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詔策文體初成論*

鄧小清

關鍵詞：兩漢；詔策；制度化；初成；體制；形態

詔策專爲君王發布政令所用，在衆多文章中政治地位最高，是中國古代頗具代表性的一類重要行政文體。但其文體何時初步發育成體，學界未有明説。經考察可以確認，詔策作爲一種文體，初成於漢代。漢代隨着中央行政制度發展，詔策分化爲策書、制書、詔書、戒敕四類，詔策文體也受官制規約，在行政運作下發展演變，並呈現出初步的體制形態，具有文體的獨立性，下面就此加以研討。

一、 兩漢詔策的行政運作

詔策本爲施政而起，伴隨着封建國家中央集權政治體系的完善，以此爲基礎而發育成體。這樣的基礎只到漢代才初步具備，因此詔策的初步成體，是在漢代才有的事情。並且，詔策的體裁演進和初具形態，有賴於兩漢行政運作的調整變遷。

兩漢詔策的行政運作經歷了一段演進的過程。西漢尚未歸入具體的行政部門，没有專人專職專責來執掌此事。依據相關文獻可知，西漢詔策草擬有如下三種情形：一是部分爲皇帝自擬，即皇帝手詔；二是皇帝口諭，由身邊近侍抄録；三是皇帝指定近侍官員草擬。第一種皇帝手詔的情形容易判定。《隋書·經籍志四》集部總集類“《魏朝雜詔》二卷”條下注：“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1)(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87頁。可見高祖即親自擬定詔書。此書雖已不存，但皇帝親自作詔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另《古文苑》卷十《漢高祖手敕太子》，題中“手敕”二字表明此詔乃高祖親擬。文中高祖反躬自省，勸誡太子劉盈“勤學”“自書”，其中“自書”指親自批閲臣子奏章，而帝王批閲書“可”的奏書本身就屬詔書的一類。清人趙翼對此亦早有論述，其《廿二史劄記》卷四專列“漢帝多自作詔”條，梳理了武帝、哀帝、光武帝、明帝、章帝等自作詔書的例證，歸納出漢代帝王親自作詔的事實。(2)(清)趙翼撰，曹光甫校點：《廿二史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4頁。帝王親自作詔而不是由擅長辭命的文臣草詔，這本身就表明官制發育的不完善，行事的不規範。

後二種情形較爲複雜，因草詔之事非近侍職責，不在官制範圍，故史書未載。加之歷代詔策總集編録慣例，不論作者爲誰，多列入帝王名下，故難作確切判定。不過，依據相關資料推究，也應成立。《漢官舊儀》：“御史，員四十五人……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周天遊注：“此文‘持’字疑當作‘治’。”(3)(清)孫星衍等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2頁。胡廣《漢官解詁》：“孝宣感路温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4)《漢官六種》，第16頁。知西漢專設治書侍御史，掌宫廷文書。“治書”指掌管文書，具體應包括臣子奏章、帝命文書。西漢侍御史不僅要負責記録皇帝命令(5)吴承學：《中國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第269—270頁。，有時也要抄録皇帝口諭，擬成文誥，特定時機還要承旨草擬詔書。

除侍御史外，其他近侍官員也在詔策行政運作中發揮過作用，如武帝前的尚書、武帝後的中書謁者令。《通典》卷二二：“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6)(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85頁。武帝以前，尚書作爲皇帝身邊掌管文書的機構，負責文書傳達，發出詔策爲其職責之一。關於此，《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即有推論：“尚書所主發書，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爲啓發文書……一爲發出詔制。即凡皇帝下達的命令文告，均先由它抄寫登記，然後頒發有司。”(7)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增訂本)，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第20頁。所言甚是。不過此期尚書權輕，只負責詔書下達，並不草擬詔策。武帝以後，任用宦官爲典尚書奏事，權力更爲顯赫。《通典》卷二一：“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内外。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故用宦者掌出入奏事，非舊制也。”(8)《通典》卷二一，第560頁。知武帝以後，中書令、僕掌尚書之職，負責發出詔策，應當還草擬詔策。(9)陳仲安等《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當時(宋、齊)中書舍人草擬文書詔令，並不需要很高水準。這種工作，西漢中書宦官能做，不學無術的寒人當然也能做。”認爲西漢中書謁者令亦草擬詔策。《唐六典》卷九引《環濟要略》：“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10)(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75頁。西漢中書郎吏既掌密詔，那麽草擬詔策當是確鑿的事實了。

