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直筆緣情到隱蔚諷喻：蘇軾杭密時期詞的政治書寫轉向*

劉澤華

關鍵詞：蘇軾；詞；政治；諷喻；以詩爲詞

熙寧七年(1074)蘇軾由杭赴密，這一時期是其創作歷程中的重要階段。在熙寧變法的漩渦中，作爲舊黨的蘇軾雖然此時遠離汴京，但依然深受影響。在離杭赴密途中他與諸位友人宴飲離别，其中多是受新法波及而外任者，在酬赠的詞作中蘇軾難免流露出一定的政治指向。本文試圖剖析這一階段蘇詞的政治書寫，並揭示這類創作在杭州、密州時期呈現出由直筆緣情到隱蔚諷喻的特點。

一、 自杭赴密詞是前期蘇詞創作的關捩點

二十世紀以來，學界對東坡詞的分期始於龍榆生《東坡樂府綜論》，他認爲東坡詞風“隨年齡與環境而有轉移”，並將之分爲三期，“大抵自杭州至密州爲第一期，自徐州貶黄州爲第二期，去黄以後爲第三期”(1)② 龍榆生：《東坡樂府綜論》，《龍榆生學術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6頁。。龍氏已經敏鋭地察覺到了蘇軾第一期中的詞風由倅杭到知密後存在着一定的轉變，“迨去杭赴密，生活乃稍乾燥，觀所爲《超然臺記》，景象可知。風雨對床之吟，離群索居之苦，鬱伊誰語”②。村上哲見在龍榆生的基礎上，將熙寧五年(1072)至元豐二年(1079)即龍氏所劃第一期，以熙寧七年離開杭州爲節點，一分爲二。他認爲蘇軾倅杭時期的詞作受張先影響，是習作期，離開杭州後開始發揮自己的個性(2)參見[日]村上哲見著，楊鐵嬰譯：《蘇東坡詞論》，《宋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0—232頁。此文原名《蘇東坡的詞》，載《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官紀念文集》。。朱德才的劃分則較二人更爲周詳(3)參見朱德才：《東坡樂府分期論》，《詞學》第11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8—103頁。，他亦將龍氏所謂第一期分開，將熙寧四年(1071)至七年劃爲發軔期，熙寧七年至元豐二年爲成熟期，元豐三年(1080)至七年(1084)爲巔峰期，元豐七年後爲衰微期。薛瑞生《論蘇東坡及其詞》(4)參見薛瑞生：《論蘇東坡及其詞》，《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6—49頁。通過對現存蘇詞的編年考證，認爲蘇軾的詞創作要早於倅杭時期，故在四期的基礎上另添“試筆期”，此非本文關注焦點，姑且不論。薛氏的其他階段劃分與朱説基本相同，但他更爲重視蘇軾在密、徐、湖時期的創作，認爲這一時期是蘇軾作詞的“自覺期”，“完成了由别是一家到自是一家的轉變，此後東坡詞才顯示出與衆不同的自家面貌”。然而薛瑞生對倅杭時期的别宴贈答之作頗爲輕視，認爲“未免因人造情”，咏物詞則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最高成就，是“第二期向第三期過渡的橋梁”，這一觀點則與本文接下來的論述異趣。

一些學者並非專門對蘇詞進行劃分，而是對蘇軾的各體創作進行整體分期，其中王水照先生的觀點值得關注。王先生認爲蘇軾的詩詞文有着統一的藝術風格，並注意到他的思想和藝術隨着仕宦生涯而産生變化，於是以此爲標準，將蘇軾的創作分爲七段，即初入仕途的發軔期、兩次在朝的歉收期、兩次自請外任的發展期、兩次謫居的變化期豐收期(5)王水照：《論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社會科學戰綫》，1984年第1期，第259—269頁。。王説揭示了政治對蘇軾創作的影響，尤其指出外任時期的蘇軾詩歌具有較强的政治社會性。

