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30年变迁综述

窦立荣，郜峰，彭云，王曦，王子健，王克铭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1993年，中国石油成功中标秘鲁塔拉拉油田7区，拉开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序幕。30年来，中国石油公司尤其是国有石油公司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竞标、收并购等方式获取了一大批勘探开发区块，在充分利用国内积累的成熟勘探开发技术的同时，结合不同区块面临的地质挑战，创新多项先进适用的勘探开发理论和技术，取得一批重要油气发现，建成多个千万吨级原油生产区，形成了六大油气合作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的跨国指数从0增加到16%～35%（见表1）[1]，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和巩固了与资源国的外交关系。30年后的如今，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能源转型加速的历史大背景下，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与油气行业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本文尝试从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油气供需与竞合格局、石油公司竞合格局4个方面，梳理近30年来海外油气投资环境历史变迁的要点，以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行稳致远、“化危为机”提供参考。

表1 2021年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中的石油公司境外资产与跨国指数排名

1 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的变迁

1.1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总体加速，国际石油公司从共同防御转向共同建设

伴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历史演进和加速发展，国际石油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经历了共同认知（1960—1988年）、共同防御（1989—1997年）、共识趋同（1998—2019年）和共同建设（2020年以来）4个阶段[2]。自1960年至今的60多年时间里，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和科技的空前发展，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快速增长（见图1）[3]，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稳步提升（见图2）[3]，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从1960年的14.04℃上升到2021年的14.8℃，整体上升了0.76℃。20世纪90年代，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国际石油公司普遍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会对油气行业带来深刻影响。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全球气候治理由发展蓝图变为法律约束，欧美国际石油公司从维护油气行业和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短期的“条件反射型”共同防御后，开始趋同于气候治理的全球共识。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做出了统一安排。2019年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成立，13家成员公司以相同的标准共同发布联合减排数据，标志着国际石油公司形成了气候应对策略的普遍共识。2020年，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公布碳中和目标或减排承诺，所有国际大石油公司和多数国家石油公司也先后宣布了净零排放目标或碳中和愿景。

图1 1960—2021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费变化

图2 1960—2021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二氧化碳浓度变化

1.2 能源转型拉动下，天然气从地域限制走向全球化

全球气候治理推动能源转型加速发展。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的化石能源，在能源转型中地位愈发凸显，推动天然气生产及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天然气从一种区域性能源发展成为全球性能源。生产侧，国际石油公司愈发注重天然气项目的获取，例如七大国际石油公司的年度天然气储量在油气总储量中的平均占比由1992年的39%上升到2022年的45%（见图3），天然气平均年产量在油气总产量当量中的平均占比由1992年的31%上升到2022年的46%（见图4）[4]。

图3 1992—2022年七大国际石油公司天然气储量占比变化

图4 1992—2022年七大国际石油公司天然气产量占比变化

早期全球天然气市场为区域市场，但天然气液化、船运、储存等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打破了天然气市场区域的界限，使得天然气全球贸易成为可能。2000年，全球液化天然气（LNG）产量仅1405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总产量的5.9%，2022年，该产量达到5440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总产量的13.3%[3,5]（见图5）。早期发现的一系列大气田到上世纪末得以LNG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开发和进入国际市场，大规模的天然气勘探区块和资产得到国际石油公司的青睐，环非洲深海、中亚地区、北极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发现了一系列大型和巨型天然气田，标志着天然气勘探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图5 2000—2022年全球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产量趋势

2 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迁

2.1 中美从伙伴到竞争对手的转向，促使宏观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此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构建更加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逐渐从合作伙伴转向竞争对手，中国公司“走出去”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

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年1月—2001年1月）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6]，为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1993年中国石油中标秘鲁6/7区块，标志着中国石油公司正式走出国门；1997年，中国石油签署苏丹1/2/4、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和委内瑞拉陆湖三大项目，中国石油公司开始规模性参与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成为国际石油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小布什政府时期（2001年1月—2009年1月），中美关系迎来第二个“蜜月期”[7]，为中国石油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创造了宝贵的战略机遇。2005年中国石油海外权益油气产量当量超过2000万吨/年，并实现PK、安第斯等公司并购的突破；2006年中国海油成功收购尼日利亚深海项目。

