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王海滨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迄今，世界各国关于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主流政策讲求平衡，重视处理立与破的关系。能源安全被看作“立”，能源转型被看作“破”。一方面，不可“只立不破”，即不能只重视能源安全，而不重视能源转型，真正的能源安全应该是可持续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也不可“只破不立”，即不能只重视能源转型，而不重视能源安全；同时不能过于激进地转型，能源转型应该是务实的能源转型[1]。

这种主流观念意在追求现实与未来的平衡，强调能源转型的推进方式需要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击式的，能源转型的关键是依靠经济和技术手段去推动人们逐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并相应地逐渐增加低碳能源的消费[2]。各国政府应该在能源渐进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方式应主要是为转型提供正面和负面的激励。正面激励相当于胡萝卜，包括以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和民众生产和消费低碳能源及其相关产品，并逐渐形成路径依赖效应；负面激励相当于大棒，主要是用惩罚、增加税收等方式促使企业和民众减少化石能源消费。

平衡处理能源安全与转型关系的道理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准确认清两者关系的现状。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能源安全被过度重视，并得到了许多隐形支持。能源转型虽然在世界各国获得高度赞同，但获得的实质性支持相对较少。结果是虽然各国的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治理已进行了多年，但是迄今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之间仍然存在较严重的失衡，很多国家仍较明显地偏向于维持能源现状，而不是积极地推进能源清洁革命。

1 能源低碳转型面临的严峻形势

化石能源开发和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是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占比超过70%[3]。因此，能源低碳转型是人类社会实现碳中和的前提。但是，它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有能源转型共有的挑战，也有低碳转型特有的挑战。

1.1 低碳能源转型是用低碳低能量密度的能源逐渐替代高碳高能量密度的能源，难度更大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能源转型。例如，在交通运输动力方面，第一次能源转型是从以人畜力、风力、水力等可再生能源为主向蒸汽动力为主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从以蒸汽动力为主向以内燃动力为主的转型。目前，各国交通运输领域正在经历从内燃动力向电力的转型。人类社会重要的能源转型过程往往会较长，一般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路径依赖效应有利于社会中主导能源系统的延续和发展，而不利于新能源系统的出现和成长[4]。

追求更好的效用是人类的本性，历史上的每一次能源转型都是从能量密度较低、效用较差的能源转向能量密度更高、能带给人们更好效用的能源。例如，在燃料方面，由木柴向煤炭的转变；在海上交通动力方面，从风力、人力向煤炭再向石油的转变；在照明方面，从火把（木柴）向煤油灯再向电灯的转变。由于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都自然而然地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

然而，当前推进的能源低碳转型与史上的历次能源转型都不一样，它需要用低碳且低能量密度的能源逐渐替代高碳且高能量密度的能源。从效用的角度看，这很难说不是一种逆替代。能源低碳转型虽然具有价值理性上的先进性，但难以满足人们工具理性层次的需求。例如，石油的能量密度高达约12千瓦时/千克，而在经过了30多年的技术攻关后，如今世界上最先进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仍然仅为0.3千瓦时/千克，与石油相比相差约40倍[5]。大多数低碳能源都较难满足人们对高效率的追求，因而客观上难以受到民众的自发欢迎。因此，低碳能源转型除了会遭遇能源转型的共通性困难外，还将遇到特殊困难。如果顺其自然，那么能源低碳转型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能源转型都更难推进，即便能够完成，也需要耗费更长时间。

1.2 气候危机要求本次能源转型更彻底，实现化石能源消费绝对量的较快下降

能源低碳转型如逆水行舟，如果各国政府不以更大决心、并投入更多力量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那么它不仅将难以获得重大突破，甚至可能会出现倒退。

随着气候危机日益加剧，能源低碳转型不仅要迎难而上，而且需要比历史上的高碳转型更快、更彻底地进行。首先，如前上述，历史上每一次能源转型的完成均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随着气候变化的临界点日益迫近，世界已无法等待能源低碳转型按照正常速度去推进。其次，气候危机对能源低碳转型的彻底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一种能源从主导性能源改变为非主导性能源，可能只是意味着它在能源消费格局中所占比例从最高下降到次高，但是它消费的绝对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例如，1915年前后，世界能源消费开始出现从煤炭消费向石油消费的转型，到1964年世界煤炭消费量被石油消费量超过，煤炭变成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品种[4]。但是，之后煤炭消费量仍然继续增加。1965年世界煤炭消费量为58.1艾焦耳，到2022年增长至161.47艾焦耳[6]。历史上一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下降为第二位后，其消费绝对量的继续上升不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但是，能源低碳转型不同，它不仅需要能源转型，还需要较大程度上的能源替代。如果今后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被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低碳能源消费总量超过，按照历史标准，这意味着能源低碳转型的完成。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的碳中和目标而言，这还不够。大量化石能源的继续消费意味着大量温室气体的继续排放，能源低碳转型要求世界各国实现化石能源消费绝对量的较快下降。

