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来自约翰·罗货币思想的传统

时间：2024-07-06

刘远航

一、引言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主流货币理论面临着挑战[1]。“新共识”宏观货币理论以对货币主义者的关于“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以及通过调控货币供给量影响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主张的批判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认为政策性利率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有助于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工具。该理论在近几十年取得了主流货币理论的地位，然而其局限性也在持久的经济下行态势面前显露出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使得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严重受限，“新共识”理论因难以提出进一步的经济刺激举措而受到广泛质疑[2][3]。在此形势下，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倡导的现代货币理论，因其现实问题导向性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该理论强调未充分就业状态下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财政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等负面效应，使其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张晓晶，刘磊，2019）[4]现代货币理论作为“非主流”学说，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建议都不乏独到见解，能够为理解货币的本质以及考察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是“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相对于主流货币理论而言，货币国定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把国家因素引入对货币本质的解释，强调货币是国家的创造物[5][6]。这种观点为凯恩斯在其著作《货币论》中倡导“当国家要求有权宣布什么东西可以作为符合现行计算货币的货币时，当它不止要求有权强制执行品类规定，而且要求有权拟定品类规定时，就达到了国家货币或国定货币时代”①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凯恩斯看来，一切现代文明国家都拥有指定用来满足债务清偿和计价职能要求的货币的权利[7]。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借用了凯恩斯“现代国家”的说法，把现代国家依据这种权利发行的货币统称为“现代货币”，进而发展出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作为对货币国定论的复兴，也被称为“新货币国定论”或“税收驱动货币理论”。

国定货币学说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重商主义时代。在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传统里，国家本位思想和对货币问题的重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8]从晚期重商主义货币理论家约翰·罗（John Law）的货币学说与政策实践中，能够看到关于货币是国家创造物的认识，以及诸如注重需求侧分析以及坚持货币非中性和内生货币这些现代货币理论区别于主流理论分析范式的重要特征。实际上即使是在重商主义学者中，约翰·罗也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在货币理论方面，他的很多独到见解甚至已超越其所处时代。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的从货币理论到政策框架的一整套货币学说，是他建立一个宏伟经济体系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随着他在法国银行改革计划的失败和“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他的学说和计划遭到全盘否定，并长期为人所诟病，这种情形直到20 世纪才有所改观。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史》中对约翰·罗的货币思想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称其为“管理通货思想的鼻祖”[9]，而罗奠定的货币理论传统，包括关于货币本质和货币价值的认识以及向国家提供纸币的方略，已经分别被凯恩斯及其后继者、货币主义者以及供给学派从不同程度上采纳[10]（Salerno，1991）。理解约翰·罗的货币思想，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货币的本质以及现代货币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回顾约翰·罗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揭示罗的货币思想传统与国定货币学说和现代货币理论之间的关联，进而探讨其对于当下经济政策的启示。

二、约翰·罗的货币思想概述

约翰·罗的货币思想集中体现在1704 年的《论土地银行》和1705 年的《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两部著作以及其后的一些手稿中。前一部书中罗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提出了需求的概念并将需求和供给结合起来考察价格的决定，进而将需求分析运用于货币领域，说明货币供求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后一部著作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了货币供求与价格水平及贸易、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中央银行计划的初步构想。约翰·罗的货币学说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他从反金属论的立场出发，将货币的价值与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价值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数量论。而结合现实经济运行来讨论货币供求对物价水平的作用机制，是约翰·罗货币学说的突出特点。政策主张方面，罗建议国家发行纸币以克服货币短缺，认为纸币的优越性在于方便进行数量调整使货币供求保持稳定，在未充分就业状态下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有助于实现刺激贸易和就业的目标，且不会发生通货膨胀[11][12][13]。

（一）“反金属论”立场

重商主义学说对货币的重视由来已久。早期重商主义者的出发点通常被归纳为“将财富等同于货币本身，而货币由金银贵金属构成”，据此他们鼓吹为了维持国家竞争力，必须最大限度鼓励金银流入，防止贵金属外流，以保证有利的贸易差额[14]。晚期重商主义者尽管仍强调贸易顺差对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但是已经摒弃这种幼稚的财富观和货币观。约翰·洛克在1691 年的论著《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明确提出，国家的富强不在于金银货币总量的多寡，而在于用金银能买到的消费品的量大小。[15]类似地，约翰·罗也认为国家的“人口以及所拥有的住宅和外国商品”是国家实力和财富的体现。[16]在他们看来，货币不过是充当商品价值的固定价值尺度，是交易据以进行的凭证。这类作者也因此被Viner （1936[1965]）称为“非金块论” 的重商主义者（nonbullionist mercantilists）[17]。