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年1月—2017年1月），从执政初期的“构建合作伙伴关系”转向加大对华战略遏制，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8]，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虽然持续取得进展，但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化，遭遇了2011年南苏丹独立、2011年叙利亚内战、2014年伊拉克ISIS恐怖势力崛起等多方地缘政治风险挑战。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2017年1月至今），将中国明确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展全方位战略竞争[7]，给中国海外油气合作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总体看，美国制裁使得中国石油公司的风险加大，海外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针对中国投资的误解和不满显现，中国石油公司海外油气合作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见图6）。

图6 1990—2021年中美两国GDP及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比重变化

2.2 经济全球化从加速发展到“逆全球化”盛行，不断构筑合作政策壁垒

1991年美苏冷战结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拉动了全球油气需求和贸易量的快速增长。1991—2008年，全球石油需求量从31.4亿吨增长至39.4亿吨，增幅25%，贸易量从16.3亿吨增长至28.2亿吨，增幅73%（见图7）[3,9]。此外，在国际油价持续增长的加持下，全球油气跨国合作稳步发展。

图7 1990—2021年世界石油需求、原油贸易及布伦特油价变化

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剧烈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强，再加之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交织发展，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掀起新一波“逆全球化”浪潮并呈螺旋式发展[10]。“逆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油气合作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国际油气需求及贸易波动性明显增强。2008—2021年的14年间，全球原油贸易分别于2008年、2009年、2017年、2019年、2020年5度出现负增长；而冷战后1992—2007年的16年间，全球原油需求和消费仅出现一次负增长。“逆全球化”还深刻影响全球油气贸易格局，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加大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制裁，美国制裁覆盖的全球油气储量和产量规模大幅增加，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对油气生产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在“逆全球化”浪潮下，部分资源国加强了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审查与限制，进一步推升油气投资合作政策壁垒。

3 油气供需格局的变迁

3.1 OPEC与非OPEC产油国竞争与合作交织，供给侧新格局逐渐呈现

OPEC与非OPEC产油国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对于市场份额和话语权的竞争一度引发价格战，但市场压力也使双方多次联手救市。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页岩油开发取得突破，原油产量不断增长，对市场供给和OPEC市场份额形成冲击，造成2014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为稳定市场波动，2016年OPEC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11个非OPEC国家先后签署《维也纳协议》，宣布联合减产，作为双方再度合作标志的“OPEC+”（也称“维也纳联盟”）形成，并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至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市场供给作用。

在当前供给侧竞合态势中，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OPEC+”和美国进行博弈对抗的新格局已经形成（见图8）[9]。一方面，美国成为沙特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旧的美沙利益共同体受到严重冲击，沙特不再能通过美沙同盟来维护原油出口利益和巩固自身在OPEC的主导地位[11]，因此沙特作为“OPEC+”最坚定的推行者，希望实现以OPEC为主体，联合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共同维护供给侧话语权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在提升本国页岩油产量的同时，以制裁等手段打压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对手，控制加拿大原油出口[12]，积极抢占原油出口市场。

图8 1960—2020年OPEC与非OPEC原油产量占比

3.2 页岩油气革命推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并走向能源霸权

页岩油气革命的成功为美国从能源独立走向能源霸权奠定基础。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水平井和分段压裂技术的突破，美国非常规油气实现从致密气、煤层气到页岩气、致密油的接续发展。页岩气和致密油产量分别由2000年的320亿立方米、2000万吨，增加到2022年的8105亿立方米、3.93亿吨，分别占美国天然气和原油总产量的76%和66%（见图9、图10），占全球天然气和原油总产量的20%和10%[13]，推动美国在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在202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2021年，美国已成为全球液化天然气第三大出口国和原油第六大出口国。在页岩油气革命的带动下，美国历经70年实现了能源独立。