本文的關注點首先聚焦在蘇軾熙寧七年自杭赴密詞，這一時期連接着蘇詞的發軔期和成熟期，或稱自發期與自覺期，是東坡前期創作的關捩點。據《蘇軾年譜》，蘇軾是年九月初得知密州告，十二月三日到任(6)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84—302頁。，依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此時期共20首詞作，其中多以酬贈爲主，此年共作詞29首，而整個倅杭時期的詞作不過52首。他在得知任命後，與楊繪等人宴飲唱和，又與諸友同舟前往湖州邀見李常，並同至松江，夜置酒垂虹亭上，與會者楊繪、陳舜俞、張先、李常、劉述，是謂“六客之會”。十月又與孫洙等人會於潤州多景樓，經高郵，晤孫覺，又至海州與陳海州宴於景疏樓。由杭赴密途中所與宴飲唱和之人多是因王安石變法而外任者，觥籌交錯，縱情歡歌之時，難免有天涯淪落之感，何况熙寧七年又是極爲獨特的一年。

是年爆發了宋代最嚴重的旱災，“自春及夏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淮南諸路久旱”(7)(元)脱脱等：《宋史·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41頁。。天災動摇了神宗變法的决心，“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嘆息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8)(宋)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147頁。。三月，鄭俠向神宗獻《流民圖》，以至於神宗寢不能寐，四月，司馬光上《應詔言朝政闕失狀》極言災害之重，並將責任歸咎於朝政，直指王安石變法。這直接促成了王安石罷相，但是改革並没有因此停滯，王安石在去位前推薦韓絳、吕惠卿執政，繼續推行新法，神宗許之。王安石的離開或許讓舊黨以爲新法將緩，風氣將變，於是李師中於五月向皇帝奏請召司馬光、蘇軾、蘇轍置左右，未料被貶和州團練副使(9)事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三熙寧七年：“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上批：‘師中敢肆誕謾，輒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朕躬。識其奸欺，所宜顯黜。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第6188頁)《長編》又云：“吕惠卿請出師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之。”似言否决召還蘇軾事實乃吕惠卿從中作梗，非神宗本意。其實多有證據表明在變法中後期神宗對蘇軾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如烏臺詩案中大理寺判定蘇軾“會赦當原”，審刑院亦支持此判罰，然神宗聖旨却“特責”貶黄州。雖然多有史料稱神宗對蘇軾的態度是“獨憐之”，但其實貶謫黄州是根本不必要的特别處罰(詳見朱剛：《“烏臺詩案”的審與判——從審刑院本〈烏臺詩案〉説起》，《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故史籍中所載神宗在變法中後期對蘇軾的態度恐多有粉飾。。這一事件讓舊黨發覺對他們的排擠打壓並非僅僅來源於王安石，更是來源於神宗皇帝本人。對於蘇軾而言，神宗曾幾次欲起用他皆被王安石所阻(10)事見(清)黄以周輯，顧吉辰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毁之。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今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43頁。，而王安石去位後，皇帝對蘇軾的態度與此前竟判若雲泥。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軾得告知密，與同因新法而外任的友人酬贈送别，言語之間的微妙情緒就很值得推敲了。

二、 自杭赴密詞的政治書寫

王安石在舊黨接連外任離朝後，爲順利推行變法大量起用人才，吕惠卿、曾布、韓絳、王韶等皆得其拔擢。熙寧七年正月蘇軾至潤州訪刁約，刁約賦詩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蘇軾次韻作詩：“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宫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吊沉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爲問何年返帝鄉。”(11)(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37頁。首聯便用劉禹錫“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的典故，可見蘇軾對朝廷大量起用新黨心有戚戚，而末四句紀昀評其“寓興深微”(12)《蘇軾詩集》，第537頁。，“爲問何年返帝鄉”或可解爲蘇軾希望可以返回京城，但變法方興未艾，讓他感慨不知何時才能“返帝鄉”。刁約在王安石拜相前就已致仕歸鄉，並未捲入到黨争中，蘇軾面對他尚且流露出如此情緒，當他面對同樣因反對變法而離京的朋友時，就更難免情動於衷。

劉郎去後的典故同樣被蘇軾用於自杭赴密詞中：

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 秋色漸摧頽。滿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開。盡是劉郎去後栽。(13)(宋)蘇軾撰，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9頁。本文所引蘇軾詞皆出自此書，下文直接隨文括注頁碼。