约翰·罗以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作为讨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的逻辑起点。罗对货币起源的论证基于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交易活动，“在人们知道使用货币以前，商品是通过物物交换方式或订立契约来交换的，契约则是用商品来偿付的”②，货币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以及应付契约偿付过程中对于价值规定的需要。起初因为白银的“质量有保证”的特性，使它从一般商品中独立出来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行使货币的职能。罗反对洛克关于货币与物品的交换依据的是某种“假想的”价值（即人们对于按一定数量的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的价值能交换来的其他商品数量的共同认识）的说法，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用“假想的”价值可以解释为何某种商品（如白银）会被某一国家接受乃至被所有国家共同接受作为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固定尺度，特别是这种商品自身价值也会发生波动。罗认为正如白银在物物交换中的价值应当通过它作为金属的用途来解释，白银作为货币的价值也必然来自货币的实际用途（例如便利交易过程等），而不是什么想象的东西。按照罗的观点，从概念上来看，白银作为商品的价值和作为货币的价值是相互独立的，后者相当于在前者之上增加了一个价值，新增加的价值量大小则取决于白银作为货币以后其需求的增量，尽管在金属本位制下这二者总是结合在一起，统一地表现为白银货币的价值，从形式上不是那么容易区分开。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对货币学说的“金属论”和“名目论”进行了界定，将主张“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商品构成或由某种商品‘予以担保’，因而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逻辑根源就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而不必考虑其货币作用”③的观点定义为理论上的金属论。与此相对应，实用上的金属论则着眼于货币政策原则方面，但凡主张“货币单位‘应该’牢牢地与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联系在一起，并能与这种商品自由兑换”④的均属此类，而分别从理论层面和政策原则上否定以上观点的就是理论上的和实用上的名目论。洛克从金银因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在价值而被用于交易中充当价值的“保证物”的论点推导出的用金银贵金属的价值解释货币的购买力的观点就是典型的理论上的金属论。约翰·罗把金属本位制下白银作为商品的价值和作为货币的价值分开讨论，则从理论上为反金属论立场奠定了基础。根据罗的看法，货币的价值由相对于货币需求量而言的货币供给量决定，也就是说在金属本位制下白银货币的价值可能会受到来自对白银作为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变化和来自对白银作为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变化的影响，对于解释货币价值来说只有后一种影响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为了维持货币价值稳定，至少应该尽可能将前一种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就像罗所说的，“如果发行这样一种货币，这种货币不具有内在价值，其外在价值不会被输出，国内对它的需求量也不会减少，则实力和财富就将得到保持，不稳定性就将减少”⑤。按照罗的构想，纸币因具备发行数量可以轻易进行调整以适应需求量变化的特点，能够排除货币材料本身价值变动对币值的影响，所以比白银更适宜于充当不变的价值尺度[18][19]。

货币的有用性，或者说货币的效力，是基于货币可广泛为人所接受（Lerner，1947）。在实用上的金属论者看来，货币的这种可接受性自然以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的实用性为担保[20]。如果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在此过程中的一定时期内决定公众从主观上对纸币的接受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将是纸币对于贵金属的可自由兑换程度，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对金银的价值更有信心，因此如何建立起公众的信心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约翰·罗深信这一点，这从他最初受到英格兰土地银行计划的启发而提出以土地为担保发行纸币的建议就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土地作为比白银价值更稳定的担保品，显然更有利于维持公众对纸币的信心。可以说这一时期罗的主张实际上与实用上的金属论者近似。根据Murphy（1991）的研究，在《论货币和贸易》面世后的几年里，约翰·罗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彼时为满足英国政府庞大的财政需求而创立的英格兰银行与东印度公司被授予经营银行业与贸易的垄断特权，条件是以极低的利息接管政府证券，该事件拓宽了罗对于货币概念的认识，罗开始思考包括国库券、汇票乃至公司股份等有价证券充当交易凭证的可行性，并且在这一时期逐渐放弃了土地银行计划。[21]French（2009）指出，罗的目标是保持货币的价值稳定，防范通货膨胀，在他看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产恰好能提供储值的功能，土地是这样的资产，公司的股份更是如此，且股票本身的可交易性使其适宜用作支付手段。[22]此外，公司资产易于升值的特性也为罗所看中，这里他完全忽视了资产贬值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相较于不生息的金属货币，人们显然更愿意持有能带来一定收益的股票，因此股票等资产作为货币能否与某种商品（如金银）自由兑换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没太大意义了。从货币价值以土地担保，到资产货币化，这一演变历程反映了罗在货币政策原则方面逐渐抛弃了金属论者的立场。

