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辰翁的杜詩批評與接受*

薛俊芳

關鍵詞：劉辰翁；杜詩；批評；接受

杜甫生前曾感嘆其詩作無知音，“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1)(唐)杜甫：《南征》，杜甫著，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54頁。杜詩引文均出自該版本，後面的引文僅書篇名、卷數及頁碼。。這種狀况到宋代發生了根本改觀。受宋代特殊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潮、學術思想等因素的影響，宋人成爲杜甫的異代知己，他們多視角、多維度地傳播、接受杜詩，楊經華稱宋代之於杜詩的接受爲“詩魂歸來”的時代。(2)楊經華：《宋代杜詩闡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8頁。劉辰翁堪稱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杜詩批評與接受形式多樣，内涵豐富。一方面，劉辰翁以杜甫詩句爲題進行詩歌創作；另一方面，他批評杜詩甚爲用力，這不僅體現在各種詩歌評點本中，還表現於各類序跋中。(3)據統計，前者涉及杜詩350餘首，評語470餘條；後者有19篇。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後者，前者則少有涉及。即使後者，也多聚集於詩歌評點本中的批評研究，對序跋中的論述則關注不多。這使得劉辰翁的杜詩批評與接受研究呈現出碎片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研究的深入，故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較爲系統地勾繪劉辰翁的杜詩接受與批評的整體風貌，探究其杜詩接受與批評之特質，發掘其深層社會文化意藴。

一、 創作、批評、評點：劉辰翁杜詩接受的三種形式

作爲杜詩傳播與接受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劉辰翁對杜詩的接受，主要是以創作、批評、評點三種形式展開的。

在劉辰翁以杜甫詩句爲題的詩歌創作中，組詩《四景詩》堪爲代表。組詩以四時寫景之詩句爲題，其中春景59題67首、夏景32題35首、秋景40題44首、冬景16題16首，凡147題162首詩歌，詩題多取自唐宋詩人五絶或者五律。據筆者統計，在能够確認以前人成句詩爲詩題的111首詩歌中，以杜甫詩句爲題者53首，占《四景詩》的三分之一强。具體情况見下表：

《四景詩》詩題杜詩詩題詩歌形式四景杜詩寫作時、地花蕊上蜂鬚徐步五言律詩春景上元二年,成都杖藜入春泥雨過蘇端五言律詩春景至德二年,長安絶域改春華(二首)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其四五言排律春景大曆二年,夔州新火起新烟清明二首其一七言排律春景大曆四年碧山晴又濕白水明府舅宅喜雨五言律詩春景天寶十四年假日從時飲又示宗武五言排律春景大曆二年,夔州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五言律詩春景上元二年,成都村村自花柳(二首)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五言排律春景寶應元年,成都去帆春色隨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五言排律春景永泰二年,夔州山歸萬古春上白帝城二首其一五言排律春景永泰二年,夔州春風花草香絶句二首其一五言絶句春景廣德二年,成都閭闔開黄道太歲日五言排律春景大曆三年衣冠拜紫宸太歲日五言排律春景大曆三年風起春燈亂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五言律詩春景永泰二年,夔州溪壑回春姿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六七言律詩春景乾元二年,同谷暗水流花徑夜宴左氏莊五言律詩春景天寶三年,洛陽小水細通池(二首)過南鄰朱山人水亭五言律詩春景廣德二年,成都孤舟亂春華(四首)上水遣懷五言排律春景大曆四年,上水游絲白日静題省中院壁七言律詩春景至德三年花飛减却春曲江二首其一七言律詩春景至德三年城春草木深春望五言律詩春景至德二年,長安吹面受和風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五言律詩春景大曆三年,江陵既雨晴亦佳喜晴五言排律夏景至德二年,長安樹濕風凉進立秋雨院中有作五言排律夏景廣德二年,成都蓮房墜粉紅秋興八首其七五言七律夏景永泰二年,夔州炎熱衣流汗熱三首其一五言律詩夏景永泰二年,夔州衣冷欲裝綿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其六五言律詩夏景天寶十二年—天寶十三年,長安行雲遞崇高雨五言排律夏景永泰二年,夔州亭深到芰荷章梓州水亭五言律詩夏景寶應二年,梓州