此詞作於熙寧七年九月，詞中“髯孫”指孫覺，“短李”指李常，二人皆因反對青苗法而落職外任，孫覺熙寧四年知湖州，熙寧六年移知廬州，李常則自鄂州來代。而“秋色摧頽”，黄英漸衰，由此聯想到來年二月桃花争相開放，思維跳躍似乎使語脉顯得並不流暢，但結尾再度援引劉禹錫的典故使詞旨顯露出來，這是與李常同飲時想起新黨得勢，而自己與李常作爲舊黨却不得不離京外任。

渴望返京的情緒也同樣流露在此期的詞作裏，如《江城子·孤山竹閣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尊、收淚唱陽關。漫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 畫堂新構近孤山。曲欄杆。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水連天。(第78—79頁)

陳述古即陳襄，熙寧四年因接連上書反對青苗法而出知陳州，此年移杭，到任杭州時間僅比蘇軾晚幾個月，與東坡相交甚深。此詞作於是年七月，蘇軾移知密州的告令還未到，嚴格來説不屬於前文所劃定由杭赴密的時間段，但陳襄已接到要移知應天府的命令，此時朝廷中的動蕩，蘇軾也應當已經知曉，李師中奏請神宗皇帝召還蘇軾却遭貶謫的事件澆滅了東坡返京的希望，情緒交織之下便吐露心聲。詞作中“天易見，見君難”一句化用日近長安遠的典故，陳襄將要赴任的應天府，雖是宋朝南京，但原典爲長安，實不能相稱，其實在離别之情下暗藏着蘇軾的另一種情緒，即在次韻刁約時便感嘆的返歸汴京的艱難，這種感慨在與楊繪分别的詞作中則再次流露：

玉笙不受朱唇暖。離聲凄咽胸填滿。遺恨幾千秋。恩留人不留。 他年京國酒。泫淚攀枯柳。莫唱短因緣。長安遠似天。(第116頁)

楊繪在京官至御史中丞，熙寧四年有《論王安石奏》《論王安石之文有異志奏》直陳王安石擅權專恣，又接連上書反對助役法，被貶亳州，後徙應天府，熙寧七年六月移知杭州，八月到杭州任，九月初八又被召還翰林院。此詞作於是年十月潤州，楊繪和蘇軾都接到了離開杭州的告令，上片寫宴會上歌伎吹奏玉笙，凄切感人，唤起二人離别之念，兩人此次相逢只一個月時間便各赴任，故有“莫唱短因緣”之語，二人再次相見不知是何年月，結尾感嘆“長安遠似天”，楊繪此行便是回京，這句當然是蘇軾自抒胸臆。

除了抒發自我情緒外，這一時期蘇詞中的政治書寫還表現爲對友人不同的微妙態度，如《菩薩蠻·席上和陳令舉》：

天憐豪俊腰金晚。故教月向松江滿。清景爲淹留。從君都占秋。 身閑惟有酒。試問遨遊首。帝夢已遥思。匆匆歸去時。(第109頁)

九月，蘇軾離開杭州，至松江時有六客之會，這首詞便作於此時。陳令舉即陳舜俞，熙寧三年(1070)任山陰知縣，因不奉青苗法散常平錢上書自劾，貶南康軍監酒税。此會上張先作《定風波令》，序云：“霅溪席上，同會者六人，楊元素侍讀、劉孝叔吏部、蘇子瞻、李公擇二學士、陳令舉賢良。”時楊繪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劉述爲吏部郎中，蘇軾與李常爲太常博士，故皆稱其職，惟稱陳舜俞爲賢良。陳舜俞曾參加制科，今存四庫館臣輯《都官集》卷六、卷七尚有其“賢良進卷”五十篇，此處張先稱其“賢良”，大概因其離南康貶所時已無官無職，但他並非甘於做一名隱逸高士。《續資治通鑒長編》：“舜俞爲人矯激不情，仕宦頗齟齬，中間嘗躁忿棄官，居嘉禾白牛村，自稱白牛居士。已而不能忍，復出仕進。既謫南康，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時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爲人反復，如何可用也。’”(14)《續資治通鑒長編》，第5150頁。可見陳舜俞雖然因變法而自劾，但其實内心是渴望做官的(15)關於陳舜俞翻悔事，潘殊閑甚辯其非(傅璇琮主編《宋才子傳箋證·北宋前期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1年，第774頁)，臚列蘇軾撰祭文、樓鑰撰序文，以爲陳舜俞不當有翻悔語，但潘氏所舉例證“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云云僅是誇贊陳舜俞品行高潔，且自文體觀之，祭文、序文很難有責難之語，恐怕不足爲鐵證。而樓序云“自取竄則而不悔”，刻意强調其“不悔”，反而有爲陳舜俞辯解掩蓋之嫌。，而在王安石去位、楊繪得召後，他的内心不可能不泛起波瀾，所以蘇軾整首詞都頗具安慰色彩。“天憐豪俊腰金晚”以及“帝夢已遥思。匆匆歸去時。”便是寬慰陳舜俞之語。

