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何晓阳
(第三军医大学 训练部,重庆 400038)
关于教育学学科属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观点。有称社会科学、综合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独立学科,也有将其指定为应用科学的。笔者试图对已有学术观点进行简单梳理,并在文献基础上,提出自己浅薄之见。
在讨论该问题之前,须先作如下约定及说明。一是科学的分类标准。英美国家多采用三分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德国采用二分法,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本文采用前者。但需注意,除此之外,在我国[1]及前苏联[2]都存在另一类三分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若据此分类,社会科学则为涵盖了本文所讨论的除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二是究竟应称“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历来存有争议,本文中不做讨论和区分,但表述时除直接引用外,均采用“人文学科”。三是“教育学”一词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教育科学”以及单复数形式之异,本文除特别说明,均指广义的“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我国大陆学者大多将教育学列入社会科学范畴,具有代表性的有李醒民等[3];台湾学者沙依仁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百科全书以及图书分类法等文献所持的分类观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教育学等五门学科被上述文献认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比例在55.5-88.8%之间,因此将之归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4]。美国大学中极为畅销的社会科学教科书《社会科学导论》的作者亨特也将教育学列入到社会科学体系中[5]。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2009版)亦将“教育学”定义为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此外,美国使用广泛的《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以及国际文献联合会修订发行的《国际十进分类法》均将教育学列入社会科学范畴。还有部分文献对社会科学的分类值得思考。《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以社会科学为视域中心,将与之相关的科学分为纯社会科学、准社会科学及社会关联科学三类。纯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教育学、伦理学属于准社会科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等则归属于社会关联科学[6,7]。顾镛在《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一书中进一步将教育学直接归入到应用社会科学[8]。
国内目前的学科分类、文献分类法或百科全书大多将教育学划归到人文社会科学。我国2009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也将教育学列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大陆使用的文献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虽将教育列入社会科学,但如上文所述,此处的社会科学指“除哲学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其范畴接近于“人文社会科学”。
肖丽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社会化;教育学即育人之学,培养人是教育学的立足点,人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教育学是真正的人文之学[9]。张楚廷则从教育的特性、功能与使命、教育学研究什么、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写些什么、怎样看待教育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教育也是社会活动这一事实等五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人为出发点,又以关于人的哲学为理论基础,并归结到人自身的发展,最终归结出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是经典的、正式的人文科学学科[10,11]。
王洪才认为教育学不能尽数归属于人文科学,教育学归属于人学并非归属于人文科学的充分条件;并在考察了教育学属性的内在向度(即研究教育活动对人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外在向度(即研究教育活动对群体或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教育社会化与教育功利化趋向后,得出教育学是一门综合科学的论断[12]。
笔者并未获得直接的文献例证,只是从王洪才[13]的论文中得出此观点。王教授在文中提到:“就教育学发展而言,我们急需建立自己的教育哲学,从而使教育活动摆脱价值混乱的状态。这也是我国教育学界倾向于把教育学归入哲学研究范畴的原因,也是中国教育学派诞生的条件。因为只有从哲学角度思考教育,才能为教育行动制定一个明晰的方案”。
李政涛认为应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出来,充满自信地将教育学视为独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第三种科学[14]。王建华则提出教育学要力求超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像地理学一样,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综合相关学科的结论,但教育学本身作为学科仍保持独立,其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15]。
袁曦临则建议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归入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历史、语言学/文学、艺术归入人文学科,教育学、体育、服务学归入到应用科学,其目的是为了区分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在科研产出、教育目标以及社会效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别[16]。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促进和加深了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思考。笔者以为,总体来看,社会科学派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派仍为主流,二者难分伯仲;综合科学派似可引领教育学学科的未来,但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助于人们去分析不同学科的属性[17];人文学科派则旨在促使教育学研究反思,但难免会让人产生矫枉过正之嫌[18];哲学学派似乎将教育学类同于教育哲学,有以偏概全之嫌;独立科学派尚需更具说服力的材料支撑;应用科学派采取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规避了争论,其观点能否让学界接受,尚需观察。
要溯及教育学的源流,必须了解该词的出处及含义。通常认为,教育学(padagogia)一词在古希腊已出现[19],再往前追溯,则来源于“pedagogo”,指“主人家的侍者”,即领着主人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部分人后来承担了对孩子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职责,具有了教育者的含义。而人文学科一词(the humanities)源自于拉丁文humanitas,而后者本身是一个更古老的希腊概念“paideia”的罗马翻版,而“paideia”包含了“人性”与“教化”的双重意蕴,它不仅指“教育”或“教养”,而且还表示“养育”、“讲授”、“矫正”和“品格塑造”等含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的概念,而今天的“教育”(padagogy,pedagogics)即源出于此[20]。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学”与“人文学科”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甚至是同源的。
但“教育学”与“人文学科”一词的起源密切相关只能说明人类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的起源很早且教育内容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做出“教育学产生于人文学科”的判断。关于教育学的产生,我国2001版的《辞海》以1632年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为教育学学科产生标志,以1806年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发表为独立学科形成的标志。
在《社会科学导论》这一美国大学广泛使用的社会科学教科书中,作者绘制了一幅名为“知识概览”的知识历史轨迹图谱,如图1所示。
