢書·地理志》載，河内西漢時凡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户，百六萬七千九十七口，十八縣。《續漢書·郡國志》則謂東漢時凡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户，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口，十八縣。東漢光武帝時曾以此作爲後方重地。雖然東漢户口數比西漢略少，但此地人口還是相當稠密的。較之於京城洛陽所在的河南尹轄區，户口當然要少些。《晋書·地理志》載，河内郡統縣九，户五萬二千。可知魏晋以來，由於戰亂頻仍和重新劃分行政區域，河内的行政區劃大爲縮减，人口規模也不足東漢時的十分之一。

曹魏至西晋時期，河内地區成爲魏晋士族隱居之地，值得一提的當屬魏晋名士集團“竹林七賢”活動的“竹林”。近年學界多圍繞“竹林”當在河内山陽的論題展開諸多歷史、地理、文化方面的探討，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曉毅《“竹林七賢”考》、衛紹生《竹林七賢緣何遊於山陽》(1)衛紹生：《竹林七賢緣何遊於山陽》，《中州學刊》，2007年第2期，第151—155頁。。王曉毅在《“竹林七賢”考》中指出，曾軟禁漢獻帝的濁鹿城就在此地。曹魏在濁鹿城駐重兵，設督軍監控，西晋泰始二年纔裁撤，“罷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大量軍人的消費，有利於該城的經濟繁榮。另外，曹魏後期，鄴城軟禁着大量的曹魏王公，而山陽恰恰位於洛陽與鄴中間。因此山陽的交通位置自然重要”(2)王曉毅：《“竹林七賢”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96頁。。河内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促進了當地士族勢力的壯大和文化的繁榮。那麽在以阮籍、嵇康爲代表的文人群體之外，還有哪些文人曾在這一地域活動過呢？他們的活動呈現出什麽樣的文化特點？對魏晋之際的文學産生了怎樣的影響？下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

就河内這一文化區域而言，除了“竹林七賢”的隱居活動，還應包括出生於河内的文人和曾經寓居河内的文人這兩大群體，他們人數衆多，著作頗豐。因此考察清楚魏晋之際出生於河内文人的著述情况以及在河内寓居的文人的行迹及著述情况尤爲重要。

(一) 河内籍的文人著述情况(3)依據正史經籍志及其補編，如魏徵《隋書·經籍志》、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吴士鑒《補晋書經籍志》，以及補正史藝文志，包括姚振宗《三國藝文志》、黄逢元《補晋書藝文志》、丁國鈞《補晋書藝文志》、文廷式《補晋書藝文志》、秦榮光《補晋書藝文志》，將其集部著録有别集(詩文集)行世的文人加以考察。並考察逯欽立《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中著録其人詩作。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録其人文章。並參考曹道衡、沈玉成《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晋南北朝卷》。：

王象(？—223？)，漢魏間文人。性和厚，文采儒雅，稱爲一時儒宗。延康元年(220)，受命與劉劭等撰《皇覽》，數歲而成，藏於秘府，計四十餘部，八百餘萬字，爲最早之類書。有集一卷，佚。今存文一篇。

荀緯(182—223)，漢魏間文人。荀緯與路粹、丁儀兄弟、楊修等並爲世所稱，有文采，其作品今已不存。

司馬懿(179—251)，漢魏間政治家、軍事家、文人。有集五卷。今存詔令等十五篇；詩一首。

司馬芝，生卒年不詳，漢魏間文人。今存書教等七篇。

司馬昭(211—265)，即晋文帝。今存文八篇。

山濤(205—283)，著有《山濤集》九卷、《山公啓事》，今佚。今存《謝久不攝職表》《上告退疏》《復讓司徒表》《爲子淳、允辭召見表》《啓事》《答詔問郤詵表》《評嵇康》。

向秀(220？—285？)，著有《向秀集》十二卷、《莊子集解》二十卷、《易義》(4)按：向秀《易義》不見於隋唐正史三《志》。，今亡佚。存《思舊賦》《難養生論》二篇。

山簡(253—312)，有《山簡集》二卷，亡。今存文二篇。

司馬炎(236—290)，即晋武帝，今存詔二百八十餘篇。

司馬彪(241？—305？)，魏晋間史學家、文人。著作多散佚，如《莊子》注、《禮記注》等。惟《續漢書》八志爲後人補入范曄《後漢書》，至今尚存。《九州春秋》及《兵記》，《三國志》注、《文選》注等多有引用。今存文五篇。存詩三首並殘句。