蘇軾面對孫洙時的態度則更值得玩味。關於孫洙，《宋史》本傳載：“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16)《宋史》，第10423頁。孫洙雖然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但與蘇軾等人直言反對的做法不同，他採取的是鬱鬱不言，外任避之。熙寧四年蘇軾與出知海州的孫洙、通判泰州的劉攽、監衡州鹽倉的劉摯相會於揚州，作《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孫巨源》：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拫。我褊類中散，子通真巨源。絶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17)《蘇軾詩集》，第297—298頁。

施元之注云：“既會於此，東坡與劉貢父、劉莘老皆坐論新法以去。巨源既同舍，雅相厚，又居諫省，而此詩云‘終歲不及門’，則異趣可見。又用柳子厚王孫猿事，終以‘子通真巨源，絶交固未敢’之句，其責之深矣。”(18)《蘇軾詩集》，第296頁。其時四人中除孫洙外，皆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不得不外任，只有孫洙引而未發，力求自保，甚至與同舍减少往來，故蘇軾對他有如此嚴厲的責難。

蘇軾、劉攽、孫洙三人多互相來往，組成一個小型“朋友圈”，如外任期間劉攽曾作《杭州通判蘇子瞻、海州使君孫巨源》。雖然劉攽在變法初期堅定反對王安石，但是在熙寧七年態度發生了一定的轉變，王安石罷相去京時他曾寫詩相贈，對王安石頗爲推崇，末句甚至直言：“早晚重開丞相閣，爲公羸馬踏沙堤。”(19)(宋)劉攽撰，逯銘昕點校：《彭城集》，濟南：齊魯書社，2018年，第430頁。劉攽對王安石的主動親近不可能不在蘇軾内心掀起波瀾，再加上孫洙本就態度隱晦，力求保身，此時蘇軾寫給他的詞作恐怕就值得仔細揣摩了。

《更漏子·送巨源》：

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新白髮，舊黄金。故人恩義深。 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歸。(第128頁)

孫洙得内召返京，與蘇軾相遇於潤州，一同北上，至楚州而别，這首詞即作於此時。歷代對這首詞僅當作普通的離别之作，其實聯繫蘇、孫二人的關係並細讀文本，便可體會到蘇軾的言外之意。“西漢二疏鄉里”，是講海州是二疏的故鄉，據《漢書》本傳(20)參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39—3040頁。，疏廣拜太子太傅，疏受拜太子少傅，皇太子十二歲時疏廣認爲應當功成身退，於是上書乞骸骨，皇帝賜黄金二十斤，太子賜黄金五十斤，返鄉後二人將黄金遍贈鄉里。“新白髮”，鄒同慶認爲指“二疏年老，乞骸骨回歸鄉里事”(21)《蘇軾詞編年校注》，第129頁。。然而二疏事中並未出現“新白髮”語，其實新白髮另有成典，《青箱雜記》載：

