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採進書目》所收易類書目訂正*

楊新勛

關鍵詞：《四庫採進書目》；《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訂正

1921年，商務印書館據涵秋閣抄本《各省進呈書目》排印成四册，收入《涵芬樓秘笈》第十集(以下簡稱“《進呈書目》”)。在此基礎上，商務印書館又請吴慰祖用兩年多時間對之作了重新校訂，在1960年出版了《四庫採進書目》(以下簡稱“《採進書目》”)。《採進書目》較《進呈書目》做了很多完善工作：全面校以國圖所藏抄本《各省進呈書目》，收書目録有所增補，收書範圍也作了擴大(1)《四庫採進書目》在涵秋閣鈔本《進呈書目》基礎上，新增了《武英殿第一次書目》《武英殿第二次書目》《江蘇採輯遺書目録簡目》《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簡目》《奉天送到書目》和《四庫全書總目》之撤毁書目、未收書目等。，同時據《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録》進行了校訂，並附録了人名、書名索引，非常便於使用。《採進書目》出版後廣受學界重視，成爲四庫學研究者的必備工具書。

二十世紀後期，隨着其他進呈文獻的發現(2)近幾年發現有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鈔本《乾隆代呈進書目》。《進呈書目》除涵秋閣抄本外，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民國京師圖書館抄本、陝西圖書館所藏清抄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紅格抄本、浙江圖書館藏民國張宗祥抄本，等等。可進一步校正、補充涵秋閣本《進呈書目》。，尤其是隨着四庫學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了此書的一些不足：一是收書仍有遺漏，如宋開金、張學謙均曾指出有書遺漏(3)張學謙《〈四庫採進書目〉考訂》，《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0年第2期；宋開金《〈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採進書目〉對證研究》，《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7年第1期。，今發現《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以下簡稱“《底簿》”)有《兩淮商人馬裕家第四次呈送書目》計書134種，未收入《採進書目》；二是編目不够詳明、歸併不一，如《進呈書目》“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和“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皆分三次，《採進書目》目録前者作兩次、後者作一次，又《進呈書目》“江西巡撫海呈送書目”有五次，《採進書目》目録作一次，等等；三是體例不一，如據其《出版説明》凡新補字標以“〔 〕”，但杜澤遜、張學謙曾指出許多地方新補字未標方括號，不少改動處不加説明(4)杜澤遜《吴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舉正》(上、下)，《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0年第2、3期；張學謙《〈四庫採進書目〉考訂》，《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0年第2期。，等等；四是此書著録存在不少訛誤，其中既有未加糾正的原書訛誤，也有校訂過程中産生的新錯誤。

相對來説，在未出《採進書目》修訂本或替代之作前，對其進行訂正，意義尤其重要。這不但有利於當今學者對此書的使用，而且有助於此書將來的修訂再版。

筆者因從事《四庫提要彙輯彙校彙考》項目工作，將《採進書目》所收經部易類書的條目訛誤作一番訂正。以下就以《總目》經部易類爲序，對《採進書目》訛誤之處逐條訂正。

一、 楊名時《周易札記》

《採進書目》之《兩江第一次書目》：“《易義隨記》，〔二卷，江陰楊名時著。按《四庫總目》作《周易札記》〕，四本。”(P34左)

按：《總目》卷六易類有“《周易札記》二卷”條，書名下著録“兩江總督採進本”(5)(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0頁。，《採進書目》據之添加括注，但並不正確。