續表《四景詩》詩題杜詩詩題詩歌形式四景杜詩寫作時、地清風左右至夏日李公見訪五言排律夏景天寶十二年—天寶十三年牛女年年渡天河五言律詩秋景乾元二年,秦州機絲虚夜月秋興八首其七七言律詩秋景永泰二年,夔州清輝玉臂寒月夜五言律詩秋景天寶十五年把釣待秋風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五言律詩秋景天寶十三年,長安秋高風怒號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七言古詩秋景上元二年,成都寒城菊自花遣懷五言律詩秋景乾元二年,秦州天清木葉聞曉望五言律詩秋景大曆二年,夔州江動月移石絶句六首其六五言絶句秋景永泰元年,成都日出離東水絶句六首其一五言絶句秋景永泰元年,成都山遠細路高山寺五言律詩秋景乾元二年,秦州舟雪灑寒燈泊岳陽城下五言律詩冬景大曆三年,岳陽爐存火似紅對雪五言律詩冬景永泰元年,長安深山催短景向夕五言律詩冬景大曆二年,夔州至後日初長至後七言律詩冬景廣德二年,成都綃紋添弱綫小至七言律詩冬景大曆二年,夔州官梅動詩興和裴迪登蜀州東亭七言律詩冬景乾元三年,成都漢節梅花外段功曹到得楊長史書五言律詩冬景上元二年,成都

從詩題形式上看，《四景詩》詩題皆爲五言成句。據統計，取自杜詩五言絶句的3首，來自五言律詩的22首，源於五言排律的12首。截取七言詩句中的五字爲詩題的有12首，除“溪壑回春姿”是截取“溪壑爲我回春姿”首尾字詞組合而成，其他11首的詩題均取自七言詩句的後五字。另外，詩題多選自律詩，其中律詩首聯和頸聯約占三分之二。從寫作時間上看，劉辰翁選用杜甫安史之亂後的詩歌爲多，多集中於杜甫寓居成都、夔州時期，各有12首。

從詩歌内容上看，詩題多爲寫景詩句，與“四景詩”整體的組詩結構相契合,其中春景和秋景的數量多於夏冬。張曉青認爲，詩歌的季節表現方式通常可分爲四種：第一是直接點明季節，或出現季節詞，或運用五行陰陽等季節代稱，或交待寫作時間；第二是通過描繪自然景物來暗示季節，包括季節氣候、自然現象以及動植物情狀等方面；第三是通過描述人類活動來傳達季節感，既可以是生産勞動與日常生活，也可以是特定節日中的風俗習慣；第四是對前代詩文作品中季節描寫成詞成句，以及季節典故的學習與運用。(4)張曉青：《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季節表現——以中古詩歌爲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78—104頁。前三個特點在《四景詩》詩題中表現比較突出。詳見下表：

直接以字詞點明季節描寫景物以暗示季節描寫人類活動以表明季節春景22首杖藜入春泥、絶域改春華、去帆春色隨、山歸萬古春、春風花草香、風起春燈亂、溪壑回春姿、孤舟亂春華、花飛减却春、城春草木深花蕊上蜂須、碧山晴又濕、潤物細無聲、村村自花柳、暗水流花徑、小水細通池、游絲白日静、吹面受和風新火起新烟、假日從時飲、閶闔開黄道、衣冠拜紫宸夏景8首既雨晴亦佳、樹濕風凉進、蓮房墜粉紅、行雲遞崇高、亭深到芰荷、清風左右至炎熱衣流汗、衣冷欲裝綿秋景10首把釣待秋風、秋高風怒號寒城菊自花、天清木葉聞、江動月移石、日出離東水、山遠細路高清輝玉臂寒、牛女年年渡、機絲虚夜月冬景7首舟雪灑寒燈、深山催短景、至後日初長、官梅動詩興、漢節梅花外爐存火似紅、綃紋添弱綫

從上表可看出，劉辰翁《四景詩》詩題以景物暗示季節的表現爲最多，而詩句中含“春”“秋”以點明季節與描寫人類活動以表明季節兩種方法的數量相當。從四時景數量的選擇來看，春景爲最，秋景次之，夏冬景又次之。

