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的命运——解析莫言《蛙》中姑姑跌宕起伏的人生

赵云洁

（许昌学院 图书馆， 河南 许昌 461000）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通过其卓越的叙事功能，将潜隐的、散落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来，以艺术的手段展示一个民族的生存历史，表达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心灵世界，从而完成对民族心灵史的发掘和书写。莫言意欲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①的长篇小说《蛙》，即是通过乡村妇产医生“姑姑”不同寻常的一生，来再现乡土中国六十年来的生育史真相，以独特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语言完成了对这段民族秘史的回顾和对人类灵魂的叩问。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1]《蛙》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第八届），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9年“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并入选多项年度好书排行榜。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给《蛙》的授奖辞是：“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造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这段话精准地概括了小说的社会意义。

《蛙》对乡土中国六十年生育史的撰写，是通过讲述“我姑姑”的故事来实现的。“她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她的人生道路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社会政治运动及其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高度耦合”，[2]除了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她的命运别无选择，她的人生在政治大潮的冲刷下起起落落，正如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所说的：“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

一、执著追求生育医学事业、推广新法接生的乡村女医生形象

“我姑姑”万心身材高挑，有一口令人羡慕的白牙。她的出身“如黄金般璀璨”，因为她的父亲（“我大爷爷”）是共产党队伍里的著名军医，妙手回春，死马也能医活，因而声名显赫。他的盛名让日军垂涎三尺，导致家眷（其中包括姑姑）被日本人抓到敌占区做人质，用以挟制其投降。“我大爷爷”牺牲后，姑姑被营救出狱，获得医学进修的机会，遂成为一名在农村推行新法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受其革命父亲的影响，姑姑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永远忠于党，毫不动摇地遵循党的政策，因此，姑姑的命运与荣辱便和国家政策、民族历史紧密相连。当国家推行鼓励生育政策时，姑姑用科学的接生方法为高密东北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关爱妇女和婴儿，听闻需要她接生的消息，她毫不迟疑地赶赴现场，飞车过河，潇洒勇敢；她性格泼辣大胆，在敌营中曾与敌人斗智斗勇，不屈不挠；在接生工作中文武并用，坚决抵制用愚昧的土法接生、谋财害命的“老娘婆”们的无赖行径；她不耻为牛接生，看到难产的母牛向她下跪，她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并成功地为母牛接生，当母牛深情地舔抚小牛犊时，姑姑也流露出了天性为之的深沉的母爱……凡此种种，令姑姑一度被乡亲们尊为“送子娘娘”、“圣母观音”。这一时期也是姑姑最无比自豪最春风得意的时期，她曾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我是观音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成群的蜜蜂跟着我，成群的蝴蝶跟着我，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味……”

二、坚决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共产党员形象

姑姑爱党爱国，忠于职守，当国家下达计划生育政策时，姑姑义无反顾地执行这一政策，姑姑成为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领头人。对于计划内怀孕的妇女，姑姑尽心尽力地为她接生，但对于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姑姑却异常的冷酷无情，不让一个人超生。姑姑和她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用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方法来抓捕超生妇女，然后以铁腕手段把超计划怀孕的女人强行弄到手术台上，实施人工流产或引产，因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曾多次导致妇婴惨死“一尸两命”的悲剧。这期间姑姑既是冰冷的国家意志的贯彻者，也是老百姓眼中的“活阎王”。姑姑的工作遭遇到了乡亲们的暴力反抗，姑姑的额头被张拳打破、姑姑被打倒在地、姑姑的大腿被蝌蚪的岳母用剪刀戳伤，但是姑姑的信念仍然坚定，毫不动摇。姑姑始终铭记：“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为了抢救失血过多的孕妇，姑姑不惜献出自己的血液；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阻力，孕妇因流产、引产死亡也曾让姑姑放声大哭过，但是姑姑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计划生育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作为党与国家的拥护者，姑姑以履行职责、施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感到自豪，纵使村民们误解她是冷血的“刽子手”也毫无怨言。姑姑信誓旦旦地说:“姑姑尽管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她还说:“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姑姑因此成为了高密东北乡村民眼中的“活阎王”。

三、遭遇政治尴尬的无助者形象

姑姑的一生遭遇了两次政治上的尴尬期。第一次是在她的恋人叛逃后，上级领导对她的审查和同事对她的讥讽。第二次是她在文革期间遭受红卫兵的批斗及杨林被屈打成招后对她的污蔑。姑姑的初恋不堪回首，她的男朋友“王小倜是空军飞行员，他与姑姑的恋情曾经让姑姑一家感到非常荣耀，也带给姑姑对未来生活的许多美好想象”。但是，后来王小倜架机叛逃到台湾去了，这一事件使姑姑受到了牵连，导致姑姑被党组织怀疑审查。当姑姑被同事黄秋雅嘲笑讥讽后，当敌机撒下的关于王小倜到了台湾后的幸福生活的传单被递到姑姑的领导手里之后，姑姑彻底崩溃了。为了向党表明心意：“姑姑切开了左腕上的动脉，用右食指蘸着血，写下了血书：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这场初恋悲剧差点要了姑姑的命，它深刻地影响了姑姑的一生，成为她心灵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

