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彭文生
当前,中国仍有较大的扩消费空间。从全球各国对比看,如果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关系,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具体而言,按世界各国平均规律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至少应该比当前的水平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消费提升的潜力巨大。
市场友好型的财政扩张着重促进消费。2023年6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较好兼顾了生产与消费、短期与长期。从结果看,市场友好型财政扩张的核心是让居民消费来引导资源配置,既有利于短期逆周期调节,又有利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就促进消费而言,财政政策还可在许多方面发力。
一是調整支出结构。比如,增加面向农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支出,将失业年轻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占比等。财政还可提升旨在鼓励生育的补助力度,有助于鼓励生育、促进生育率回升。上述政策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消费,解决人口挑战,激发短期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弥合收入差距,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转移支付和调节收入分配属性。
二是调整收入结构。税收的公平原则要求税负与公民的收入成比例甚至累进税率,而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质,既不能帮助调节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也不能平滑个人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可支配收入变化。就未来优化方向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降低间接税增加直接税,需要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税负,引入新的直接税税种,扩大直接税税基或提高直接税税率。具体到直接税层面,财政可着手降低社保缴费负担,从而增加居民部门的支配收入。因此,提高直接税的主要方式要落在财产类相关税收上。
第三,就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而言,更应用功能财政理念看待财政政策的作用。要发挥财政扩张的积极作用,不可避免地要求公共部门增加借贷,与之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财政以及公共部门债务的可持续性。从借贷原则看,私人部门应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私人是花自己挣的钱;而政府部门则是“量出为入”,只要政府部门花出去的钱有利于促进长远的增长,未来的税基就会增加。
具体而言,这涉及政府的融资成本和经济增长的平衡,如果国债收益率低于GDP增速,政府通过举债来增加需求就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增加借贷带来的偿付压力较轻,且政府债务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被稀释,长期的债务可持续性有保障。
进一步看,国债的表现具有逆周期的特征,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私人部门债务的风险溢价上升是顺周期的,而投资者对国债的需求反而上升是逆周期的。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国债扮演安全资产的角色,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市场风险偏好下降时,增加国债等安全资产的供给,有类似增加货币供给的作用,降低信心不足对实体经济和风险资产的冲击。
东北财经大学 翟光宇 王超
大连理工大学 姜美君
“人口老龄化、货币政策效果及传导渠道”
《金融研究》2023年第4期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选取1990年-2021年中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使用SVAR基准模型和IVAR拓展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货币政策的总体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进而选取中国1994年-2020年30个样本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老年抚养比引入货币政策效果方程。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削弱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面板数据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是货币政策效果区域异质性产生的原因之一。最后本文通过对沪深交易所部分A股上市公司和上市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可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削弱货币政策效果。本文结论提示,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因素。
(6月26日-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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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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