今人段大林整理的《劉辰翁集》卷六收録劉辰翁的序、題跋、説、賦共53篇，其中19篇論及杜甫或者杜詩，占全部序跋三分之一。這些序文包括《趙仲仁詩序》《趙信之詩序》《連伯正詩序》《贈采詩生序》《贈蕭清可序》《贈潘景梁序》《蕭禹道詩序》《胡仁叔詩序》《劉孚齋詩序》《陳生詩序》《陳宏叟詩序》《秋風圖序》《贈胡聖則序》《題劉玉田選杜詩》《題宋同野編杜詩》《題王生學詩》《題劉景信詩》《跋白廷玉詩》《語羅履泰》。此類序跋多爲劉辰翁受托爲他人詩集所作，他借評論他人詩文，提出自己的詩文觀點，且在評論中常以杜甫詩歌爲例。在11篇序跋文中(5)包括《蕭禹道詩序》《胡仁叔詩序》《劉孚齋詩序》《陳生詩序》《陳宏叟詩序》《秋風圖序》《贈胡聖則序》《題王生學詩》《題劉景信詩》《跋白廷玉詩》《語羅履泰》。，劉辰翁對求序者的詩文不着一字，宕開去叙述杜甫行迹，對杜詩的用字、涵義、對仗、虚詞、風格等進行鑒賞、批評。劉辰翁的序跋涉及杜詩文本風格、杜詩接受、杜詩構思、遣詞用字等多個面向，主要論述了如下諸方面的問題。

創作動機上，劉辰翁認爲杜詩皆是“有謂與不得已”之作，進而提出“不得已”的論詩主張。在劉辰翁看來，作者“不得已”乃發、“不得已”而作的詩文方有感染力，“余謂文者，皆不得已也。故傳《六經》《語》《孟》，非問答即紀事，無作意者。下至《諸子》《史》，或一事反復，或一語酬詰，猶未至無謂，無謂者獨建安以來耳。故東漢皆以西都爲妄作，班馬視先秦如古人。凡沛然成章，而每舉不厭者，甚不多見也。杜詩韓文間以俚語，直致而氣始振。然夔潮以後之論興，而惑者始不可窺校矣。今言詩類如子美，散文言者唶唶《藍田壁記》爲古，异哉！必求其有謂與不得已，庶幾《羌村》《同谷》之音，《滕王閣後記》之體，乃與無作之作合”(6)(宋)劉辰翁：《贈潘景梁序》，劉辰翁撰，段大林校點：《劉辰翁集》卷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頁。为避煩琐，後出自该書的引文僅書篇名和頁碼。。劉辰翁從文學創作動機的角度進行考察，提出“不得已”與“有謂”之論，即認爲創作是作者所思不得不發的産物，并非爲設定的主題而作，故流傳後世影響甚巨的古代經典最初是以問答體形式出現，或者紀事而爲，至建安以後則作意者多，而詩文成就則不高。直至杜甫《羌村》《同谷》、韓愈《滕王閣後記》(按：又名《新修滕王閣記》)，詩文始振。如此，詩文貴在“有謂”，即言之有物，貴在“不得已”，即要氣脉貫通。

創作動機上的“不得已”，既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創作主體自身方面的因素，這就很自然容易與“窮而後工”聯繫在一起。劉辰翁認爲，杜甫是“窮而後工”的典型代表。他同時又指出，杜甫的“窮”不是性格使然，而主要是生逢亂世，與時代保持近距離的共振所致。所以，他能以情感投入的方式記録時代悲劇。他與孟郊、賈島同被視爲古今“窮詩人”，與孟、賈主要由性格造就的“窮”不同，杜甫乃是時代造就的“窮詩人”。若躬逢盛世，以其如椽巨筆，同樣可作盛世頌詩。杜詩在宋代被視爲“詩史”，而劉辰翁却以爲，杜詩的藴涵遠比“詩史”厚重。在《連伯正詩序》中，他討論“時”“命”與寫作風格之關係，實是有意糾偏。他認爲，杜詩思想内容遠非“詩史”所能涵蓋，杜甫是以自己豐富的情感貼合時代脉動，不局限於個人命運的得失升降。劉辰翁評價杜甫詩歌，既重視其紀實功能，又重視感發性情功能，認爲優秀的詩作既要能反映時代風雲，又須具有動人情志的效果。這顯然與僅將杜詩視爲“詩史”，更爲全面、深刻。