司馬攸(248—283)，西晋宗室、文人。《晋書》本傳稱攸有集二卷，佚。今存文八篇。

司馬熾(284—313)，即晋懷帝。今存文三篇。

王弼(226—249)，著有《王弼集》五卷，後亡佚。存《戲答荀融書》《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兩篇。

(二) 寓居河内的文人行迹及著述情况：

嵇康(223—262)，譙郡銍(今安徽宿州西)人。曹魏後期文人，竹林七賢之一。關於嵇康寓居山陽(屬河内，今河南焦作市東南)的時間，前後約有二十年，這其中有去洛陽爲官的經歷，也有避亂河東等其他人生經歷。但大致能够判斷其居於山陽的時間有三個時間段：

其一，從正始三年至正始七年。嵇康活了四十歲，那麽二十年前就開始在河内居住，童强推測，嵇康自譙郡移居山陽的時間大約在正始初(5)童强：《嵇康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38頁。然而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610頁認爲，景元四年(263)，嵇康作《與吕巽絶交書》及《幽憤詩》。今從童强説。，於是將其繫於正始三年(242)，止於正始七年(246)，是因爲嵇康於正始八年(247)入洛陽，娶沛穆王曹林孫女爲妻，遷侍中，拜中散大夫。

其二，景元三年(262)，嵇康四十歲在山陽。吕巽、吕安爲異母兄弟，巽淫安妻徐氏，於是兄弟失和。嵇康從中調解，而巽誣安不孝。嵇康於是作《與吕長悌絶交書》，與巽絶交。吕安被令徙邊，旋與康書，措辭激烈，引起司馬氏的不滿，被捕入獄，辭引嵇康。康爲之辯護，均遇害。童强先生將嵇康的卒年及地點繫於景元三年(262)在山陽。

其三，同竹林七賢其他成員一起遊於山陽的時間。這一時間不能確定，大致曹魏正始至景元之際。竹林七賢所進行的“竹林之遊”的地點則是以嵇康在河内山陽的竹林園宅爲中心(6)此觀點出自王曉毅《“竹林七賢”考》。進一步的説法，見王曉毅《儒釋道與魏晋玄學的形成》(中華書局，2003年，第188—190頁)，他認爲，正始五年左右，阮籍、嵇康、山濤開始交遊，而竹林名士齊聚的竹林之遊可能開始於正始八年。山濤逃出洛陽回到河内，“發生在前期正始九年的可能性最大，因爲該年七賢均無官職，有可能同在山陽。而高平陵政變之後，阮籍自嘉平元年即被司馬懿辟爲從事中郎，此後，七賢很難全部相聚於竹林”。然而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第545頁認爲，嵇康居山陽，爲竹林之遊，是在遷中散大夫之後。他將據山陽的時間繫於正始六年(245)。此説明顯不合史實，故不採納。。關於嵇康著述情况，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均佚。《隋書·經籍志》録其集十五卷(7)今有戴明揚整理《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阮籍(210—263)，曹魏後期文人，竹林七賢之一。阮籍與其他竹林文人一起在山陽徜徉，具體時間尚不能確定，依從上文中竹林七賢活動的時間。《隋書·經籍志》載阮籍集十三卷，雖有散佚，大體尚存(8)今有陳伯君《阮籍集校注》(中華書局，1987年)對其詩文的整理。。

阮侃，生卒年不詳。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内太守。有《答嵇康詩二首》(9)葉當前《阮侃與嵇康贈答送别詩考論》(《安慶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對此贈答詩中的思想意藴展開分析，認爲二人慨歎别易會難的離情，切磋祛累養氣的玄理，從養生之道及咏史抒懷的角度來透視魏晋時代風貌。。與嵇康有關於宅之吉凶攝生的討論。阮侃作《宅無吉凶攝生論》，嵇康作《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答釋宅無吉凶攝生論》。

劉伶，魏晋間名士，竹林七賢之一，沛國(今江蘇沛縣一帶)人。其文今存《酒德頌》一篇，有《北芒客舍詩》一首。

阮咸，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阮咸是阮籍之侄，與籍並稱爲“大小阮”。作有《易義》(10)阮咸《易義》首見於東晋張璠《集解》，北宋王欽若等人奉敕編纂《册府元龜》(王欽若等《册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第7266頁)。王應麟《玉海》、陸德明《經典釋文》引之。《律議》《與姑書》。