《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署名楊名時著作共三種：《兩江第一次書目》之《易義隨記》四本(《底簿》“楊名時”誤作“楊明時”)、《詩易講授》四本，和《兩江第二次書目》之《辟雍講義》四本。《江蘇採輯遺書目録》著録《易義隨記》八卷(6)張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99—100頁。、《詩義記講》四卷(7)《〈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129頁。，前者即《兩江第一次書目》著録之《易義隨記》，後者即《詩易講授》。(8)楊按：《詩義記講》今存清乾隆初年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圖書館等有藏，均爲四卷本，進呈文獻“《詩易講授》”當“《詩義記講》”之誤。《易義隨記》與《詩義記講》今存乾隆初年刻本，前者八卷，後者四卷，均署“楊文定先生講授/門人夏宗瀾記”，與進呈書目單署楊名時不同。此二書均收入《總目》存目，前者入《總目》卷十易類存目，後者入《總目》卷十八詩類存目，卷數同乾隆初年刻本，《總目》均據兩書内容將作者改署夏宗瀾。《易義隨記》八卷，内容全面，《總目》卷十易類存目所收此書提要有具體概述，其卷數和内容均與只有兩卷的《周易札記》完全不同，是兩種書。《採進書目》此處所載即爲《總目》卷十之《易義隨記》，係兩江總督第一次進呈之本，却徑據《總目》卷六“《周易札記》二卷”條加以標注，屬張冠李戴。

《採進書目》大概因爲作者原因忽略了《總目》卷十之“《易義隨記》八卷”條，而將《易義隨記》與《總目》卷六《周易札記》看成了一種書。實際上，《周易札記》與《易義隨記》完全不同。據《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所載來看，文淵閣庫本《周易札記》應來自楊名時之《辟雍講義》，與《易義隨記》無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載《辟雍講義》四册不分卷，此即《兩江第二次書目》之《辟雍講義》四本，有翁方綱札記云：“《大學》《中庸》。《論語·學而》。《大學講義》。《中庸講義》。《周易札記》(原注：上下)。《詩經札記》。《大學札記》。《論語札記》。《中庸札記》。《孟子札記》。《程功録》一、二、三、四。”(9)(清)翁方綱纂、吴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澳門特别行政區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06頁。翁方綱提要稿言：“前四卷皆講義，《周易》以下七卷皆其札記，《程功録》以下五卷則語録之類也。雖無卷目，而約計得十六卷。”(10)《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107頁。“前四卷”即《大學講義》《中庸講義》和《周易札記》，《大學講義》《中庸講義》各一卷，《周易札記》爲上下二卷。文淵閣庫本《周易札記》正分上下二卷，可證其確自《辟雍講義》析出，此即《總目》卷六易類所載之《周易札記》，是《總目》之《周易札記》出自《辟雍講義》確矣，與《易義隨記》斷不相干。《總目》卷十六、三十六、三十七和九十八分别著録楊名時之“《詩經札記》一卷”“《四書札記》四卷”“《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和“《程功録》五卷”亦當自《辟雍講義》析出，均標注“兩江總督採進本”。自《兩江第二次書目》的著録來看，《總目》之《周易札記》和《詩經札記》《四書札記》等標注的“兩江總督採進本”應爲兩江總督的第二次進呈本。

可見，《易義隨記》與《周易札記》雖然都是楊名時的著作、都是兩江總督採進本，但前者十卷、後者二卷，卷數不同，而且前者爲兩江總督第一次進呈本、後者爲兩江總督第二次進呈本，進呈時間也不相同。《採進書目》於《易義隨記》下增加括注“二卷，江陰楊名時著。按《四庫總目》作《周易札記》”混淆二書，非是。

《採進書目》之《兩江第二次書目》：“《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雍講義》一卷〕，江陰楊名時著，抄本，四本。”(P49右)此處新增括注也非是。據上所論，此書總名《辟雍講義》，實際包含内容甚夥，不止包括《採進書目》所增括注的二書。《採進書目》此處括注當來自《總目》卷三十七四書類存目之“《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雍講義》一卷”條。(11)《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316頁。《總目》此處所標書名爲館臣後來改定，其中析出了《周易札記》《詩經札記》《四書札記》和《程功録》，與《底簿》和《進呈書目》的《辟雍講義》已不是一回事，《採進書目》據之括注就非常不全了。還應指出，《總目》此處所標書名爲館臣所改，《辟雍講義》爲總書名，館臣標“一卷”非是，即使只包含《大學講義》《中雍講義》也不是一卷，當然《總目》將《辟雍講義》與其所收的《大學講義》《中雍講義》書名並列屬於不倫不類(12)楊按：《總目》此處書名實應作“《辟雍講義》二卷”。，《採進書目》誤襲《總目》亦屬失察。