（二）货币数量论

约翰·罗持货币“非中性”的观点，即承认货币对现实经济的推动作用，这与此后作为主流理论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货币视为“交易的润滑剂”“面纱”，否认货币作为影响实体经济的变量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货币非中性思想从约翰·罗对货币数量作用于物价水平的机制的讨论中体现出来。

在经济思想史上，约翰·罗较早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由其供求关系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洛克认为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该商品的“数量”与“销路”的比例决定的，实际上“销路”说法的隐含意义在于强调销路作为需求侧同商品的产量一样是一个可以人为控制的变量。约翰·罗没有认同这一说法，他指出“商品价值的大小，与其说取决于其用处的大小或人们对它的需要程度，不如说取决于相对于需求的商品数量的多寡”⑥。在贵金属本位制下，商品的价格则分别受到该商品自身和货币（或者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的供求关系变化的双重影响。对于从16 世纪到18 世纪这200 年来苏格兰乃至欧洲物价出现大幅上涨这一史称“价格革命”的事件，罗认为其原因与其说是货物需求量超过供给量，不如说是货币供给量超过需求量，或者至少是货币供给量增速大于需求量增速，因为通常大多数货物“供给量随着需求量的增减而增减”（也就是说供给有弹性，虽然罗并未明确提出“弹性”的说法），产品市场暂时的供求失衡会得到纠正，长期来看是稳定的，造成价格上涨的主要诱因应归结为白银或银币数量的突发性增长。罗认为这可以从两个事实反映出来，第一，相同单位的白银或银币能够买到的货物数量不如以前多了；第二，利息率下降了[23]。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在金属本位制下，贵金属的供求变动对于工业用贵金属的价值的影响和对于用作货币的贵金属的交换价值的影响是两回事，例如金币的交换价值下降引起的物价提高，其直接原因是金币数量的增加而并非黄金数量的变化，即使黄金数量不变，单位货币含金量的增减也会改变商品的价格，因而黄金数量增减与金币数量变动作用于价格的机理是不同的。理论上的金属论者往往难以将这二者区分开，因此他们提出的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关联的理论还不能称为货币数量理论。作为反金属论者，约翰·罗清楚地认识到，“白银由于充当货币，需求量增加，从而获得了额外的价值；不过，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其价值的增加，因为供给量的增加也降低了白银的价值；但是，如果白银不充当货币而供给量增加的话，它的价值本来是会降得更多的。”⑦他指出欧洲“价格革命”的原因是银币价值下降而不是白银价值下降，白银供给量增加只是银币贬值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约翰·罗是真正的货币数量论者。

在开放经济的前提下，罗认为“商品或货币的价值是随着整个欧洲商品或货币的供给或需求的变化而变化”⑧，也就是说商品和货币的自由流动使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如果一国商品或货币的供给量相对于国内需求量的比例与其他贸易国大致相当，那么该国的物价水平也将与他国趋同，这便是后人所说的“一价定律”。但是如果一国缺少货币，相对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达不到其他国家的水平（假设该国的产出除满足国内基本消费需求外所剩余的难以应付出口需要，且国内消费水平受到产品数量约束难以提高），则该国国内货币价值较高而物价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在这种条件下进行贸易，该国就不得不为进口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且该国受制于货币不足，难以雇用更多人手扩大生产规模，以至于虽然该国商品价格低廉，但是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就造成进口数额大于出口，货币持续外流，贸易逆差难以扭转，汇兑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并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重汇兑状况的恶化，而国内因缺乏货币只能减少进口并压低消费和投资需求水平。罗的建议是向这样的国家提供货币以弥补货币供给缺口，在此过程中该国的货币价值逐渐降低，物价上升直至与他国趋同。罗对于这一货币数量作用于物价的机制的解释，可以结合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框架来加以理解。

