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寻找“积极自由”——以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为例

张莹莹， 高立馨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1 简析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

埃里希·弗洛姆汲取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精华，剖析出了“逃避自由”理论。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及异化理论(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作)中，弗洛姆肯定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但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过分强调经济、政治因素忽略了人的心理因素；对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弗洛姆深受其影响并试图在其中找见如今依旧闪烁真理光芒的思想和需要修正的论断。

1.1 自由的悖论:个人的脱颖而出和自由的模棱两可

当人与自然界从同一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意识到人与自然有别、自我与他人有别时，人类这部奇妙而伟大的社会史就拉开了序幕。随着社会史的慢慢演进，人类对这种脱离的状态即获取自由的状态似乎感觉还很肤浅和模糊，他感觉自己仍然与他人一如既往的生活在自然界，尽管自己已经部分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自然界、不同于与他人的独立的主体，但他还是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除自己以外的周围一切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渐渐“个体化”以及人渐渐获得自由的辩证过程，就像胎儿没有被割断脐带与母体关联一体一样，原始社会与原始人关联在一起，中世纪的宗教同中世纪的人关联在一起，弗洛姆把它称为“原始关联”[1]，当母体需要分娩的时候，胎儿被隔断脐带从母体中脱离出来，就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主体，但这种脱离还不是真正的脱离，胎儿没有独立能力之前，还需要母亲喂养和照料。随着大脑神经和身体器官的发展，婴儿逐渐把母亲和他人看做与自己有别的个体，通过自己的实践，逐渐感触到存在另一个外部世界，再通过强化教育，更加分明“你”和“我”的区别，同时母亲也从喂养的角色逐渐转变成与孩子欲望相冲突的角色，时时压制孩子的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的欲望。

然而现代人这种自由的获得是以牺牲与自然的“脐带”断裂后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为代价的，即人们丧失了中世纪以前的固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地位。在可以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每个人都是依附在资本主义这家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齿轮的重要性取决于掌握资本的多寡。竞争无处不在，“潜在的竞争者也无处不有”[2]，他自由了，但新的自由又不可避免的掺杂着孤独、不安，因而这些物化、机器化的异化现象滋长出了人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个人在新的制度中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但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所拥有的安全感”[1]。

1.2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极权主义 、破坏性、 机械趋同

1.2.1 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一种被虐待狂和虐待狂共生的心理机制”[1]，二者基于同一基础产生，即摆脱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孱弱感的需求而产生，被虐待狂通过别人压抑自己来获得安全，虐待狂通过压抑别人来寻找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二者都丧失了自我独立与外在事物凑合在一起，虐待狂通过使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强大自己，通过压抑他人来体现自己的统治力，被虐待狂感觉在别人的使役下可以暂时的寻找到安全感和依赖感，从而就产生了一种共生关系。通常把施虐狂——受虐狂性格称为“极权主义性格”[2]，主要表现：“仰慕权威，愿意屈从权威，同时也渴望得到权威，使役别人”[1]。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逞，核心就在于把握了施虐者——受虐者这种共生关系”[1]。

1.2.2 破坏性 破坏性与施虐狂——受虐狂心理机制产生根源相同但表现方式不同，施虐狂——受虐狂心理机制旨在共生共存，破坏性旨在消灭外部世界，来消灭自己的渺小感和无力感，即使破坏了外部世界也不能彻底摆脱渺小感，但似乎得到了一种“理想的孤独”，在这种状态中 任何外在对象的权威都压抑不了自己，要彻底摆脱这一压抑，那就是消灭这一世界。弗洛姆认为，“在现时代，法西斯得以崛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下层中产阶级的破坏性，它根源于下层中产阶级的孤独感和压抑感无论比它地位高的还是低的阶级都要严重，所以他的破坏性最猛”[1]。

1.2.3 机械趋同 这种心理机制在现时代使用普遍，个人完全承袭社会模式形成人格，类似于动物为了增强生存能力，自然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相同的保护色，同样个人丧失自我，机器的生活模式，使得自己生活在虚假的不安全状态中，他害怕“保护色”的消失也就是权威的保护消失，因而不得不讨好别人，甘愿用自己的痛苦交换极权主义的快感，因此，他时刻准备屈从于新权威，从而确保自己处于时刻被保护的角色。弗洛姆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无意识的与他人趋同，又进一步增加了个人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1]。

