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籍与派系：推翻安徽教育厅长杨乃康事件研究

周 宁

□历史学研究

省籍与派系：推翻安徽教育厅长杨乃康事件研究

周 宁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在安徽学潮的风口浪尖，杨乃康出任安徽教育厅长。杨乃康力图整顿安徽教育，回复正轨。然而，上任不到百日，就因撤换图书馆长问题，遭到教育界反对。由于省长许世英有意袒护，加之查无实据，第一次“倒杨风波”遂不了了之。半年之后，风潮再起。桐城派、怀宁派与杨乃康关系恶化，一方面由史邦翰控诉杨乃康贪污，一方面借助省教育会等团体向省署施压。由于证据确凿，杨乃康最终被迫辞职。两次“倒杨风波”看似是杨乃康的个人操守与能力问题，但实质上是北洋政府时期省籍意识和派系观念的一个缩影。

省籍；派系；杨乃康；教育厅长

1921年10月，杨乃康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安徽教育厅长。然而，时隔不到一年，安徽教育界就发动了两次“倒杨风波”。杨乃康究竟因何触犯众怒被迫辞职？从表面上看，教育界声称其学识卑陋、措置乖方、废弛教育、滥用职权、吞蚀公款，似乎罪大恶极非去不可，但爬梳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这些更多是摆在台面的理由，暗流涌动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牢不可破的省籍与派系观念。

其实，北洋政府时期的省籍与派系观念并不是新鲜话题，学界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就主题而言，更多集中在政治层面，尤其是对湖南、浙江等省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多有探讨（1）。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界而言，学界虽注意到省籍和派系观念引发的人事纠葛，但大多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作为研究对象（2），对于地方，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安徽教育界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杨乃康事件，增进北洋政府时期安徽教育生态的理解。

一、接手安徽教育“烂摊子”的杨乃康

1920年8月，统治安徽8年之久的倪嗣冲因皖系败北倒台。旅外皖籍知识分子和省内教育界精英，利用政局变动，在安徽发起了一场教育革新运动。他们要求政府物色第一流人才担任安徽教育厅长，“以树皖省教育革新之基”[1]。与此同时，安徽中等以上学校爆发大规模学潮，要求撤换公益维持会出身的校长[2]。1920年10月，在与胡适等旅京皖事改进会代表积极沟通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张继煦为安徽教育厅长[3]。张继煦上任之后，对安徽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聘请光明甫、李光炯等名流担任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一方面积极申请增加教育经费扩充中等以上学校，一时之间颇得皖人厚望。然而，仅仅时隔半年，安徽“六二”事件发生，张继煦就因善后不利遭到了质疑[4]，其中虽不免有被军阀利用攻讦之嫌，但多少反映了因长期罢课，安徽教育此时已经出现了乱象。“六二”事件后，军阀与教育界的矛盾开始激化，迨至1921年9月，教育界拒绝李兆珍出任安徽省长，这种矛盾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军阀倪道烺、马联甲等人，开始收买学生向教育界发难，矛头直指法专、一师等校[5]。与此同时，受自由、民主思想感召，学生要求校园自治的呼声逐渐高涨，为外界利用学生“出位之思”煽动风潮提供了可乘之机（3）。加之，地缘派系利益因素裹杂其间，一场更大规模的学潮随之爆发。这场学潮从1921年9月开始，迁延数月之久，这里不妨列表以作说明：

表1 1921年下半年安徽中等以上学校学潮表

学校名称学潮起因学潮善后 省立第一中学部分学生受外界鼓动，攻击教职员校长杨亮功主动辞职 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教育厅更换校长，学生和教师对新旧校长迎拒态度不一教育厅改任该校林科主任徐淮代理校长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部分学生因考试严格反对校长章伯钧，学生内部因校长问题意见不一，发生武力冲突教育厅派科长程滨遗、省视学姚毓麟先后查办，章伯钧被迫辞职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丁柱中等8人受外界鼓动，辱骂教职员教育厅派省视学姚毓麟、章浑查办，将学生丁柱中等开除，学生抗不出校，学校内部出现分裂，校长李光炯主动辞职 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教育厅更换校长，学生内部因地缘关系迎拒态度不一，发生分裂教育厅派省视学赵纶士查办，令原校长维持校务，并将为首闹事学生开除 省立法政专门学校部分学生受外界鼓动，列举校长光明甫煽动学潮等8大罪状，并以武力加以驱逐教育厅命省视学蔡继榕、章辉维持秩序，光明甫辞职，改任该校主任，徐光炜为校长 省立第一甲种商业学校部分学生在校滋事，教职员均被迫出校教育厅命科员周积墉查办