姑姑在王小倜的阴影下苦熬多年，婚姻无望，终于有一个叫做杨林的县委书记有意与姑姑谛结秦晋之好，姑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左思右想后接受了这桩政治婚姻。然而在文革时期，他们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杨林被红卫兵屈打成招，认罪与姑姑通奸，姑姑为维护自身名誉，扑上去撕打杨林，并拒绝在自己脖子上挂破鞋，婚姻的希望自此破灭。姑姑因此失去了拥有幸福婚姻的心思，她直到晚年迫于赎罪的心理才嫁给了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姑姑终生未育，没能享受到做母亲的人伦之乐，反倒背负了沉重的负罪的思想包袱。

四、恐惧青蛙、供奉泥娃娃、默许代孕的赎罪老人形象

“蛙”与“娃”同音，蛙的叫声类似娃娃的哭声；“蛙”与捏泥造人的女娲的“娲”也同音，且“蛙”因为产卵众多而成为多子的象征，因此“蛙”在高密东北乡是生殖崇拜观念下的图腾。而操刀屠戮胎儿的姑姑的行为与女娲“造人”的初衷背道而驰，亦与“蛙”多子的象征相悖。姑姑到晚年的时候神情恍惚，总是觉得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是个有罪之人。怀有深深负罪感的姑姑对青蛙怀有极度的恐惧心理，听蛙鸣而失眠，见青蛙而胆寒。一个月夜，酒醉微薰的姑姑走夜路时臆想自己被青蛙追赶，姑姑觉得那些追赶她的青蛙就是被她流产、引产至死的胎儿们变成的，是来向她索债的，姑姑被追得狼狈逃窜，昏倒在地。为了赎罪，姑姑嫁给了捏泥人的民间艺人郝大手，和他一起把被姑姑堕胎了的2 800多个婴儿塑成泥人供奉，姑姑对待这些泥人的态度是亲和的虔诚的，俨然是一种对待真实的新生命的态度。姑姑把“自我救赎”和对“生命敬畏”的情感都寄托在泥娃娃的制作和供奉过程中，以求获得心灵的救赎。但是，这种救赎充其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虚妄想象而已，这种忏悔的方式并不能让姑姑获得心灵的解脱，于是姑姑自杀了。自杀未遂后，姑姑认为自己罪无可赦：“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

世事变迁，在姑姑晚年时，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遭遇到了空前的尴尬，竟然出现了“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的混乱局面。“代孕”现象也暗流涌动，甚至还出现了代孕公司，生命成了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商品、一个工具，再无尊严可言。最典型的代表即是被资本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女人陈眉———她打工时被大火严重烧伤，为替父还债不得已代孕生子，产后尽管她百般留恋、多方控诉，孩子还是被夺走了。代孕费却所获无几——后期孩子生父蝌蚪虽承诺给陈眉经济补偿，但钱财怎能弥补失子之痛？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年的计划生育的忠实拥趸者小狮子成为了陈眉孩子的“生母”，当年的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姑姑为小狮子孕检、接生，还询问小狮子的奶水是否丰盈……姑姑、小狮子、蝌蚪这一干人等虽有瞒天过海、自欺欺人之嫌，但他们的初衷却都是为了赎罪——借新生命的诞生来赎当年戕害妇婴之罪，然而，他们在赎往罪之时，却又对陈眉犯下了新的罪责。也许他们认为陈眉只是租用的生育工具，却不想这个工具是有着母爱天性的人，怎能随便剥夺她的权利？

五、结语

姑姑原本是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是坚定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流砥柱，却落得个老年始嫁、终生未育、良心不安、神志昏聩的下场。她倒卖假药，供奉泥人，默许代孕，为小狮子虚假接生，助纣为虐般地帮小狮子抢夺陈眉代孕所生的孩子……莫言的《蛙》带给读者深切的思考：是什么让姑姑一生坎坷多舛？是什么让这位医术精湛、敢作敢为、信奉唯物论的妇产科医生最终沦为给泥人烧香祈祷以求精神解脱的唯心主义者？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口暴增的前景！当事人只能是顺应潮流，才能在时代浪潮的拍打下保存遍体鳞伤的残躯。然而又因为对生命无限的敬畏和留恋，才促使姑姑听蛙鸣即恐惧，供泥人而心安。

“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功在当代的伟大的治国举措。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从而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姑姑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她的信仰和事业。一方面作为妇产科医生接生婴儿救人无数；另一方面作为计划生育的具体执行者流产婴儿无数，甚至造成多起母子双亡的惨剧。应该说这种悲剧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和时代的尴尬和苦难，这种精神痛苦的沉重包袱却是由姑姑这样羸弱的个体来承受。进入晚年后，姑姑认为自己罪大恶极，不可救赎，然而正如叙述人蝌蚪所说：“我以为姑姑责己太过，那个时代，换上任何一个人，也未必能比她做得更好”。姑姑以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来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承受辱骂，不徇私情，历尽艰辛，终于控制住了当地农村的人口暴增的局面，姑姑称得是国家的功臣，为国家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 释：

①文中原文选自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

［1］赵牧.在文本的冲突中——读莫言的《蛙》及其他[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2）：39-46.

［2］魏一媚.论莫言长篇小说《蛙》[J].鸡西大学学报，2013（5）：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