图9 1991—2022年美国天然气产量构成变化趋势

页岩油气革命使美国重回全球最大油气生产国的地位，在提高油气消费自给率、实现油气净出口的同时，重塑了全球油气供需与地缘政治格局，奠定了美国走向能源霸权的资源基础。强大的综合实力使美国在区域内能够掌控“后院”加拿大、俯视“前院”委内瑞拉。通过长臂管辖、制裁手段及石油公司全球化深耕等方式，美国实现了影响主要产油国政策、扼制油气运输通道、维护石油美元垄断地位，奠定了其走向能源霸权的政治基础[14]。

美国石油公司遍及全球的油气资产网络，也间接强化了美国对全球油气资源的掌控。据Wood Mackenzie数据，2021年，仅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石油、西方石油、阿美拉达赫斯、马拉松石油和依欧格资源7家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外的权益油气产量就达3.35亿吨油当量[5]。据此计算，美国本土、加拿大和美国石油公司境外油气产量共计约占全球油气产量的30%。

3.3 乌克兰危机推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

近30年来，乌克兰危机是对全球油气市场格局冲击最大、影响最为长远的突发事件。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能源权力中心、贸易流向、竞合局势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全球油气供需的权力中心结构性调整，东西半球油气供需格局分化。美国能源权力显著增强，欧洲能源“脱俄”，美国意图打造“新马歇尔计划”，通过再塑能源纽带强化对欧洲控制，同时美国通过加大油气出口直接获利，支撑其经济总体发展。欧盟能源权力急速滑落，欧洲能源安全受到极大冲击，战略自主性受挫，能源转型进程受阻，新能源发展和气候治理领域的优势遭到削弱。俄罗斯能源权力显著下降，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形成对俄制裁的“统一战线”，如果欧洲能源“脱俄”，俄罗斯60%以上能源出口将难以寻找到可完全替代的出口市场。

此外，乌克兰危机使全球油气供需流向呈现东西半球分化趋势。俄油气禁运导致欧洲必须进行能源供给来源替代（欧洲主要天然气管道管输量见图11）[15]。长期而言，欧洲将依靠发展可再生能源等多元化途径保障能源安全，而短期内，欧洲需要寻求俄罗斯以外的油气供应以满足当前市场需求。在资源供给能力方面，中东作为全球油气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和主要出口来源地，是俄油气的优选替代来源。此外，美国自“页岩油气革命”成功以来，已向油气净出口国转型，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LNG出口量迅速攀升，未来也将是替代俄罗斯成为欧洲天然气的重要来源国。地缘关系和地理位置方面，欧洲与美洲、北非、西非等地区拥有传统地缘政治、航运距离短等优势，因此上述各区域资源作为俄油气的替代来源可获性较高。预计在对俄长期制裁的背景下，以欧洲为消费中心，美国、中东、非洲为主要供给来源的“西半球”区域供需循环将逐渐形成。同时俄油气西向出口受阻后，也需要寻找替代出口方向，俄油气未来将更多流向中国、印度等国家，以亚太为消费中心，俄罗斯、非洲、中东为主要供给来源的“东半球”区域供需循环逐步增强。

图11 2010—2050年欧洲主要天然气管道管输量

4 石油公司竞合格局的变迁

4.1 拉丁美洲与非洲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吸引石油公司强化布局，引领新一轮油气田大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和非洲国家加快对外开放合作的步伐，部分资源国政府通过开放新的油气勘探区块招标、修改油气投资相关法律、推出政策优惠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吸引外国投资[16]。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北非国家对外开放较早，近年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安哥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持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随着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本投资规模的提高，油气勘探特别是在深水领域取得了极大突破。1993—2022年间，全球发现大油气田中，拉美发现59个，占全球24.3%；非洲发现54个，占全球22.2%（见表2）[17]。

表2 1993—2022年全球发现的大油气田统计单位：个

国际大石油公司积极参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油气上游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收并购和招投标项目逐渐增加（见图12）[18]，国际石油公司通过并购公司、收购资产和投标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大量勘探和风险勘探项目，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油气田发现，并通过自身一体化优势对发现的油气田进行开发。在埃克森美孚公司圭亚那海上取得巨大勘探成就的激励下，道达尔能源、壳牌、雪佛龙等国际石油公司对邻国苏里南海上的油气勘探潜力也产生了极大兴趣。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国外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先进公司参与巴西油气资源勘探开发。2017年巴西开展了两轮深海盐下油田产量分成合同招标，在实施竞标的8个深海盐下油田区块中，有6个区块分别被11家石油公司或其合作组成的竞标联合体竞标成功。在非洲，国际石油公司通过运营模式的创新获取了巨大的收益。例如，埃尼公司创建的“双勘探模式”，即在作业的高工作权益的项目早期取得大发现后，出让部分权益获得高额回报，产生的现金流可支付开发成本，加速资源开发项目的销售时间，减轻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压力。