在货币供给不足的国家，商人借不到足够的钱从事贸易，国内产出低下且居民的消费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这表示名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物价低下就是总需求不足的反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总需求水平，进而对价格产生影响。首先，正如罗反复强调的，贸易依赖于货币，并且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无论是增加劳动力雇用，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还是经营转运贸易或加工贸易，都需要预先支付货币方能开展。货币的作用就相当于推动贸易的齿轮。货币量的增加使“商人由于借款较容易，利率较低，也就可以较为有利地从事贸易”⑨。货币供给的增加通过利率的作用拉动投资需求。实际上，与洛克将利息视作为货币所能提供的收入支付的报酬（因而实质上是运用货币产生的利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罗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一个利息理论，然而有理由认为罗关于利息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与洛克类似。比如罗指出，“只要货币产生利息，就会被利用，而被利用的货币将带来利润”⑩，于是利息可以看作为使用货币支付的价格，它由相对于货币需求量的货币供给量决定，这一点可以从罗将利息率的下降作为近二百年来欧洲市场银币供给增速超过需求的一个佐证看出来。货币供给量增加所导致的利息率的下降将刺激投资行为。

其次，“货币越多，雇用的人也越多”⑪，货币数量的增加使需要靠接受救济为生的无业人口能够得到雇用，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了这部分人的收入，也就使这些人以前因收入约束得不到满足的名义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尽管存在穷人将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储蓄因而导致消费需求的提升很有限的可能性。罗认为应当继续增加发行货币，把国外的剩余劳动力也吸引过来，以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并且人口的增加对国家的富强有利无害。

总之，向一个缺少货币的经济体提供货币，名义货币数量的增加通过利率机制作用于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产品市场上的产量从而收入水平，产量的增加将提供更多剩余产品用于出口，使本国从事贸易的条件得到改善，相应地国内市场价格受国际市场供求影响发生调整直至与其他国家趋同。以上就是罗关于货币数量通过刺激总需求来影响价格的作用机理的认识。

（三）作为国家战略的货币政策主张

同包括洛克在内的其他重商主义者相似，约翰·罗主张国家财富的获得依赖于贸易，而贸易依赖于货币，所以“增加货币可以增加国家拥有的价值”⑫，以及“要比其他国家富强，就要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⑬。罗的货币观点着眼于增进国富，提升国家竞争力，这是一种国家本位思想的体现。

在《论货币和贸易》一书中，罗认为“荷兰之所以会富裕强大，原因之一是其政府很早就保护和奖励贸易”⑭，正因为早期荷兰先于其他国家推行鼓励自由贸易的各种措施，使它得以迅速积累起大量货物并贮积了充足的白银，这就为荷兰确立起一种先发优势。仰仗着丰富的银币，荷兰可以以低于他国的价格提供出口商品，藉此扩大贸易顺差，赢得汇兑上更有利的地位，促进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论货币和贸易》的成书年代，作为后进国家的苏格兰，已经不具备荷兰发展贸易的外部环境，因此难以像荷兰一样建立起足够的白银储备。事实上苏格兰经过革命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国内外战争，以及此后的英格兰对法作战从苏格兰持续抽走贵金属，国内硬币短缺已经开始被明显地感觉到，贸易受到严重影响，[24]用罗的话说，当时的苏格兰“国内贸易少得可怜，国家的经济得不到发展，原料得不到加工”⑮，而且对外贸易条件的不利处境又造成白银持续外流，形成恶性循环。罗的著作旨在帮助苏格兰摆脱这一局面。根据罗的看法，缺少货币的国家希望通过贸易实现国外白银的流入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由国家来“创造”纸币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25]