東漢以後，掌管詔策成爲尚書官制的重要職能，行政運作始得明確。《通典》卷二一：“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爲機衡之任，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誥，出語爲誥令。”(11)《通典》卷二一，第564頁。表明東漢尚書郎已成爲宫廷草詔之官。其職與唐尚書郎不同，而與唐中書舍人相當。《續漢書·百官志三》：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劉昭注引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12)(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597—3598頁。可見東漢始置的尚書郎三十六人，職責是起草文書。秦及西漢在殿中負責收發官方文書的尚書郎，至此成爲起草詔書的專職。不僅如此，作爲端揆之官的尚書令也草擬詔策。光武帝時，侯霸任尚書令，就曾草擬不少詔書。《後漢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13)《後漢書》卷二六，第902頁。光武帝所下恩宥、勸農桑等詔，都是侯霸草擬。表明從東漢初起，詔書也開始由宫廷的尚書令草擬。

由上可知，詔策行政運作至兩漢出現重要轉變。秦及西漢前期侍御史抄録皇帝口諭、承旨草詔，雖非主流方式，但已使詔策行政運作方式由皇帝手詔變爲官員兼領。東漢詔策歸尚書臺掌管，突破漢以前與職官疏離的情形，歸入具體的官制範圍，從職官制度層面將詔策與尚書官制建立起對應關繫。這雖還只是一種不成熟的嘗試，但已成慣例。(14)參見《中國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第270頁。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之官。臣等既愚暗，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内外，轉相求請。”(15)《後漢書》卷四五，第1537頁。遂薦周興爲尚書郎，作文書。可見尚書郎草詔，已是東漢官制的定例。綜觀兩漢詔策的行政運作，可以見出其内在的演變路徑。西漢的侍御史、尚書只是發出文書。因常在帝側，故偶爾需要承旨草詔，這就爲其後來發展成專門的草詔機構孕育了條件。尚書作爲主管文書的機構，至東漢權力增重，常參决國家大事，故得以發展爲負責草詔的部門。

二、 兩漢詔策的施用功能

詔策作爲應用文體，因行政需求而産生，受行政推動而發展，其文體功用與行政需求密切關聯。行政需求多元，文書類型必趨細化，文體功能也就多樣。漢初隨着統一政權的發展，確立各項制度，明確將皇帝命令分爲策書、制書、詔書、戒書四類，此即《文心雕龍·詔策》所言“命有四品”(16)(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58頁。。在制度規定下，詔策類别趨於細化，每類各有不同功能，因類别頗多，故逐類梳理。(17)關於漢代詔策的功用，汪桂海、魏昕等學者已有論涉。

第一類——策書，乃書於簡册的重大人事安排的命令，行政功能頗多。蔡邕《獨斷》載有封諸侯王及三公、誄謚諸侯、免三公三種。然不止於此，功能有五：

用於策封。對象除諸侯、三公外，另有皇后、皇太子、大將軍。如漢靈帝建寧四年策立宋貴人爲皇后。漢順帝時，“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18)《後漢書》卷一一四，第3563頁。。《後漢書·梁統傳》：陽嘉“三年，以(梁)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19)《後漢書》卷三四，第1175頁。。可見，封大將軍亦用策書。

罷免三公、將軍。安帝以後，因災異免三公用策書。“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20)《後漢書》卷四四，第1502頁。其事始於以災異寇賊策免司徒徐防。而後太尉張禹於永初五年，因陰陽不和策免。劉寬於靈帝熹平五年爲太尉，後以日食策免。三公、將軍因老病乞身，亦以策罷。如司空第五倫多次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21)《後漢書》卷四一，第1402頁。。

