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桐城派《孟子》文法研究*

潘振方

關鍵詞：早期桐城派；《孟子》；文章學；王又樸

評點興起於宋代，至明清大盛，逐漸有評點經書的現象出現。鄭振鐸云：“明人批點文章之習氣，自八股文之墨卷始，漸及於古文，及於《史》《漢》，最後，乃遍及經、子著作。”(1)鄭振鐸：《西諦書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292頁。而在諸經之中，《孟子》與科舉關繫密切，其評點著作也相對較多。據李暢然統計，清代偏於文學解讀《孟子》的著作有三十餘種，這些著作的年代分布約略呈現“兩峰夾一谷”的態勢(2)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2頁。，即清前期和清後期《孟子》評點著作偏多。有關晚清桐城派對《孟子》文法研究的内在動力和特殊用心，已有學者予以揭示。(3)潘務正：《晚清民初桐城派的〈孟子〉文法研究》，《文學遺産》，2019年第5期。但清前期《孟子》文法研究却缺少關注，其中早期桐城派關於《孟子》文法研究值得注意。

一、 早期桐城派《孟子》評點實踐

方苞極爲重視《孟子》，其弟子劉大櫆、王又樸等都有《孟子》評點實踐。劉大櫆《評點孟子》原本不存，只有他人過録的部分評語留存。據殷陸陸考證，劉大櫆的評語是精簡删修汪有光《標孟》而成。(4)殷陸陸：《劉大櫆〈評點孟子〉今存評語考》，《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相比之下，王又樸的《孟子讀法》出於個人匠心獨運，更能體現桐城派的精神追求。

王又樸是方苞弟子，兩人師徒關繫始於雍正元年(1723)。王又樸記録其謁見方苞的情形：

康熙甲申、乙酉以後，余友人孫又深、謝信符傑然奮興，獨遠俗，競爲古文辭，雖時藝，亦以古文氣度行其間，余慕而學之。及成進士，見方先生於京邸，持所爲古今文者爲贄。先生曰：“時藝則得矣，然余久不視此。至古文，當觀古之製作者，蓋古人非苟焉而作也。有義焉，非於聖賢精理微言有所闡明則不作，非於世道有所維持關繫則不作；有法焉，詳所當詳，略所當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因説《史記》“蕭、曹二世家”以爲概。余乃稍稍悟，退而出篋中舊稿，盡焚之。(5)(清)王又樸：《王介山古文》卷首，清光緒間輔仁書院刊《詩禮堂全集》本。

方苞以古、時文焜耀康乾之世，其“義法説”是桐城派文論的基石。清初“以古文爲時文”已經成爲一種風氣，方苞對古文則有更高的要求，側重以“義法説”爲標準論述古文。學界關於“義法説”研究頗多，莫衷一是。然“義法説”與叙事類文體有密切關繫是公認的事實。方苞精研《春秋》，對於《春秋》體例筆法最爲精熟(6)方苞在《與吕宗華書》中云，其幼時“《春秋》之義例……皆粗能記憶”。(《方苞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9頁)《喬紫淵詩序》云：“余方治《春秋》，辨正注家之紕謬，而自爲義例。”(《方苞集·集外文》卷四，第611頁)，並將其運用到文學創作與批評中，即是所謂“義法説”。他又在幾篇《史記》書後中反復論述“義法説”概念，並且在《左傳》《史記》的具體評點中實踐“義法説”。(7)劉文龍：《“義”“法”離合與方苞的評點實踐》，《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方苞在《古文約選序例》中直言：“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8)(清)方苞：《方苞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5頁。“義法説”起於《左》《史》，而多用於《左》《史》之類的叙事文，故劉季高説：“義法之説，是來源於記事文的。對於論説文來講，雖同樣可以應用，但總嫌有不足之處。”(9)劉季高：《前言》，《方苞集》卷首，第6頁。於是方苞便以《史記》爲例向王又樸示法。在方苞的影響下，王又樸的古文創作和古文批評都有很大進步。乾隆十二年(1747)，王又樸以所作古文和《項羽本紀讀法》呈教方苞，方苞回信：“致來諸古文辭並《項羽本紀讀法》，頗識高筆健，義法直追古人，而《項紀》一通，尤發前人未發，賢之用心勤矣。”(10)(清)方苞撰，徐天祥、陳蕾校點：《方望溪遺集》，合肥：黄山書社，1990年，第50頁。不過二人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史記》評點和古文創作上。就現有材料來看，王又樸似未就《孟子》評點問題請教方苞。