可以说，从1921年秋季学期开始，安徽中等以上学校因学潮几乎处于停摆之中。面对汹涌的学潮，教育厅长张继煦早萌退意，9月14日和10月17日两次致电教育部提出辞职。10月19日，教育部正式任命杨乃康为安徽教育厅长。

杨乃康，浙江湖州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后与鲁迅等人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两人私交甚好，共同参与了名噪一时的“木瓜之役”。民国成立后，受蔡元培之邀，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1913年，杨乃康晋升为教育部视学，1917年外放为吉林省教育厅长，1920年冬回京任教育部编审[6]。就其履历而言，不可谓不光鲜。在教育部看来，杨乃康长期在教育界任职，有着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无疑是继任安徽教育厅长的理想人选。杨乃康对于出任安徽教育厅长也颇有跃跃一试之心。11月10日，杨乃康不顾安徽学界的反对，到达安庆（5）。11月11日，张继煦完成职务交卸。

杨乃康此时出任安徽教育厅长，无疑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6）。不过好在此时省城法专、一师等校的学潮已经渐渐平息。迨至年底，经过近两个月的调处，加之临近寒假学生陆续放假回家，安徽各地的学潮渐渐告一段落。对杨乃康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现象，毕竟教育界由动趋静，少了很多棘手的牵绊。从现有的史料看，风潮平息之后，杨乃康主持召开安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颁布《学校行政组织大纲》《学校组织大纲》和《整顿中等教育案》，也曾试图整顿安徽教育，有一番作为。然而，改革的效果还没有显现，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免就把杨乃康推到了风口浪尖。

二、第一次“倒杨风波”

1922年寒假，杨乃康改委何雯为省立图书馆馆长。任命发表之后，通俗讲演所汪汉源等起而反对，前任馆长王鸣瑞亦因款项问题不愿及时交卸。杨乃康为维护官厅威信，复命省视学江辛暂行接代，“并交新图记一颗，嘱令非接不可，一面备函地方检察厅，诉前馆长王鸣瑞把持洲地租款，请按律治罪，意在以强迫手段，使之非交不可”[7]。然而，“比项洲地租款，向系图书馆收用，册报备案，手续并不违法”[7]。法律渠道未能实现目的，杨乃康态度随后有所软化，“特派科长两人，与王鸣瑞磋商”，以报销“添购书籍、开辟皖园所垫各款”为条件，劝令交卸[7]。与此同时，杨乃康改委省教育会会长李光炯为馆长，“因李在教育界资格稍厚，用以搪塞，俾免反对者有所藉口”[7]。然而，李光炯无意蹚这场浑水，在教育会公开表明心迹，拒绝接任。至此，杨乃康的人事任命完全陷入被动。随后杨乃康“又将通俗讲演所所长史毓琨调任图书馆馆长，即以汪汉源调任讲演所所长”[8]。杨乃康希望以此平息通俗讲演所的反对，然而公开以职位交换，不仅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更大范围引起了教育界的反弹，有媒体就注意到：“教育厅长杨乃康，因撤换图书馆长王鸣瑞引起教育界反对。三次易人未能安全就职，始尚仅仅局部之问题也。今则教育团体联合一气，群起而攻。”[9]

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全皖教育改进会。2月19日，该会散发传单，列举杨乃康“阳奉阴违、利令智昏、措置乖方”三大罪状，并向省署进行呈控[8]。3月8日，事态进一步升级，全皖教育改进会联合省城12个教育团体，在省教育会召开大会。讨论结果：“多数主张，胪列杨之种种劣迹，电请教部，迅将杨乃康开缺，交付惩戒。一面赴省署请愿，要求许省长先行委人代理。”[10]3月12日各教育团体再次集会。大会审查通过杨乃康“学识卑陋、措置乖方、废弭教育、滥用职权、吞蚀公款”五大罪案，“一致主张分呈教育部暨省公署，并电恳府院迅予撤办”。大会表示“即日与杨乃康脱离关系”“应请钧长俯念教育前途为重”“将教育厅长杨乃康即日撤任，呈请交付惩戒，免致激成绝大学潮”[11]。