無論反映時代風雲變幻，還是實現感發性情的效果，都必須重視詩歌作法。劉辰翁注重歸納杜詩寫法，試圖總結出一些寫詩技巧。比如他提出“作詩如作字”(7)《劉孚齋詩序》，第204頁。，主張選詞用字要細加斟酌，不要僅僅拘泥於對仗、押韻等形式要求，須在意義呈現上下功夫。劉辰翁頗爲稱道杜詩的煉字，認爲虚字往往可超越單純語法功效，如他認爲“衣冠却扈從”中的虚字“却”，將昔日宜扈從而不得扈從的事實通過對比呈現出來，擴充了詩歌容量。(8)《題王生學詩》，第209頁。劉辰翁也非常留心實字的作用，他以“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中“梁”字爲例，認爲江總自梁入陳再入隋，不專一朝，實暗含諷刺江總之意。雖遭到後代杜詩闡釋者的批評(9)錢謙益認爲，劉辰翁的解釋不符合史實且牽强，批評其“强作解事，可笑”。((清)錢謙益：《讀杜小箋(上)·晚行口號》，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之《牧齋初學集》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61頁。)顧炎武認爲此詩句乃“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駡人哉！”((清)顧炎武：《杜子美詩注》，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吕宗力校點：《日知録集釋》卷二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60頁。)，但可以看出他對杜詩文本用字的細心體貼。關於作詩的形式問題，劉辰翁主張爲詩不必拘泥於形式，他以杜甫詩句“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10)《屏迹三首》其一，《杜詩鏡銓》卷九，第388頁。爲例，指出“生成”對“雨露”儘管對仗不够工穩，但觀察之細緻，描寫之妥帖，足稱名句。此外，他以杜詩爲標準，關照當代的詩歌寫作，認爲當代的詩歌直白，不似杜詩以意象呈現詩情，儘管同言同意，但呈現出雅俗之别。如同寫親朋送别場景，杜甫“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11)《送遠》其一，《杜詩鏡銓》卷六，第265頁。，以“鞍馬”“孤城”呈現出悠遠、悲傷的送别場景，而戴復古“此行堪一哭，无復(按：劉辰翁文中为“何日”)見諸君”(12)(宋)戴復古：《别邵武諸故人》，戴復古著，吴茂雲校注：《戴復古全集校注》卷三，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07頁。則直白近俚俗。

與劉克莊揚“詩人之詩”而抑“文人之詩”不同，劉辰翁認爲“文人兼詩，詩不兼文也”“詩猶文也，盡如口語”(13)⑥ 《趙仲仁詩序》，第172頁。。他主張詩人應該打破詩文界限，向韓愈、蘇東坡等人的古文學習，學習其口語順暢的表達以及格局的壯大，不要拘泥於詩歌形式的束囿。這是他針對宋季詩人“每賦詩，入手必先得一事，伏而後起”⑥的作詩弊病，提出的解决策略。他指陳當時詩壇作詩必用典故的弊病，實與嚴羽批評宋詩“以才學爲詩”(14)(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26頁。爲同一問題，表現出他對當代詩歌批評的敏鋭和卓見。此外，劉辰翁指出文學創作靈感，并非只有“灞橋風雪中驢子上”(15)(五代)孫光憲著，賈二强點校：《北夢瑣言》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49頁。一途，江山之助固可以啓人詩思，但發掘尋常人世生活中的詩意、詩趣，描摹聲音相貌、世態世相，抒發羈旅難言之情，表達人類共通的情感體驗，同樣可以寫出爲人傳唱的名詩名句。

以上側重從創作論的角度，探討了劉辰翁的杜詩批評。其實，對於杜詩的整體風格，劉辰翁也非常用心。他認爲杜詩風格多變，長篇巨制隨事紀實，如“江河轉怪不測”(16)《跋白廷玉詩》，第210頁。；五七言律詩“微有拙處，然時時得風雨鬼神之助”。杜詩宕麗者有之，古野者有之，清嫩者有之，老境者有之。總之，杜詩呈現出“不拘一義”“通脱透活自然”(17)《題劉玉田選杜詩》，第208頁。的特點。

二、 易代同悲與授人金針：劉辰翁杜詩批評與接受的文化意藴

劉辰翁多種方式的杜詩批評與接受，與杜詩在宋末的盛行有很大關係。一方面，身逢亂世之秋，文人欲將積於心中不吐不快的苦悶付諸筆端，書寫時代滄桑及自身遭遇，不由地想起五百年前經歷安史之亂的杜甫。可以説，這是時代給予文人的切身感受與杜甫詩歌中呈現的情感體驗相契合的必然結果。劉辰翁以杜詩爲資源的創作以及對杜詩的闡釋即是與杜甫异代同悲的情感體驗的直觀呈現。另一方面，宋末元初科舉制度廢除，文人將作時文的精力轉向詩歌創作，面對宋季詩歌愈趨愈下的現狀，劉辰翁提出詩法杜甫的主張，并身體力行地進行創作實踐和評點，有授人金針的主觀意願。

