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宋人四六小集合刻小考*

吴 娟

關鍵詞：宋人四六；四六文；宋本；書坊；選本

駢文多以四字、六字對偶，又稱“四六文”。四六文在宋代風靡一時，《四庫全書總目》云：“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吊，無一事不用啓，無一人不用啓，啓必以四六。”(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96頁。受這種風氣的影響，宋代書坊曾合刻四六名家小集，學界習稱爲“宋人四六”。宋人四六今存《三家四六》《四家四六》兩種，此外還有抄宋本《五家四六》存世。

王重民、李致忠、祝尚書、施懿超等學者對宋人四六已有考述，認爲諸家四六是南宋末甚至元初福建書坊所刻，隨選隨刻，並無定數。諸位先生的考證詳實可信，但大多將宋人四六作爲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對宋人四六文本價值的討論有待深入，且未理清諸家四六間的差異及刊刻過程。筆者詳考現存宋刻本、清人抄宋本宋人四六，發現宋人四六所載四六文多有不見於全集者，且其刊刻可分兩個批次。相關結論可爲我們認識宋刻宋人四六的獨特價值、宋代書坊合刻小型文集的特點提供重要參考。下文從宋人四六的基本情况及前人研究談起，梳理宋代書坊合刻宋人四六的相關問題。

一、 現存宋人四六及前人研究述略

現存宋人四六小集有《三家四六》《四家四六》《五家四六》，前兩者是宋代原刻，後者則是清人自宋本抄録。《三家四六》原藏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今存臺北“故宫博物院”，《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據以影印，内含趙汝談《南塘先生四六》一卷、王子俊《格齋先生三松集》一卷、李劉《梅亭先生四六》一卷。

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宋太宗八世孫。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歷江西提舉常平、禮部侍郎、給事中、權刑部尚書等職。《宋史》卷四一三有傳。

王子俊，字材臣，一作才臣，號格齋，吉水(今屬江西)人。嘗從楊萬里、周必大游。安丙帥蜀，嘗辟爲制置使屬官。事見(萬曆)《吉安府志》卷二五。

李劉，字公甫，號梅亭，崇仁(今屬江西)人。寧宗嘉定元年(1208)進士，官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嘗從真德秀游。事見《宋史翼》卷二九、(弘治)《撫州府志》卷二二。

《三家四六》皆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雙黑魚尾，四周雙邊或左右雙邊。内鈐“虞山毛氏汲古閣收藏”“虞山毛扆奏叔家圖書”“毛奏叔氏”等印，乃汲古閣舊藏。

《四家四六》，國家圖書館藏。六册，四卷。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雙黑魚尾，左右雙邊。内含《壺山先生四六》一卷、《巽齋先生四六》一卷、《臞軒先生四六》一卷、《後村先生四六》一卷，其中《巽齋》《臞軒》《後村》有殘缺。内鈐“汲古主人”“古虞毛氏奏叔圖書記”“應陛審定宋本”“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夫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傅增湘著録《四家四六》云“《四家四六》不分卷，不著撰輯人名氏。宋刊本。十行十九字。四家爲壺山、臞軒、後村、巽齋。共六册。鈐毛晋印記。松江韓氏藏書”(2)(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536頁。，可知《四家四六》係毛氏汲古閣、韓應陛舊藏。

四家中“臞軒”指王邁，“後村”指“劉克莊”，但“壺山”“巽齋”二家尚需略加考辨。

《四庫全書總目》排查出南宋文士號“壺山”者有宋自遜、徐師仁、黄士毅、方大琮四人，而“四人之中，師仁事迹已無考。自遜爲江湖游客，未嘗仕宦。士毅則借承師蔭，列名道學，亦非顯官。惟大琮曾任閩漕，而此集第一首即《除福建漕謝喬平章啓》。其中所云‘竟坐非宜言之誅，當伏不可赦之罪’者，亦與大琮疏論濟王被斥事迹相符，似當爲大琮所作”(3)《四庫全書總目》，第1397頁。。楊世文指出宋人所編《翰苑新書續集》中收方大琮《除福建漕謝喬平章行簡》等四六文多篇，其作者“或署‘方壺山’，或題‘方鐵庵’‘鐵庵’，即方大琮”，“《壺山先生四六》作者爲方大琮無疑”(4)楊世文：《宋刻本〈四家四六〉考》，《宋代文化研究》(第7輯)，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30—31頁。。《四庫全書總目》、楊文所論甚是。《中國叢書綜録》將《壺山先生四六》作者著録爲汪莘，尚可商榷。