二、 胡煦《周易函書約存》

《採進書目》之《督察院副都御史黄交出書目》：“《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本朝胡煦纂，一本。”(P175)

按：除了《採進書目》此處新增括注“十八卷”外，《底簿》和《進呈書目》之《督察院副都御史黄交出書目》所標書名爲《周易函書約》，無“存”字。此書文淵閣《四庫》所收書名爲《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總目》卷六載“《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13)楊按：此書中華書局本《四庫全書總目》(即浙本《總目》)作《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然天圖稿本和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均作《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提要云“共爲五十二卷”，内合《約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之數，胡季堂乾隆重刻本《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稿本、殿本《總目》“二十四卷”有誤，浙本《總目》之“十八卷”當爲刊刻前所校改。，《採進書目》所題書名及括注卷數源於《總目》。然《總目》此處著録爲“刑部尚書胡季堂家藏本”(14)《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42頁。，與《採進書目》此處不同，又《總目》著録“十八卷”與《採進書目》之“一本”頗懸殊，令人生疑。

今考，文淵閣《四庫》本確來自胡季堂所獻，此書見載於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江蘇按察使胡季堂奏謝特旨徵取先父胡煦遺書暨現在辦理情形摺》(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43頁。，其中言胡煦“曾著有《周易函書》五十四卷……並有殘缺”，胡季堂遂重加校訂並於三十八年重刻，其刻本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包括《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總目》卷六此書提要言“共爲五十二卷”，是《總目》著録“胡季堂家藏本”爲是，只是胡氏進呈書目不載於《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四庫本來源於胡氏乾隆重刻本，實含《周易函書約存》《約注》《别集》三種，書名、卷數均承此本，較此書之前版本略有改動，與黄副都御史之進呈本明顯不同。《底簿》和《進呈書目》之《督察院副都御史黄交出書目》著録黄副都御史進呈本作“《周易函書約》，本朝胡煦纂，一本”，此當爲胡季堂重刻之前的單行本，書名不同，卷數亦當有異，吴慰祖書名增“存”字，又括注“十八卷”，混淆兩本，非是，屬於張冠李戴。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載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間葆璞堂初刻本《周易函書約注》十八卷《周易函書續集》十八卷《周易函書别集》十九卷。(16)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6頁。《周易函書别集》包含《函書約》三卷、《孔朱辨異》三卷、《易學須知》三卷和《篝燈約旨》十卷。此本刊刻時間早於胡氏重刻本，其中，《函書約》三卷未標“别集”字樣。黄副都御史進呈本《周易函書約》當爲此本。

三、 任啓運《周易洗心》

《採進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周易洗心》，〔九卷，清任啓運著〕，十本。”(P5左)

按：此書文淵閣《四庫》本九卷，《總目》著録同(17)《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43頁。，《採進書目》據《總目》添加括注“九卷”，但非是。《總目》書名下著録“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均著録此書兩部：一是《編修勵第一次至六次交出書目》之《周易洗心》四本，二是《江蘇省第一次書目》之《周易洗心》十本。《總目》標注與《編修勵第一次至六次交出書目》合。《江蘇採輯遺書目録》著録《周易洗心》十卷(18)《〈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101—102頁。，即《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著録本。崔富章、李婧認爲勵守謙家藏本爲此書稿本，九卷，確爲四庫底本，今存南京圖書館；十卷本爲乾隆三十四年刻本，與稿本差距較大，應該經過了任翔、任慶範、耿毓孝等人的修訂。(19)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第37—38頁；李婧《四庫底本〈周易洗心〉考論》，《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8年，第1期。楊按：此書乾隆三十四年修訂本爲清芬堂刻本，十卷，天津圖書館、首都圖書館等均有藏，後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光緒八年刻本均從此本出，明顯較《四庫》所收九卷本更爲流行。《採進書目》據《總目》括注“九卷”明顯混淆二本，誤勵守謙進呈本爲江蘇巡撫採進本，也是誤此書之清芬堂刻本爲稿本。