根据罗的“贸易与货币相互依存”观点，来自贸易的需要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正是“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⑯。在增加货币供给提高真实产出和收入的同时，随着贸易的扩大又不断地创造出对货币的需求，这一机制保证了货币供给量不至于超出货币需求，因此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26]（Sophister，1970）该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当货币增加刺激投资需求提高时，生产商总能找到可以出卖劳动的人。这是符合当时苏格兰的实际状况的。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总结的，假设处于失业状态的资源是同质的因而可以相互替代（这点符合罗的假设前提，因为罗尚未形成资本品的概念，在他看来投入生产的要素只有劳动，且暂不考虑劳动力质的差异的情形），以及存在闲置的可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使现行货币工资不至于提高，则货币数量论就可表述为“只要存在着失业现象，就业量会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变；而当充分就业存在时，价格水平会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改变”⑰。[27]

约翰·罗的以土地价值为担保发行纸币的建议并未被苏格兰议会采纳，然而此后在法国他找到了支持其兜售其货币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人。18世纪初的法国与苏格兰相似，也面临着货币紧缺的问题，此外受连年战争的影响政府深陷巨额债

务的泥潭，财政上举步维艰。[28][29]在这一双重困境下，约翰·罗主持创立的通用银行应运而生，旨在发行可兑换金银的银行券为国家提供货币，同时国王按其投入银行的股份获得的收益可以帮助其支付政府开支，缓解债务，此举是将财政与货币政策统一起来。罗建议运用国家力量强制储户接受纸币并用纸币交税，使纸币在国内大范围推行开来。因为银行券的发行数量是根据约翰·罗对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数量的推测而定的，所以起初并未发生货币过剩和物价上涨，一度在公众之中树立了良好的信用。尽管如此，新政策实行一段时间后，法国政府仍有相当数量的债务以年金和政府公债等形式存在，为了更迅速地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推进自己的经济计划，罗需要其他工具来进一步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他效法英国政府之于英格兰银行与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建议法国政府向西方公司（后兼并印度公司成为密西西比公司）授予经营殖民地贸易的特许权，代价是以极低的利率将政府债务转变为公司股份，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西方公司发行的股票只能以政府公债来购买。此后，由通用银行转变而来的皇家银行不断增加银行券发行，与罗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制定新股的购买规则以及推出各项新权益的同时人为制造紧迫感吸引投资者入股等）相结合共同推动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疯涨，由此引发全社会投资风潮。与此同时，银行券的继续发行不断满足投资者的入股需求，货币供给的扩张与股价上涨相互刺激，为政府债务的偿付筹集到更多资金。最终公司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高额股息，泡沫破灭。罗的计划从发起到失败，总共经历了不到五年时间。“密西西比泡沫”的成因，或可以归结为罗的债务管理政策的需要，当代学者更多地认为倘若不是罗的急于求成心理和被眼前的成果冲昏了头脑而连续地增发纸币，历史很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了。法国银行计划的破产和“密西西比泡沫”的灾难性后果与约翰·罗货币学说本身的理论价值应该分开看待，正如熊彼特认为罗的银行计划及其实践赋予了其学说更多的意义，“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事实上正在成功之路上前进：就是通过控制和改革把法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引向新水平。”⑱

三、约翰·罗货币思想与现代货币理论的关联

“反金属论”的货币观和货币“非中性”的认识，是约翰·罗的两个重要的货币理论贡献。以此为基础，体现在《论货币和贸易》一书以及其后约翰·罗在法国一系列货币改革实践中的货币体系构想，被认为实际上与现代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的方式提供法定不兑换纸币（fiat money）的做法相类似（Salerno，1991）。对于既存的货币系统运作模式，不同理论派别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进行解读，最后反映到政策结论上通常是大相径庭。与主流观点强调货币中性和货币外生，在此基础上宣扬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存量来达到保持币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的目标不同，后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现代货币理论坚持国定货币或者说“税收驱动货币”的观点，税收被赋予了创造公众对货币的需求的意义，政府债券的发行也就被解读为旨在使公众用有息的资产替代无息的货币，以此调整公众持有的货币和政府债券数量并影响利率水平，因此现代货币理论更为强调财政政策对于保持币值稳定的意义，主张货币政策需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观点承袭自凯恩斯的货币学说，而凯恩斯的国家货币思想以及货币非中性和内生性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找到约翰·罗货币学说的影子。