《中國叢書綜録》《北京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録“巽齋”爲歐陽守道，《四庫全書存目》則著録爲危昭德。楊世文認爲“巽齋”指危稹，其論點有四：第一，歐陽守道《巽齋文集》中有四六文數卷，但無一篇與《巽齋四六》相同；第二，從《巽齋先生四六》的内容看，其文係作者官福建、浙江時與同僚之書啓，但歐陽守道未曾在福建、浙江爲官，而危稹履歷則相符；第三，《賀浙西漕》一文説明作者二十五歲舉進士，但歐陽守道登第時已三十三歲，而危稹恰爲二十五歲舉進士；第四，《通王總領》文提及韓侂胄事，在開禧年間，此時歐陽守道應已辭世，危稹則可見。(5)《宋刻本〈四家四六〉考》，第31—33頁。楊世文所考可信。

宋本《三家四六》《四家四六》在清代又有傳抄本，今可考者有國家圖書館藏《五家四六》。《五家四六》包括王子俊《格齋先生四六》、趙汝談《南塘先生四六》、方大琮《壺山先生四六》、王邁《臞軒先生四六》、危稹《巽齋先生四六》各一卷。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各本卷首皆鈐“完顔希賢晴雪堂暴書印”印，係完顔希賢舊藏。清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一著録有“宋人三家四六舊鈔本”，云“此《宋人四六》三册，亦汪秀峰家藏書也，號根曰‘宋人三家四六’，細數之，有格齋、臞軒、壺山、巽齋、南塘五家，實不止三家”(6)(清)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802頁。，可知完顔希賢之前，汪秀峰曾藏此本。

《五家四六》中《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壺山先生四六》文字排布、殘缺情况與現存宋本全同，可知是據現存宋本抄録。宋本《南塘先生四六》原有兩册，清抄本僅抄得下册，下册文字排布亦與宋本全同，可知亦是現存宋本的傳抄本。而《格齋先生四六》前有朱彝尊跋，與今存之宋本《格齋先生三松集》題名不同，其關係較爲複雜，涉及宋人四六不同的編刻批次，下文另有專論。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套清抄本《五家四六》，所收子集與國圖藏清抄本同，整體抄録品質不如國圖藏《五家四六》，有郁松年跋，或是據國圖本抄録。

前人對宋人四六多有討論，其中以王重民、施懿超、祝尚書、李致忠所論較有代表性。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格齋先生三松集一卷》論《三家四六》云：

卷内不避宋諱，且與《南塘》《梅亭》同一版式，其爲宋元間同時同地所刻無疑。當時凡刻若干家，今不可考，兹由此三家推之，均是節選之本，則無疑也。……余頗疑其選刻于元初，然無確據，故仍題爲宋本云。(7)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2頁。

施懿超《宋四六論稿》轉引李清志《修訂本館善本書目概説——集部》討論《三家四六》云：

三帙版式、行格、字體、雕法，以及紙質(絲紋間距亦皆爲三點五公分)、墨色皆同，當爲同時刻印者……三帙當系南宋末期建安書坊(或私家)匯刻“四六文”之範文集。三帙字畫皆極清晰，爲初印本。(8)施懿超：《宋四六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5頁。

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録》論宋諸家四六云：

蓋宋季所刊以“四六”爲名之叢編本，共刊多少種已不可詳，後人以其所得或三家、或四家原本，或鈔出五家聚爲一帙，初無定數也。(9)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録》(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441頁。

李致忠亦論及各家四六：

蓋彼時四六之文既已成風，書坊得風氣之先，隨選隨刻，初無定數，但版式相同，以期最後成帙。後世散出，誰得幾家就題幾家。故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家四六》與台館所藏《三家四六》，當屬南宋後期閩建書坊所刊相同版本。(10)李致忠：《昌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7頁。

學界對宋人四六已有的認識，可以歸結爲以下兩點：

1. 諸家四六版式、行格、字體、雕法、紙質、墨色相同，且不避宋諱，當是南宋末福建書坊同時所刻。

2. 諸家四六並無定數，隨選隨刻，遠不止現存七家。宋刻原書及歷代著録皆無《三家四六》《四家四六》之名，今所謂幾家四六只是由藏書家、收藏機構根據所藏四六家數冠名，“誰得幾家就題幾家”。