誄謚王侯、吊祭功臣。誄謚王侯，始於西漢初。景帝中二年，規定王侯薨、列侯初封及之國等三種情况，用策書。吊祭勛德卓犖之官，亦偶用策書。如元嘉三年，策書吊祭前侍中楊厚。此外，東漢策書還用以追謚有功的外戚。如章帝追謚皇太后父馬援爲忠成侯；元興元年，和帝賜策追封皇后父鄧訓。

帝王即位、禪位。延平元年，皇太后以策書命長安侯即帝位。漢獻帝禪位曹丕，詔群臣卿士告祠高廟，奉策璽綬。皇帝即位用策書在漢代雖爲特例，但至唐代已爲常例，這無疑是一種因承。

勞問、表彰功臣。安衆侯劉崇因討王莽有功，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寇恂爲東漢建國屢立大功，光武帝多次策書勞問。

第二類——制書，是關於國家政典大事的命令，《三國志》卷四：“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22)(晋)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48 頁。可見制書是用來頒布朝廷典章制度的最具權威的行政文書，注重行文規範，一般以“制詔+官職”領起。其主要施用於如下幾個方面：

頒布新定制度。此類多見於西漢，一般由御史頒布。頒布的有祭祀、刑法、行政制度等。祭祀制度如高祖制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刑法制度，如高祖制詔御史，令二千石、廷尉等各定疑獄。行政制度，如武帝元朔二年頒布推恩令。

頒布赦令。如文帝即位，制詔三公，大赦天下。武帝封禪大典還朝，制詔御史，大赦天下。東漢每逢立春，即制詔三公，下達赦令：“立春之日，下寬大書……”(23)《後漢書》卷九四，第3102頁。日食當天，亦用制書頒布赦令：“日食，即日下赦曰制。詔御史，其赦天下自殊死以下。”(24)《漢官六種》，第40頁。此外，制書還用來爲諸侯王、丞相、將軍等高官赦罪。

任免京官或地方官。宣帝命張敞守京兆尹，任黄霸爲潁川太守，皆制詔御史，執行任命。免某些京師官員，亦用制書。如哀帝制詔，將廷尉梁相等免爲庶人。此外，免城門校尉、免司隸、左遷九卿爲地方官，亦用制書。

封賞功臣及其子孫。如宣帝幼時坐衛太子事系獄，丙吉護養有功，宣帝即位後制詔丞相，封爲博陽侯。功臣祀絶，亦以制書封其子孫爲列侯。如蕭何祀絶，景帝制詔御史，封其孫蕭嘉爲列侯。對一些功德卓著的大臣，亦用制書增封、賜爵、進秩。蕭望之以經術教授元帝，帝稱美其功，賜爵關内侯。

指示、命令特定官員。如昭帝崩，太后以制書征昌邑王劉賀詣長安典喪。帝王對軍事有所指示，以制書下達將軍。如景帝以制書命將軍擊七國叛軍，宣帝制詔後將軍趙充國擊叛羌。帝王對地方事務有所指示或問詢，亦以制書下達。如宣帝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制書，密令謹察昌邑王劉賀，防其不義之舉。

第三類——詔書，是用來安排一般事務的帝王命令。其施用情形，蔡邕《獨斷》概括爲三類：一是其文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是“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三是“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25)(漢)蔡邕：《獨斷》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三類情形體現了兩大功用。以史籍用例看，其施用主要有三。

向官員下達命令，安排具體事務。如章帝以詔書命平陵令、丞，賞賜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子孫二千斛穀。和帝以詔書告司徒、司空，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順帝詔令河南尹以禮發遣故長陵令張楷就官。較之用以指示命令特定官員的制書，詔書施用範圍更廣。以對象而論，詔書下達對象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地方官。以施用事務而論，制書多施用於軍政大事，詔書則施用於一般事務。