教育团体虽言词激烈，但能否实现驱逐目的，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是“罪状”能否成立。呈文洋洋洒洒，千字之多，但平心而论，有真凭实据的并不是太多。比如，控诉杨乃康“学识卑陋”，大多是泛泛而谈，以“关于用人行政前来陈述者，概不接见”，作为“深闭固拒，荒谬异常”[11]的证据，不仅难以成立，反而侧面说明杨乃康用人没有党派色彩。再比如，以停办芜湖第一甲种商业学校，推论“迹其用心，无非利在学校内部互讧，己得便于操纵”[11]，无论逻辑还是事实，也均难成立（7）。至于其它控诉，也大多捕风捉影，或无关轻重。

其次是省长许世英的态度。从教育团体与省署的交涉看，许世英似有维持杨乃康之意。在全皖教育改进会第一次向省署呈控时，许世英仅批“存查”二字[12]，态度相当暧昧。3月8日，全皖教育改进会推派徐涧频、何子伯等拜会许世英，询问“存查”究竟是何用意。许世英亦以模糊态度应之，称：“杨厅长处理图书馆一事，实属失当，我当为图书馆物色人才。至教育厅长，系由中央任命，当候中央核办。”[12]确实，教育厅长由中央任命，但如果地方政府有意更换，中央多少也会考虑地方态度，尤其是1920年代后实际任免权力逐渐趋向于地方[13]，许世英的这种答复就更给人以“踢皮球”的感觉。代表们对此回复自然不能满意，3月13日窦延年等6人再次拜谒许世英。许世英的态度仍然含糊不清，一方面称“此事尚容某审查”，一方面又说“简任职人员，概由中央去取，诸君欲将杨某撤任，实非职权所能及”[14]。3月25日，教育团体再次集会，与会人员态度更加激昂，决定“即日赴省公署质问省长有无办法与决心”[15]。会后，“出席委员三十八人同赴省署”，但许世英以有病为由拒绝见客，后在众代表坚持之下，许世英命政务厅长王淮琛代为接见。窦延年等认为：“王氏与教育厅居于同等地位，当然不能解决，即由委员等书一纸条，要求省长即刻答复。省长虽然即刻答复，仍系拖延政策。”[15]

许世英与杨乃康既非同乡，又非同学，也无任何私交，为何置教育界反对于不顾，有意维持杨乃康呢？一方面，许世英与此次风潮导火索——撤换图书馆馆长脱不了关系。最初“是由省长交条，改委何雯”[8]，杨乃康不过是省署命令的执行者。3月25日，各教育团体赴教育厅交涉，杨乃康更是公开声称：“此事不与自己相干，皆系省长主持。”[15]另一方面，由谁继任教育厅长，这也是让许世英头痛的大问题。在杨乃康位置动摇之时，各方力量均有觊觎之心，“本省稍有教育厅之资格者，都欲借宰羊公司之力，以行其偷鸡政策”[16]。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更换教育厅长，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风潮。加之，许世英夹袋之中一时也无合适人选，因此一动不如一静，维持杨乃康教育厅长的地位。

回到事件本身，杨乃康遵从许世英之命，改委何雯为图书馆馆长，虽操之过急，有在上司面前邀功之意，但终究不过是职权范围内的一个普通人事任命，因何会引起教育界激烈的反对呢？其实，首当其冲的是杨乃康的外省人身份。自1917年安徽设立教育厅以来，皖人一直视教育为自治事业，希望皖人治皖。而北洋政府教育部则坚持官员回避本籍的惯例，由此在教育厅长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矛盾不断。1917年安徽第一任教育厅长卢殿虎上任，安徽教育界就因其外省人的身份表示反对[17]。一年之后，教育部任命湖南人马邻翼担任安徽教育厅长，“旋因皖人有排外思想，马遂不克履新，委董嘉会代理”[18]。董嘉会，安徽怀宁人，代理安徽教育近两年之久，但却一直没得到教育部实授。1920年8月，董嘉会因丁艰辞职。恰逢此时安徽掀起教育革新浪潮，安徽教育界遂提出由胡适、陶行知等一流人才担任安徽教育厅长。然而，教育部随后任命的是直隶人赵宪曾，由此引发安徽教育界的激烈反弹。在旅京皖事改进会疏通下，教育部改委湖北人张继煦。张继煦虽仍是外省人，但毕竟得到旅京皖事改进会的首肯[19]。随后，旅京皖事改进会与安徽教育界积极沟通，为张到任铺平了道路（8）。1921年10月张继煦辞职，教育部改委杨乃康。安徽教育界对此任命并不认可，一度有挽张阻杨之举。杨乃康不顾反对之声，虽安然到任，但其外省人的身份已经埋下了隐患。这种强烈的省籍排外情结，在风潮高涨之时也得到了印证。比如，媒体一再提及杨乃康外省人的身份，称：“教育厅则以外省人之资格，措置乖方，已大受教育界之攻击。”[20]3月13日，窦延年等人拜会许世英，更是直接表达了皖人治皖的意见，称：“教育为自治行政之一端，似以本省人作长官为宜，而且本省人对于其庐墓所在之地，亦不敢十分作恶。”[21]对此，许世英亦表示赞同，称：“教育厅长一职，中央规定不许用本省人，但可以委任代理。前此董嘉会曾代理年余，即其先例，嗣后慎选皖贤，委任代理或可办到。”[21]尽管许世英声称可以用变通办法，实现皖人治皖，但他此时并不真心希望撤换杨乃康，随后命令安庆道尹李大防查办此案。“李氏素称圆滑，乃以空空洞洞之官样文章呈复。”[22]由于查无实据，“第一次倒杨风波”遂不了了之。

