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人物文化心理结构新论

尹 威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郑州 450048）

作家陈忠实较为认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命题，其间包含着他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普扬功能的期冀。小说文本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呈现方式是多样的，但真正起深刻作用的是文本中人物塑造所关涉到的文化心理结构述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有接受并信奉不移且坚持遵循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1]小说《白鹿原》在恢弘的民族进程画卷中精心绘出了乡土白鹿原上的一幅幅民风图，陈忠实以白鹿原为叙述场域依托，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样貌进行的独到的私人化书写，字里行间散透着淳厚的民族气息，这种民族化因素的存在大多以人物心理结构诠释为注脚。“心理结构+文化意蕴”这种人物塑造方式的运用是小说《白鹿原》中人物成功塑造的关键所在。

一、交织起伏与深广呼应的文本人物文化心理的集结呈现图景

一部小说的文化性深度决定着它的思想层面的建构状态，但凡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作家都会调动众多视角来集中呈现文本的深层次文化意韵。小说《白鹿原》中作家设置的文化氛围紧贴地气，整个文本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叙写了一个民族在特殊年代里的挣扎和抗争之路。人物设置摆脱了之前作品中的“典型性格论”，采用“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论”的塑造模式来编排小说人物谱系，而“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即‘情’与‘理’之关系、比例、结构也。这结构并非外层的制度、语言、礼俗、理论，而是这些文化融化积淀在人的心理深层的一些特征和问题”，[2]即指社会人在一种固型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中，经过长时期的心理被塑造过程所形成的人群情理结构的特定形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2]这种组合在特殊的社会场域中会发生内在转化，心理结构是动态的存在，“当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心理结构受到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1]

战乱环境的设置，促使心理结构的转变特征成为了人物性格波动的共态，其中每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的诱因、表象呈现及在转变中面对的人生境遇，转变后的各种下场等设置又存在着巨大反差，这种非共性的人物心理的交织推进，为人物塑造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的读者思考空间。白鹿原上诸多人物形象，虽共同被原上的文化传统浸染透彻，却形成了形态各异的人物画像，如原上族长白嘉轩，出场以六任妻子的死殁为引子，既彰显了神秘色彩，还渲染出人物身上的权性及戾气。骨子里追求人性解放的田晓娥，被白鹿原上的愚昧绳索捆绑，鹿三的尖刀戳透的不单是晓娥的身体，它还划破了原上数千年形成的落后闭塞心理帷幕。文本中的每个人物，从其特有的文化心理切入，再以文化心理带动人物心理向前发展，展现了人物身上具有的地方文化色彩和传统文化底蕴，真正拓深了文本的内在意蕴场域，凸显了作家强烈的民族关怀意识。

二、文化心理结构的运用对人物塑造的多重性意义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以一定社会文化为背景提炼出的述说个体，心理结构是其精魂得以展现的根本载体。《白鹿原》以文化心理结构为人物塑造的核心模式，使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序列形象即“文本内在的意向性的客体形象”[3]得以活灵活现，并在当代小说形象的艺术长廊中永葆艺术光芒。

（一）从“典型性格论”到“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论”的私人化渐变

“典型性格论”在文学世界里长时间都是作家笔端的宠儿，这种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展现人物的典型性格，标示人物的典型性，如古典小说中的王熙凤、曹操等。深受传统文化洗礼的中国作家在选择人物塑造理论时，首当其冲便是典型性格论。陈忠实在择选人物塑造理论时，虽考量了运用“典型性格论”的可能性，但对这种性格塑造论所产生的预期效应深表怀疑，这种怀疑情愫源自主客观两个层面：首先，在客观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古典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1]如将审视的目光放到新文学场域内，“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Q和孔乙己”[1]。其次，作者自身多年的文学创作所积蓄的创作经验感知及读者反应意识，对作者自身的文学创作思想共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谈到创作《白鹿原》之前的人物塑造理论时，陈忠实如此定义“我从第一部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和中篇小说都在作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1]作家的创作历程是其选择新的文学人物塑造理论的内在动力。作家在创作中产生思索及行动的冲动，既有文学自身发展带来的文学创作环境的实际需要，也包含有作家自身的文学追求。一种新的人物塑造模式在作家创作中的终极体现是：这种创作思想上的渐进变化是对作家自身文学认识层面的深化肯定，这种进步的特征是私人性的，它并非相似作家的共性凸显，是作家自我内在心理反思的文本映射，是作家心理图景的文本展示。