四、 吕祖謙《東萊易説》

《採進書目》之《浙江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易説》，二卷，二本。”(P88左)

《進呈書目》之《浙江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亦未署作者。《底簿》之《浙江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署“宋吕祖謙著”，《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著録此書爲“寫本”(20)(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頁。，云“右宋著作郎金華吕祖謙撰。皆平時講説所及而門人記録之者”，此即鮑士恭進呈本。《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收有《東萊易説》二卷，著録“江西巡撫採進本”，提要云“舊本題宋吕祖謙撰……實吕喬年所編《麗澤論説集録》之前二卷”。則此處作者當補“〔舊題宋吕祖謙〕”。

五、 題宋馮椅《周易緝説明解》

《採進書目》之《江西巡撫海第二次呈送書目》：“《周易輯説明解》，〔四卷，宋馮椅著〕，三本。”(P159右)

按：《底簿》和《進呈書目》之《江西巡撫海第二次呈送書目》作“易輯説。三本”。《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有“周易輯説明解四卷”條(21)《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48頁。，《採進書目》書名當據之改，應注明。

此書未見書目著録，《經義考》亦失載，今存家藏本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前者刊於乾隆五十二年，後者刊於乾隆五十九年，兩書扉頁、卷端皆題“周易明解輯説”，均四卷三本，且均有《馮厚齋先生易輯説序》，中言“集四聖之成，宗百家之説者，則莫如《周易輯説》”，知此書初名“周易輯説”，亦稱“易輯説”，“周易明解輯説”當爲其刊定書名。《總目》“周易輯説明解”當爲“周易明解輯説”之誤，《採進書目》又襲之不察，“明”即睿智、高明。是對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尊稱。

六、 季本《易學四同》

《採進書目》之《浙江省第三次書目》：“《易學四同》，〔八卷，《别録》四卷〕，明季本著，二本。”(P79右)

按：《底簿》和《進呈書目》之《浙江省第三次書目》作“《易學四同别録》二卷，明季本輯，二本”，書名原有“别録”二字，且著録“二卷”。《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有“《易學四同》八卷《别録》四卷”條(22)《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3頁。，著録爲“浙江巡撫採進本”，《採進書目》當據之删去《進呈書目》之“别録”和“二卷”並增加括注，然此舉非是。浙江巡撫第三次採進本爲二卷《别録》單行本，此即《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甲集》著録之“《圖文餘辨》二卷，刊本”(23)《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第11頁。，《浙江採集遺書總録·閏集》之《易學四同别録》四卷解題云“分《圖文餘辨》《蓍法别傳》二種，各分内外篇。……按前經部已列《圖文餘辨》二卷，此爲全本云”(24)《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第758頁。，正可證也。可見，此書總名“易學四同别録”，前二卷實爲《圖文餘辨》，《底簿》和《進呈書目》著録卷數爲確，所載書名爲總名。

四庫館共收到季本此書四種：除《浙江省第三次書目》之《易學四同别録》二卷單行本外，還有《兩江第一次書目》之“《易學四同》，明季本輯，十本”和《浙江省第十一次呈送書目》之“《易學四同》，八卷，明季本著，六本”“《易學四同别録》，四卷，明季本著，四本”。八卷本《易學四同》亦見載於《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甲集》。《總目》卷七收録“《易學四同》八卷《别録》四卷”，著録爲“浙江巡撫採進本”，當爲館臣將《易學四同》八卷與《易學四同别録》四卷兩本合二爲一的結果，均與《浙江省第三次書目》著録之《易學四同别録》二卷單行本無涉。《採進書目》於《浙江省第三次書目》改動書名且增加括注“八卷，《别録》四卷”，明顯没有認識到四庫所收此書的複雜性，亦未看出《總目》所標書名及卷數爲館臣復合的結果，其改動書名且增加括注非是。