方苞將《孟子》作爲古文的最高典範之一，認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又云“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11)《方苞集》卷四，第612—613頁。。“夫四子之書，减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12)《方苞集》卷二，第37頁。，“《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極則也”(13)《方苞集》卷四，第615頁。。在方苞看來，《孟子》既是古文之“根源”又是古文之“極則”，而“義法説”則是古文寫作的理論原則，因此二者之間必然有密切的聯繫。作爲方苞的弟子，王又樸在《孟子讀法》中自覺地實踐擴展“義法説”，“將義法理論運用到説理文的批評之中”(14)余祖坤：《王又樸古文批評及價值》，《文藝理論研究》，2015年第2期，第43頁。。

王又樸《孟子》評點又與早年讀書經歷有關，自云：“余以頑劣不知學，日惟竊讀小説、戲文，至文期則遍覓成文抄録塞責而已。”(15)(清)王又樸：《介山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2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6頁。其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補衛學生，與天津文士多有交流，“時衛人謝穀、孫嘉俸、俞天作、劉卿、于宗瀚輩以文章相矜尚，號‘五才子’。穀、嘉俸尤傲睨不可一世，又樸低首納交，學藝益進”(16)王守恂、高凌雯纂修《民國天津縣新志》卷二一，《中國地方志集成·天津府縣志輯》第3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355頁。。謝穀批評王又樸：“君且不知讀書，何論文爲，不必言其他，第取金聖歎所批《水滸》、野史，讀過數十過，能知其解，再來與余談，可也。”(17)《介山自訂年譜》，第32頁。於是王又樸遍讀金氏諸書，其文大進，爲衆人所喜。王又樸對《孟子》評點活動似起於此時，而《孟子讀法》成書於乾隆十五年(1750)，其題辭云：

余自少時讀《孟子》，即喜其文跌宕雄奇，結構精嚴。及入書肆見有所謂蘇明允朱批者，購而讀之，殊未愜意。乃自以所見，標其義法，並爲之順説，以暢其旨，雜書簏中，已而失去。及來廬，分守濡邑，防江外暇無事，乃日與濡人論文，輒舉《孟子》以爲法。濡人隨余口而劄記之，然不知與世所傳蘇批者爲何如，而濡人則以爲明且悉也，付諸梓以問世。世不乏學士通儒，其又以爲何如耶！(18)(清)王又樸：《孟子讀法》卷首，清光緒間輔仁書院刊《詩禮堂全集》本。本文所引《孟子讀法》皆出此本，其出處直接標注在正文中的引文後，下同。

由此可見，評點《孟子》是一項長期的活動，貫穿於王又樸的一生，且與其學習、爲官、教學等諸多日常活動息息相關。在王又樸的影響下，其同鄉好友洪天賜、後學周人麒等人也有《孟子》評點活動。

洪天賜是王又樸的同窗好友，著有《四書論文》一書，已佚。(19)洪天賜，字吉人，别號尚友山人，歲貢生，《民國天津新縣志》卷二一有傳。他曾與王又樸“泛舟中流”討論《論語》經義，又在“同居京邸時以史事相討論”。(20)《民國天津新縣志》卷二一，第357頁。其《四書論文》具體成書時間不詳，但洪天賜的《孟子》評點開始的時間比較早，其學生周人麒在《孟子讀法附記》自序中提道：“余十七歲時受業於津城洪師之門，師於授經之餘偶及《孟子》文法，意豁如也。”(21)(清)周人麒：《孟子讀法附記》卷首，清乾隆四十九年保積堂刻本。本文所引《孟子讀法附記》皆出此本，其出處直接標注在正文中的引文後，下同。此序作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周人麒已七十八歲高齡，可推知早在康熙六十年(1721)洪天賜便以《孟子》文法授徒。

周人麒是王又樸的後輩，周氏三兄弟周人龍、周人驥、周人麒均爲聯捷進士。其中周人龍(22)周人龍，字雲上，號躍滄，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舉，四十八年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歷任清源知縣、忻州知州、蒲州知府、江西督糧道，《民國天津新縣志》卷二一有傳。年輕時“與洪天賜、王又樸友善齊名”(23)《民國天津新縣志》卷二一，第352頁。。他曾教導其弟周人麒讀書並“教以爲文之法”(24)③ 《民國天津新縣志》卷二一，第354頁。。其後周人麒(25)周人麒，字次遊，號晴嶽，别號衣亭。乾隆三年(1738)舉人，乾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十年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不久以疾告休歸里，閉門著書，教徒自給。其同年友順德(今邢臺)知府金文淳聘請周人麒主講龍岡書院。周人麒主講龍岡書院長達七年之久，乾隆四十七年(1782)辭歸天津，四十九年(1784)卒，《民國天津新縣志》卷二一有傳。長期以教書著述爲業，“人麒休致方在中年，人争爲之惜然，正惟有此寬閑，遂益得肆力經史，多有傳述，而所著文字不騖奥衍，但以條達敷暢，曲盡事情爲工，能闡發潜幽，表章忠義，鄉邦掌故多賴以傳”③。其著述頗多，有《尚書簡明録》《毛詩簡明録》《禮記纂言》《左傳輯評》《孟子讀法附記》《四書大全補遺》《史記約録評解》《昭明文選約録》《唐宋文録解》《唐詩類疏》《保積堂詩文集》等。順德門人籌金謀划爲之刊刻，僅刻印《孟子讀法附記》一種，其餘皆散佚。

