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超越：视听语境下的阜阳银幕形象研究

章 雄



接受与超越：视听语境下的阜阳银幕形象研究

章 雄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闵行 200241）

从视听语境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电影作品透过影像传播来外显表达阜阳的正反形象，借助文化定位促进正面形象在受众脑海中的认知，并凭借意义探寻启发受众对银幕塑造的正面形象进行审视升华，从而对阜阳形象进行复杂超越。

阜阳银幕形象；视听语境；影像传播；文化定位；意义探寻

一、影像传播：阜阳形象的外显表达

读图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存环境日益转向以视听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人们对影像元素的追求与体认已经瓦解和挑战着任何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化的企图与实践，影像俨然是意义和生产竞争的场所，更是一种流动的阐释结构。有关阜阳形象的情节画面借助声画一体的影像属性被投射到观众心中，以可见的视觉化方式将故事内容及其发展进程鲜活地展现在受众面前，重点表现影像传播的现实感与紧迫感，让受众体验影像画面的狂欢快感，从而“打开了一个完整的互文本世界，在其中对图像、声音以及空间构图的解读及相互作用又依赖彼此的关系”[1]。在通过话语实践以讲述本地诉求、关照社会现实以贴近客观生活、阐释各色主题以演绎命运的同时，将阜阳形象全方位展现在银幕之上。

正如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2]，话语由此实际上也承载着社会大众整体的生活感受、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规范等等，借助话语实践的展示也可以让受众体味社会大众把握现实世界的方式。影像传播过程中，阜阳银幕形象借助方言的本土性、叙事的地域性以及传统民歌的社会性来讲述当地的社会诉求，像《农民工》全片大部分对白都是使用方言来展示主人公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与奋斗、《颍河岸畔的春天》始终在框定好的叙事空间里讲述留守儿童余景秀的感人故事、《王家坝》以来到大都市的杜鹃演唱家乡的传统民歌并由此获得大都市的接纳作为结尾等等。作为视听消遣对象的话语实践由此升格为物质形象，成为具有生成性的纯粹影像生命，其审美价值也就高于使用价值。因此对银幕上讲述内心诉求之话语实践的思考，也就转换成对阜阳形象本身的关注，正反两方面的差异与矛盾在看与被看的讲述实践中达到统一。

而在数字媒介大规模流行带来的社会私性化背景下，我们了解大千万物越来越依赖于对形象的感知，尤其是在私密的空间里从影像化表达中接触共时存在的外部世界。阜阳形象的银幕传播就可以在影像感知的刺激下对受众的精神认知产生影响，记忆和形象得以延续。电影《农民工》就是讲述阜阳市向全国各地输出的劳务工作者的心路历程、成长轨迹、奋斗事迹，这本身就是对现实关照的极佳反映。而大量劳动力前往异地他乡奋斗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留守儿童的出现，所以《颍河岸畔的春天》《八百个孩子一个爹》等电影的出现正是对千万阜阳家庭的真实写照。在关照现实以贴合实际的影像感召之下，受众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工作与消遣、生产与消费、抉择与得失之间的关系中分析银幕形象，借以辨析书面语言与视觉形象之间的异同，将阜阳形象从文本符号化的纸媒认知中解放出来。

因此，通过视觉、听觉成分构成的电影艺术呈现出来的阜阳形象实际上非常注重给受众带来新鲜震撼的视听艺术展现，在多种多样的主题视角下阐释阜阳人色彩斑斓的生命演绎，爱情友情亲情轮番上演，暴力仇恨争执粉墨登场，成为错综复杂的符号集合体。就像《到阜阳六百里》以底层人物的生活为背景，用半纪实的方式叙述了一群上海“阿姨”归家的故事。犹如《拾荒少年》以“回家寻根”为主题，讲述一大一小两个拾荒者因一张旧照片结缘，之后共同寻找小拾荒者生母的故事。在“回家”这个宏大主题阐释的命运演绎之下，阜阳已经成为一种载体，“一种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的载体，让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去挖掘出混乱人生的真谛”[3]。在光影、声音、对话、情节以及人与物的运动中谱写出五光十色的命运演绎，给予观众一幕幕具有感染意义的生活情状。