劉辰翁部分《四景詩》專門截取杜甫寫四時之景的詩句爲題，但思想内容却并非空泛描摹景物，其深沉的家國之思和亡國傷痛，與杜甫的情感維度極爲相近。如“城春草木深”一詩，詩題出自杜甫作於至德二年(757)的《春望》。前一年秋冬，杜甫從鄜州赴靈武途中爲叛軍所俘，押至長安，時長安已爲叛軍所占。第二年，杜甫在萬物萌生的春天，看到破敗的長安，寫下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痛詩句。劉辰翁前兩聯圍繞“城春草木深”切題，描摹暮春時節草木茂盛的荒城蕭條景色，中二聯則以寒食禁烟、月下頽垣等叙寫城市的蕭瑟，後二聯由景即情，抒寫亡國之民的哀痛(20)劉辰翁春景之一《城春草木深》的原詩内容爲：“春又不知暮，城荒獨至今。樓臺花下遠，草木雨中深。寒食無烟緑，頽垣有月侵。荒苔隨意古，落子又成陰。鄰笛殘兵淚，胡琴故國心。廢興天不語，鐘鼓遍園林。”。回觀現實，劉辰翁眼前的春天與五百年前杜甫所見所書同樣不堪：宋軍兵敗崖山，自己認同的家國已成故國，如同即將逝去、必將逝去的春天，詩歌充斥濃得化不開的感傷，一如杜甫安史之亂前後的詩作呈現出的哀痛。

縱觀劉辰翁《四景詩》，“故國”“愁”“泪”等直抒胸臆的詞不勝枚舉，比比皆是：“鄜州憶故京”“故人成故俗”“故宇何堪戀”“燕子故依人”“故國可勝情”“滿眼故山秋”“荒凉故殿前”“蛩語故宫愁”“愁碧連分袂”“愁人香路旁”“紅雨愁如海”“花外愁如海”“春愁百五天”“明日成愁蝶”“盡向客愁生”“殢人愁碧遠”“不似御溝愁”“流出六宫愁”“問我獨何悲”“客來悲世事”“逢秋出自悲”“尚存他日泪”“花上泪縱横”“雙泪下龍鍾”“墮泪曲江頭”“鄰笛殘兵泪”“不是泪襟沾”“回首汾水上，不覺泪沾衣”“空山今夕泪”“闌幹泪不收”……劉辰翁在《四景詩》創作中呈現的情感與杜甫歷經安史之亂前後的心情何其相似！

除了摹寫杜詩以表達异代同悲的情感，劉辰翁亦采取“知人論世”的方法呈現古今感情之共通。劉辰翁對杜甫的行迹熟稔於心，對杜甫所居的四處草堂如數家珍，甚至細微到杜甫某地的交游、經濟來源等亦明瞭於心。他不自覺地將自己當下生活與杜甫安史之亂後的遭遇相比較，生出既憐子美亦羡子美的矛盾心情，“世變又衰，求如子美當時不可得，而厄窮過之”(21)《連伯正詩序》，第176頁。，“身生太平恨晚，生亂離又恨早，居今憐子美，亦羡子美”(22)《胡聖則詩序》，第206頁。。他羡慕杜甫流寓其間“游三川，如錦城，下洞庭，意氣浩蕩。……避地如此，實亦與縱觀何异”(23)④ 《題宋同野編杜詩》，第209頁。。想及自己德祐乙亥年(1275)因蒙古軍隊南侵而避地虎溪的經歷，比之杜甫遭遇更爲沉痛，不由感嘆道：“子美古今窮人，而倉促患難，所遇猶若此，予非以其窮爲可願，所遇爲可羡也。以子美爲可願可羡，則所遇又可知也。”④

劉辰翁對杜詩的闡釋，往往投注自己的情感，他采取細讀的方法，沉浸式地體味杜詩情感，焦印亭稱“劉辰翁的評語一半是論詩，一半是叙述自己的感受”(24)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80頁。。劉辰翁常以“不自堪”“墮泪”等簡短句評點杜詩，表現出他高度的情感投入和與杜詩的共鳴，比如他在杜甫《樂游園歌》“此身吟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句下評語“每讀此節不自堪”(25)吴企明輯：《劉辰翁詩話》，吴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十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859頁。，又如《前出塞》其八“潜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句下評語“千載不死，墮泪未幹”(26)《劉辰翁詩話》，《宋詩話全編》第十册，第9859頁。，劉辰翁之所以對杜詩感同身受，實與二人相似的人生經歷和心態密切相關。

