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工矿棚户区改造研究＊

曹丽，王清，姚佳琪

（山西大同大学商学院，山西大同 037010）

0 引言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作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的城镇化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从传统的重视土地的城镇化转为重视人的城镇化，从重视数量的城镇化过渡到重视质量的城镇化［1］。棚户区改造工程作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惠民工程，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累计改造棚户区约2 100 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1 470万户，林业棚户区159 万户，垦区棚户区184 万户，国有工矿棚户区281 万户［2］。在各类棚户区改造中，国有工矿棚户区是“最难啃的骨头”［3］。本文以山西省最大的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大同市恒安新区的居民生活情况为例，结合“双因素”理论，对大型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质量进行研究。

1 大同市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大同市被誉为中国“煤都”，长期以来一直有力地支援着全国的经济建设。大同矿区位于大同市西南部，境内已探明的地下矿藏主要有煤炭、石灰岩、高岭岩等，其中煤炭储量为386.43 亿t，开发同煤集团生产矿矿区面积为1 827 km2，可采量为34.51 亿t，年产量为3 950 万t［4］。辖区总人口为50.8 万，虽然工矿棚户区的居民大多为城镇户口，但是在传统的城镇化过程中，当地居民未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在大同市工矿棚户区改造以前，矿区居民居住条件恶劣，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 m2，居住区域由于缺少规划导致环境混乱，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

2006年1月，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多家单位出台《大同市煤炭系统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在政府的领导下2006年4月17日启动，于2013年7月全部竣工。大同市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历时8年，分3 期建成山西省最大的工矿棚户区改造安置区——恒安新区。工程总投资额为160.51亿元，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出资，其中，大同市政府出资10%，山西省政府出资20%，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30%，居民个人出资40%。据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区指挥部提供的数据，该项工程新征土地773.2 hm2（11 598 亩），总建设规模用地998 万m2，总建设房屋栋数为1 952 栋，总共安置同煤职工及家属81 806户。所建新区配套建设4所中学、9 所小学、14 所幼儿园、1 家医院、2 个活动中心、3个派出所，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从2006年底，第1 批工矿棚户区居民入住新区，截至目前，恒安新区居民入住率已达70%以上。经过几年的运营，该区域居民在生产生活方面都已步入正轨，成为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又一典型区域。

棚户区改造工程是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改善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也非矿区居民主动城镇化的实践，而是矿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城镇化的一次被动消化。可以说，棚户区改造工程是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发展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与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模式有差距，是传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捷径和特例，由于棚户区改造工程发展体系不完善、规划期间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导致棚户区改造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去城市化的不合理现象。从煤矿沉陷区、棚户区到如今的恒安新区建设工程，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始终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恒安新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移植吸收了大量的城市化理念，结合已有的城市发展常态，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是介于传统聚落与摩登都市之间的城镇化道路，居民在这种状态下对其生活方式有独特的解读方式。为考察恒安新区的城镇化模式，厘清区域发展脉络，对安置居民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生产生活方面的满意度进行研究。

2 恒安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分析

2.1 问卷基本情况

对于影响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本研究从23 个方面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恒安新区内共有24 个小区，从每个小区随机选取10 户区民，调研共发放问卷240 份，收回问卷216 份，其中由于填写不完整或答案相同造成的无效问卷共14 份，有效问卷共202 份，有效回收率约为84.2%。量表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将测量指标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分别赋值1～5分。

2.2 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又称可靠性分析，是度量综合评价体系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通常采用克朗巴赫Alpha 信度系数进行内部一致性评价。对总体量表进行信度检验，运用spss19.0 软件得到Cronbach’s Alpha 值为0.800（见表1）。一般情况下Cronbach’s Alpha 系数在0.65 以下为不可信，0.65～0.7为最小可接受值，0.7～0.8为较可信，0.8 以上为非常可信，据此可证明量表总体信度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

表1 信度检验表

2.3 效度检验

（1）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KMO 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656（见表2），达到显著水平（p=0＜0.001）。一般认为，当KMO值大于0.6 时，即可进行因子分析，而本次KMO的检验值为0.656，说明本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基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检验的p＜0.001 说明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非单位矩阵，能够提取最少的因子同时又能解释大部分的方差，即效度准确。

表2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2）公因子方差分析。23项公因子方差见表3。其中，垃圾处理与教学质量在方差提取时其值较低，但接近于0.6，所以予以保留。

表3 23项公因子方差

（3）总方差解释。共提取8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74.086%（见表4）。

表4 主成分解释的累计方差

（4）旋转成分矩阵载荷分析。旋转成分矩阵见表5。成分1在精神风貌、邻里关系、物业服务、卫生环境上的载荷很大，成分2在物业服务、文化娱乐活动、体育锻炼设施、社区服务、小区景观上的载荷很大，说明改造工作要重视这些因素。