王又樸與劉大櫆都是方苞弟子，可视为早期桐城派成员，而洪天賜、周人麒又與王又樸關繫密切，廣義上也可視爲早期桐城派外圍成員。與劉大櫆的《孟子評點》只在少部分人群中以抄録的形式流傳不同，王又樸等人的《孟子》評點著作却刊刻成書。相对於金聖嘆等职業評點家，他们又不是专职的評點家，對《孟子》以及其他書籍的評點活動實際上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關於《孟子》評點实践則體現出桐城派的特色。他们从事《孟子》評點的動力可以歸納爲三點：

首先，科舉制度促使《孟子》評點出現和發展。科舉考試與士子個人前途密切相關，因此明清士人都熟讀四書並從中參悟“作文之法”。王、洪、周三人都熱心於科舉教育。王又樸曾長期以塾師爲業，在廬州等地爲官時與當地士子“論文”講學，告休退歸津門故里後，他又興復三取書院，延師訓課。王又樸在指導士子寫作時“輒舉《孟子》以爲法”。而周人麒致仕後長期主講龍岡書院。在其衆多著作中，門人選擇刊刻《孟子讀法附記》的原因可能是其書有利於科舉考試。而洪天賜自始至終都是以塾師的身份在京津等地活動，郭師泰云：“吾鄉洪吉人先生以間出之才嘉惠士林，咳唾皆成珠玉，《四書論文》一書其左驗也。”(26)(清)郭師泰輯：《津門古文所見録》卷一，《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第5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第473頁。

其次，從晚明以來《孟子》評點已經成爲一種風氣。王又樸《孟子》評點的最初原因亦是不滿於《蘇批孟子》。《蘇批孟子》最早刊刻於萬曆年間，是已知最早的專門從文法角度評點《孟子》的著作，其後同類型評點著作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如前文提及金聖歎《釋孟子四章》亦是從文法角度評點《孟子》。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王又樸等人對於《孟子》的評點是一種順應潮流的活動。

最後，方苞“義法説”爲王又樸等人的《孟子》評點提供理論资源。“義法説”是一種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藝理論概念。方苞及其弟子不斷擴展“義法説”的内涵和應用範圍。王又樸以“義法説”完成《史記七篇讀法》，進而又在《孟子》評點中實踐“義法説”，即所謂“標其義法”。而洪天賜和周人麒又從王又樸間接地受到“義法説”的影響，並在各自的《孟子》評點中尋求《孟子》文章的“義法”。

以上三重原因是早期桐城派成員《孟子》評點的基本動力。如果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時空背景之下，在清前期《孟子》評點著作層出的時代潮流中，這些早期桐城派的《孟子》評點著作有相對一致的批評傾向和共同的文學追求，體現出作爲一個文學流派的特殊性。

二、 由辭章到聲音

在早期桐城派的《孟子》評點著作中，劉大櫆《孟子評點》屬於秘本，在桐城内部流傳。王又樸《孟子讀法》與周人麒《孟子讀法附記》正式刊刻流行於世。這兩部著作源於四書講章，但又有其作者匠心所在。

王又樸《孟子讀法》由三部分組成：一是評點，將《孟子》七篇全文圈點，並有旁評；二是按語，對《孟子》每章進行逐條分析，偏重於文法；三是順説，在前兩者的基礎上疏通文理。此外有附録一卷，考證字句疑難之處。評點、按語和順説三者結合，相輔相成，構成相對完整的詮釋體系，大致涵蓋義理、考據和辭章三個方面。而周人麒《孟子讀法附記》體例又稍有變化。其對《孟子》全文的圈點更爲細密，增加部分眉評與旁評；《孟子》每章後先輯録前人論説，以輯録王又樸和洪天賜爲多，最後再附以自己論説，其内容以義理、考據爲主，輔以文法分析。

