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并购的新特点及其对经济安全的挑战

赵寅寅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资并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扩张性的外资进入形式，外资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外资并购越来越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外资并购的迅猛发展及其所呈现的新特点，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外资并购的新特点

（一）并购数量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1992年4 月，香港中策公司通过资产收购的方式取得了太原橡胶厂的控制权，开始了对大陆非上市公司的并购计划。1992年5月，中策公司收购了福建泉州37家国有企业，9月收购了大连轻工业局所属全部企业，成立合资企业102家，到1994年5月底，中策公司已收购控股大陆多个城市的100多家企业，涉及金额33亿元人民币。这一震动中外的“中策现象”拉开了我国大陆外资并购蓬勃发展的大幕。

如表1所示，1992年后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1994年的起步探索期。这一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外资并购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与我国的经济环境尚存在很多不适应之处，所以总体发展比较缓慢。第二阶段是1995－2000年的低谷徘徊期。1995年7月，日本五十铃和伊藤忠商社分别协议受让北旅股份（后改为航天长峰）15%和10%的未上市法人股，共计4002万股，开创了跨国公司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参股上市公司的先河，也探索出了一条外资并购的新路子。然而仅仅两个月后，1995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委关于暂停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换让给外商的请示的通知》正式发布，使得刚刚起步的外资并购陷入低谷，其间又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外资并购的发展一直在低谷徘徊。第三阶段是2001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期。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2002年11月初开始不到10天内，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三个重要文件，逐步取消了很多外资在华并购的限制，使得外资并购进入了快速发展期。2008年，尽管全世界都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中，但低迷的经济形势也为外资并购提供了新的机遇。仅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市场就发生了60起外资并购事件。［1］外资并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的肌体之中。

表1 1993-2005年外资并购占中国实际利用FDI的比重

（二）并购对象从中小企业转向特大型企业和排头兵企业

进入21世纪，在摆脱了政策的羁绊之后，外资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并购中小企业，而是把国内特大型企业和行业排头兵企业作为了并购的首选对象。国内特大型企业和行业排头兵企业具有技术、人才、设备等多方面优势，在并购后，跨国公司只要通过注入资本，并对劳动力、管理等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就能很快实现生产能力的扩张。审视这些并购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被并购企业几乎都是我国各个行业的“名片”。一是外资并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国际钢铁巨头米塔尔收购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控股的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卢森堡钢铁公司阿赛洛收购莱钢股份公司等，这些被并购企业大多是我国基础产业的标兵和国家重点扶持的特大型企业。二是外资并购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机械行业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其他部门实现工业化和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近年来如英国伯顿电机集团并购大连第二电机厂，博世公司重组无锡欧亚柴油喷射有限公司等，这些典型案例矛头所向均是机械行业的领跑者。三是外资并购具有高知名度和高市场占有率的“名片”企业。美国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百思买公司控股五星电器，世界最大的小家电及炊具生产商之一法国SEB收购苏泊尔等。

（三）并购主体从以产业资本为主转向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共同参与

跨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是全球并购扩张的主角。我国由于过去受政策的限制，参与并购内地企业的主要是产业资本。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不断放松，特别是2002年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后，金融资本日益盛行，在国内并购市场上展开了与产业资本的“赛跑”，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2006年初，美国太平洋同盟基金收购好孩子集团一案，开创了内地杠杆收购之先河；2006年中，凯雷集团宣布收购徐工集团下属的徐工机械，尽管该并购案并未成功，但引发对外资并购问题的举国关注。2006年末，高盛集团参股福耀玻璃和美的集团，更表明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并购市场上竞争之激烈程度。与产业资本不同，金融资本参与并购的战略目的并不明显，相反其所追求的更多还在于通过并购之后再转手赚取利差。这种短线交易对我国的监管提出了巨大挑战，同时也非常不利于被并购企业的长远发展。

上述的这些新特点，是外资并购在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时间短、经验少，客观上我国的经济安全正面临外资并购带来的全新挑战。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挑战

（一）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挑战的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期，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性不够强。从国家层面看，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发展期，出口扩张的政策取向较为明显，为了加快自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外资一直实施鼓励性引进政策；从市场结构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国企改革至今，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退出、重组和股份制改造，非国有企业大量崛起，但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市场机制仍不完善、竞争仍不充分；从企业层面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的步伐仍显幼稚，运用国际经济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依旧欠缺。这些都成为外资并购在我国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从而也使得我国处在易受外资并购影响的高风险期。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外资并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技术落后、体制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挽救了一批面临困境的国内企业，同时有助于我国企业熟悉和掌握资本跨国流动的相关规律，“走出去”在全球市场寻求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也因其经济利益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挑战的集中表现