王戎(234—305)，竹林七賢之一，琅玡臨沂(今山東臨沂人)。無詩文作品流傳，僅存數條短語，有《答鍾會》《誡東安公司馬繇》《答晋武帝問王衍》《答齊王司馬冏》《評嵇康》《評王祥》《評山濤》《評阮武》《評王衍》《經黄公酒壚有感》。

由此見出，魏晋之際活躍於河内的文人，既有在河内起家，後來走出河内，成爲西晋王朝建立者的司馬氏家族，也有在京城洛陽享譽一時的玄學家王弼，當然更爲突出的當屬以山陽爲歸隱地的竹林名士，以及與其有交往的一些文人。就這些活躍於河内的文人的創作而言，既與魏晋的主流文學發展趨勢保持着一致性，又受到河内地緣的影響，呈現出宏肆闊大的特點。

二

魏晋之際河内地區由於以司馬氏爲代表的家族文學的興盛、以竹林七賢爲代表的士人群體活動的頻繁，這一區域所呈現出的文化特點具體體現爲家族的門風特點、名士群體的活動特點。

就家族文學而言，司馬氏家族、山氏家族最爲突出。司馬氏是漢末河内的世家大族。自曹魏時期司馬懿在曹魏政壇上崛起，這時的司馬氏踏入了政治中心的洪流，開始成爲當時政權的依重力量。此後經由司馬師、司馬昭先後執掌曹魏政權。曹魏政權雖然國號未改，而實際已是名存實亡。再後來司馬炎建立西晋王朝，取代了曹魏政權。河内司馬氏的雄起，爲河内文化增添了亮麗的一筆。

關於司馬氏與曹氏的權利之争，史家多指斥其篡魏的行徑。至於司馬氏何以能够取代曹氏政權，學界對其中複雜紛亂的原因，也多有分析。其中具有廣泛影響的當推陳寅恪先生的看法：“魏晋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不同的。不同處是：河内司馬氏爲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譙縣曹氏則出身於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興亡遞嬗，不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作爲一個階級來説，儒家豪族是與寒族出身的曹氏對立的。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儒家豪族階級不得不暫時隱忍屈辱。但乘機恢復的想法，未嘗一刻拋棄。曹操死後，他們找到了司馬懿，支持司馬懿向曹氏展開奪權鬥争。”(11)陳寅恪著，萬繩南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講演録》，黄山：黄山書社，1987年，第1、13頁。陳寅恪以士族階級中的不同階層爲立論基礎，認爲司馬氏爲儒家豪族的代表，而曹操爲非儒家的寒族的代表。他認爲魏晋之際的曹馬複雜的政治鬥争，是儒家豪族向寒門出身的曹操進行的奪權鬥争。這是進一步從曹氏和司馬氏在士族階級中所分屬的不同階層來探討二者進行政權争奪的原因分析。他强調豪族與寒門之間的對抗與妥協、矛盾與鬥争，將司馬氏政權能够取得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歸爲世家大族勢力的上升。此論具有學術啓發意義，甫一提出，即引發史學界關於魏晋易代原因的深入思考，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曹氏與司馬氏雙方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分析。王永平《曹爽、司馬懿之争真相考論》一文，正是從士族階級中豪族與寒門之間的複雜鬥争關係來進一步考察曹爽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的現實政治鬥争原因。對於陳論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如田餘慶言：“(陳寅恪先生)從袁紹、曹操交争看到社會階層高低差别的實質，這是他識見卓越之處。但是陳先生將這一階級差别的分析一直貫串到幾十年後的司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視了昔日較低社會階層代表的曹氏勢力業已轉化爲皇權這一極爲重要的事實，因而它對於曹馬黨争的分析，就顯得有些牽强，似不盡符合歷史實際。”(12)田餘慶：《東晋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40頁。比較上述觀點，陳寅恪先生更具有宏觀的開闊視野，其士族中不同階層論確實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具體而言，在司馬氏集團與曹爽相對抗，並最終獲勝的諸多因素中，司馬氏能够歷史地被選擇成爲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表，與這一家族的傳統、門風關係極爲密切。

其一，河内司馬氏的先祖以軍功獲封。據《晋書》卷一《宣帝紀》載，秦漢戰争中，趙將司馬卬與諸侯伐秦，秦亡後被封爲殷王，都河内。後司馬卬歸附劉邦，西漢時以河内爲郡，從此司馬氏的子孫就以河内爲家。《漢書·項籍傳》《漢書·司馬遷傳》中亦對司馬氏的先祖事迹有類似記載。由此可知，進入西漢王朝，司馬卬不復諸侯王的身份，但其家族依舊是河内的望族，並且纍世爲官，“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俊，字元異。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13)(唐)房玄龄等：《晋書》卷一《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頁。。不過在兩漢時期史書上並没有司馬家族事功的記載，因此就聲名和影響而言，司馬家族並不顯赫。