七、 唐樞《易修墨守》

《採進書目》之《浙江省第四次汪啓淑家呈送書目》：“《易修墨守》，一卷，明唐樞著，三本。”(P96右)

按：《易修墨守》有明刻本存，僅十四條，十五葉，作“三本”可能性不大。《底簿》和《進呈書目》之《浙江省第四次汪啓淑家呈送書目》亦著録《易修墨守》一卷三本，但書名下注“明唐樞著。《周易元包經傳》《元包數總義》”，再核此二目之前《周易元包經傳》五卷一本之書名下注“後周衛元嵩述。《元包總義》《易修墨守》”，《元包數總義》二卷一本之書名下注“宋張行成著。《周易元包經傳》《易修墨守》”，則《周易元包經傳》《元包數總義》《易修墨守》三書各自一本，進入四庫館時被作爲了一個單元或叢書，兩種進呈書目都是將三者合併著録，兩種進呈書目《易修墨守》書名下著録的“三本”爲三書總册數，實際三書各自一本。《採進書目》删去《進呈書目》原注“《周易元包經傳》《元包數總義》”後徑書“三本”，非是，此處實應括注爲“原三木，實一本”。

八、 吕懷《周易卦變圖傳》

《採進書目》之《安徽省呈送書目》：“《周易卦變圖傳》，〔二卷，清吕懷著〕，四本。”(P142右)

按：《底簿》《進呈書目》之《安徽省呈送書目》著録此書均無卷數和作者，《採進書目》據《總目》卷七易類存目增補，然《總目》言“明吕懷撰”(25)《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4頁。。吕懷爲明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事迹附見《明史·洪垣傳》。《採進書目》當誤“明”爲“清”。

九、 龍子昂《看易凡例圖説》

《採進書目》之《江西巡撫海第三次呈送書目》：“《看易凡例圖説》，〔一卷，明龍子昂撰〕，一本。”(P162左)

按：《底簿》《進呈書目》之《江西巡撫海第三次呈送書目》著録爲“《看易凡例》，一本”，《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收有《看易凡例圖説》一卷，著録“江西巡撫採進本”，提要言“明龍子昂撰”，《採進書目》據《總目》增補了卷數和作者，並改書名爲“《看易凡例圖説》”。《採進書目》改動書名，應注明。

此書未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亦未見有館藏著録。《總目》此書提要言：“是編不標書名，前列讀易凡例，共三十二條；後列圖説，則解《河圖》《洛書》及朱子《本義》九圖象數之理。”(26)④ 《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5頁。可知，此書原本不標書名；江西巡撫採進時因書前列《看易凡例》而擬名“看易凡例”，無“圖説”二字；館臣因發現此書“《讀易凡例》共三十二條；後列《圖説》”，遂改擬書名爲“看易凡例圖説”。書名即爲館臣擬定，則《採進書目》括注中當補“原作看易凡例”。

十、 王樵《周易私録》

《採進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周易私議》，〔不分卷，明王樵著。按私議原作私録〕，三本。”(P25右)

按：《底簿》和《進呈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均著録《周易私録》三本，《江蘇採輯遺書目録》亦著録《周易私録》，言“不分卷次”，注“刊本”(27)《〈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93頁。，即《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著録本。《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收有《周易私録》，著録爲“江蘇巡撫採進本”④，亦即此本，均無“周易私議”之名。《周易私録》今已難覓，然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一、朱彝尊《經義考》卷五十五、萬斯同《明史·藝文志》均著録有《周易私録》，而無《周易私議》，又王樵《方麓集》卷二有《周易私録序》(28)(明)王樵：《方麓集》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5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1頁。，均證明是書不作“《周易私議》”。《採進書目》所題書名及括注按語非是。