從某種程度上，兩書體例與姚鼐“義理、考據、辭章”主張有相類似之處。作爲講章，兩書的“考據”“辭章”是爲其“義理”而服務。王又樸、周人麒在義理、考據方面傾注大量精力。王又樸喜探討經義，其多尊朱熹注解，又多引用毛奇齡及毛遠宗等人的見解加以補正。而周人麒受考據風氣影響，其有關考證的内容明顯偏多，其中有個别考證縝密，頗有新意。(27)如周人麒對“鎰”考證云：“《注》訓鎰爲二十兩，《大全》、趙氏又本《國語》以二十四兩爲鎰，殊不知《國語》亦傳寫之訛也。謝濟世曰：‘鎰與溢通，一合爲溢，其重一兩，蓋二十四銖也。漢儒誤銖爲兩，謂二十四兩爲鎰。’按，宋、薛小國饋孟子至五十、七十鎰，饋儀、秦必倍之。若如所云，雖點鐵燒鉛亦日不暇給矣。”(《孟子讀法附記》卷二)對此，倫明評云：“人麒折衷群言，于舊解及朱注之不妥者，多有訂正，顯豁爽快，非他講章所可並論也。”(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23頁)平心而論，兩人的“義理”“考據”在當時學風之中並無特别突出之處，而其對於《孟子》辭章的重視則顯示出獨特的價值。

兩書對於《孟子》辭章的重視源自早期桐城派成員對於《孟子》文本的重視，尤其是講究誦讀《孟子》文本。所謂誦讀，並非是單純地出聲朗讀，而是熟讀背誦，需要將四書白文與朱注全部背熟。在傳統教育中，四書的誦讀次序，没有規定，但《孟子》總是後讀。(28)鄧云鄉：《清代八股文》，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7頁。因此王、周等人在評點《孟子》時特别重視“讀”的作用，有時會對如何讀作出特定的規定。

王又樸在《孟子讀法》中常採用“一氣讀”的方法，强調某些語句要連在一起誦讀，中間不能停頓。在此之前四書講家偶爾會提及“一氣讀”的問題，如明代蔡清論“舜往於田”章時云：“‘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作一氣讀下，此與下句一正一反説。”(29)(明)蔡清：《四書蒙引(孟子)》，《孟子文獻集成》第16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1頁。王又樸、周人麒在自己的評點中大量使用“一氣讀”的方法。《孟子·梁惠王下》“莊暴見孟子”章，王又樸云：“‘夫何使我’三句一氣讀，不可停斷。”(《孟子讀法》卷二)而在《孟子·盡心上》“伯夷辟紂”章，王氏云：“不但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五句一氣，其實一節十一句皆作一氣讀。”(《孟子讀法》卷一三)有時不僅語句之間要“一氣讀”，單個句子中的個别字詞也要“一氣讀”，《孟子·盡心上》“辟若掘井”章，王氏云：“‘辟若掘井’至末十七字一氣讀。”(《孟子讀法》卷一三)“一氣”這個概念在《孟子讀法》中反復出現，“一氣”代表聲音的連續，而聲音的連續往往代表語意的連續，如《孟子·萬章下》“仕非爲貧”章，王氏曰：“‘仕非爲貧也’句重讀，下‘而有時乎爲貧’一氣直貫至‘抱關擊柝’句止。‘孔子嘗爲委吏矣’至‘耻也’是一氣。”(《孟子讀法》卷十)有時“一氣”則從誦讀、語意延伸爲整篇文章的文意的流暢性，如《孟子·萬章下》“不見諸侯”章，王氏云：“此段凡六七轉折，而實一氣流行。”(《孟子讀法》卷十)周人麒在《孟子讀法附記》中也有“一氣讀”，如《孟子·梁惠王上》“齊桓晋文”章，周氏云：“‘今王發政施仁’六句一氣讀。”(《孟子讀法附記》卷一)而在《孟子·公孫丑下》“尹士語人”章“尹士聞之曰”處眉評曰：“三十五字一氣讀，反收上文，筆力千鈞。”(《孟子讀法附記》卷四)

王又樸在《項羽本紀讀法》中也使用“一氣讀”的閲讀方法，但《史記》中的“一氣讀”則是强調一氣通讀全文。“一氣讀”從整體的閲讀方法成爲局部的閲讀方法，原因在於《史記》和《孟子》的文本和學習方法的不同。《史記》是叙事文體，讀者可以通過整體式“一氣讀”掌握全文的整體脉絡。而《孟子》作爲説理散文，每章的篇幅相對較短，而且一般讀者對於原文也較熟悉，因此王又樸等人“一氣讀”則强調對《孟子》文本細節的閲讀，將若干意義相連的字句作爲一個“閲讀單元”進行整體關照，通過細讀挖掘對《孟子》文本更深一層的理解，進而從中感受《孟子》文章的文學性。