這種心態并非劉辰翁獨有，乃時事、個人經歷、情感與杜詩相遇合的産物。兩宋之際的陳與義作詩記録建炎二年(1128)自鄧州往房州途中遇虜奔逃的經歷，末句稱“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27)(宋)陳與義：《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虜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張家》，陳與義著，白敦仁校箋：《陳與義集校箋》卷十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88頁。，表明經歷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後，方對杜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辛弃疾詞中用典取自杜詩者猶多，據學者統計，辛弃疾六百二十首詞中，化用杜詩者約占五分之一(28)向以鮮：《辛詞證杜》，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185頁。。文天祥集五言杜詩二百首，回憶個人在宋季亂世的經歷，被目爲宋季“詩史”。與劉辰翁同爲遺民的俞浙，評點杜詩成《杜詩舉隅》一書，宋濂作序闡釋其評點因缘：“抑予聞古之人注疏，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作何莫不由於斯？……不幸宋社已屋，裴回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29)(明)宋濂：《杜詩舉隅序》，宋濂著，黄靈庚校點：《宋濂全集》卷二十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588頁。杜詩在南宋一朝風行，除了詩歌本身的美學吸引力以外，杜甫身處的歷史環境及與此相關的詩人心態、情感特徵、詩歌題材，與偏安一隅的南宋詩人們處境極爲相近，這使得宋季的詩人們在情感選擇上與杜甫極爲親近。可以説，杜詩是他們文化語言傳統的重要建構者之一。

另一方面，蒙元代宋後，科舉這一選才制度即被廢除，讀書人有更多時間從事詩歌寫作，創作熱情大爲提升。劉辰翁指出：“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爲詩，於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前之亡，後之昌也。士無不爲詩矣。”(30)《程楚翁詩序》，第177頁。“近年文最少，詩最盛，計何人不作，何日不有。”(31)《趙仲仁詩序》，第172頁。但如何作詩，以誰爲詩法對象，成爲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宋末嚴羽提出“以汉魏晋盛唐爲師”(32)《滄浪詩話校釋·詩辨》，第1頁。的總體原則和理念，劉辰翁在梳理江西詩派、晚唐體、江湖詩派詩法主張的基礎上，提出師法杜甫的主張。

劉辰翁從微觀層面提出了極具實踐性的作詩方法，包括如何閲讀、鑒賞和模仿。第一，他反對江西詩派綿密用典的做法，告誡學詩者不論學唐詩還是《文選》，不可下橋失步或一味用典，而要追求詩歌之自然真切，不必作矜持之語。第二，他批評晚唐體缺少氣骨，不認同晚唐詩、江湖詩派視學問無用的做法。第三，他認爲取古詩詩題作對是爲初學詩者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杜詩尤其是杜甫律詩，是最爲成熟的詩歌經典之一。《四景詩》即是劉辰翁從結構、句法到用詞用字的模仿杜詩之作。從這個意義上説，《四景詩》創作有着較强的時代針對性和授人金針的文學自覺。

試看杜甫《曲江二首·其一》與劉辰翁《花飛减却春》：

杜甫《曲江二首》作於乾元元年(758)春末，時長安克復，杜甫携家人於前一年末重回長安，他在肅宗朝廷任左拾遺一職。詩歌呈現詩人晚春遊長安盛景曲江池的所見所感。首聯和頷聯寫詩人目睹落花由“一片”到“萬點”及至“欲盡”，不妨飲酒賞花，及時行樂。頸聯將目光落向曲江旁的華屋宫堧，經歷安史之亂的戰火，昔日繁華不再，詩人由落花、高塚描寫自然、人生的易逝與無常，由自然論及人世，由時間寫及空間。尾聯收束全詩，由前三聯“物理”悟出生命短暫，人生要及時行樂，莫爲浮名牽絆。詩歌看似曠達，實則暗含離亂的悲傷和現實的隱憂。

劉辰翁詩歌前兩聯切題，詩題中的五字均被敷衍到兩聯詩句中。中間四句承上，以賦筆、擬人手法寫落花的形態、處境，輕薄者隨波逐流，癲狂者懷戀舊人，春寒料峭時節，落花在雨中零落成塵，營造出衰敗的晚春圖景。後兩句轉寫詩人面對遊春無路，滿眼殘紅的晚春，清晨即飲，但覺日日爲芳辰，故作豁達。