三、第二次“倒杨风波”

半年之后，风潮再起。相比第一次“倒杨风波”，此次风潮毫无征兆，可谓平地惊雷。8月中旬，史邦翰等10人，“联名具呈教育部及省公署，揭发杨氏吞款溺职罪状”[22]。具呈之后，史邦翰等“复请愿于省教育会，请予援助”[22]。8月21日，省教育会召开大会讨论此事，会议决定“将史等控杨之呈文，加以切实批语转呈省长”[22]，并请省长遴派公正人员进行彻查。除转呈外，省教育会推派当日到会的五名委员，谒见省长，面陈一切。与此同时，省教育会“函知学校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定期开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22]。

由于省教育会的强力介入，事件迅速升级（9）。8月31日，省教育会、学校联合会、通俗教育会召开联席会议。学校联合会代表首先表明立场，称愿与省教育会取同一态度。通俗教育会随后更是义愤填膺地表示：“本会对于杨乃康，久表不满之意……今史君邦翰控告杨乃康，率皆信而有征，又得省教育会、学校联合会出为援助，本会愿随二会之后，以策进行。”[23]会后，三团体推派代表共同面见省长许世英，要求撤换教育厅长。许世英亦深知“杨之被控，实非诬妄，遂定意一面呈揭，一面委代”[24]。至此，杨乃康去职已成定局。

在众人的控诉中，贪污成为杨乃康最大的罪状。其实半年前全皖教育改进会等团体也曾控诉杨乃康“吞蚀公款”，但大多捕风捉影，并无真凭实据。史邦翰此次揭发，显然有备而来，搜集了大量证据，“逐项胪举事实，较之前次教育团体联合会所控，更加切实”[22]。杨乃康贪污的罪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吞蚀省视学视察经费，据史邦翰调查，杨乃康贪污此项经费达1040元之多（10）；二是克扣《安徽教育月刊》出版经费，史邦翰声称，杨乃康有意压缩《安徽教育月刊》张数，吞蚀出版经费（11）。

史邦翰与杨乃康无个人恩怨，也非贪污受害者，缘何要处心积虑搜集证据，向杨发难呢？其实，史邦翰控诉杨乃康贪污仅是表面现象，背后牵涉的是复杂的派系利益和学区观念。民国以来，安徽教育界地缘派系众多，有皖南派、皖北派、怀宁派和桐城派之分，彼此“相互倾轧，互相勾结，循环争攘，风潮靡有已时”[25]。“五四”之后，怀宁派在安徽教育界逐渐没落，“力谋得一校长而不可得”；桐城派“在教育界声势最大”，但“现在亦寥寥无几”。“怀桐两派，久郁思宣，乃组织所谓安庆六邑教育协进会，以谋扩张势力。其目的先在谋继省城各校校长位置。”[25]恰逢1922年5月，省教育厅调整师范学区，将桐城、怀宁、太湖、潜山、宿松、太湖划归第一师范学区[26]，六邑教育改进会遂以学校分区制度为由，在暑假推举代表，“赴教育厅请换省城第一中学、第一工业、第一师范、第一女师、法政专门等校校长，另委该六邑人为继”。“教育厅长杨乃康概未照准。虽省城各校有易人之举，如一工、一师均未用怀桐两县人，该两派愤不能平，于是杨乃康被桐城人史邦翰等呈控矣。”[25]风潮发动之后，六邑教育改进会积极倒杨，怀宁派中坚、时任工专校长刘式庵甚至有取而代之之心[27]。可以说，第二次“倒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性行为。在义正言辞控诉的背后，还夹杂着一些不可告人的派系利益。省长许世英对此也有觉察，并未因众人的控诉将杨乃康撤职查办，而是以出国考察教育方式让杨乃康体面地下台[28]。对于继任教育厅长的人选，许世英也是再三斟酌，呼声最高的刘式庵和洪逵（12）均未任用，而是选择了相对超脱的江玮（13）。