借用此图与上文,我们可以判断出,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作为“艺术与人文”或更笼统地称为“哲学”的部分内容的。“文艺复兴”期间产生了教育学学科,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蕴含的精神分析,这时的教育学只能归属于人文学科。而赫尔巴特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及其它教育专著,对教育的理论性论述均是将教育学建立在逻辑方法论之上的。也就是说,教育学建立的基础和准则是在逻辑思维的证明之上,而不是经验证明之上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其方法是理性思辨的,是哲学的[21]。因而也只能归属于人文学科。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教育学随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历了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的蜕变之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笔者借用黄志成教授归纳的教育学的三次分解过程来阐述[22]。如表1所示。
图1 (亨特)知识概览
发展分期历史时期内容学科属性最初的教育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唯一的有关教育知识的主体:教育学人文学科第一次分解19世纪~20世纪教育学内部的分解: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史、学校管理人文学科第二次分解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以方法论为特点,出现了多种教育学;实验教育学、批判教育学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立第三次分解20世纪20年代末~以教育学外部学科和主题为特征,出现了教育科学社会科学为主,涵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内容
上已述及,最初的教育学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分析,属人文学科。而教育学的第一次分解主要来自赫尔巴特的弟子对其著作的解读,并随之产生了新的独立的领域——“教学论”,其人文学科性质并未改变。直到第二次分解时,由于实验教育学派的产生,使教育学产生了明显的转向—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关注教育知识[23]。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立时期。教育学的第三次分解则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其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教育学研究的视野、方法论、研究内容或主题等,使教育学研究内容向纵深发展[24]。另一方面,不同学科有关教育的研究如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态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导致了“Education Sciences”这一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的产生,从而在形式上成了所有有关教育的学科的总称。它蕴涵的观念是:教育科学是大量社会学科,还包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它们绝大多数以教育现象为对象;在方法上博采众家,其发展以这些学科的发展为前提[25]。因此,可以说,教育学主要发展于社会科学。
什么是综合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综合科学的:它是以特定的自然客体或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教育科学现在是否已然成为综合科学?从其知识体系来看,教育科学中既包含了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内容,也含有教育生理学、教育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内容,当然还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等更多的社会科学内容,称为综合科学也是合理的。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其自然科学的比重还较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称为综合科学似乎还为时尚早。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习科学的兴起,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将使得教育科学的综合性“成色”更为显著。因此,笔者以为,教育学或许正处于转型期,终将走向综合科学。
诚然,从自然客体到社会形态,再到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形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化过程,形成的自然、社会与人文三大科学类别构成了人类知识图谱的主体[26]。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已难以完全区分[27]。我们往往很难知道一门社会科学在哪里结束,另一门又从何开始。不仅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关联,而且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也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28]。另一方面,人文学科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及研究方法拓展视野与加深认识。在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人文反思和逻辑总结,比单纯的人文思考更有意义,更有利于人文学科向纵深发展。再者,社会科学需要来自人文学科蕴含精神的指引。对于每一学科,人文思想、精神与关怀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其长期良性发展非常重要。克兰就认为,没有一门学科可被排除在人文学科的方法与技艺的调查研究范围之外。数学和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都有其历史、语言和文献以及基本哲学规律,这些可以应用人文学科一般技艺和方法加以讨论和分析[29]。张楚廷教授等学者正是基于此,提出了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论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学科的学科属性均应定义为人文学科。同理,在斥责教育科学的社会科学走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异化作用时,我们不能就此全面否定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具体内容。回归人的教育,也并不意味着其学科属性应该定义为人文学科,而是说在研究的取向上应以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标为导引,就如同许多学科也需要哲学的导引,但不能因此将它们全划为哲学。医学在许多分类体系中均被定义为自然科学,但其研究对象是人,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文属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但我们不能说医学属于人文学科,因其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还是自然科学。从表1亦可见,教育学的人文学科属性从开始的统领地位逐渐减弱,但从未真正完全离开过。另一方面,教育学学科属性的“主要成分”为社会科学在当前理论与实践界已成为主流意识,也是不争之事实。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尽管我们在认识某些复杂问题时经常对其作降维法等技术处理,以使其主要因素清晰显现。但如同《21世纪学习的革命》中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复杂的、具体的,可能涵盖多个学科,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因此,单一的学科思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有碍创造性和洞察力的发展[30]。
以单一学科视角和观点来看待一门科学,难免产生“管中窥豹”之憾,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学科属性的界定,一方面,需要看其总体研究趋向;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学科融合与交叉已经成为当今学科发展的常态。
如同托夫勒所言,为工业时代所设计的大众教育体制,既不满足前工业化时代的村庄的要求,也不满足后工业未来的需要……所有教育都应该全面地重新概念化[31]。加拿大教育学者西蒙斯就认为,知识是一种组织,并非一个结构[32],知识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动态的、变化的、网络的和生态的。今天,知识组织主要采用动态网络与生态模型,这是一种具有适应能力的模型,而传统的层级结构是组织的结果,并非组织的先决条件。但目前教育体系中基本上仍采用单向流动模型(由层级强加的,通过精选很少一部分要素并强加于若干其他要素之上而建立的一种结构)设计的,因而不能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结构的变化。将知识与学习过程纳入知识生态系统中考察,教育科学则处于一个动态的、多维的网络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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