十一、 姜寶《周易傳義補疑》

《採進書目》之《編修勵第一至第六次交出書目》：“《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明姜寶著〕，十一本。”(P175左)

按：《底簿》和《進呈書目》之《編修勵第一至六次交出書目》著録“《周易傳義補遺》，十一本”，無作者和卷數。《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收有《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29)《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5頁。，著録爲“編修勵守謙家藏本”，《採進書目》據《總目》括注卷數、作者，並改書名爲“周易傳義補疑”。其改書名應注明。

四庫館至少收到此書三種，除編修勵守謙進呈本外，《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還著録兩部：《江蘇省第一次書目》之“《周易傳義補疑》，四本”，《浙江省第六次呈送書目》之“《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明姜寶著，六本”。《江蘇採輯遺書目録》和《浙江採集遺書總録》均著録姜寶《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刊本(30)《〈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92頁；《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14頁。，即《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和《浙江省第六次呈送書目》著録本。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書之明萬曆十四年新安郡齋刻本，十二卷，六册，書名作“周易傳義補疑”。雖然《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收録《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著録爲“編修勵守謙家藏本”，但其著録本似來自江蘇巡撫或浙江巡撫進呈本，《總目》標注或有誤。《周易傳義補遺》一名見載於朱睦《授經圖》卷四，作者亦爲姜寶，《編修勵第一至第六次交出書目》或即此本。《採進書目》據《總目》改勵守謙進呈本書名《周易傳義補遺》爲《周易傳義補疑》，或非是。

十二、 《周易傳義》

《採進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明姜寶著〕，八本。”(P18右)

按：《底簿》《進呈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均著録書名“周易傳義”，本數同。《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有“《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條，《採進書目》據之增加括注。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承之認爲四庫館收到四部姜寶《周易傳義補疑》。(31)《四庫提要補正》，第50頁。

《江蘇省第一次書目》之《周易傳義》又見於《江蘇採輯遺書目録》。《江蘇採輯遺書目録》云：“此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也，共二十四卷。”(32)《〈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89—90頁。則此書爲程頤《伊川易傳》與朱熹《易本義》的合編本，所以置於《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和《江蘇採輯遺書目録》之宋人易作中(進呈書目中羅列書籍往往按朝代集中排列)，而非明人姜寶《周易傳義補疑》，亦非十二卷。《採進書目》所收《江蘇采輯遺書目録簡目》著録書名無誤，且小字注“宋河南程頤 新安朱熹著”(P205左)亦甚確。由於《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和《江蘇採輯遺書目録》同時載録《周易傳義》和《周易傳義補疑》兩書，吴氏未能察覺二書之異，其所增括注實混淆了二書，崔氏承之亦誤。今考可括注“二十四卷，程頤、朱熹著”。

十三、 胡庭、胡同《易疑》

《採進書目》之《陝西省呈送書目》：“《易疑》，〔案明陳言、方時化均有此書，詳見存目〕。”(P157右)

按：《底簿》《進呈書目》之《陝西省呈送書目》均著録此書，未言卷數、作者、册數。《總目》卷七和卷八易類存目各收一部“《易疑》”(33)《四庫全書總目》上册卷七第56頁有陳言《易疑》三卷；《四庫全書總目》上册卷八第61頁有方時化《易疑》四卷。，《採進書目》據《總目》增加括注，實非是。