洛陽龍門，有吕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温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温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黄扉。九重鵷鷺醉中别，萬里煙霄達了歸。鄰叟盡垂新鶴發，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也。(22)(宋)吴處厚撰，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其中吕蒙正詩“鄰叟盡垂新鶴發，故人猶著舊麻衣”，《事文類聚》《詩話總龜》引此事，“新鶴發”即作“新白髮”。王禹偁《回襄陽周奉禮同年因題紙尾》：“鏡裏想添新白髮，篋中猶貯舊青山。”(23)(宋)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第2册卷八，《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南宋紹興十七年黄州刻遞修本。蘇軾《浣溪紗》(徐邈能中酒聖賢)有：“無可奈何新白髮，不如歸去舊青山。”(第15頁)《瀛奎律髓》記詹中正《退居》詩，三四句即“無可奈何新白髮，不如歸去舊青山”(24)(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58頁。，方回言：“東坡嘗用爲詞，世人不知爲詹白雲詩也。”(25)《瀛奎律髓彙評》，第1058頁。可見“新白髮”爲宋人常用成典，無論吕蒙正還是蘇軾等人，皆以之與“舊某某”相對，暗含退居意，坡詞以之與“舊黄金”相對，指二疏獲贈之黄金。“故人恩義深”，則亦出吕蒙正詩中“故人猶著舊麻衣”句，吕詩中的“故人”是指歸隱的友人，而蘇詞中的“故人”則當指蘇軾自己。上片整體來看並無離别的傷感，所引“二疏”“白髮”“黄金”“故人”，都與歸隱有關，似乎是一副勸誡孫洙退居的口吻。下片援引客槎的典故，槎有信，每年八月返回，而使君你却一去不回，明明是在指責孫洙“無信不歸”。顯然蘇軾雖然與孫洙常有往來，但是對他的情緒是十分微妙的。王安石罷相後，神宗依然不召回蘇軾，李師中上書反而被貶，劉攽對王安石的態度也在此時發生了轉變，而孫洙在變法初期時就曾爲了避嫌不與同舍往來，對新法也“不能有所言”，這些事件讓蘇軾對即將回京的孫洙有所勸誡，這首《更漏子·送巨源》便是這種情緒的抒發。

如上所述，蘇軾的離杭赴密詞在離别的主題背後還隱藏着“變法—外任”的共同主題，當把此時期的詞作共同置於這一主題下作爲一個整體去解讀時，便會發現它們之間雖然没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却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指向，這其中的個人情緒在“離别”與“變法—外任”的碰撞中得以宣洩，可以説這一時期東坡詞的政治書寫是以直筆緣情的形式存在的，是在政治波動下的個人情緒流露，但是其書寫對象始終是自我情緒而非政治局勢，既没有對朝政的批評也無比興寄托手法的使用。

三、 由緣情到諷喻

杭州和密州對於蘇軾來説同樣是遠離變法漩渦的飛地，朝野的變易讓他獲得暫時的舒緩，得以遠觀朝堂的波瀾。但是杭密兩地又不盡相同，蘇軾在杭州任上，面對同是天涯淪落的友人，抑鬱的情緒得以在酒宴上揮灑，杭州成爲情緒宣洩的出口。而密州却不具備杭州的酒宴喧鬧，也乏可吐塊壘的至交。來到密州，等待蘇軾的竟是漫天的蝗災，“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26)《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宋)蘇軾撰，(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95頁。。蝗災造成的饑荒讓一些百姓爲了活命甚至不得不拋棄骨肉，而又有一些人淪爲盜賊。蘇軾一面治理蝗災，一面組織緝拿凶盜，又鼓勵百姓收養棄嬰，由官府每月補助糧米。他在給劉攽和李常的詩中傾訴道：“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甑有埃。緑蟻沾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27)《蘇軾詩集》，第646頁。自身的困頓與百姓的苦難在蘇軾心中與變法不無關係，可他依然認爲即使是在密州做太守，也“猶勝塵土走章臺”，比留在京城與新黨周旋要强得多。蘇軾在密州任間，王安石罷相後由吕惠卿繼續大力開展變法，但相較於王安石，吕惠卿更爲專横跋扈，肆無忌憚。蘇軾作爲地方長官，即使遠離朝堂，也不得不面對新法的不斷頒行，他只好與推行新法的使者周旋，努力“因法以便民”(28)《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宋)蘇轍撰，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19頁。。

變法以來大量削减公使錢，宋所設公使錢是由各地長官用來宴請過往官員的，這讓喜愛與朋友歡會的蘇軾倍感煩惱。在密州期間他常常抱怨：“我今號爲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29)《蘇軾詩集》，第617頁。“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30)《蘇軾詩集》，第636頁。“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31)《後杞菊賦》，《蘇軾文集》，第4頁。此外，蘇軾來密州任職，本以爲能與時在齊州的蘇轍常常見面，誰知地理空間雖拉近，但還是無法讓兄弟二人相會，蘇轍在寄給兄長的詩中感慨：“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絶人長嘆。”(32)(宋)蘇轍撰，蔣宗許等箋注：《蘇轍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433頁。身在密州的蘇軾，所轄之地哀鴻遍野，俯首自顧又環堵蕭然，他終於難以超然，喟然感慨：“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碳。”(33)《蘇軾詩集》，第608頁。