兩首詩歌對比閲讀可見，劉辰翁詩歌在結構、内容、情感、押韻等方面沿襲杜詩的痕迹極爲明顯。兩首詩歌皆遵循起、承、轉、合的律詩傳統寫作手法；内容主要爲傷春基礎上生發的及時行樂主題，兩首詩歌各句内容甚至可以做對應闡釋閲讀(如上圖)；情感基調呈現豁達與憂傷并置；兩首詩歌均押真韻。但在内容深度、詩歌技巧以及情感表現上，劉辰翁詩歌與杜詩差距尚遠。杜甫詩作的邏輯更爲嚴密，技巧更爲圓融，如描寫花則由點到面，尤其是意象如“小堂”“高塚”“麒麟”的選用，使詩歌在時間和空間上更爲開闊，古今對比呈現滄桑之感，由此情感表現也更爲真摯和厚重。而劉辰翁的詩歌敷衍的色彩較濃，且詩歌選用賦筆、叙述手法，未能有效地營造詩境，詩味相對淡薄，不耐咀嚼。但作爲一種特殊的詩歌體式，劉辰翁的《四景詩》獲得了後人的褒揚，如四庫館臣便稱其“氣韻生動，無堆排塗飾之習，在程式詩中，最爲高格”(3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410頁。。

如果説异代同悲試圖呈現不同時空的詩人在時代牽引下思想、情感的古今相通，授人金針則試圖挖掘杜詩形式與技法的高妙。劉辰翁不但以杜詩爲藝術標杆批評當代文學，而且以繼承、學習的姿態進行模仿、創作。可以説，劉辰翁對杜詩内容、藝術、技巧多層面的挖掘和傳播在宋末首屈一指，直接影響到杜詩在元、明的走向。

三、 通俗性：劉辰翁杜詩批評與接受的特點及影響

《四景詩》作爲省題詩，其藝術價值不宜誇大，其以杜詩爲資源的再創作，是杜詩在宋代持續影響的結果。黄庭堅《與洪駒父書六首》中論道：“大體作省題詩，猶當用老杜句法。將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34)(宋)黄庭堅：《與洪甥駒父》，《黄庭堅全集》正集卷一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84頁。蔡夢弼《草堂詩箋跋》中稱：“况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35)周采泉：《杜集書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頁。早於劉辰翁的南宋文人林希逸也曾以前人詩句爲題創作《省題詩》136題139首，其中35首詩題取自杜甫詩。而且就體式而言，文人們已經總結了省題詩的作詩規範：“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游戲于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横在我者也。”(36)(宋)阮閲編，周本淳校點：《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193頁。劉辰翁的創作嚴格遵循了這一創作固定程式，前兩句切題，不但語意與題目的詩句契合，用字上力求一致。中間兩聯寫景，追求對仗工巧，末兩句或者接續前面繼續咏物，或者宕開去寫情，以此來結束全詩。劉辰翁於宋亡後侘傺無聊之際，以省題詩這種特殊的詩歌體式，借杜詩書寫遺民之思，文字遊戲的成分比較大，加之當時讀書階層對於詩歌的興趣提高，因此，劉辰翁的創作實踐具有授人金針的實用性，而與此相關，這組詩歌從詩歌形式到内容、技巧具有通俗性特徵，并未跳脱省題詩的程式法則。

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在後世毁譽參半。褒之者取評語簡切、不事訓詁而重視杜詩藝術技巧這一角度闡釋，如李東陽稱：“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意簡切，别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37)(明)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92頁。胡應麟説：“嚴羽卿之詩品，獨探玄珠；劉會孟之評詩，深會理窟；高廷禮之詩選，精極權衡。三君皆具大力量，大識見。”(38)(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1頁。阮元《杜詩集評序》評價道：“評杜者，自劉辰翁須溪始。辰翁鋪陳始終，排比聲韻，不事訓詁，最得論詩體例。”(39)(清)劉浚編纂：《杜詩集評》，臺北：大通書局，1972年，第1頁。贬之者從重形式、輕杜詩思想内容且評點呈現碎片化角度立論，如宋濂《杜詩舉隅序》稱：“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别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了。”(40)《杜詩舉隅序》，《宋濂全集》卷二八，第588頁。錢謙益批評最甚：“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始終、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隽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41)《讀杜小箋(上)》，《錢牧齋全集》之《牧齋初學集》卷一六，第2153頁。褒貶者儘管立論角度不同，在劉辰翁杜詩評點的特徵表述上是一致的，即不事訓詁，評語簡切，或就某字詞進行述説，或談杜詩觀感，呈現碎片化的杜詩評價。