1.3 寻找“积极自由”——自发性活动

弗洛姆认为，解答自由问题的答案就是寻找“积极自由”——自发性活动。首先区别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会使人成为一种孤独的存在物，使人自我削弱又不断遭受威胁。“自发性活动是使人克服孤独又不损害自我完整性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自我的自发性实现的过程中，人通过实践总是会把自己与外部世界不自觉的结合”[1]。爱和工作是这种自发性的两大着力点。这里所说的爱，不是自我消融于他人之中或者占有他人，而是在肯定自我的基础上，使自己与他人融为一体，即趋向合群又不丧失自我。工作不是被迫活动，这里不存在统治和剥削，而是一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情感的创造活动，同时积极的自由就意味着尊重和培养自我个性。

2 自由悖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心理冲突现象

当代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是一种“逃避自由”现象。目前，多项调查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中存在着手机依赖现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45.87%的学生出门忘带手机感到很不习惯”[5]。此外，山西大学王芳等人研究结果显示：“性格特点与手机依赖并不一定存在明确关系，而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手机依赖构成较显著预测，即孤独感强、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的大学生更易产生手机依赖的倾向”[8]。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持续完善，新技术的持续更新，深刻变革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的发展规划和布局，但是前途光明道阻且长，西方的社会思潮良莠涌进，现实社会的状态和经济体制冲击着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固着的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系列不和谐因素，如社会问题频出。此外，踏着紧凑而个性的节奏进入21世纪的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独立行动和思考的能力不断提升，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但由于缺少成熟的社会阅历，面对良莠不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竞争，众多的学业和毕业压力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交压力，往往使其力不从心，抗压性弱，拖延症烈，易忽视自己的社会责任，易受网络非法利益群体的蛊惑，易扭曲自身价值，破坏教育环境，颠覆同辈群体的认知，操纵负能量走势，加之手机的高覆盖率、高匿名性、高互动性和高开放性、虚拟性、超时空性以及超现实性，大学生习惯性地选择手机作为自己泄压和情绪转移的通风口。久而久之，手机便在大学生的生活和学校扮演了必需品和释压品的角色，但是过度依赖手机也不可避免的对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可逆的负面影响，以上内外原因无形中助推着大学生的消极自由愈演愈烈，从而不可避免的衍生出了大学生“逃避自由”的真空地带。自由与孤独时刻并行——大学生为什么会自然地成为一个自由与孤独的矛盾体，如何才能不以手机为媒介逃避消极自由寻找积极自由呢？

3 自由与孤独：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心理机制解析

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弗洛姆“更注重与个性特征相关的社会性格”[9]，所谓的社会性格即“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社会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性截然不同”[10]。从这里可以看出，弗洛姆“逃避自由”理论是以社会性格为基础来探讨渴望自由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

3.1 孤独感和社交焦虑

弗洛姆认为“当一个人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1]。人类就是集群性和社会性的动物，社会交往的需求是人类除生物化需求以外的第二大需求，一旦这种社会交往的需求链断裂，就如同人的肉体饥饿会造成死亡一样，孤独感会导致精神崩溃。同样的话题投射到大学生的大学生活中，由于当前我国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各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种负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渗透到大学校园，加之当前大学生逐渐个体化和社会化，思维能力、知识水平和心理、生理的发育已具备自我管理的可能，自我认知也更加积极主动。而当他们在自我认知和大学生活学习相矛盾的时候，又寻求不到泄压的途径和对象，孤独感会不自觉的产生，由孤独感引发的莫名焦虑、恐慌和不安随之产生，而手机的虚拟性和超现实性恰恰迎合了他们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感的需求，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能够缓解大学生孤独感的其他有效的社会支持。

3.2 从众心理

弗洛姆认为“个人变成了其他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的那种人格，这样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消失了，'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就消失了”[1]。类似于弗洛姆的“机械趋同”理论，从众心理的主要表现就是个人为了与群体行为保持一致，愿意主动地放弃自我特性，机械地融入群体。反映在大学生活中，主要是以下几个倾向导致大学生依赖手机的从众心理。首先，社交倾向。大学阶段，第一，交际社团增多，社交活动参与的可能性增多，人际沟通的需要也便增多，手机的通讯功能自然地成为人际沟通的得力工具。第二，大学的社交倾向于利益性交往，由于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往往在出现社交冲突的时候，会有意识的隔离外界避免交往并深陷社交苦恼。其次，信息需求倾向。手机的储存、接收和传递信息的功能，使得更多群体能够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及时和更便利的获取信息，尤其是正处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大学生，知识的日新月异，需要大学生随时通过互联网更新认识，获取知识。最后，娱乐倾向。当下大多的娱乐方式可以通过手机端实现，而且大多手机APP不受时空的限制，加之大学生自由支配时间较多，自制力和受诱惑力较差，对手机娱乐甚是热衷。