自杭而密帶來的巨大反差讓蘇軾的心境發生了轉變，《超然臺記》中他自陳兩地判然迥異的處境：“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34)《超然臺記》，《蘇軾文集》，第351頁。這種反差也直接體現在詞作中，如他在到密州不久後創作的《蝶戀花·密州上元》，上片回憶錢塘上元繁華之夜，花燈如晝，下片筆鋒頓轉，密州上元則是寂寞山城，火冷燈稀，凄清的環境甚至讓不到四十歲的蘇軾也感慨“人老也”。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拜相，蘇詞中的政治書寫也换了另外一種表達方式，如作於這一時期的《望江南·暮春》：

這首詞歷來被視爲寫景詞(35)龍榆生《東坡樂府箋》、曹樹銘《東坡樂府詞》、唐玲玲《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均未指出此詞的政治隱喻，諸本對“百舌”“鵓鴣”“蕪菁”的注解亦未見精到，只解作普通暮春景象。《宋詞鑒賞辭典》爲宋詞鑒賞集大成之作，但未收此詞。，但其實另有乾坤。上片起筆即言時間已是暮春，接着反問“春服幾時成”，似是説暮春時節了可是春服却未製成，這應當並非實筆。此處援引《論語》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的典故，衆弟子“各言其志”，孔子唯贊成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這裏蘇軾所謂“春服未成”，正是指其志未遂，而非僅景語。下片“百舌無言桃李盡，柘林深處鵓鴣鳴”則更揭示了這首詞的政治指向。其中“百舌”自龍箋以下注家或引《蟲薈》，或引《禮記·月令》，注明百舌又名“反舌”。另檢《逸周書》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始不鳴，令奸壅逼。反舌有聲，佞人在側。”(36)黄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34頁。可見反舌即百舌，芒種十日後無聲，東坡詞爲暮春時作，顯然與芒種後十日百舌不鳴時間不符。“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是古人常用之典，如杜甫《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蘇詞“百舌無言”，是百舌在當鳴時不鳴，顯然皮裏陽秋，可理解爲新黨勢盛，王安石再度當政，不容異聲，而君側之“佞人”便是指新黨。

“柘枝深處鵓鴣鳴”句，“鵓鴣”自龍箋以下僅釋得此鳥天將雨時急鳴，其實此處另有深意。《毛詩正義·四牡》：“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郭璞釋“鵻”爲“今鵓鳩也”(37)(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868頁。。“鵓鳩”即“鵓鴣”，孔穎達正義云：“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38)《毛詩正義》，第868頁。而關於《四牡》之旨，鄭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39)《毛詩正義》，第867頁。《四牡》中翩翩而飛的鵻鳥，被釋作爲君王在外奔波的大臣，且“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以此可知，坡詞中“鵓鴣”實是離京在外勞苦的蘇軾自謂，暗指自己當“先勞而後得所安”(40)蘇軾在作品中，常常以飛鳥自比，感慨漂泊無定，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天静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柘枝深處鵓鴣鳴”與前句“百舌無言桃李盡”相對，指蘇軾雖處江湖之遠，依舊心繫廟堂，敢於直言批評以王安石爲代表的新黨勢力。

“春色屬蕪菁”句，自龍箋以下諸家多注以韓愈“黄黄蕪菁花，桃李事已退”，將此句當作普通的景色描寫，其實語出温庭筠《寄分司元庶子兼呈元處士》：“劉公春盡蕪菁色，華廄愁深苜蓿花。”(41)(唐)温庭筠撰，曾益等箋注：《温飛卿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3頁。校點者按：“‘華廄’疑當作‘華廙’，以同上句‘劉公’對偶。”此處指華廙免官後居家多年，“(晋)武帝登陵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事見《三國志·先主傳》裴注引《吴曆》：

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窺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栅，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42)(晋)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75頁。