《總目》於兩部《易疑》書名下均著録爲“江蘇周厚堉家藏本”，來源與陝西省進呈本不合。實際上，《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之《浙江省第六次呈送書目》均著録有“《易疑》，國朝胡庭、胡同著，三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甲集》亦有著録(34)《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第36頁。，注“刊本”，此當即周厚堉家藏本，《採進書目》P157右欄括注遺漏。陳言海鹽人，明嘉靖十六年舉人；方時化，歙縣人，明萬曆二十一年舉人，官至叙州府同知，均與陝西省地理較遠。而胡庭、胡同，爲清代山西汾陽人，汾陽毗鄰陝西，尤其是《易疑》在《陝西省呈送書目》清人著作序列中，則此《易疑》當爲胡庭、胡同之作，《採進書目》括注作者有誤。

十四、 劉元卿《大象觀》

《採進書目》之《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書目》：“《大象觀》，二卷，劉元卿著，一本。”(P84右)

按：《底簿》《進呈書目》之《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書目》書名作“《大像觀》”，《總目》卷七易類存目作“《大象觀》”(35)《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7頁。，著録“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採進書目》書名據《總目》改，應注明。劉氏此書詮釋《易·象》，《澹生堂藏書目》《千頃堂書目》均著録爲“大象觀”，吴焯《繡谷亭熏習録》作“大象觀”(36)左茹慧、邱居里點校：《吴焯〈繡谷亭薰習録·經部易類〉》，張濤主編《周易文化研究》第六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52頁。，此即吴玉墀進呈本，又今臺灣“故宫博物院”藏四庫館鄭大節進呈本，書名亦作“大象觀”，則《底簿》《進呈書目》之“像”當“象”之訛，《採進書目》所改是。

十五、 唐鶴徵《周易象義》

《採進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周易象義》，〔十卷，明章潢著〕，四本。”(P25右)。

按：《底簿》和《進呈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著録同《採進書目》，無卷數、作者。《總目》卷八易類存目有章潢《周易象義》十卷(37)《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62頁。，書名下注“江蘇巡撫採進本”，《採進書目》據之增加括注。《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有唐鶴徵《周易象義》四卷(38)⑤ 《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7頁。，書名下注“河南巡撫採進本”。《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之《河南省呈送書目》亦著録“《周易象義》。明唐鶴徵著。四本”，與《總目》卷七合，似乎《採進書目》之《江蘇省第一次書目》此處不注唐鶴徵亦有道理。但是，《江蘇採輯遺書目録》著録有《周易象義》(39)《〈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94頁。，署“明太常寺卿毗陵唐鶴徵著”，言“此書合爻象以觀理，因彖文以辨爻，兼取互卦、倒體之説，共四卷”，注“刊本”，此即《江蘇省第一次書目》之《周易象義》，是四庫館收到唐鶴徵《周易象義》至少有江蘇、河南兩省進呈的兩部。可見，《底簿》和《進呈書目》此處著録當爲唐鶴徵所著本，四卷。《採進書目》徑據《總目》卷八增加括注“十卷，明章潢著”，爲不明四庫館收有兩部唐鶴徵《周易象義》且混淆唐氏書與章潢《周易象義》，非是。

需要指出的是，《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之《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收有《周易象義》，注“未分卷，明章潢。四本”，徐乾學《傳是樓書目》著録章潢《周易象義》十卷五本，此或即《總目》卷八著録者，《總目》言“江蘇巡撫採進本”可能因二書同名且均係江蘇巡撫進呈而誤，《採進書目》承之失察。

十六、 吴撝謙《易象會旨》

《採進書目》之《浙江省第七次進呈書目》：“《易象會旨》，一卷，明吴文臺著〔案原題延伯生述，不著名氏，文臺乃其字〕，一本。”(P125右)