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并没有回避阜阳落后的一面，但同时电影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传统纸质媒体“刻板印象”中不太一样的阜阳，民众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内心世界精神富足饱满、对阜阳作为多种主题的符号集合体式而存在充满归属感，给予受众一股凝聚于影像之中的内在感性张力。

二、文化定位：阜阳形象的社会认知

银幕上有关阜阳的电影作品，爱情、亲情、死亡、责任、疾病、贫穷等等情节均蕴含其中，既有感人至深的富含阜阳特色传统文化的出色演绎，也有阜阳在与现代化接触过程中困惑彷徨的精湛阐释。其精彩劲爆的程度借助现代视听技术的“光晕”冲击，凭借着对差异的构建，通过与客体、集体和世界之间建立关系来提供一种身份认定和归属确定。在视听语境的引导下，人们既可以领略王家坝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也可以体会广大农民工的辛勤劳作，更可以领悟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与帮助。由此，阜阳形象的银幕表达借助区域文化的定位，从自然、人文、社会等层面使受众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网中得到情感的释放与压力的排解，凭借文化所蕴含的简单阐释模式为阜阳形象提供正面理解的可能性，促进阜阳正面形象在受众脑海中的认知。

从自然层面来讲，阜阳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处，淮河及其支流遍布全境，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水系”文化。而作为一座典型的北方滨水城市，以“水系”存在为载体的生活家园其自身所焕发出来的耀眼光彩和夺目光束，最终都将汇聚成阜阳大地上的实际意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情节被文化编码赋予穿透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的力量，构筑起银幕外受众对其正面形象的认同。电影《王家坝》故事行进的原动力蕴含着农村家园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为保护更多城市而开闸蓄水，通过自我牺牲保全大局。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与更多人生存需要之间，阜阳人有过挣扎、无奈、不解、愤恨，但最终因水而孕育的“舍小家为大家”之“王家坝精神”通过影像语言的展示与塑造，在光影天地中将阜阳人所具有的无私奉献的质朴文化传统呈现在银幕上，为阜阳形象的正面疏导提供绝佳例证。

从人文角度来讲，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文化在阜阳大地上碰撞交流，将阜阳人营造大地的种种技能统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最终促使他们的经验不断育出有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在展示阜阳银幕形象时，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讲述阜阳人征服大地时的震撼故事，通过对时间、空间具体而形象的利用与控制，在鲜明丰富的社会构造中赋予这些人物鲜活的银幕意义，恪守“生命第一位”的原则。电影《农民工》因为讲述男主角陈大成从阜阳逃荒前往浙江宁波打工创业，银幕故事的主要时空随之转移。但阜阳人身上的勤劳智慧、善良质朴的生命特质并没有丢失，反而因为时空的转移得到深化，并在这个过程中被广泛传播开来。阜阳地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当中最为精华的部分，由于时空、地域的转移而浓缩在以陈大成为代表的鲜活个体人物身上，并彼此进行交融和实现新的组合。

从社会领域来看，阜阳毗邻中原，自古战乱不断，淮河又一直泛滥成灾，各种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但阜阳人一直勇敢地直面困境，以顽强的生命力拓展生存空间。银幕上关于阜阳的人和事不管面临的困境与阻挠有多多，都一如既往地继续前行。《颍河岸畔的春天》通过主人公余景秀与奶奶之间相依为命的细致刻画，借助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对留守儿童真情关注的银幕呈现，着力展示主人公毅然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转而建设家乡的豪迈之举。《八百个孩子一个爹》讲述主人公王大刚创办寄宿学校期间遭遇家人不理解、学生集体中毒、资金短缺等种种困难，但得益于自身坚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最终为八百个留守儿童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两部聚焦留守儿童的电影所折射出的坚持与关爱就像“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洞察力和新的人生观将还会被需要用来带我们穿越前面的黑暗”[4]。

在接受阜阳大地上种种落后的同时，借助对阜阳地域文化内蕴特质在银幕上的进一步阐释，影视工作者们赋予阜阳形象更深层次的文化表征属性，着力通过影像语言颂扬其内在美好特质，帮助受众逃离当前刻板印象的紧箍咒，提高阜阳正面形象在受众脑海中形成与接受的可能性。