图12 1990—2022年拉美和非洲地区收并购交易金额

4.2 苏联解体带来的新一轮全球私有化，吸引大石油公司积极布局

1992年初，俄罗斯实施经济改革，大规模推行私有化，成立了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诺瓦泰克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等多个公司[19]。中亚-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各国新政府积极谋求新举措，摆脱苏联解体以后石油出口过分依赖波罗的海国家的局面。

进入20世纪90年代，石油资源的国际地位从军事安全层面扩展到世界政治、经济层面，变成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全球性战略资源。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bp和道达尔能源等国际石油公司积极布局中亚-俄罗斯地区，并获得了一批大型勘探和油气田项目。例如，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公司获得了萨哈林1号和萨哈林2号项目，并完全主导项目的设计和执行[20,21]；雪佛龙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田吉兹巨型油田开发项目；bp在阿塞拜疆里海深水发现巨型气田——沙赫杰尼兹气田，这是bp自1968年在美国发现普拉德霍湾大油田以来在全球发现的最大气田。此外，bp参股俄油19.75%的权益，道达尔能源公司参股诺瓦泰克公司20%权益，并同时参股了亚马尔和北极2等项目。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公司也积极进入了中亚-俄罗斯多国的油气勘探开发项目，获得了一批油气勘探项目，建成了中亚-俄罗斯油气合作区，带动了独联体国家原油产量的复苏与增长（见图13）[3]。

4.3 碳减排压力下油砂重油等高碳资产从热变冷

随着苏联的解体，产量大幅下降，世界非常规油气引起了国际石油公司的关注，加拿大的油砂和委内瑞拉的重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批的国际石油公司进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开展油气合作。但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以及低碳发展进程的加快，国际石油公司又调整了在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业务发展战略。

2000以来，加拿大常规石油产量明显趋向衰退，曾寄有厚望的东岸近海油气在经历18年的勘探后，效果仍然很不理想。油砂开采技术的成熟、中东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油价的快速上涨，为油砂的开发利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招商引资促进油砂开采，加拿大艾伯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投资油砂开采的政策，吸引了bp、雪佛龙、康菲、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能源、艾奎诺等国际石油公司进入加拿大从事油砂开采业，带动了油砂产量的快速增长。2009年后，随着国际油价复苏反弹，亚洲石油公司也加大了在加拿大油砂的投资。2010年2月，中国石油以19亿美元收购阿萨巴斯卡麦凯河和多佛两个油砂区块60%的权益，并于2012年和2014年完成两个项目剩余40%权益收购；2010年6月，中国石化以46.5亿美元收购辛克鲁德油砂项目9.03%的权益，在此前的2005年和2009年，中国石化就分次收购了北方之光油砂项目共50%权益；2010年11月，泰国国家石油公司（PTTEP）以23亿美元收购阿萨巴斯卡地区KKD油砂项目40%权益；2011年中国海油以2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油砂生产商OPTI公司100%权益，从而拥有该公司的长湖等4个油砂项目35%权益；2012年中国海油以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该公司拥有阿萨巴斯卡长湖油砂项目65%权益、辛克鲁德油砂项目7.23%权益。2007—2013年，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在加拿大油砂领域投资成为加拿大油气领域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见图14）[18]。