批示朝臣奏書。此類文書由朝臣奏文和皇帝批示兩部分構成，奏文經批示後遂爲詔書。皇帝同意朝臣奏事，則批示“制曰：可”，這時詔書内容即與臣下奏事一致。若皇帝對臣下奏事持有異議，則在“制曰”下作指示，這些指示即詔書内容。如劉德薨，大鴻臚奏其訟子劉向罪，失大臣之體，不宜賜謚置嗣。皇帝不同意，遂批示：“制曰：‘賜謚繆侯，爲置嗣。’”(26)(漢)班固：《漢書》卷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28頁。另一種批示，以“皇帝問某官”起首，亦是完整的詔書。如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三次批示，皆以“皇帝問後將軍”起首。

處理其他政事。朝廷政事繁多，處理政事的詔書亦多樣，一些詔書體式並不在蔡邕言及的三種情形之列，但又與策書、制書迥異。以其施用情况看，當屬詔書。這些詔書涉及多個門類，雖多隨事立名，體式並不鮮明，但其施用功能清晰可見，包含改元、恩宥、按察、制舉、征討、求言、勸農等方面。

第四類——敕書(27)敕書，蔡邕《獨斷》作“戒書”，劉勰《文心雕龍》作“戒敕”。，用於督促官員執行政務，命令語氣强烈。《釋名·釋書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28)(漢)劉熙撰，(清)王先謙證補：《釋名疏證補》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06頁。可見警誡官員謹遵帝命，是敕書最突出的用語特徵。作爲王令之一品，其主要施用於以下幾個方面。

督促官員盡忠職守，聽從皇命。史籍載録這類敕書最爲多見。其施用對象，除蔡邕所言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29)詳见《獨斷》卷上，第4頁。，還包括三公、侍御史等。如建武元年，光武帝因關中未定，下敕書督促司徒鄧禹進兵討賊。南海因獻龍眼荔枝，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奏請罷貢，和帝遂下敕書，命令太官勿復受獻。

責讓有違失的官員。多以“皇帝問某官”起首，語帶責問，以示威嚴，明其不得駁斥。將軍如有怠慢、不合聖意之舉，皇帝即以敕書責讓。如神爵元年，宣帝下敕書，責問後將軍趙充國按兵不發之失，並催其趁秋時之利，引兵並進，及早擊虜。諸侯王如有不當之舉，皇帝亦下敕書責問。如元帝以璽書問淮陽王欽，責其不舉奏舅張博遺書非毁政治之過，勸其靖恭職守，親近正直之士。

緊急情况下任命官員。此類敕書見於東漢。東漢靈帝時，因益州前刺史劉隽、郤儉貪斂殘暴，民不聊生，遂下敕書，任命劉焉爲益州牧。獻帝建安元年六月，下達敕書，任命鎮東將軍曹操領兖州牧。

教誨太子。漢高祖親爲敕書五則，教誨太子勤於學習、自批奏書。三國時，劉備病篤，亦以敕書教誨太子以賢德服人、以父事丞相，這顯然是對前代的延續。

從上文看，兩漢詔策的四大類型，體現了重要性程度的高低，有着從特殊到普遍的使用特點。每類文書所述事體不同，書寫體制和行文規範也不同。這些差異，在行文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分化出兩漢王言的四個體系。這些體系的出現，意味着兩漢詔策的制度化初成。大體而言，兩漢辭命及文章體制，有策書、制書、詔書、敕書的不同。後世在此基礎分爲多個變種，但大體不出漢代王言四品的範圍，可見其經典性。

三、 兩漢詔策的體制形態

詔策作爲行政文體，因中央行政制度而生，其寫作需要遵循特定的制度規範，其行文體制是程式化的。這些程式，即構成詔策的文章體制和形態。兩漢是詔策體制形成的重要階段，初步確立了掌管詔策的職官制度，制定了詔策行文的具體規範。在相關制度引導下，詔策文體類型細化，功能多樣，且形成了一定的寫作程式。雖然類别、功用不同的文書，行文程式各異，但綜觀各類詔策的文書樣式，亦可窺見兩漢詔策體制形態初成但不完滿的文體概貌。