劉辰翁的杜詩接受和批評，對於杜詩的傳播、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劉辰翁的杜詩評點本在明代屢次刊刻(42)具體可參看陳甯《明代杜集版本述略: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明代杜集爲中心》(《杜甫研究學刊》，2019年第1期)。，流傳甚廣，以至清代黄生在《杜詩説》中憤憤不能平：“杜詩莫謬於虞注，莫莽於劉評。如黄鶴、夢弼之類，紕繆雖多，然其名不甚著，人亦未嘗稱之，惟劉與虞公然以評注得名，反得附杜工不朽，是可恨也。”(43)(清)黄生：《杜詩概説》，《黄生全集》第二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2頁。就文獻而言，現存劉辰翁評點的杜詩明刊本，不但收藏在國内多家圖書館，日本、韓國、朝鮮、美國等圖書館均有藏本。就當下的研究而言，繞過劉辰翁而研究杜詩評點史則是不完整的。

相對于杜詩注解而言，評點這一文學批評形式更爲通俗，更易爲人接受。究其原因，有以下三點：首先，劉辰翁的杜詩評點語言簡潔，有感受處或評或點，無感受處或省或簡，不似注解注重字詞訓詁或者典故的解釋，甚至强作附會之解。其次，不厭其煩注經似的注解方式，將杜甫視爲聖人，將杜詩視爲“詩史”，評點注重讀者的閲讀感受，將讀者的體會與杜甫詩歌中的情感連接起來，尤其是經過戰争亂離的元初文人，與以往被認爲“詩史”的杜詩往往産生共鳴，异代同悲的體會拉近了閲讀者與創作者的心靈距離，體會到同一境遇下“聖人”與凡人的悲喜并無二致，由此將“尊而不親”(44)丁放：《唐詩選本與李、杜詩歌的經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詩選本爲例》，《文史哲》，2018年第3期。的杜詩變得可親、可近、可模仿。其三，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往往對杜詩的結構、用字等技巧進行揭示，方便學詩者體會、領悟、模仿。概言之，劉辰翁的杜詩評點不作高蹈之語，在注杜而杜詩反晦的杜詩傳播背景下，其通俗暢達的評杜方式與文人們熱衷學習作詩方法這一現象在宋末元初的歷史際遇下相會，促進了杜詩在宋末元初的傳播和普及。

隨着明代市民階層的興起以及蓬勃發展的書籍印刷業的推動，杜詩評點的受衆階層從讀書人擴大至市民。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對晚明鍾惺、譚元春影響尤深。鍾、譚二人編唐詩選本《詩歸》，選杜詩最多。他們的評點不重章句訓詁，認爲作品意藴需在訓詁基礎上投入情感體驗，發揮讀者在閲讀過程中的創造性。與劉辰翁一樣，竟陵派也强調細讀作品，“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45)(明)鍾惺：《譚友夏》，《隱秀軒集》卷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38頁。。可以説，竟陵派是爲劉辰翁杜詩評點的異代知己。四庫館臣就曾指出，劉辰翁“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46)《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第417頁。。

杜詩的經典化是一個複雜、豐富而長期的過程。晚唐至北宋，杜甫被視爲忠君爱國的儒者形象，杜詩在史學和文學關照下被目爲“詩史”，强調杜詩的叙事性和思想内涵。以黄庭堅爲首的江西詩派倡言并學習杜詩“無一字無來歷”(47)《答洪駒父書》，《黄庭堅全集》正集卷一八，第475頁。的作詩方法，而劉辰翁則轉向字詞用法、結構安排等方面的模仿、創作，以及情感沉浸式的杜詩鑒賞，這種杜詩關照方式影響至明清的杜詩闡釋和傳播。可以説，劉辰翁的杜詩批評和接受是杜詩傳播鏈條上的轉折點，標志着宋末的學杜之風已從重思想内容轉向重技法、文本分析，杜詩的“詩史”標簽逐漸淡化，而藝術、技法在批評中得以凸顯，特定社會政治背景下的文人情感，與杜詩産生了共鳴。在過往的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叙述中，劉辰翁并非至關緊要的人物，但他的評點從微觀層面、感性層面着手，雖不免破碎支離，很難入評點這一文學批評方式發展及成熟時期的評點家法眼，但在杜詩傳播史、接受史上，劉辰翁可列入“第一讀者”(48)德國美學家H·R·姚斯《走向接受美學》認爲：“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在這一接受的歷史過程中，對過去作品的再欣賞是同過去藝術與現在藝術之間、傳統評價與當前的文學嘗試之間進行着的不間斷的調節同時發生的。”([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甯、金元浦譯，滕守堯審校：《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頁。)行列，有其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