图14 2005—2017年中国公司作为买方在加拿大的油气收并购交易（大于1亿美元）

随着2014年下半年全球油价的断崖式下跌，高成本的加拿大油砂资产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非核心资产。基于项目亏损、战略调整、环保压力等原因，多家国际石油公司相继剥离加拿大油砂资产，将投资重点转移到美国非常规油气领域。2016年以来，加拿大境内超过1亿加元的油气资产交易达到66笔（见图15），总交易金额为908.1亿加元（见图16），其中油砂项目18笔，交易额为440.4亿加元[18]。加拿大本土公司则利用此时机增持油砂等非常规资产，通过产能规模化降低成本，谋求规模效益。2022年，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森科能源（Suncor Energy）、塞诺佛斯能源（Cenovus Energy）等本土石油公司油砂产量占比已达68%[5]（见图17）。

图15 2016—2022年国际石油公司剥离加拿大资产交易数量统计

图16 2016—2022年国际石油公司剥离加拿大资产交易额统计

图17 1990—2022年加拿大油砂产量及不同公司油砂权益产量占比

委内瑞拉重油同加拿大油砂类似，均为高碳资产，但成本相对较低，国际石油公司退潮主要是受委内瑞拉油气对外合作政策变化及美国制裁的影响。1992年，委内瑞拉政府实行“石油开放”政策，允许国内外私人资本参与石油勘探、生产、炼化、运输和销售，推出针对奥里诺科重油带战略联合开发的国际化战略[22]。开放政策成效显著，据统计，截至2001年，委内瑞拉有14个国家58家外国石油公司为34个油田联合作业或单独开发石油，另有4500家公司向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23]。但2007年查韦斯宣誓就职后，将国有化范围扩大到整个能源行业，规定委内瑞拉重油带的外资控制项目都必须转为由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控制，委方股份不低于60%，受此影响，美国与加拿大的部分石油公司决定撤出委内瑞拉[24,25]。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大对委内瑞拉制裁并拓展到能源行业，导致委内瑞拉保障油气生产的基础设施严重匮乏，电网等损毁严重，石油生产经营风险逼近临界值。俄石油公司为规避全面制裁风险，决定停止在委内瑞拉全部业务并出售在该国的所有资产，俄政府成立全资公司接手了俄石油在委内瑞拉的资产[26]。2021年，艾奎诺和道达尔能源也分别将Petrocedeño合资公司9.67%和30.32%权益出售给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多年的制裁给委内瑞拉的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油气工业损失巨大，原油产量急剧下滑，由2016年的1.33亿吨下降到2022年的3717万吨，仅约为制裁前水平的28%（见图18）。中国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项目也因制裁导致稀释剂无法进口，权益产量大幅度下降。

图18 2000—2021年委内瑞拉原油产量趋势

4.4 乌克兰危机下西方石油公司纷纷撤出俄罗斯，引发全球资产布局重构

俄罗斯在全球资源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22数据，俄罗斯掌握全球12.7%的石油产量和6.2%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2大石油生产国和第6大储量国；掌握全球17.4%的天然气产量和19.9%的天然气储量，是世界第2大天然气生产国和第1大储量国。虽然俄罗斯对外油气合作及油气财税政策调整频繁，但一直是国际石油公司关注的焦点，bp、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能源、艾奎诺、雷普索尔等西方国际大石油公司均在俄罗斯布局。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多国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陆续有欧美石油公司及油服公司宣布退出俄罗斯，退出规模之大与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见表3、表4）[27]。西方石油公司和油服公司退出俄罗斯市场，一方面将会影响俄油气行业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俄罗斯油气市场竞合格局也随之改变，俄罗斯本国的油气公司、亚洲的油气公司将成为支撑俄罗斯油气生产的关键力量。

表3 乌克兰危机后国际石油公司在俄罗斯资产情况

表4 乌克兰危机后国际油服公司在俄罗斯业务情况

5 结语

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首次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18年中国原油自给率首次低于30%以来，一直在30%以下低位运行，2022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自给率仍只有29.7%；2006年中国首次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17年中国天然气自给率首次降破60%，2021年降到54%历史低位，2022年有所升高但仍保持在59.8%。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海外油气的稳定供应仍将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是贯彻中央“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要求，中国石油企业仍需坚定“走出去”的步伐。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走出去”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中国石油企业更需深刻认识海外油气投资环境变化的历史脉络，加强风险趋势研判，提升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并结合自身特点着力优化海外风险布局，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走出去”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