謂之初成，主要是文書行文的體制初具，程式初顯。詔策是帝王施政文書，統治者爲推進政治運作，而在制度層面作出規定。草詔者須按規定行文，遂使這些制度規定折射於文書中，轉化爲文書自身的體制。漢代是詔策運作制度初步確立的時期，與之相關的職官制度逐漸形成，文書製作的規範得以確立。在這些制度規導下，漢代詔策四品，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文書體制，其中制書、策書規定較嚴，詔書、戒敕相對寬鬆。制書作爲皇帝制度之命，代表最高權威，有嚴格的抬頭制度。其中頒布制度、赦令、任免及封賞官員的制書，一般以“制詔三公”領起；直接下達官員的指示命令，則以“制詔某官”領起。且抬頭的“制詔”必須頂格書寫，以示對皇帝的尊敬。詔書中對臣下奏議的批復詔，“制曰可”“制曰”亦須提行頂格書寫(30)詳見(清)王昶：《金石萃編》卷八，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本)，1985年。，與制書抬頭相同。這可能源於秦代奏議的抬頭制度。秦始皇規定，奏議等文書中“皇帝”“制曰可”等字，必須提行抬寫。(31)王啓才：《漢代奏議的文學意藴與文化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頁。策書事類不同，行文程式不同，書寫載體的規格及書寫方式也不同。其中策封諸侯王，一般以篆體書寫，年月日起首，其後承以“皇帝曰”，引出策封之辭。策免三公，則以隸書行文，以尺一木分兩行編寫，且文末有“其上某官印綬”一句。另有一些詔策文，雖未見有制度層面的明確規定，但行文已呈一定程式。如封侯詔，一般包括受封對象德行功績、封侯具體安排等部分；授官詔書，文末一般以“其以某人爲某官”的句式作結。雖然功用不同的各類詔策書寫形式不同，但同類詔策一般有大致相同的結構、句式和慣用語，已形成了基本的寫作體式。

但另一方面，文書形態多樣，没有形成穩定明確的行文程式。詔策四大類又可依體式、功能等細分出數十個小類(32)(宋)王應麟：《玉海》卷六四《漢詔令總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1200—1201頁。，各個門類使用頻率並不一致，發展也不平衡，不同步。策書以封諸侯王一類發展較快，其體式在漢武帝時已趨穩定。武帝元狩六年封三王之策，體式已相當成熟。《文心雕龍·詔策》言：“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33)《文心雕龍注》卷四，第359頁。足見其成熟程度。這是較快形成規範體式的一類，其他門類則不然，行文程式多變，結構樣式不一，文書形態多樣，並没有形成穩定的體式。即以策封三公而論，起首用語並不固定。有的以年月日起首，其後或以“皇帝曰”引出策封之辭，如策丙吉爲丞相、策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或以“制詔”引出策封之辭，如策司徒夏勤、策宋貴人爲皇后。另有一些策書起首無年月日，直接以“某官某”開頭，如明帝策鄧禹爲太傅；或以“制曰”開頭，如光武帝策鄧禹爲大司徒。(34)(漢)劉珍等撰，吴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92頁。有學者分析策書起首格式言：“‘皇帝曰’云云也還不是一律的程式，有些策書就不用這樣的話。”(35)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頁。所論頗爲可信。另有封侯詔，兩漢所見頗多，行文結構也多樣，其中最簡單的一種，只以一句話寫明封侯安排，封淳于長等詔即是如此；篇幅稍長的，則包括陳述背景、追述古制、褒贊受封對象、宣布封賜安排等不同部分，且組合順序也不同，顯然没有形成穩定的結構樣式。