3.3 人格缺陷

弗洛姆认为，“人的个体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个人人格力量日渐完整的同时个人也日渐失去了与他人之前的同一性，孤立感就在这种日渐分离的状态中形成”[1]。当前大学生的个体化和社会化程度随着身心不断成熟而不断加深，独立欲望高、自我要求高，在自我认知发展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由于大学生社会阅历不成熟，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受挫能力较差，当他们的认知与社会现实互相排斥时，手机自身的多功能性恰恰迎合了大学生情绪缓解和泄压的便捷工具，从而不断增加上网时间，导致手机依赖。有研究结果显示，人格特质与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其中，神经质特质较高者和严谨性特质较低者手机依赖性更强易沉溺于手机的虚幻世界，从而逃避现实世界给自己的冲击[12]。

4 积极自由：大学生手机依赖的解决策略

4.1 宣传积极的正能量完善大学生的自我人格

弗洛姆认为“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他牺牲了个人的自我完整性，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1]。对于当代大学生，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不成熟的个性化之间的不协调，对手机的依赖恰恰将大学生束缚在了“消极自由”的牢笼中，加之人格的弱点又将大学生阻止在了“积极自由”的屏障外，如何去克服“消极自由”？如何去寻找“积极自由”？完善大学生的自我人格至关重要。第一，大学生要善于学习和感受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培养思想，如《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13]这些传统文化中涉及的人生理想和信条，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自身的人格目标。第二，大学生应自觉接受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自觉用行动从革命先烈的身上汲取民族精神的营养，补足精神上的钙，时刻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第三，大学生自己应该多刷相关的实习经历，充实自己的实践技能，善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变现，从而寻找到自己的专业获得感和荣誉感；第四，大学生应正视挫折教育，积极参加各种劳动锻炼，磨练坚强意志，保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第五，大学生应自觉“接受网络道德和法制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利用学校建立的各种网络心理门诊，及时传递和表达自己的心理困惑或想法，及时走出心理误区，塑造理想人格”[10]。

4.2 利用同辈群体效应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

弗洛姆认为“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感觉、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而这些思想、感觉等是我们主观地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是外面加诸于我们的”[1]。社会学理论中也谈到，同辈群体是一种非正式群体，其群体成员在年龄层次、心理特点、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相近，这种体系中没有等级分明的权威体系，成员平等相处，自然形成彼此互相模仿、互相认同与合作的意向，从而产生相融感，易形成某种约定俗称的角色规范和价值观念。在大学范围里，同辈群体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甚是深刻，大学生独立意识增强的同时依赖性也在增强，“社交需要强烈，但难以摆脱心理封闭性；求知欲望强烈，但社会认知能力不足；自我期望强烈，但社会实践能力不足。这些心理特点必须依靠一定的同辈群体价值归属才能增大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14]。

因而，对于学校来说，要不断构建正能量的学习环境，发挥同辈群体的积极影响和正向渗透作用，加大对先进团体和集体的建设和宣传，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大学校园生活杜绝大学生虚度时间，鼓励大学生习惯于不依赖手机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于贴近生活实际，习惯于走进操场和团体，习惯于在集体中寻找和不断刷新自我满足和有自我价值的存在感。在校园中，每年新生季，可以跨系跨学科的组织交流会；春秋季可以策划一些能够集合兴趣爱好相一致的同学参与的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毕业季，可以开展由师生自主参与的模拟招聘赛等活动；在校园外，学校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为每个专业的学生寻找符合专业的一些科研训练项目、学科竞赛项目、校外国际化项目、两岸三地青年论坛等；校团委多组织调研、考察型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校学生会也应组织各大校系之间、各大校企之间的类似网易的创业大赛、腾讯的校园编程大赛等实践活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认识大学生成长规律，重视心理疏导策略，引导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善于利用手机快捷的沟通功能和隐匿功能，定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心理状况，并进行一对一的心理疏导，清理大学生的心理障碍，满足大学生归属感和爱的需要。此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应该重视道德教育在培养学生主体意识中的地位，把道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来渗透到公共课的线上课堂和传统课堂中，引导大学生“认识你自己”，合理调节自己，自觉反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