三、意义探寻：正面形象的审视建构

阜阳隶属于中原大地却又濒临淮河流域的自然状态，使得这片土地天然地具有“包容”与“折中”的品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形态、气韵和风范都被深深地烙印上“平和实用”的特征。具体到阜阳形象的银幕塑造上来，则需要在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上散发出“平和实用”之“包容”实质的无限光芒，细致描绘阜阳普通民众的心中追求，并要做到以此为中心向多维度发散，促使“观众的眼睛与摄影机镜头认同，随着摄影机镜头不断地改变距离和方向”[5]，建立跨越时空的精神家园。《王家坝》中的水生就融合了领袖气质与道义良心，在自身的爱情、金钱等利益与众人的生命轻重之间权衡，最终投生于抗击洪水的战斗中，仿佛化身一尊王家坝人民的守护神，表现了当代年轻人在客观环境中的情感与奋斗，展现整个淮河流域儿女的精神风貌，记录他们在关键时刻、生死关头的精神状态。

在面对传统媒体的负面信息报道时，阜阳这座皖西北中心城市有时处于应对失当的状态，二者长时间的共振使人们对阜阳形象的认知更多停留在负面印象上。以《农民工》《颍河岸畔的春天》《拾荒少年》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则展示了与传媒报道中不一样的阜阳形象，让受众对阜阳的认知可以更加全面、完整。从这个角度讲，有关阜阳影像的拍摄、制作、播出与接收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与刻板印象之间互相博弈。阜阳银幕形象的影像传播、文化特色以及意义建构都借助正反形象之间的二元对立“构造出一种与影片的世界相吻合的幻象”[6]，从而在已有负面形象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引导阜阳正面形象的构建。《颍河岸畔的春天》获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音乐故事片奖、《到阜阳六百里》获2011年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最佳导演奖，并获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拾荒少年》获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这些都是对阜阳正面形象塑造成功的一种认可。

借助视听影像的手段，阜阳形象的正反两方面皆被展示在银幕上，再利用文化定位提高阜阳正面形象社会认知的可能性，由此在帧与帧的跳动之中阜阳形象可以捕捉非线性的时间经验与多元共存的形象认知，思维的流动在孕育着矛盾的结构体中凝滞下来，即在意义探寻的过程中对阜阳正面形象进行审视性的建构。

结语

电影作品可以利用视听影像对现实的感性触动帮助阜阳正面形象的审视性建构，但有关阜阳的银幕影像并未逃脱掉媒介活动泛娱乐化的时代魔咒。比如电影将阜阳正反形象出现的原因大都归结于金钱的获得与缺失之上，断章取义地展示成功的某些含义，就像《颍州的孩子》因为福利机构的金钱介入，艾滋病患者才得以妥善安置，《八百个孩子一个爹》也是由于乡镇政府出面才可以帮助主人公度过经济危机。此外，电影也刻画了残酷的现实主义价值观，片面粗暴地理解阜阳人身上所具有的平和折中之属性，像《到阜阳六百里》中为了上海户口就直接和上海人结婚而蜗居在狭仄空间的张阿姨、一心只顾挣钱却多年未曾回家甚至连老父葬礼都没有参加的女主角等。而在处理阜阳本土与大都市之间的关系上，电影也是将阜阳放在一个很低下的位置，着重描写对大都市繁华的仰望，像《王家坝》《农民工》《到阜阳六百里》等影片都弥漫着对消费社会的无比向往，陷入了一种偏执狭隘的自我想象式怪圈，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1]罗岗，顾峥.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

[2]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36.

[3]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5．

[4]刘易斯·芒福德.生活的准则[M].朱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4.

[5]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51.

[6]吴琼.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8.

[7]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第三卷[M].增订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212.

Acceptance and Transcendence: A Study of Fuyang’s Screen Image in Audiovisual Context

ZHANG Xi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ovisual context, we find that film works expres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ages of Fuyang through image dissemination,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positive images in the minds of the audience by means of cultural positioning, and inspire the audience to examine and sublimate the positive images created on the screen by means of meaning exploration, so as to surpass the image of Fuyang in a complex way.

Fuyang screen image; audiovisual context; image communication; cultural orientation; meaning exploration

2018-10-06

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阜阳形象的定位与传播研究”（2016WBZK04）。

章雄（1989- ），男，安徽舒城人，博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传播。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9.01.02

G206

A

1004-4310（2019）01-0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