在誦讀過程中，王又樸等人還注意到音節的作用。在“王立於沼上”章“民欲與之偕亡”處王又樸評曰：“止頓一句，短音促節不堪聞矣！”(《孟子讀法》卷一)《孟子·公孫丑上》“以力假仁者霸”章，周人麒在章末按語中云：“前段不用一虚字煞脚，後段却連用五‘也’字取致，於此可悟文家音節。”(《孟子讀法附記》卷三)他們對於音節的重視，自然與其對《孟子》文本的誦讀有關聯。音節的組合變化往往暗含文章意脉的流動，通過誦讀來感受文章的聲音，進而把握文章的美學價值，故而誦讀成爲古文寫作的内在要求之一。王又樸、周人麒等人在《孟子》評點中對音節的重視，與劉大櫆的“音節説”以及姚鼐的“因聲求氣”説有不謀而合之處，顯示出他們作爲早期桐城派成員對於文章的共同美學追求。

三、 “文情”驅動下的《孟子》文章“義法”

早期桐城派成員對《孟子》文章的另一個共同追求則是以“義法説”闡釋《孟子》文章。方苞傳授王又樸以“義法説”，而王又樸又將“義法”運用到《孟子》之中，“義”可指《孟子》文中義理，而“法”則指《孟子》的行文之法。洪天賜在《四書論文序》中認爲四書“所謂反正、虚實諸類無法不備，無美不臻，即《左》《史》《莊》《騷》古今以佳文稱者未能或之先也”。繼而闡述其評點四書的動機：

余今取四子書而論其文章法、句法、字法，或爲高古也者，或爲飄逸也者，或爲雄渾也者，或爲凝重也者，或爲迂回也者，或爲澹永也者，或爲恣肆也者，或爲典麗也者，或爲妍媚也者，無一不指出之，使人知載道之文即以文論，亦自高出千古。……夫四子書，固天下萬世家弦户誦，童而習之者也。一舉兩得，豈不誠爲至便？其不致力於躬行之地，以爲文章之源者幾希。且余非謂有六經、四子書，而遂可棄諸家之文也。得此以爲主宰，而更取諸家之精者以爲輔翼，事半而功倍，行端而文優，何樂如之？(30)(清)洪天賜：《四書論文序》，(清)郭師泰輯：《津門古文所見録》卷一，《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第5册，第473頁。

洪氏此序可視爲王、洪、周三人《孟子》評點活動的綱領。他們討論四書文章的“章法”“句法”“字法”，實際上延續明代唐宋派以來古文家對於古文文法的重視。(31)洪天賜在《四書論文序》中云：“葉若水游唐毗陵之門，私議曰：‘先生之文止一開一闔耳！’荆川聞之，愕然曰：‘吾一生苦心爲文，此一言盡矣。’夫極文之能事，爲反正、爲虚實、爲淺深、爲詳略、爲賓主、爲擒縱、爲斷續、爲疾徐、爲往復、爲向背、爲旁側、爲濃淡、爲咏歎而止矣，要不過一開一闔意也。而開闔非即所謂陰陽耶？四子書中有聖人之言、有大賢之言、有賢者之言，雖偏全、深淺不同，皆各抒其中之所見而以道鳴，豈嘗有意于文哉！”(《津門古文所見録》卷一，第472頁。)《孟子》早在宋代便被推爲“文章之祖”，但詳細論述《孟子》文章文法的著作却一直到明代中晚期才逐漸成熟。洪氏將唐宋古文“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應用在對於《孟子》的文章分析中，討論《孟子》的“章法”“句法”“字法”，進而解讀不同文法帶給《孟子》文章多樣文風效果，使讀者能够體會到《孟子》的文章“高出千古”。洪天賜以文論四書的目的在於將四書作爲文章取法對象，而以秦漢、唐宋諸家之文爲“輔翼”，最終達到“行端文優”的效果。這點與魏禧“以《六經》爲寢廟，《左》《史》爲堂奥，唐宋大家爲門户”(32)(清)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等校點：《魏叔子文集》，中華書局，2003年，第360頁。的爲文主張有異曲同工之處。

對於“法”的重視貫穿在桐城派《孟子》文法研究之中。王、洪、周三人都對《孟子》文學手法進行大量總結，其中有名稱的文法種類便有數十種之多，諸如賓主法、開合法、斷續法、相救法、省文法、埋伏法等等，可以説《孟子》文章處處皆“法”。這些“法”的提出和總結與時文、古文評點甚至小説評點有密切關繫，但王、洪、周等人並非生搬硬套術語，而是根據《孟子》文法的實際情况，對這些術語的概念和内涵作出相應的補充。總體上看，王、洪、周三人對《孟子》的評點基本採用“因義見法、由法求義”的批評視角(33)《王又樸的古文評價及其價值》，第43頁。，擴展並豐富方苞“義法説”中“法”的概念。他們通過對《孟子》文法的研究進而把握《孟子》文章的風格。

首先，王、洪、周等人都注意到《孟子》文章通過波瀾變化産生不同文風。行文要有變化、文章要有波瀾，是歷代作家共同的追求，而《孟子》文章的波瀾變化最有代表性。王又樸在《孟子·梁惠王上》“齊桓晋文”章評云：