（一）关于货币起源与国定本质的认识

在《论货币和贸易》中，约翰·罗曾提出过关于货币本质的重要论断，“货币并不是用来换取商品的，而是用来充当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⑲；“是据以交换货物和用来支付契约的价值”⑳。罗强调的是货币作为交易凭证的特性，结合货币的起源讨论这一问题，如前所述，约翰·罗认为货币的出现晚于市场交换活动，最初是为了应付交易过程中价值给付以及延期支付的需要而从其他商品当中独立出来的、能够满足某些特殊要求的一类商品。这种关于货币起源的认识被主流货币理论接受，进而演变为货币作为旨在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自然地在主流学说看来货币只是市场交易活动的“润滑剂”，它不具有特殊的性质因而不会对真实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而货币数量论无非就是一般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随着货币本身数量增减而发生的变化，并不涉及其他变量。也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然而在约翰·罗看来，货币能够充当价值的表征物与货币材质无关，因而从逻辑上讲货币并不必然与某种特定的商品挂钩；另一方面罗并没有由货币的市场交易起源说推出货币中性的结论。综观约翰·罗的货币学说和其货币改革计划，可以看出罗对于货币本质问题的“应然”的理解和他关于该问题“实然”的认知并不统一，其中后者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理论界通行看法的影响，而与前者相关的，特别是他的货币发行建议与实践中包含的一些独创性的观点，为后世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在内的非主流货币观提供了蓝本[30]。

从约翰·罗在论证他的土地银行计划时提出的一个模拟现实的情形可一窥罗关于货币本质的另一种视角的解释。罗假设存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一个岛屿），它由岛屿所有者、若干从事农业生产的佃农，以及若干靠施舍生活的穷人和懒人三部分人构成，这些人形成一个剩余劳动力储备。该经济体起初没有货币，佃农以其自身劳动产品向岛屿所有者缴纳地租并与其他人进行物物交换以满足生活所需，不存在制造业，用每年剩余的农产品换取外国的制成品，刚好能满足当年消费需要而没有储备。如果向该经济体引入货币，具体来说，由岛屿所有者发行纸币（例如通过以土地价值作为担保的方式）雇用包括穷人、懒人在内的无事可干者从事制造业生产，并规定佃农只准以岛屿所有者发行的纸币来缴纳地租，于是就形成一个纸币的循环并因此构筑起一系列新的经济关系模式：岛屿所有者发行纸币支付工人的工资，工人用纸币向佃农购买农产品满足生活所需，佃农用出售农产品换得的纸币缴纳地租。这一过程降低了岛上的失业率，使制造业得到发展，消费品产量增加，所有人的福利都有所提高。该事例暗含了这样的思想，即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与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密不可分，特别是国家的力量在货币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在该例中就是处于国家统治者地位上的岛屿所有者强制佃农用他独家发行的纸币交租，从而创造出佃农对纸币的需求，佃农愿意接受工人用纸币作为交易凭证交换他们手中的产品，使纸币进入流通领域。国家对纸币的“创造”过程经常被主流货币理论忽视，但却在国定货币学说中得到发扬。

货币国定论建立在对货币起源和本质的不同于主流货币理论的解释上，主张将货币分析放置于特定的社会与制度情境之下[31]。早期的货币国定论或者说“国家货币学说”，由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于20世纪初提出。克纳普反对作为主流理论的“金属货币论”（Mentallism）所提倡的关于货币价值来自从其他商品中独立出来充当交易凭证的贵金属的价值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货币体系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因而是荒谬的，且货币的出现晚于原始市场交换活动的说法并不能为货币起源的历史所支持。基于对历史的考察，克纳普提出货币产生于债务清偿的需要，当牵涉到契约履行的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法律和制度因素。债务的偿付应按债务包含的单位价值量来履行，最初的债务支付手段并不固定于某种货物上，这时就需要国家依靠自身权威指定某一价值承担者，货币就是作为债务价值的表征物或者说记账单位出现的。充当价值表征的货币可以完全是符号意义上的，与具体用作货币的材料无关，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种观点为凯恩斯所继承，表现在《货币论》开篇对“计算货币”和“货币”概念的区分。根据凯恩斯的论述，当国家的力量运用于符合计算货币的货币物的指定时，就进入了国定货币时代。在克纳普和凯恩斯的观点中，货币的本质表现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而交易媒介职能则是其后衍生出来的。此后，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勒纳（Abba Lerner）复兴了货币国定论。勒纳认为，货币的“可接受性”是货币的效力所在，这种可接受性在特定情况下建立在货币转化为金银的可能性上，然而当现代国家能够以国家的绝对权威为担保使某种事物被人们一致接受成为货币时，货币与金银的相互转化便失去必要性。这种状态是通过国家承诺愿意接受用被选作货币的事物来缴纳的赋税和其他债务实现的，进而政府可通过命令或税收的手段调节人们手中的货币数量，便能达到控制经济中支出水平的目的（Lerner，1947）。以Wray 为代表的一批后凯恩斯主义者在综合以上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货币理论。