劉備落魄時爲防曹操謀害，種蕪菁以匿其志，蕪菁是蟄伏者的借稱，蘇軾此時用此典，認爲雖然此刻自己身處凄清冷落的密州城，但並不甘於現狀，只是暫時避禍蟄伏，將來一定可以重回朝堂，占盡“春色”。

筆者認爲這首詞與由杭赴密時緣情的政治書寫不同，其書寫對象不僅僅局限於個人情緒而是擴大到朝廷政治局勢，藝術手法上更是通過比興寄托以怨刺上政，有着强烈的褒貶態度，從題材上來看是一首政治諷喻詞。諷喻是古人常用的修辭手法，即出於某種原因，作者不直言，而是用喻體來寄托諷刺的意向，具有含蓄隱秀的效果。在詩歌中，政治諷喻是自《詩經》以來形成的詩歌傳統，尤其是在儒生們對它的闡釋過程中逐漸被後世奉爲具有顯與隱雙重結構的典範。蘇軾自杭赴密詞雖具有政治指向，但多以在酬贈中向友人表達自我情緒爲主，其中雖然有使用劉禹錫玄都觀這樣具有譏諷意味的典故，但劉禹錫的典故可謂人盡皆知，並非是含蓄婉轉的表達，很難稱得上是諷喻。這首作於密州時期的《望江南》(春已老)表面上描寫暮春景色，實則自上闋起筆便以“春服未成”點明了整首詞的政治指向，下闋“百舌無言”更是直指王安石，且用典深文而隱蔚，稱得上是一首成熟的政治諷喻詞。

雖然坡詞中這一時期的政治諷喻詞現今只可見此一首，但是這一題材並非蘇軾偶然爲之。熙寧八年蘇軾密州任時，曹州任上的劉攽作《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吴娃齊女聲如玉，遥想明眸嚬黛時。”(43)《彭城集》，第396頁。劉攽聽到蘇軾所作“樂府短長詩”，發覺其中的政治隱喻，於是寄詩以戲，蘇軾讀後又作詩以答，本是自辯之作，反而成了這些“樂府短長詩”的最好注脚：“十載飄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成，灸眉吾亦更何辭。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44)《蘇軾詩集》，第649頁。《望江南》(春已老)作於熙寧九年(1076)，由此可見東坡刺時諷政的詞作不止《望江南》一首，且是自覺地將諷喻的手法運用至詞中，但是今可見密州坡詞21首(據鄒同慶繫年)除《望江南》(春已老)外却並不見有他作，當是佚失不存。

蘇詞的政治書寫，在密州時期自直筆緣情而轉爲隱蔚諷喻，其因略有四端：一、 創作行爲方式不同。自杭赴密時期具有政治指向的蘇詞多是酬贈之作，而酬贈對象則多是與變法鬥争相關的友人，詞則是作爲友人之間互相坦露心聲的對話媒介。密州時期的蘇詞更多是案頭的自我書寫。二、 創作空間環境不同。自杭至密的空間轉换讓蘇軾的創作環境由繁華至凄清，内心也由充滿激情而轉爲心力交瘁，這也讓蘇軾由那個面對遭際相仿的摯友推杯换盞的抒情者，轉换爲冷眼觀看朝局的審視者，隱含作者(45)“隱含作者”由布思在《小説修辭學》中提出，但是此概念的使用一度混亂。申丹《何爲“隱含作者”》(《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認爲“隱含作者”既涉及編碼又涉及解碼，自編碼而言，是指“處於某種創作狀態、以某種方式寫作的作者”，本文即在此層面使用這一概念。轉變使詞作對政治的關涉不再是某種主題的附屬品，也不再以緣情的方式去表現，而是選擇了更爲精巧的表達方式。三、 政局的緊張讓蘇軾不得不轉换表達方式，“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46)《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轍集》，第1120頁。。四、 以詩爲詞觀念的形成。在宋代，詞由酒筵走向案頭、走向詩化，蘇軾以詩爲詞使詞的詩化進程由自發而自覺，學界多把密州時期視作蘇詞的成熟期，蘇軾以詩爲詞的觀念便在這一時期形成。將政治諷喻這一詩歌傳統援引入詞，即是以詩爲詞理念的産物。