文字最妙在生波。夫池塘陂澤，因風微作觳紋，此水之小者也。若夫江河入海，非一往竟達，必有紆回激蕩之處，以致浪立千尺，聲聞百里，其湍悍之狀，洶湧之勢，使聆之者驚心，見之者變色，真天地間之巨觀也，文章亦猶是矣。如此篇，若於“是心足王”之下，直接“推恩”，亦有何意趣？妙在生出“百姓以王爲愛”，遂幻出許多奇情異致，此一大波瀾也；至“王能察此心”忽又以其不善推者，劈空一駁，此二大波瀾也；及委曲説到“推恩”，忽然又以快心直刺他不忍，此三大波瀾也；方點明王之大欲，忽然當頭一按，此四大波瀾也。而此四大波瀾之中，又各具有一小波瀾。誠乃汪洋浩瀚之中，魚龍出没，大不可測。所謂古今以來之大文，後世漢唐以來諸大家，無不脱胎於此。(《孟子讀法》卷一)

“文字最妙在生波”，作爲古文的源頭，《孟子》文章猶如大江入海，波瀾萬丈，變化莫測，令讀者“驚心”“變色”，是“天地間之巨觀”。王又樸認爲此章有許多“奇情異致”，並將文章劃爲“四大波瀾”，又指出“大波瀾”中又“各具有一小波瀾”。此處“波瀾”作用雖等同於段落，但“波瀾”一詞更强調《孟子》文章中的文法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帶給讀者的感受。在這種感覺背後則是波瀾變化的《孟子》文章帶來的文學美感。之前總結《孟子》的諸多文法，如賓主、開合、起伏、頓挫、順逆、錯綜、跌宕等等，則是實現最終效果的手段。

洪天賜與周人麒也頻繁論述《孟子》文章的波瀾變化，如周人麒論《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章云：

文章之妙全在變化不測，不可正面呆説。如此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原是孟子知之，梁王不知其故也。孟子却先設一喻，使他評論，則不待我之煩言而彼已了然矣，一奇也。“不違”二節，原是孟子一副王道本領所願正容以告者，今却不正言你當何如，而推到空中泛論，一似閑談者，二奇也。有餓殍而當發，原是當下急著，妙在前二節並不之及，三奇也。凡此皆所謂變化不測者也，至於筆陣之奇更宜熟玩。(《孟子讀法附記》卷一)

《孟子》文章的波瀾變化，尤其是這種變化帶來的“不測”是《孟子》文章精妙所在。因此周人麒認爲對於《孟子》文章不能“正面呆説”，要靈活地把握全文，尋找其波瀾變化之奇。於是周氏將此章分爲三節，每節皆奇。第一節奇在不正面回答，却先引用喻言；第二節奇在雖是回答却似閑談；第三節奇在“前二節並不之及”。《孟子》文章通過“筆陣之奇”造成“變化不測”的文風。

《孟子》行文的波瀾變化使《孟子》之文呈現出一種“雄奇”的風格。“雄奇”是《孟子》文風的突出特點，王又樸云“孟子文章，大抵跌宕雄奇”。其評“不動心”章云：“此章隨問隨答，遂洋洋灑灑，波委云屬，成一篇雄奇恣肆之文。”(《孟子讀法》卷三)又評“許行”章云：“此是一篇大落墨文字，汪洋浩瀚，踔厲雄奇，真是前無古、後無今。後世大家能得其似者獨昌黎耳，髯蘇氣難充而豪邁有餘、精鋭不足，况其餘乎。”(《孟子讀法》卷五)

這種雄奇的風格表現在《孟子》在字法方面多用奇語、險語，如王又樸在《孟子·梁惠王上》“寡人願安承教”章評“殺人以梃與刃”句時云：“陡作險語，如飛來之峰。”而評“此率獸而食人”句亦云：“奇語。”(《孟子讀法》卷一)在句法方面，王、洪、周等人不約而同强調《孟子》文章中常有“突接”“突起”的情况，並認爲“突接”“突起”造成《孟子》文章“氣勢雄偉”“轉折有力”的效果。如王又樸評“天下大悦而將歸己”章云：“突起突接，氣勢雄偉。”(《孟子讀法》卷七)周人麒評“舜發於畎畝”章亦云：“首二節筆力排奡，三節以後突接勁轉，磊落不羈，通篇色澤斑駁陸離，如周鼎商彝，非耳目近玩也。”(《孟子讀法附記》卷一二)這些奇語、險語造成《孟子》語言雄壯之態，而句式、段落的突接、突起則帶來《孟子》形式上的奇崛之勢，兩者共同構成《孟子》的“雄奇之風”。