综上，人类社会能源低碳转型的难度大、时间紧、任务重。

2 传统能源安全观的局限性

气候治理必然涉及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治理问题，而能源安全是能源治理中的核心概念。传统能源安全观具有一些特点，导致其与能源低碳转型的要求不一致。第一，它是在高碳能源时代产生的，其问世和发展的历程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对高碳能源的偏重。第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供应安全是传统能源安全概念的核心。关于能源安全的经典含义是“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足够的能源供应”，这较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7]。第三，能源安全概念专注于维护国家层次的安全，个人层次的安全保障被忽视。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理论假定，安全威胁只有在突破国家边界后，才会对个人造成威胁。其推论之一是，一个合格的政府能够较好地保护民众的能源安全，只有在国家和社会的能源安全受损之后，个人的能源安全利益才会受损。另外，在传统安全理论的语境下，能源安全威胁的来源比较确定。例如，对能源净进口国家来说，哪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会给其带来能源供应安全的较大风险，它们能够有把握地做出比较合理和准确的预判[8]。但是，随着近年来气候危机愈加明显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推进，传统能源安全观的局限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首先，近年来各国的能源消费越来越多地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4]。全球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分布比化石能源的分布更加均衡，理论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具备资源条件，在其境内进行相当规模的能源生产（尽管由于国与国之间在技术、基础设施等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条件的差异，各国开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难度和规模会各不相同）。能源跨国供应安全的重要性正在变弱。

其次，传统能源安全理论重视国家层次的能源安全，而忽视其他层次的安全包括个人层次的安全。传统能源安全理论无法解释能源相关安全风险的新变化，尤其无法解释在气候灾变的背景下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直接遭受灾害性天气越来越大的威胁，以及风险来源越来越多元化且越来越难以预先判定的事实。传统能源安全观的解释力正在下降。有研究表明，2022年欧洲大约有6.3万人死于极端高温，并且预测从目前至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欧洲将分别平均每年有68116人、94363人和120610人死于高温[9]。根据传统能源安全观，如果欧洲国家内部没有出现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供应的紧张，即便大量人员因能源相关因素而死亡，那么各国的能源安全仍可以被认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民众直接暴露在灾害性天气的影响下并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这不是能源安全问题。然而，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变化相关，而气候变化与人类的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极端天气的影响的确应该在能源安全的概念体系之内。在该问题上，传统能源安全概念遭遇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只有对能源安全概念进行含义扩展等改造，去除其中对国家主义以及化石能源供应的过分强调，传统能源安全概念的自我矛盾之处才能被解决，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关系才能够部分实现事实上的平衡。

对国家主义以及化石能源供应的过分强调主要反映了传统能源安全观在国家层次上对能源低碳转型的制约。不过，能源安全观对世界碳中和的影响既表现在国家层次，也反映在国际层次。多年来国际政治斗争和大国政治博弈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对世界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治理的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3 能源政治对能源转型国际合作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是最具有全球性的人为活动导致的事件，每个人一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排放温室气体，另一方面也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能源低碳转型是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方面。为了有效推进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治理，必须积极发展相关国际合作，并建立全球性合作机制。但是，多年来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大国博弈对能源合作造成了拖累，导致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至今缺失，进而为目前和未来的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投下了阴影。

3.1 能源斗争妨碍国际能源合作

能源安全观对国际能源关系有深刻影响。1973年西方国家与中东产油国爆发第一次重要能源斗争，之后世界主流能源安全观较快定型。部分受到此段历史的影响，传统能源安全观一直带有较强的防范、脱钩等消极色彩，不利于各国开展能源合作，包括能源低碳转型方面的合作。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前线国家与以色列交战。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为了支持前线国家的军事斗争，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减产、禁运等石油斗争，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危机爆发后，能源安全首次受到广泛重视。

1973年1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能源独立”的口号，决心要通过种种措施消除石油消费的对外依赖，防范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其他风险源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损害[10]。此后，“能源独立”成为美国政治词汇表中的一部分。尼克松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把能源独立计划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目标，“能源独立”也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11]。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采用保持大量战略石油储备、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等能源安全保障手段，旨在防范风险、尽量确保不出现能源不安全的状况，但其本质是消极的，难以为各国在能源低碳转型方面的积极合作提供制度上的帮助。

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西方国家发动石油减产和禁运等斗争，这是发展中石油出口国第一次成功地使用石油武器，也是最后一次成功地使用石油武器。之后虽然世界范围内还多次出现了石油和能源武器的使用，但其发动者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通过开发新的石油资源、提高能源消费效率等方式，较快从石油冲击中恢复过来，表现出较强的能源韧性。自20世纪80年代[12]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掌握了世界石油和能源斗争的主动权，出于各种政治考虑，对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世界重要产油国实施石油生产和出口等方面的制裁；现阶段，美国仍在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进行能源制裁。