開篇時所列諸家觀點，多認爲倅杭時期蘇軾的詞作還没有成熟，也没有形成獨特的風貌，但其實密州時期的成熟詞風已經在這一時期醖釀，如西紀昭就察覺到“蘇詞日後卒能脱穎而出，擴大了詞的題材，這初期的作品無疑有其先驅作用”(47)[日]西紀昭著，孫康宜譯：《蘇軾初期的送别詞》，《詞學》第2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101頁。。本文所述具有政治指向的詞便可作一佐證，此類以緣情爲特點的政治書寫在熙寧七年開始集中出現，並於東坡知密時形成了政治諷喻詞這一題材。歷來的蘇詞研究者多認爲蘇軾對於詞的表達功能有開拓之功，這其中就體現在蘇詞題材的豐富，如劉熙載言“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48)(清)劉熙載撰，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詞曲概》，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97頁。。但是還没有學者對蘇軾的政治諷喻詞這一題材給予關注(49)據饒曉明《東坡詞題材内容統計簡表》，東坡詞題材有咏史、愛情、記遊、歸隱、寫景、咏史、愛情、送别、贈答、寄遠、農村、咏物、感舊、愛國、戲謔、言志等，且將《望江南》(春已老)僅僅視作寫景詞(《東坡詞研究新思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1—62頁)。，即使這類詞作很少，可畢竟是蘇軾在“以詩爲詞”觀念下對詞體的開拓。

蘇軾在詞中運用諷喻的表達方式，雖然是以詩法入詞，但却暗含了詞的本色要求。詞作爲一種歡會應歌的歌辭，抒情主體與作者本人往往呈現出一種疏離感。隨着文人介入詞的創作，詞開始了詩化的歷程，作者逐漸以詞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詞的本色與非本色實爲詞詩化的一體兩面，不同的是，本色詞往往表面上維持着表達上的疏離感，以含蓄曲折的方式抒發情緒，而非本色詞却打破了詞體的含蓄，僅借其長短錯落的體式，如詩一般直抒胸臆。東坡詞在當時便被歸入非本色的陣營中，自杭赴密的途中，在政治風暴和友人及酒觴的觸發下，他直接抒發自己的情緒，以非本色的方式放肆地表達。密州的空間差異和局勢變動讓蘇軾詞中的政治書寫發生了轉變，感情的鬱勃由直筆走向曲折，自顯露轉爲隱蔚。他自覺地將詩學傳統中的諷喻引入詞體，但正是這種以詩爲詞的自覺，却不自覺地爲詩化歷程中的本色詞書寫創立了範式，成就了作者在維持與作品疏離感下抒發自我的表達方式。雖然這種手法借用於詩學，但正是通過借用，完成了詞在維持自身特色下的詩化。與李清照關注個人化抒情的本色詞不同，蘇詞中的自我表達關乎政教懷抱，讓詞在保持本色的情况下被納入到詩言志的詩學傳統命題中。從這個角度看，聞一多先生將《春江花月夜》作爲宫體詩的自贖，那麽蘇軾的《望江南》(春已老)可以無愧於本色詞的自贖這一桂冠，正所謂“指出向上一路”。

蘇軾政治諷喻詞的創作始見萌芽，便因元豐二年的烏臺詩案而戛然而止，現實的嘈嘈切切終於不再以擾亂心緒的面貌縈繞，而是化身重拳猛擊，在外界的刺激下蘇軾的内心開始更爲深刻的思考，即對隱藏在紛擾背後的人生意義産生懷疑，李澤厚先生認爲這是蘇軾作爲文化符號的真正意義(50)參見李澤厚：《蘇軾的意義》，《美的歷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64—168頁。。但是我想，蘇軾的意義不僅如此。在黄州赤壁時，他内心化身爲兩端進行博弈，“蘇子”巧舌如簧地努力編織着文字遊戲來試圖説服“客”，雖然在煞費苦心的背後透露着幾分無可奈何，但蘇軾畢竟在認識到人生永恒的哀傷後還是選擇化身爲積極的“蘇子”來完成對自己内心的引導。深刻地去思考人生，哪怕認識到其中的幽暗、痛苦和無奈，但還是坦然面對，超越虚無，勇往無前，越過千年歷史，蘇軾化爲這樣一種篤定的力量撞擊着我們的心靈，這恐怕才是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