《孟子》文風並非一味“雄奇”，王又樸等人同時也意識到《孟子》文章也存在多樣文風，如洪天賜所指出四書文章“高古”“飄逸”“雄渾”“凝重”“迂回”“澹永”“恣肆”“典麗”“妍媚”等。《孟子》文章常常在“雄奇”文字前後以平實舒緩文字相配合，造成一種文風上的波瀾變化。王又樸指出：“孟子文章初間極奇，後却極平實，如‘賢者而後樂此’‘好樂甚而齊其庶幾’及此章是也。”(《孟子讀法》卷二)王又樸敏鋭地發現《孟子》文章常有“兩樣文法”，略舉數例：

二節文法兩樣。上節筆法纏綿頓挫，如春月風日之駘蕩也；下節筆法巉削勁折，如冬月岩松之挺拔也。(《孟子讀法》卷一“王立於沼上”章)

上段文勢融和，如春風之扇物；下段文勢雄厲，如駿馬之下坡。(《孟子讀法》卷二“交鄰國有道”章)

上段文氣婉，後段文氣直，各極其致。(《孟子讀法》卷二“爲巨室”章)

“故將大有爲之君”一節，文氣甚緊，得湯、桓二證，便覺紓展有餘。(《孟子讀法》卷四“孟子將朝王”章)

雄厲直勁是《孟子》“雄奇”文風的一種體現，與之相對的是一種纏綿融和、氣婉紓展的文風。急是緩的發展，緩是急的補充。《孟子》的“兩樣文法”使得《孟子》文章張弛有度，體現出立體感和多樣性。雄奇與柔婉兩種文風常在同一篇章中相對出現，互相映照。

其次，王、洪、周等人注意到《孟子》文章中文與情的關繫。文與情的關繫歷來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論及文與情的關繫：“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34)(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538頁。“情”是文章的重要成分，在心學影響下，自晚明以來文學領域不斷出現“尊情”的主張，尤其是金聖歎在評點中提出“文情相生”的理論。(35)樊寶英：《論金聖歎文學評點中的文情相生觀》，《齊魯學刊》，2013年第4期。不過金聖歎的“文情相生”主要還是以抒情、叙事文本爲主，尚未涉及説理議論文。王又樸等人在金聖歎的基礎上指出作爲説理文的《孟子》文章却同樣能够“情文相生”。《孟子·公孫丑上》“不動心”章歷來被認爲《孟子》中最重要且最難解的一章，王又樸却從文與情的角度來解讀此章：

竊按此章亦不過言學之一節，乃説得驚天動地，如細玩之，不過文生情、情生文耳。蓋因孟賁而言及勇，因勇而言及氣，因氣而言及善養，此文生情也。……又按，因言知言、養氣而及願學孔子，因學孔子而言及伯夷、伊尹之同異，而言及堯、舜、百王之不如，而言及麟、鳳、山、海之絶類，則所謂情又生文者也。(《孟子讀法》卷三)

經典的義理向來複雜難懂，尤其是《孟子》更有“驚天動地”之勢。程子要求後人潜心玩索是要從義理上着手，但是王又樸“細玩”《孟子》文章，却是從文章文法着手，故能感知《孟子》文章之中的情文互動，進而疏通《孟子》義理。文是情的自然流露，在孟子與公孫丑的問對之中，文章順次展開，孟子的情感逐步提升，至於“知言、養氣”處達到情感的高潮，即“文生情”。情又是文的内在驅動力，文至“知言、養氣”處已近完整，而孟子的情感却不能一時消退，因此在情感的驅動下，孟子繼續言“願學孔子”等等，又是“情生文”。王又樸將“文情”的概念引入對《孟子》的解讀中，反復指點讀者注意《孟子》文章中的“情文相生”現象。粗略統計，整部《孟子讀法》中直接提及“文生情”7次、“情生文”5次、“情文相生”3次。

王又樸又認爲“情文相生”使《孟子》的文章在某些地方具有一種“風神”韻味。如在評點“聖人百世之師”章時云：

此章在七篇中爲第一風神絶世文字。若質言之，不過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可謂百世之師矣。”顧乃不先點夷、惠，而但空歎“聖人爲百世之師”，然後以夷、惠實之，望古遥集，此其情致爲何如？既又因其是聖人而歎，後世之人莫不聞風興起，推服景從，其情致又爲何如？既又因聞風興起而歎，其爲聖人，自思自問，自問自答，其情致又爲何如？既又因後世之聞風興起者而思及當日親見之人，不徒仰慕夷、惠，而並仰慕及夷惠之徒。如繪天神者，並其前後侍從皆有道德莊嚴之氣；繪虎豹者，並其經過草木皆作勁色。一時若妬、若羡、若恨、若歎，其情致又爲何如？然後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生於情者，情深則文自深矣。孟子雖不學夷、惠，而於其高情勝概猶心慕手追，至於低徊流連、往復再三而不能自已如此。於此，又見天下未有不深於情而能爲聖賢、豪傑者也。(《孟子讀法》卷一四)