其二，漢末魏晋時期，司馬氏已躍升爲名門望族，又有以儒學傳家的美譽，此外司馬氏兄弟亦具備軍事才能。

司馬俊，司馬懿之祖父。據《三國志·司馬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俊，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14)(晋)陳壽：《三國志》，卷一五《司馬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66頁。司馬俊學識淵博，加之相貌風度非凡，在鄉黨宗族里擁有極高的聲望。

司馬防，司馬懿之父。司馬防更是儒家禮教的實踐者和傳習者：“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15)《三國志》卷一五《司馬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第466頁。對司馬兄弟的管教相當嚴格，“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相處時態度很嚴肅。司馬防一門下有兄弟八人，位高官顯，又因每人的字中有“達”字，時號“司馬八達”。有長兄朗字伯達，宣帝(懿)字仲達，孚字數達，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

司馬朗，司馬懿之長兄，“雅好人倫典籍”。值歲大饑、人相食之時，“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他在任堂陽長時，他的治理寬大仁厚，不施行鞭杖。他主張恢復儒家一些舊有的制度，如五等制、井田制，主張州郡設置軍隊。司馬朗後來遷任兖州刺史，他推行政治教化，深得百姓愛戴。在軍營之中，他常“粗衣惡食，儉以率下”(16)《三國志》卷一五《司馬朗傳》，第468頁。。

司馬孚，司馬懿之次弟，“(孚)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閲不倦”(17)《晋書》卷一七《司馬孚傳》，第1081頁。。魏文帝、魏明帝時，孚皆任度支尚書，傳掌軍國支計。在對諸葛亮的戰争中，多有謀略，魏明帝深爲倚重。他始終以儒教行事，在曹馬相争時正身遠禍；在晋朝建立後，堅持以曹氏爲正宗，拒不接受封賞。他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司馬懿“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18)《晋書》卷一帝紀第一，第1頁。。時南陽太守同郡楊俊善於品鑒人才，見到未成年時的司馬懿，便認爲他乃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司馬朗交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司馬懿也並非徒有虚名，在魏文帝、明帝朝，以屢建軍功深得器重。在與曹爽的鬥争中，於正始十年(249)果斷地發動了高平陵政變，誅殺曹爽一黨，獨攬朝政，爲司馬家篡奪曹氏政權奠定了基礎。至於司馬懿的人品，《晋書·宣帝紀》言：“(司馬懿)内忌而外寬，猜忍多權變。”(19)《晋書》卷一帝紀第一，第20頁。矛頭所指正是其在誅殺曹氏時大行殺戮的事實。陳寅恪先生也認爲司馬懿是一位“堅忍陰毒”的歷史人物(20)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9頁。。

司馬氏之家風傳統雖爲儒學傳家，但在漢末喪亂之時，其家族重在事功，以智慧謀略取勝。可以説，儒學世家的家族傳統爲其贏得了社會聲望，獲得了社會上世家大族對其政權的擁護。而軍事上的屢建功績是司馬氏建立政權的有力保障，掌握兵權是其在對曹爽集團鬥争獲勝的制勝法寶。至於政治上具有機變手腕是其可能將家族傳統轉化爲現實政治資本，最終能够篡位成功的關鍵所在。就司馬家族的文學成就而言，其家族走出河内以後，不能説與河内有多深的聯繫，但就其在河内起家這一段而言，其家族門風的轉變爲其文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至於山氏家族自兩漢以來並未出現顯赫人物，因此也算不上世家大族，直至山濤的出現，山氏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自正始末嘉平初，山濤的隱與仕、出與處的選擇與其家族的命運轉關聯系密切，因此關注山濤本人的學術轉向、仕途經歷則是透視其家族門風發生轉變的關鍵。

其一，齊王曹芳正始八年(247)，山濤爲郡主簿之前，與竹林名士暢遊山水、韜光養晦。《晋書》卷四三《山濤傳》載：“(濤)性好老莊，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吕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21)② 《晋書》卷四三《山濤傳》，第1223頁。儘管時人僅提及其性好老莊的一面，實際上從他後來的出仕經歷而言，他早期思想中還應包含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樣的出處思想。