余论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教育厅长走马灯式地更换，短短10年有14任教育厅长（14），最长的一届也未超过2年。每当教育厅长位置动摇之时，总有皖人治皖的呼声。尽管现实中，外省人担任教育厅长仍占多数，但这些外来的“和尚”能否站稳脚跟，还要取决于本省教育界的态度。杨乃康多年在教育部任职，并担任过吉林教育厅长，经验不可谓不丰富。然而，由于事先缺少沟通，安徽教育界对其并不认可，这就为其到任后埋下了隐患。第一次“倒杨风波”，从表面上看是撤换图书馆长问题，但实质上针对的是其外省人的身份，反映了教育界根深蒂固的省籍意识。在省籍的地域认同之下，北洋政府时期的安徽教育界还存在诸多派系。对于教育厅长而言，如何巧妙地平衡各方利益也是一个难题。怀宁派和桐城派以学校分区制度为由，试图垄断省城教育，遭到杨乃康拒绝，此时双方关系已经恶化。怀宁和桐城派引而不发，最终史邦翰找到贪污证据，给杨乃康致命一击。杨乃康的辞职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说是派系利益纷争的一个缩影。

（1）北洋政府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可参见胡春惠著《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参见许小青著《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著，张蒙译《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陈独秀致电芜湖学生联合会，称：“近一年来，吾皖教育界风潮叠起，有起自外界者，有起自教育界本身者，此就其发动之点言之也。有起自改良之要求者，有起自争攘者，此就其自发生之动机言之也……起自争攘者，则近日之一师、法专、二农风潮是也。然一师、法专之风潮，犹曰直接为学界本身反对者之相攻，间接军人、政客之利诱威胁，而同人等之所痛心疾首，不能已于言者，则二农之风潮是也。”《芜湖文化运动的新机》，载《民国日报》1921年12月3日。

（4）资料来源参见《附录：安徽教育厅张厅长任内大事记》，《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48期；1922年49期。

（5）安徽学界希望挽留张继煦，故“对于杨氏一致反对，并由皖事改进会电达省长，维持张之地位，一面阻杨赴皖”。《安徽教育厅长问题》，《晨报》1921年10月29日。为此，胡适还陪同安徽工专筹备处主任刘式庵拜会了教育部次长马邻翼，希望能够收回成命。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2页.

（6）1921年10月26日，杨乃康在南下赴安徽上任前，拜会胡适。胡适在日记中称：“此人这个时候敢到安徽去做教育厅长，胆子可不小。”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7）由于办学简陋，且风潮不断，教育厅决定暂时停办甲商。相关整顿办法参见《整顿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办法布告》，《安徽教育月刊》1922年49期。

（8） 旅京皖事改进会致函芜湖学术研究会称:“张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品行学术，都很好，做事很有手 腕，前任国语讲习所所长，小学用国语教授案，所以在傅嶽棻任内通过，都是张君的力量。此间对于张君任皖教育厅长，都很满意，不知诸君以为怎样？如果赞同，可以帮忙他到任，使他顺从我们全省人民公意着手进行。”《皖教育厅易人底经过》，《民国日报》10月22日。

（9）省教育会为安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团体。1921年7月，由于改选会长发生纷争，省教育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媒体分析第一次“倒杨风波”失败，就曾指出：“皖省教育厅长杨乃康，去岁无故更换省立图书馆长一事，引起教育界之反对，一时驱杨声浪，大有如潮之涌，然未能达到目的者，只以教育界中人，多认为个人关系，中间变更其主张者，颇不乏人，最有力之省教育会，亦未与闻，力量薄弱，仅由许省长委任安庆道尹李大防，作官样文章之查覆。”《皖教厅杨乃康被控》，《申报》1922年9月2日。1922年4月，安徽省教育会改会长制为委员制，选举窦延年等7人为省教育会委员。窦延年为第一次“倒杨风波”骨干成员，此时利用委员身份，积极推动省教育会“倒杨”。

（10）1922年省视学经费3680元，上半年实际到账1840元，而上半年视学出发者4人，每人临行仅发100元，杨乃康虽允许补发每人100元，4人合计不过800元，有1040元为杨乃康贪污。参见《皖政界之近闻》，《时报》1922年8月28日。