（二）文化心理结构在文本中的运用对人物塑造产生的立体化影响

一个社会的文化积淀对塑造人物的内在心理结构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任何人只要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社会群体中，都要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来自这个社会肌理深层中的文化因子，为进而形成的自我心理结构提供社会文化性依托。任何脱离文化背景的文学形象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生存的土壤，更无法获得读者的认可。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群体现实感极强，人物性格富有立体感和圆润感，避免了“典型性格论”中易造成人物形象的塑造的扁平性格倾向。

《白鹿原》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经历了性格上的文化层面的转变，此转变进程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不同人物的人物性格的相异心理转变走向都有其文化背景依据，如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这些白鹿原上的“第一代”们，他们的心理结构始终受到原上文化的牵引，是小说中人物心理结构较为稳定的一群原上人；而如白灵、白孝文等人物的心理结构的突变，更多的则是与其接触到新的文化图景有着不可断裂的关联。无论是稳定还是挣扎，他们都根植于白鹿原上传统的农耕小民文化意识。何为传统，它“是在文化隔离的条件下形成的，得益于地理环境的隔绝引起的心理状态的封闭”，[4]白鹿原上的人们在面对传统意识遭受现代文化冲击的关口，坚守抑或摒弃，都是这种封闭心理状态遭受现代性冲击的一次深刻洗礼，都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巨大影响。

（三）文化心理结构的运用对文本意义全方位呈现的促进化作用

“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感结构。”[2]人物形象的言行穿插叠交，构成了展现人物喜怒哀乐等生活情感的有机载体，尤其是人物的语言表达，在表现人物形象层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则，《白鹿原》中大量关中方言的运用本身也同样地凸显了地域文化的典型表征。文本中设置的祠堂、乡约、族谱等意象，更彰显出白鹿原上传统而又独特的中国农村乡土文化原味。作家想通过这样的文化氛围设置，准确地将自我对民族历史的洞察呈现给读者。

小说文本意义呈现和小说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如白孝文与白嘉轩父子关系的呈现，鹿三、黑娃和田晓娥的多重关系呈现等都是建立在人物形象的内在文化心理情感的基础之上，无不体现了原上传统文化对他们产生的深切影响。如白嘉轩对待儿子白孝文的多重态度，分为前、中、后三阶段，每个阶段中的父子之间的相互照应和体验迥异，对于白嘉轩这样一个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浸染着传统宗族意识的原上族长来说，自家儿子的某些行为深深触动了他所秉承的道德底线，使他选择了冷对儿子的战时境遇。这些以文本表层叙述为主的人物关系展现是文本意义得以深刻呈现的依托，也只有通过对这些复杂而又生活常态化的原上人物关系网的细腻布排，小说才能更加完整地展现出作者的内心情感。

三、结语

陈忠实运用乡土文化心理结构来塑造人物形象，和他二十余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有着重大关联，反衬了作家对脚下土地的倾心挚爱，发酵了作家意欲通过白鹿原这块土地坦露自身对民族历史的文人睽望情绪。“作家以描述民间世界的生活风尚为主要审美对象，它的批判色彩与意识形态都被包含在民俗审美的形式里面，并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崭新的艺术世界。”[5]在陈忠实“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1]文人式强烈人生诉求的自我激励下，小说《白鹿原》在文化意蕴的设置层面，无疑倾注了作家的巨大心血，“文化心理结构”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对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也造成了多层面的阅读刺激，是一种人物呈现的新颖模式，并“借由文字、意向以及叙事所焕发出的能量”，[6]致使之后的作家们纷纷效仿，这种效应延伸至当代文学的多种文学范式的作家创作中。人物文化心理结构是整个文本的叙事基础，是整个文本的人物登场及亮相、展现自我心理场域构成的基石，也是陈忠实在小说人物塑造方法层面一次成功的借鉴与超越。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40，41，49，22.

［2］李泽厚.说文化心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28，4.

［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6.

［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7.

［5］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1.

［6］（美）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