现代货币理论包含两个理论前提，即国家拥有征税权，以及国家可以指定公众以何种物品交税，由此货币便作为由国家提供并被国家接受的可用于交税的物品，经由国家权力强制确立下来。公众需要用政府垄断发行的货币交税，这形成了对货币的需求，也成为货币价值的基础；政府则可以用自己提供的货币买到任何东西，征税实质上成为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资源的手段。货币作为国家的创造物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设定公众获取货币的条件来影响货币的价值（Wray，1998）。

（二）货币非中性、货币内生性与功能性财政

约翰·罗在《论货币和贸易》中强调，贸易和货币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二者均对对方有着直接影响。关于贸易依赖于货币的提法，如前所述，是罗的货币非中性立场的体现，这种观点为后来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者忽视，又在凯恩斯的学说中得到复兴。正如姚开建、杨玉生（2013）所说，经济学中货币理论的演进历史就是宣扬货币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货币非中性观点与它的反对观点之间“相克的历史”。[32]后凯恩斯主义者也继承了这种观点，例如明斯基等人提出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承认名义变量对实体经济变量和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就是基于货币非中性思想（张晓晶，刘磊，2019）。另一方面，货币依赖于贸易，对货币的需求来自贸易以及制造业的发展，这反映了罗的货币内生性思想。按照Wray（1998）的说法，内生性货币理论包含两个基本观点，即货币供给的扩张与货币需求相适应，以及中央银行无法直接决定货币数量。从约翰·罗的土地银行构想中隶属于议会的货币当局按照现实经济中货币需求的变化调整纸币发行量的主张，到“密西西比泡沫”期间罗通过一系列手段刺激公众的投资热情以创造出对货币的需求的做法，无不体现出货币内生性的原则。

主流“金属货币论”观点坚持货币中性的同时否认现实经济变量的变化对货币数量的影响，即货币是外生变量。在主流观点看来，货币数量可以直接由中央银行控制，由于纸币的价值必须由贵金属价值担保，中央银行可能会发行超过其贵金属储备限度的纸币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制定严格的货币政策规则确保央行的纸币发行数量与金银货币相一致就很有必要。内生货币论者对货币外生观点的批评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 世纪中期以图克、富拉顿等人为代表的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之间的论争。针对通货学派把当时的银行业危机归因于银行券超发，银行学派认为银行券的数量只与贸易的需要有关，只要银行券是可兑换的，就不存在银行券过度发行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实际需求不变，中央银行增发的银行券可能只是进入持有者的储蓄中，并不会进入实际流通领域，所以与其说货币供给过剩是银行业危机的原因毋宁说现实经济运行的结果（贾根良，何增平，2018）[33]。根据银行学派的看法，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难以直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其后凯恩斯也提出过“货币需求决定供给”的观点，然而并不否认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调节功能。

本文的实验环境为：Intel(R)Core(TM)i5-4210M CPU@2.60GHZ，8GB内存，NVIDIA GTX 850M显卡。使用的开发工具为基于Python 3.6.5版本的PyCharm，Alex-Net卷积神经网络使用TensorFlow框架。

货币国定学说同样强调货币的内生性。在货币国定学说看来，国家虽然可以定义货币，但是决定不了流通中的名义货币数量，它只能控制货币的发行规模（Wray，1998），这是通过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实现的，后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影响短期利率等方面。勒纳提出的“功能性财政”主张，成为现代货币理论的指导性原则。勒纳建议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取代传统的预算平衡财政，以服务于维持币值稳定和降低失业率的双重目标。具体来说，政府财政的首要职责在于调整政府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总支出，使其维持在能够按现行价格购买到全部产品的水平上，高出这个水平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低于这个水平就存在失业。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增加税收，面对后一种情况则应当扩大政府开支。其次，政府的借债应当以调节公众持有的货币与政府债券的相对数量从而使利率能够保持在适宜的投资水平上为准则。此外，必要时加印或销毁货币等手段也是可以选择的。（Lerner，1943）[34]与货币国定论关于“税收的功能在于创造货币需求”的观点相适应，财政政策手段就成了维持货币价值稳定的首选。