（11）据史邦翰调查：“董任一百零二张，张任一百张，杨乃康任内一为五十八张，一为六十一张，多则删除，有杨之亲笔条子可证。每月均有沾润。”《皖教厅杨乃康被控》，《申报》1922年9月2日。

（12）洪逵，安徽怀宁人，晚清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洪思亮之子，安徽教育界“高等系”中坚、“怀宁派”领袖，长期在教育部任职，“近数年教厅每更易一人，洪氏即起一度之呼声”。《教育厅长之逐鹿谈》，《芜湖工商日报》1926年1月31日。

（13）江玮，安徽歙县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安徽教育司长，后长期在外任职，与省内派系无明显瓜葛。

（14）分别是卢殿虎、马邻翼、胡家琪、董嘉会、赵宪曾、张继煦、杨乃康、江玮、解树强、王家驹、洪逵、吕世芳，其中卢殿虎和江玮两任安徽教育厅长，马邻翼、胡家琪、赵宪曾、解树强因教育界反对未到任。

[1]请简第一流教育厅长[N].晨报，1920-08-31.

[2]周宁.革新与求变：1920年安徽省立中等学校风潮[J].池州学院学报，2013（2）：87-90.

[3]皖教育厅易人底经过[N].民国日报，1920-10-22.

[4]皖教育厅长之被控[N].时事新报，1921-08-17.

[5]安徽倪党破坏教育[N].商报，1921-10-17.

[6]马青云.一个湖州人的历史天空：杨莘耜传略[J].鲁迅研究月刊，2006（4）：54-62.

[7]安徽教实两厅长将同时下台[N].晨报，1922-02-17.

[8]皖教厅长位置之动摇[N].时事新报，1922-02-22.

[9]皖省政潮未已[N].时报，1922-03-11.

[10]皖人反对教实两厅长[N].申报，1922-03-12.

[11]皖教育界驱杨运动之激烈[N].时报，1922-03-16.

[12]安庆短闻[N].中华新报，1922-03-11.

[13]田正平，张寅.北京政府时期教育厅长选任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154-161.

[14]安徽人驱逐杨乃康[N].民国日报，1922-03-17.

[15]杨乃康不得不离皖[N].民国日报，1922-03-28.

[16]安徽政局混乱之象[N].民国日报，1922-03-26.

[17]公益维持会与皖局[N].申报，1920-11-15.

[18]皖官厅所闻一斑[N].新闻报，1920-08-29.

[19]皖代表之皖省教育谈[N].中华新报，1920-10-25.

[20]安庆政界之不安[N].中华新报，1922-03-15.

[21]皖教育界之驱杨运动[N].申报，1922-03-17.

[22皖政界之近闻[N].时报，1922-08-28.

[23]皖教育界之驱杨运动[N].民国日报，1922-09-03.

[24]皖省近闻[N].时报，1922-09-11.

[25]皖省教育风潮之索隐[N].时事新报，1922-09-29.

[26]安徽省新定师范学区所属县分一览表[J].安徽教育月刊，1922（53）：94.

[27]安徽教育厅长之逐鹿[N].晨报，1922-09-12.

[28]皖教育厅长易人[N].时报，1922-09-17.

Provincial Origin and Faction: A Study on the Overthrow of YANG Naikang, Director of Anhui Education Department

ZHOU N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Yang Naikang became the director of Anhui Education Department at the peak of the student tide. Yang Naikang tries to rectify Anhui education, to return to the right track. However, fewer than 100 days in office, because of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ibrary director, the education sector was opposed. Due to the intention of governor Xu Shiying’s protection, coupled with no evidence, the first “inverting Yang incident” was put to rest. Six months later, the trend resum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ongcheng faction, Huaining faction and Yang Naikang deteriorated, on the one hand by Shi Bonhan’s accusation of Yang Naikang’s corruption,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aid of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and other groups’ pressure on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 Yang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resign because the evidence was conclusive. On the surface, the two “Inverting Yang incident” seemed to be a problem of Yang Naikang’s personal integrity and ability, but in essence, it was an epitome of the provincial 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faction concept during the Beiyang government period.

provincial origin; faction; Yang Naikang; director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2020-11-12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晚清民国安徽学潮研究”（AHSKQ2016D128）。

周宁（1978— ），安徽阜阳人，博士（后），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安徽近代教育史。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1.16

K205

A

2096-9333（2021）01-01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