兩漢詔策最突出的體制特徵是以散體行文，風格古樸。歷代詔策，經歷了由散而駢的轉變。漢代詔策則普遍以散體行文，這是其不同於後代詔策的最爲突出的特點之一。宋王應麟《玉海·辭學指南》言，詔策以散文爲之者“當以西漢詔爲根本”(36)《玉海》卷二○二，第3699頁。，可見以散體行文的詔策中，西漢詔策堪稱最突出的部分。吴承學等言：“漢代詔書以散體行文。西漢初期，去古未遠，詔書語言質樸無華。”(37)吴承學，劉湘蘭：《詔令類文體(一)：詔書》，《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2期，第86頁。明確指出漢代詔策四品之一的詔書以散體行文。其實不止詔書如此，制書、敕書等詔策也多是這種風格，並不講究言辭對仗，僅有少數策文以整齊句式行文。詔策既是爲皇權統治服務的行政文書，自當以布政施政爲根本，對文章藝術美的講求是次要的。兩漢詔策處於發展早期，尤其如此，往往直陳其事，多以簡單言辭宣明帝命，達到宣行政事功效，罕有鋪陳敷寫情况，並不注重修飾文辭。因此文章普遍不長，短者僅十餘字，如明帝永平九年恤貧民詔、章帝建初八年詔班超。武帝以後，詔策雖已有引用《詩經》《尚書》《論語》等儒家經典言辭，但並不普遍。總體看來，兩漢詔策語言平實，風格渾樸，不入雅麗之流。宋人真德秀以爲“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38)《玉海》卷二○二，第3699頁。，也是着眼於文氣文風，可謂得其中。

詔策作爲帝王施命布政的辭令，以莊重典雅爲風格，言當得體，辭當合禮。《後漢書》卷四五載陳忠言：“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温麗。”(39)《後漢書》卷四五，第1537頁。指出詔策作爲帝王發號施令之體，應當有弘雅、温麗的特點。然而，兩漢詔策多有不合文書規範之作。劉勰《文心雕龍》論兩漢詔策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黄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章崇學，雅詔間出。和、安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40)《文心雕龍注》卷四，第359頁。可見兩漢詔策體制風格既不統一，也不穩定。從西漢到東漢，時有偏濫造次、不合規範之作，加上草詔人員尚不固定，朝廷缺乏這方面的專門人才，自然難以形成統一嚴整的風格。

四、 結 語

綜上，兩漢詔策的行政運作尚未形成體系，體制形態也不成熟。行政運作方面，雖已逐漸納入官制範圍，但並未形成明確固定的制度體系。文體形態方面，雖已確立了一定的文書規範，形成了基本的行文體式，但形態多樣，並没有穩定明確的寫作程式。詔策作爲行政文體，其生成發展與行政制度密切關聯。行政制度實爲詔策文體發展的外部因素，爲其生成提供制度依托，對其撰寫、頒布等各個環節予以規約，進而影響其體制形態，引導文體發展。兩漢時，相關行政制度未成體系，詔策撰寫多由其他部門官員兼領，未能實現專職專任，詔策往往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作者才性各異，寫法不定，寫作水準必不能齊整如一，文書風格也不會統一整飭。總體看，兩漢詔策體制形態並不固定，風格也不穩定，顯然處在文體初成期。

詔策文體在兩漢的初成狀態深刻表明，對於那些成長於封建國家政治體制之内的文章而言，其文體形態的發展，最根本的動因是職官制度的完善度。官制如果未到成熟境地，文體也不能發展到完滿狀態。詔策到魏晋齊梁主要歸中書省統一管轄，其文章也隨之發育到成熟狀態，原因就是官制和文體的對應關繫穩定下來，實現了專人專責，寫作走上了專門化道路。中書省、散騎省等作詔之司成爲國家集賢育才的文章之府，朝廷精選名臣才士，通籍出入其中，名家輩出，名作不斷，爲士人所諳熟，在國家政治和文學體系中具有極高的地位和代表性。這種理想狀態的出現，反證了官制不成熟對文體發育的限制。這也是中國古代文體發展的重要規律之一，對於成長於政治體制，爲政治服務的那些文體而言，很有必要從官制與文體的對應關繫入手，把握其發展規律和體質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