根据现代货币理论，政府支出相当于为公众的纳税融资，因为居民有储蓄倾向，所以政府要提供多于纳税额的货币数量。也就是说政府财政赤字是常态，而政府盈余则会降低居民的净储蓄，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失业是与政府赤字不足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是政府财政政策所容纳的实际净储蓄无法满足私人对持有净金融资产的需求所致，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应当依靠政府扩大开支。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最后雇佣者计划，旨在同时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按照该计划，只要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政府就应当通过债务融资向有能力且愿意工作的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同时政府可以确立一个雇用劳动者的固定的工资水平基准，这将使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都能根据这一劳动力价格基准得到确定，由此保证了货币购买力的稳定。该计划能够发挥逆周期调节的功能，在经济萧条、就业不足时，政府为增加雇用劳动者扩大开支，有助于对抗通缩的压力；相反，在经济繁荣时，私人部门存在旺盛的劳动需求，有能力提供比政府部门更高的劳动工资，吸引作为最后雇佣者的劳动者转移出政府提供的岗位，相应地政府开支缩减，有助于防范通胀风险。能够看出，前面所说的约翰·罗阐述其纸币计划时提出的岛屿经济体的模拟假设中,岛屿所有者用自己发行的货币雇用无事可干的人从事制造业生产，其中包含的政府通过扩大开支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与最后雇佣者计划的基本主张本质上极为相似。

四、总结与启示

约翰·罗货币理论的基础在于“财富来自贸易，贸易依赖于货币”这一带有鲜明重商主义时代特征的命题，他的标新立异之处首先表现在对金属货币论的背离。从较早的放弃白银货币转而以土地价值为担保发行纸币的建议，到后来法国皇家银行的银行券发行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价格相互刺激的一系列实践，罗在货币政策原则方面的转变为其后的国家货币学说留下了一定的思想遗产。国定货币论从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定义货币的本质，在货币分析中引入国家和制度因素，用国家通过权力强制指定法币成为纳税物的能力作为货币可接受性的保证来解释法定不可兑换货币的形成，相当于在约翰·罗反金属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国定货币学说看来，现代国家政府可以凭借主权地位和力量创造出货币来为自己的支出融资，这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不必面临融资可获得性的约束，政府的这种地位有助于为了公共利益调动各种资源。约翰·罗的这一思路为我国实施主权信贷、破除美元霸权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李黎力，贾根良，2012）。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约翰·罗货币理论的鲜明特点在于强调货币与现实经济的双向影响，一方面他对货币数量论的理解没有停留在单纯描述货币供求比例与物价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深入探讨货币供给状况的改善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他坚持货币的供给量应与来自现实经济的需求相适应。起初罗基于对银行业的长期观察提出部分储备银行作为提供货币手段的优越性，然而实际上罗的货币发行计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终归还是政府。在法国银行改革实践中，皇家银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国王，旨在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提供融资帮助。罗将政府公债与殖民地风险事业经营公司的股份绑定，并以此为担保来扩大银行券发行的做法虽然本身带有投机性质并最终酿成恶果，然而单从政策选择层面来看，罗对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也不无明智之处（按照Murphy 的说法，罗最终为了债务管理政策牺牲掉了货币政策，这是因为罗认为货币政策只有在财政健康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现代货币理论秉承了货币非中性和货币内生性的观点，反对传统理论提倡的货币政策对于实现长期经济目标的作用，认为中央银行本身从来没有也根本无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数量，财政政策才直接与货币发行数量有关，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35]现今在持续的经济下行态势下，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日益有限，现代货币理论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作为抵御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率的手段的见解，无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如何进一步推进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需要总结和思考的。

注释

①[英]凯恩斯.货币论（上卷）[M].何瑞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

②[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

③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朱泱，孙鸿敞，李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44.

⑥[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

⑦[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3.

⑧[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4.

⑨[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

⑩⑪⑫[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

⑬[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3.

⑭[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0.

⑮[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