《孟子》是天下至文，其情亦是深情。情深故而文暢，文暢則原本深奥難解的義理便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無論是“情生文”還是“文生情”，這種情文的互動强調的是，《孟子》的文章結構並非是機械固定的，而是在一種强烈的情感驅動下迅速展開，文勢如長江大河順流而下。“聖人百世之師”章全文不足八十字，却被王又樸冠以“風神絶世”。茅坤以“風神”一詞評《史記》，但茅坤論“風神”主要針對叙事文而發(36)劉寧：《叙事與“六一風神”——由茅坤“風神”觀切入》，《文學遺産》，2011年第2期，第100頁。，而王又樸却將“風神”的概念移植到以議論爲主的《孟子》文章之中，亦是一種突破。《孟子》的“風神”源自於文章中的情致，情深而文自深，文情相生相融，共同形成一種“風神”韻味。而在這種“風神絶世”的文字之下，便是孟子這樣一位滿腹深情的聖賢豪傑。

實際上《孟子讀法》中提到“風神”還有兩處：

“予未得爲孔子徒”二句，其詞若憾若幸，文氣悠然，極有風神。(《孟子讀法》卷八“君子之澤”章)

入手低昂其詞，極有風神，以下臚列等次，詞句不甚變者，記述之體然也。(《孟子讀法》卷一“周室班爵禄也”章)

《孟子》的“風神”從文字上看得益於其詞“低昂”“若憾若幸”，細究此三段“風神”文字都與孟子個人情感相關，或追慕聖賢而不得，或回憶已被遺忘的王道制度，都是孟子以其强烈的情感流露於文詞之上，亦是“情深則文自深”的表現。歸結起來，“風神”亦是“文情”的一種極致表現。

《孟子讀法》中直接提到“文情”一詞多達十八次，其中有多次冠以“極妙”“絶妙”“絶世”等評價，如開篇便云：

一篇嬉笑怒駡文字，却結以莊語，絶世文情。(《孟子讀法》卷一“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又樸十分看重“文情”這一概念，認爲《孟子》文章有極致“文情”，而《孟子》文章有一個共同處：變。文章如果缺少行文變化，便“直而無味”“板滯而腐”。《孟子》行文通過賓主相形、頓挫跌宕等諸多文法來實現文章的波瀾變化，而“文情”則是《孟子》文法的内部驅動力，如王又樸評“事孰爲大”章云：“孟子文字最緊健，亦多竭情。此獨先作兩開，及合並後又作兩開，若問若答，回環宕漾。乃議論激勵之餘，忽接以叙述。若有情若無情，文情紓展，綽有餘裕，又别是一樣機調。”(《孟子讀法》卷七)《孟子》文章有時在“情”的推動下，可突破普通文法的限制，從而表現出别樣的文法、文風，亦如王又樸評“雪宫”章云：“‘今也不然’一節，因上夏諺，遂亦用韻語。文情興會所至，無所不可。”(《孟子讀法》卷二)

總而言之，以王又樸等人爲代表的早期桐城派成員以“義法説”闡釋《孟子》文章，總結歸納《孟子》行文之法，進而發掘《孟子》文章的風格與價值。他們的《孟子》評點實踐爲後期桐城派的《孟子》文法研究提供可以借鑒的對象。

結 語

王又樸、洪天賜和周人麒三人具有明显的師承，可在廣義上視爲早期桐城派在京津地區的一個分支。他們關於《孟子》的文法研究源於四書講章，又超出四書講章。在方苞的影響下，他們闡揚“義法説”，總結歸納《孟子》行文之法，認爲《孟子》文章波瀾變化，文風以雄奇爲主，以柔婉爲輔。同時他們也注意到《孟子》文章中“情文相生”的現象，認爲文情是文法的内部驅動。從共時層面看，《孟子讀法》《孟子讀法附記》與同時代汪有光《標孟》、康濬《孟子文説》、牛運震《孟子論文》等《孟子》文法評點著作共同構成清代前期《孟子》評點活動的高潮；從歷時層面看，王又樸等人的《孟子》文法研究與清代後期尤其是晚清桐城派的《孟子》文法研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晚清桐城派的《孟子》文法研究並未直接提及王又樸等人，但其研究方法和術語都能在《孟子讀法》中找到源頭。王又樸等人以文章學的角度研究《孟子》文章，運用諸多桐城派特色的評論話語，豐富了桐城派文學批評理論，在整個清代《孟子》評點史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