二、 宋人四六的刊刻批次

前人對宋人四六的研究總體可信，但認爲宋人四六是同時所刻，尚可商榷。判斷諸家四六是否爲同時編刻，除了觀察各四六小集的版式、行格、字體等外在特徵，還應關注各集内部的編纂形式。今細考諸家四六，發現其編纂形式確有很多共同點，如均是卷首題集名，正文以類編組，每類首行空一格題類名，次行空三格題篇名。若非卷首之類，類名下則再題作者之號。

但《三家四六》《四家四六》各集並非完全一致，它們之間有細微差别。《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是四周雙邊，《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是左右雙邊；《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集名次行題作者籍貫、姓名，而《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不題作者籍貫、姓名，《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三家則因卷首殘缺，不知原本是否有作者籍貫、姓名；《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筆劃較粗，《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筆劃較細。

圖1 兩種類型的宋人四六集對比圖

從這些“大同小異”中，我們只能得出一個合理推論，即《三家四六》《四家四六》中七個子集大體風格一致，均出自宋末福建書坊，但《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與其餘五部四六小集略有差異，當係不同時期編刻。

七家宋人四六中，唯《格齋先生三松集》不題“四六”，而題“三松集”，從名稱上看與其餘六家格格不入。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五家四六》中格齋四六則不題“三松集”，而題《格齋先生四六》，該本卷前有朱彝尊跋云：

廬陵王子俊……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

清抄本《格齋先生四六》首葉首行題“格齋先生四六”“廬陵王子俊才臣”，而宋本《三家四六》中王子俊四六集首葉首行題“格齋先生三松集”，不題作者籍貫、姓名。除此之外，清抄本與宋本皆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文字排布亦完全相同，可以確定國圖藏清抄本是抄自宋本。清抄本與宋本首行差異較大的原因有兩種可能，一是朱彝尊在抄寫時故意作了改動，一是朱彝尊據以抄録的底本即是如此。第一種可能很容易排除，朱彝尊跋中説《三松集》世罕流傳，他很想獲得，但他只抄得宋本《格齋四六》。也就是説朱彝尊想要的並非《格齋四六》，而是《三松集》。若朱彝尊所據底本即是《三松集》，他斷無改作《格齋四六》之理。因此，朱彝尊抄宋本首行所題“格齋先生四六”係所據宋本原有，與現存宋本《三家四六》“格齋先生三松集”不同。

朱彝尊本之底本《格齋先生四六》與今存宋本《格齋先生三松集》除首行外行格、文字排布完全一致，關係密切。那麽首行題名之不同、作者籍貫姓名之有無當如何解釋？二本之間到底是什麽關係？筆者認爲從集名上看《格齋先生四六》與其餘宋本四六小集無疑是配套的，而《格齋先生三松集》則與其餘四六小集不配套。《格齋先生三松集》集名似當更爲原始，《格齋先生四六》則應是福建書坊將《三松集》收入宋人四六後所改。考慮到二本除首行外幾無明顯差異，因此二本之間的關係亦存在兩種可能。第一，福建書坊早期曾刊刻《格齋先生三松集》，在編刻宋人四六之時將《三松集》翻刻收入，翻刻時爲與其餘四六小集配套修改了首行格式；第二，福建書坊將《三松集》收入宋人四六時並未翻刻，而是直接剜改《三松集》書板首行，以與其餘四六小集配套。由於宋本《格齋先生四六》僅有朱彝尊抄宋本，我們已無從考知二本之間是翻刻關係還是同版挖改關係。但無論是哪種可能，我們均可基本確定《格齋先生三松集》在《格齋先生四六》之前。據此可以推知福建書坊最初只是以同一版式零散刊刻四六小集，並未有刊刻四六合集的明確意識，因此集名或作“某某集”，或作“某某四六”，這些四六小集可以視作一個“初始批次”，《格齋先生三松集》即屬於這一批。在初始批次逐漸刊行流布之後，可能由於反響較好，書坊萌生了合刻一大套四六小集的想法，這些小集均統一以“某某四六”命名。

上文已經提及《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首葉首行均不題作者籍貫、姓名，則《壺山先生四六》亦當與《格齋先生三松集》同屬“初始批次”。又《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首葉雖殘缺，但《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左右雙邊且筆劃較細，《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四周雙邊且筆劃較粗，可知《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當與《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同屬“初始批次”，其首葉首行很有可能與《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一樣不題作者籍貫、姓名，而《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與朱彝尊本所據宋本《格齋先生四六》則當是初始批次之後的另一批次。至於《壺山先生四六》與《格齋先生三松集》同批却無作者籍貫、姓名，當是其集名尚與其餘各集相合，故未加剜改。