其二，山濤由州辟部河南從事任上辭官歸隱，至高貴鄉公曹髦正元初再次出仕司馬氏政權。《晋書》卷四三《山濤傳》載：“與宣穆後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②司馬師以吕望即姜太公比山濤，這一作比有其合適之處，司馬師自比周文王，希望有賢才輔政，表現出對山濤的認可。然吕望入仕是周文王親自以禮相聘，而山濤是前來見司馬師，則對山濤有調侃之意。後來山濤一再升遷，歷任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司徒等職，身居高位。

山濤這一由名士而出仕司馬氏的人生轉向，引發前賢多有評議。尤其是嵇康作《與山巨源絶交書》無疑將面對司馬氏强權政治，嵇康與山濤的不同抉擇之對比，使得具有卓爾不群個性的嵇康獲得世人褒揚，也使得山濤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畢竟就儒學正統觀念看來，易代之際身仕兩朝並非正途。那麽究竟該如何來評價山濤呢？翻檢史料，時人品評就其作爲名士的姿容風神和作爲官員的清廉政風這兩個方面多存贊語。山濤雖然在竹林士人中年歲偏大，但其風度儀容頗值得肯定，《世説新語·賞譽》：“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22)(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賞譽》，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75頁。又注引：“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名，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囂然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此外孫盛《晋陽秋》亦有過譽之言。這些評語對山濤見識深遠的判斷力、氣度弘遠的心胸抱負、超然世俗的處世態度等方面的肯定頗爲一致。至於其作爲官員所具有的清廉作派，《晋書》本傳中記録其死後范晷上言朝廷稱其家中困窘等史實，贊其清廉。至於山濤爲官後究竟品質如何，胡旭《山濤居官品質論》一文提出新見，可資參照。文中認爲山濤爲官算不得清廉，選官時算不得公平，身處西晋前期朋黨之争中，不能潔身自好，算不得持正(23)張新斌、徐學智編：《雲臺山與竹林七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8—343頁。。不過就歷史人物而言，歷史上的定評還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處於魏晋之際的山濤能够謀得高官，留下清名，正是緣自其對儒道的體用關係的深層把握。他以熟諳老莊之學進入名士之列，轉以儒家濟世之心爲官執政。而對於山氏家族而言，山濤是引領山氏家族走向士族名門的關鍵人物。其子山該、山簡並有名於時。山該雄偉有器識，官至左衛將軍；山簡性文雅，有其父之風。山濤又一子山遐任餘姚令時，整肅法紀、嚴刑峻法，使得地方政風爲之一新。

活躍於文學家族之外的文人群體，當屬竹林七賢。東晋袁宏作《名士傳》，他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彦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24)《世説新語·文學》注引，第252頁。。袁宏將魏晋名士思想流派加以梳理，有活躍於洛陽的以何晏、王弼爲首的正始名士，以裴楷、王衍爲首的中朝名士，還有暢遊於河内、頗爲鬆散的以阮籍、嵇康爲代表的竹林名士。竹林七賢以其縱情任性、率真脱俗的名士風流和信奉老莊的學術趨向成爲河内地區尤爲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近年學界關於這方面的探討頗多，最有影響的當屬在河南焦作修武縣境内舉辦的以“雲臺山與竹林七賢”爲主題的系列會議。這一研究内容展開充分，在此不再贅述。

三

羅宗强先生曾言：“由於洛陽的特殊地位，漢魏文章在洛陽的發展，有其可注意之處。這可注意之處，恐怕主要就在文學的發展與政治、與社會思潮的敏感聯繫上。”(25)罗宗强：《漢魏文章與洛陽》，《文史知識》，1994年第3期，第18頁。就文化場域而言，河内地區當歸屬於河洛文化圈。雖曾活躍於河内的文學家族、文人群體及其他文人未能明確其作於河内的作品、或以河内地域爲主題的創作，但其創作與河内關係密切，這一聯繫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山陽距離洛陽較近，他們的創作一定受到洛陽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二是在河内這一地域影響下，這些文人的文學創作不無其獨特之處。劉師培《中古文學史》第四課《魏晋文學之變遷》：“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輩出。……一爲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總采聘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横家言爲近者也。此派之文，盛於竹林諸賢；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26)劉師培：《中古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5頁。由此見出，阮籍、嵇康的文章在闡發玄理時，頗具縱横宏肆的文章風格。