表5 旋转成分矩阵

2.4 结果分析

在对新生活满意度方面，调查问卷显示，有13%的居民选择“很不满意”，有13%的居民选择“不满意”，47.8%的居民选择“一般”，对新区生活满意的居民有15.2%，只有10.9%的居民对新区生活感到很满意，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总体满意度柱状图

具体的影响因素中，满意度相对较高的因素为生活饮用水、商业服务设施、公共交通出行、供电供暖、邻里关系、垃圾处理等；满意度一般的因素有就医便利性、房屋质量、小区景观等；满意度较低的因素有精神风貌、卫生环境、就业机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区服务、医疗服务、教学质量、体育锻炼设施、文化娱乐活动、安全配套设施等；满意度最低的因素为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社区治安情况及公共卫生设施。本研究在对新区居民进行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最令居民不满意的因素是新区的治安状况，新区偷窃、抢劫等不良事件频发，由于当地治安管理水平普遍低下、居民文化层次不齐、区内人员冗杂，一些传销组织也将其窝点安置在新区，对新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缺少公共卫生设施及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也是新区居民不满意的因素。详细分析数据见表6。

表6 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

3 “双因素”理论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双因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赫茨伯格提出，他将影响组织内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主要与工作环境或外部环境有关，如公司的物质条件、薪金、工作环境等。赫茨伯格认为满足激励因素会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产生激励的作用。激励因素往往与工作本身的特点和内容有关，如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他人的认可、工作上的责任感等。赫茨伯格认为，保健因素得不到满足会引起员工的不满，从而降低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满足了保健因素，也不会直接起到激励的作用，这与保健品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的保健作用类似［5］。因此，如果想提高居民的满意度，不仅要消除居民的不满情绪，更要增加使居民满意的因素的投入。

除组织中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之外，“双因素”理论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管理问题之中。如品牌力研究［6］、企业产品竞争力研究［7］、旅游体验管理［8］、城市会展业影响因素研究［9］、手机支付用户满意度等［10］，因此该理论被认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11］。本文首次将“双因素”理论运用在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分析中，将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保健因素定义为与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或生活环境有关的因素，激励因素是与居民本身的内心感受、心理状态及对未来的期望有关的因素。据此，将影响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类（见表7）。

表7 影响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分类表

保健因素与新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因素是保证居民能够在新区正常生活的最基本的因素，保健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得不到满足，都会立刻引起居民不满。如房屋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会导致居民拒绝继续居住在新区。如果卫生环境不好，居民起初可能会向有关部门表达不满，但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产生破窗效应，加剧新区卫生环境的恶化，很快新区又会成为新的棚户区。满足保健因素可以预防和消除居民对新区域的不满情绪，使居民安于并享受目前的生活状态，不需刻意去改善或者破坏目前的状况。

激励因素的作用不会在新区居民入住的早期反映出来，而是在新区居民对保健因素的审查通过、乔迁新居的新鲜感退去之后才渐渐显现出来。激励因素的满足可以给新区居民带来高度的自我认同感、良好的归属感及对自身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安全感。和睦的邻里关系、良好的精神风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都会让新区居民产生身心愉悦的感觉；优美的小区景观可以使新区居民强化对新区的归属感；高品质的社区及物业服务可以增强新区居民的自信及主人翁意识；学校教学质量的优劣，决定新区居民是否可以放心地将子女交予新区的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机会影响居民对未来经济收入期望；完善的体育锻炼设施、健全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给新区居民对自身未来的健康与养老带来安全感。激励因素的改善，可以有效地提升新区居民对政府管理及居住环境的认同感，极大地激发新区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欲望，促使新区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好地接轨。

基于“双因素”理论，结合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居民对在新区生活的满意度总体不高，但是对保健因素的满意度高于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的平均满意度为3.11，在一般水平以上；而激励因素的平均满意度为2.71，低于一般水平。激励因素中满意度高于一般水平的只有邻里关系这一个因素，居民对小区景观的满意度刚达到一般水平，其他因素的满意度都处于一般水平之下。激励因素中，居民最不满意的是职业技能培训的缺失，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有90%的居民回应称从未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只有5%的居民选择“接受”，但次数很少，5%的居民认为无所谓（如图2所示）。

图2 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双因素”分析图

4 结论

“双因素”的满足除对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有影响之外，对居民是否希望更加融入城市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调查发现，对激励因素满意度较高的居民，其对更加融入城市生活的憧憬度也比较高；而对激励因素满意度较低的居民大多对进一步城镇化的兴趣较低。可见，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质量对于新区居民进一步被城镇化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棚户区改造工程应该尽力满足居民城镇化的保健因素，同时也应加大对激励因素的投入力度，为新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城市宜居环境。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原本起到激励作用的因素可能也会变为保健因素，并成为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和常态，这种变化正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动态演变，这种演变不断推进棚户区改造的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断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