綜上，現存宋刊《三家四六》《四家四六》總體風格一致，均屬南宋末福建書坊編刻，但存在時間不同的兩個批次，《格齋先生三松集》《壺山先生四六》《巽齋先生四六》《臞軒先生四六》《後村先生四六》是第一批，《梅亭先生四六》《南塘先生四六》是第二批。第一批的標志性特徵是左右雙邊、字體筆劃較細、卷首不題作者籍貫姓名，第二批的標志性特徵則是四周雙邊、字體筆劃較粗、卷首題作者籍貫姓名。《格齋先生三松集》在第二批編刊時經過翻刻或剜改，集名改爲《格齋先生四六》，並加題作者籍貫、姓名，以使各集形式相符。兩批四六小集可視作宋末福建書坊“宋人四六”大型合刻中的兩個批次，類似今人所謂之“初編”“續編”。兩批四六小集的編刻一先一後，並非同時刊刻。

三、 宋人四六的獨特價值

宋末所刻諸家四六小集皆爲一卷，明顯是選本而非全本，體量不大，但具有獨特價值。如李劉四六文在宋代最負盛名，存世宋本李劉四六文集除宋人四六所收《梅亭先生四六》一卷外，尚有《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梅亭先生四六標準》乃宋福建書坊所刻全本，共四十卷，刊刻時間早于《梅亭先生四六》。經筆者考察，《梅亭先生四六標準》收李劉四六1096篇，《梅亭先生四六》收李劉四六69篇，這69篇皆不見於《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可見《梅亭先生四六》並非從全本中删選得來，而是另有來源。《梅亭先生四六》獨有的69篇李劉四六文，《全宋文》僅收入34篇，失收35篇。而收入的34篇的來源也不是宋本《梅亭先生四六》，而是據宋《翰苑新書後集》輯補。《翰苑新書後集》並無宋本存世，其編纂品質亦不佳，竟誤將周必大《賀元會表》收入李劉名下，《全宋文》亦沿其誤。由此可見《全宋文》在編修李劉文時並未參用宋本《梅亭先生四六》，而《全宋文》忽視《梅亭先生四六》所帶來的誤收、失收問題，更説明《梅亭先生四六》具有獨特文本價值。(11)關於《梅亭先生四六標準》《梅亭先生四六》的具體情况，詳參筆者《李劉〈四六標準〉〈梅亭先生四六〉編刻流傳考》，《版本目録學研究》(第十二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第140—158頁。

又如《四家四六》所收《壺山先生四六》，《四庫全書總目》已明確指出其文本價值：

第今所傳大琮《鐵庵集》，爲其族孫良永等所編，取入四六啓劄六十四首，多不與此相同。而此本所收八十餘首，其數轉浮於本集。良永等既加搜輯，不應疏脱如是，其偶未見此本耶。(12)《四庫全書總目》，第1397頁。

《壺山先生四六》所收四六文多有不見於方大琮别集《鐵庵集》者，這一情况與《梅亭先生四六》一致。可見宋末福建書坊編刻的這套宋人四六小集，並非自全集中節選，而是一個獨立于全本系統的選本系統，有其獨特的編選來源，具有重要價值。而福建書坊編刻的宋人四六小集均爲一卷，所收四六文數量較少。書坊以牟利爲第一要務，故其編選的少量四六文必是時人稱頌推崇的篇章。借助宋人四六小集，我們可以窺見宋末四六文之風尚，而這一點是全集難以體現的。

此外，宋人四六與江湖詩集合刻有很多共同點。宋人四六、江湖詩集都是南宋後期書坊編刻的固定文體小集合刻，都是分批次編刊的大型合刻集(江湖詩集合刻按刊刻時間先後有《江湖前賢小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四批)，它們編刻的這些小集大部分都是重新編選，並非簡單來自某一選集或總集，編選性質較强。宋人四六和江湖詩集共同的編纂旨趣是小而精，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其運作模式也都是隨刻隨售。將二者合而觀之，有利於更好地認識南宋後期書坊合刻文體類小集的特質。篇幅所限，江湖詩集合刻的問題留待另文討論。

受限於存世小集數量及相關史料的缺乏，本文對宋人四六小集編刻過程及其價值的討論多有未盡之處，權當抛磚引玉，以待來哲。

[附記]本文在撰寫時得到業師王嵐教授指導，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