世界石油市场全球化程度较高，西方国家迫使部分世界重要产油国减少石油产量和出口量，这会减少全球石油供应量，使市场供求关系趋紧，进而对国际油价起到一定的推涨作用。油价上涨不符合美国等石油净进口国的经济利益，但是发展中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往往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收入，在其石油出口量被迫减少后，它们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通常大于美国等发达石油净进口国因油价上涨而遭受的损失。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多次对能源出口国发动能源制裁，这种追逐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是典型的破坏性政治行为，不利于国际能源合作，包括不利于能源低碳转型相关的国际合作。

3.2 大国战略博弈对国际能源合作的危害更加严重

气候变化应对是一项全球“作业”，要完成好它，亟需全球各大国的积极参与。然而，现阶段部分世界大国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把战略博弈的考虑带入能源领域，在能源低碳转型、清洁能源发展方面追求与其他大国脱钩、断链。由于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突出重要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对世界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治理产生严重和持久的负面影响。

这方面一个突出的实例就是近年来美国政府试图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与中国脱钩，增加了中美能源低碳合作推进的难度。早在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就明显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两国开始出现明显的“信任赤字”，并对它们之间的气候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13]。共和党人特朗普宣称“全球变暖是中国政府制造的骗局，目的是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14]在他成为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于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给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带去了较大阻碍。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拜登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但这并没有完全扫清两国气候合作的障碍。2022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15]。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入3690亿美元的巨资[16]，这彰显了拜登政府气候治理的决心。该法案的实施将推进美国今后的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并将通过低碳技术外溢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其他国家的气候治理[17]。然而，该法案中又包含明显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例如规定电动汽车关键原材料本土化采购以及电池组件在北美制造的比例都要满足一定要求，才能享受全额税收抵免。该条款以及其他类似规定的主要针对对象是中国。中国目前是世界清洁能源发展的领先国家之一，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把限制措施的矛头直指中国，将对世界能源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4 实现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真正平衡的主要思路

多年来能源转型与安全之间看似平衡，实际并不平衡。如今离气候发生不可逆转变化的临界点[18]越来越近。在此背景下，各国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从民众遭受到的生命和财产风险出发，做好气候适应工作。尤其需要在极端天气频发且加剧的背景下，加大对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

第二，重塑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加强气候适应的同时，世界各国需要尽力推进气候变化减缓工作。完善气候变化减缓的一个关键是重塑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实现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之间的真正平衡。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实际上主要是低碳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的关系。目前各国名义上宣称要平衡低碳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的关系，但其实仍严重偏袒化石能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各国对化石能源消费的补贴金额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高达6.5%[19]。目前全球能源转型看似倍受重视，但其实获得的资金等支持并不够。各国需要大力进行政策纠偏，加大对能源转型的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尽快实现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真正平衡。

第三，拓展能源安全概念的涵义，更加重视能源的消费安全。传统能源安全观过度重视化石能源的供应安全，这不利于气候治理。今后各国能源安全观的主要关注点应更多转向能源的消费安全，继续深化能源消费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应对。

第四，重塑国家间的能源关系。旧的能源安全观对能源合作的重视不够，并与能源武器动用和能源地缘政治斗争有较多纠缠。传统能源安全观的物质基础是化石能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分布不均决定的。这种物质基础容易引发一些国家的能源不安全感，刺激它们采用一些能源安全保障手段，当其他国家因之感到能源利益受损或能源安全受威胁时，可能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进而导致国际能源关系恶化。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的地理分布更加均匀，这有助于推进能源和气候合作，也有助于减少传统能源供应安全造成的国际社会的分裂。在能源低碳转型逐渐推进的过程中，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理论上会逐渐下降。

不过，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国际社会要警惕旧观念对新能源现实的掣肘。例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者把电池金属与能源安全联系起来，称锂、钴、镍、锰等生产动力电池正极材料所需的金属也存在明显的供应安全风险，而且其风险是能源安全风险的一部分[20]。国内有一些研究者已接受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旧瓶装新酒”，把原料与燃料、原料安全与能源安全混为一谈。原料与燃料在消耗频率等方面差别很大，供应压力大相径庭。这种观点把本来属于原料安全的事情塞进能源安全概念中，从而不必要地扩大了能源安全概念的范围。

如果明明知道能源现实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仍然试图用旧的能源安全概念指导新的能源现实，继续强调能源领域的矛盾和斗争，那么这会阻碍能源低碳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必需的全球合作。对这样的思想及其实践，各国需要保持警觉并坚决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