按：《底簿》《進呈書目》之《浙江省第七次進呈書目》均著録此書“二卷”，與《採進書目》所載卷數不合。又《浙江採集遺書總録》著録《易象會旨》二卷(40)《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第28頁。，注“刊本”，言“右明陝西布政司理問臨川吴撝謙撰”，此即《浙江省第七次呈送書目》著録本。《總目》卷七易類存目收録是書“一卷”⑤，著録“浙江巡撫採進本”，卷數或有誤，《採進書目》據之作“一卷”似未是，但至少應注明。又此書作者，《總目》已疑爲吴撝謙，只是未定，《採進書目》應括注。今杜澤遜、王勇已考定此書作者確爲吴撝謙。(41)杜澤遜撰：《四庫存目標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頁；王勇著：《四庫提要叢訂》，濟南：齊魯書社，2018年，第11—12頁。據《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四和《六藝之一録》卷三百七十之小傳可知吴撝謙字汝亨，號文臺，進呈文獻之“吴文臺”即吴撝謙，《採進書目》括注“文臺乃其字”當作“文臺乃其號”。

十七、 焦竑《易筌》

《採進書目》之《江蘇採輯遺書目録簡目》：“《易筌》六卷《附論》一卷，明修撰上元焦竑著(刊本)。”(P205右)

按：《江蘇採輯遺書目録》書名作“《易筌》”，署“明修撰上元焦竑著”(42)《〈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四册，第93頁。，其提要言“共六卷”“刊本”，並未提及“《附録》一卷”。《總目》卷八易類存目有“《易筌》六卷《附論》一卷”條(43)《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57頁。，注“江蘇巡撫採進本”，《採進書目》書名源於此，應注明。《底簿》《進呈書目》和《採進書目》著録此書兩部：一爲《江蘇省第一次書目》之《易筌》六本，二爲《浙江省第四次汪啓淑家呈送書目》之《易筌》六卷四本。前者即《江蘇採輯遺書目録》著録本，後者又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録》。(44)《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第18頁。《經義考》著録此書亦“六卷”(45)(清)朱彝尊《經義考》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29頁。。此書今存明萬曆刻本《易筌》六卷《附論》一卷，正同《總目》所題。覈此刻本前五卷皆60葉左右，卷六42葉，《附論》16葉。疑進呈文獻著録時未細察，合《附論》於卷六，故只著録爲“六卷”。《總目》據實分開著録。

綜上補正，可見《採進書目》著録書的訛誤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 往往徑據《總目》改採進本書名或卷數，不加括注。這方面訛誤較多較常見，如本文所論《採進書目》對胡煦《周易函書約存》、龍子昂《周易凡例圖説》和吴撝謙《易象會旨》等的著録。

二、 往往對一書的多種進呈本甚至是同名異書缺乏鑒别，誤加混同。實際上，採進本並不等同四庫底本或《總目》著録本。雖然《四庫》收録和《總目》存目只著録書的一種版本，但往往四庫館收到這種書有多個採進本，這些採進本大多在版本、卷數甚至内容上並不相同，從衆多採進本中選擇一種作爲四庫底本是館臣的一項重要工作，《總目》卷首《凡例》曾對著録本作了“諸書刊寫之本不一，謹擇其善本録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録之”的説明(46)《四庫全書總目》上册卷首，第17頁。，從採進本到四庫底本或《總目》著録本有一段距離，經過了館臣的鑒别、選擇，具體情况是需要加以考察、論證的。《採進書目》混同進呈本與四庫底本、《總目》著録本，進而作統一化的改動或括注，造成了不少書名、卷數和版本的混亂。如誤將浙江巡撫進呈本之《易學四同别録》二卷單行本混同《總目》著録之《易學四同》八卷《附録》四卷二書，又如誤將《總目》著録《周易傳義補疑》混同勵守謙進呈本《周易傳義補遺》。同名異書的混同更不應該，如《採進書目》誤將陳言、方時化《易疑》與胡庭、胡同《易疑》混同，又如誤將章潢《周易象義》混同唐鶴徵《周易象義》。

三、 不明進呈文獻合書册數，徑直標注原進呈文獻的總册數往往與實際書册數不符。如《採進書目》對唐樞《易修墨守》的著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