就竹林士人而言，他們活躍於洛陽、山陽一帶，他們在創作上受政治中心地帶的社會思潮影響，形成以玄學闡發爲其文學傳統。他們的一些論説文引起其他玄學流派的辯難。如阮籍作《樂論》後，夏侯玄作《辯〈樂論〉》。阮籍在此文中全面闡發其音樂觀，在立論上以儒家的傳統音樂教化觀爲基礎，吸取了部分老莊的道家學説，如主張順應自然，在簡易恬淡的和諧氛圍中陶冶情操。而就夏侯玄論辯文的佚文來看，夏侯玄更加强調音樂“調和陰陽、蕩除災害”(27)(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二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09頁。的功用。至於嵇康《聲無哀樂論》則是依從作爲雜家的《淮南子》的音樂觀，其第八問答中看到道家音樂觀和儒家音樂觀的交錯影響(28)元正幸：《聲無哀樂論》，《文藝研究》，2001年第1期，第38頁。。

竹林士人及其友人之間的玄思闡發，也會圍繞着他們在遨遊竹林時思考的一些論題展開論辯，如嵇康有《養生論》《答難養生論》，向秀作有《難養生論》。童强《嵇康評傳》附《嵇康年表》將向秀與嵇康論辯養生繫於正始七年(246)，並認爲這是嵇康青年時代的著作，入洛前已經完成。他因此在士林中獲得極大聲譽。孫綽《嵇中散傳》亦載：“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與阮侃、阮种往來。《答難養生論》中提及阮种，則向秀亦當相知。又阮侃作《宅無吉凶攝生論》與養生相關，嵇康作《難宅無吉凶攝生論》與《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大約與《養生論》作於同一時期。嵇康《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以及阮德如答五言詩二首或作於同時(29)童强：《嵇康評傳》附《嵇康年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36頁。。

嵇康和向秀正是圍繞道家學説中的重要命題——養生展開的討論。嵇康《養生論》的創作意圖，見《文選》注引嵇喜《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禦上藥。以爲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30)(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五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87頁。嵇康就自身服藥養生的親身感受，及對於老莊思想中養生觀念的體悟著成文章。文中他提出完整的養生觀：“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31)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46頁。之後向秀所作《難養生論》、嵇康又作《答難養生論》則是向秀、嵇康圍繞養生中的形神關係、欲望的節制與疏導等相關問題展開的深入探討。這類論辯的文章從論辯技巧來看，旁徵博引，取譬設喻；從論證思路來看，細緻縝密、絲絲入扣，從論證結論來看，理論高度和實際生活相結合，從論辯文風來看，縱横宏肆、頗具縱横之氣。

嵇康與阮种有關於宅之吉凶與養生的關係展開討論的系列論難文章，文章本身超逸曠達，析理透闢，嵇康秉承其一貫的養生主張，體現了其理論水準。此外就二人的贈答送别詩篇而言，嵇康用《莊子》中的典故，一是《秋水篇》記載，莊子拒絶楚國相位，不肯當製成標本的神龜接受膜拜，而寧可當泥塘中自由的烏龜，曳尾於塗中；二是《徐無鬼》記載，匠石斫郢人鼻上的白堊，言知己難覓。這兩個典故的寓意分别在於：一是忽視富貴的“貴生”思想，二是重視二人間的知己情分。此外則是申發其關於祛除外累，肆志養身的思想。詩篇中對友人的勸慰真摯動人，玄理的闡發自然妥帖，具有曠達之風。

此外，阮籍《通易論》《達莊論》《通老論》等論體文雖没有明確論辯對象，實則矛頭直指當時那些借儒家名教取媚謀私的禮法之士。阮籍《達莊論》以莊子“齊禍福而一生死，以天地爲一物，以萬物爲一指”的齊物思想爲其論辯基礎，認爲至道的最高境界是達到自然造化混淆一統，不能區分。其論證中又聯繫社會政治現實，抨擊時政之弊。此文亦是格調高致、氣勢磅礴的論辯之文。

綜上所述，在魏晋易代之際河内地區文人活動頻繁，既有走出河内的司馬氏家族，又有立足河内的山氏家族，還有引領文壇潮流的竹林七賢。這些文人群體間的交往、切磋無疑成爲當時文壇的盛况之一。反之河内地區的文化發展對文人群體的活動産生或潜或隱的重要影響，如魏晋之際文學中阮籍、嵇康一派具有思想上標以老莊、風格上灑脱宏肆、藝術上論辯析理的特點無不受這一地域文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