1.弱化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

一是外资并购限制产业政策调控效果。外资并购影响东道国产业政策调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外资并购与东道国发展的目标不一致。我国作为有着长期计划经济历史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体制完善的艰巨任务，这种目标差异更为明显。在行业投向方面，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产业政策上希望外资能够并购弱势产业并帮助这些产业实现优化升级，而外资并购近年来则逐渐向战略产业拓展。在企业发展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产业政策上着重培育引领行业发展的优质企业，而并购外资则担心我国企业强大后威胁自己的市场地位，在我国重点展开对优质企业的并购。在技术扩散方面，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而外资并购则对我国的企业创新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外资并购干扰货币政策独立性。外资并购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外汇储备实现的。我国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包括企业的出口收入、外商新建投资和外资并购。2000年以前，经常账户顺差在总顺差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但2001年发生转折，资本账户顺差开始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外资注入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2］2002年以来，由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以及各国对外资普遍实行放松政策，我国新建方式的外资流入速度明显回落，而同期外资并购投资额的增速却越来越高，从而使得外资并购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一加剧流动性过剩。大量的外资现金并购，迅速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央行为收购外汇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也迅速增加，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明显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其二诱发商业银行“信贷冲动”。当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规模因为流动性过剩不断增加，而同时又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开拓新的贷款（资产）业务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失衡状况就会更为严重。为扭转这种失衡实现自身盈利，商业银行很可能铤而走险去过度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如房地产投资和缺乏个人信用基础的消费信贷，从而使政府控制货币流向的政策缺乏执行力。

2.滞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是外资并购战略产业弱化产业结构升级的自主能力。近年来，外资加大了对我国战略产业特别是战略产业中龙头企业的并购力度，而且这种斩首式并购一般选择企业的优质资产进行并购，而对企业的劣质资源不感兴趣。在并购中，我方不仅失去了培育多年的大型企业，而且失去了有竞争力的市场和制造资质。这也使得我国的产业生态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外资并购我国战略产业的如火如荼，另一方面是我国一些关键产业发展的优势尽失。资料显示，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设备都被进口产品占领。［3］这种产业发展的劣势，极大地损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自主能力。二是被并购公司的从属地位固化产业结构的低端现状。我国企业被并购后往往作为被并购方企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处于从属地位。跨国公司依据要素密集度和相应国家的比较优势，分别将其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放在不同国家，构建服务于其全球生产网的区域或全球加工基地、制造基地、研发基地等。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跨国公司作为外资并购的主体，瞄准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通过并购我国企业完成价值链生产加工环节的中国布点。为了保持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会通过企业内部的各种约束，将我国企业固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以充分利用我国的廉价资源。

图1 全球价值链分工示意图

图1是被称为“微笑曲线”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示意图。如图所示，组装阶段是劳动密集型环节，也是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外资并购的不断发展，使我国制造企业不断被并购而处于这一环节，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附庸，形成了“国内产业链残缺的外资型加工贸易”［5］。我国产业结构在外资并购冲击下，正面临长期低端化和被固化的风险。

3.削弱内资企业竞争能力

一是外资并购弱化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就是“市场换技术”，即以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作为一种筹码，通过选择性地向外商提供市场准入，以便从外国投资者中获得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然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外资并购难以实现这一战略目的。在技术扩散中，外资并购带来的是非核心技术，属于次新技术或将被淘汰的技术。中国社科院宋泓、柴瑜研究员的研究报告表明，对于生产性跨国公司而言，技术是其整个生产性资产的一部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资产从根本上讲是和其利益相冲突的。［6］在研发过程中，外资并购方秉承简单的“传来主义”，将内资企业排除在研发之外。在研发目标上，外资并购方奉行单一的市场导向。从现实情况看，跨国公司在新企业中所开展的研发活动，绝大多数是为了使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而进行的适应性研发，而不是从企业长远利益和长期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研发活动。这会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被跨国公司置于其价值链末端。二是外资并购引发内资企业自主品牌流失。品牌是企业产品市场认可度的标志，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但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中方企业不仅出让了有形资产，也将品牌这一重要的无形资产拱手让人。当前外资并购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外资将并购目标锁定在我国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即使这些品牌日后成为国际品牌，也已沦为外资的赢利工具。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外资在并购后利用中方品牌的客户网络和销售渠道，发展自己的品牌，同时逐步减少直至停止使用中方品牌。1994年，日本松下公司与杭州金鱼电器有限公司合资，建立杭州松下家用电器公司，随后，在洗衣机行业，国内的“金鱼”不见了，只有“松下爱妻号”；1995年，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苏州香雪海公司合资，建立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在电冰箱行业，“香雪海”石沉大海，只有“三星”闪耀夜空。［5］曾经家喻户晓的“乐百氏”，由于在并购后被达能上层淡化，正在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由于品牌的培育从推出到被市场认可是一个相当耗费成本和时间的过程，外资所打响的对我国企业品牌的“并购歼灭战”，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极大地削弱了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

4.影响我国国民福利

一是外资在我国的并购领域逐步向公共服务行业拓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成为整个市场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众多公共事业中，城市水务先行先试，成为我国公共事业改革的试验田。城市供水企业过去由政府独家经营，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行政和社会责任，如今改制重组面向市场，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资金缺口。有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在供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和排水、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总投资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7］因此，通过出让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吸引外资就成为了众多城市水务改革中最普遍的选择之一。特别是2002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中，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城市供水首次对外资开放，拉开了外资以并购方式参股我国城市供水企业的大幕。2002年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斥资约20亿，以净资产三倍溢价收购了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50%股权，开创城市水业溢价收购的先河；2007年1月29日，威立雅水务集团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约，以17.1亿人民币高价获得兰州供水45%股权；2007年3月20日，威立雅以9.5亿报价获得海口水务集团50%股权，高出其净资产估价两倍多；2007年8月18日，中法水务以8.95亿元投标价格竞标扬州自来水公司49%股权；2007年9月27日威立雅水务以21.8亿元人民币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股权转让项目，我国水务市场正在成为外资角逐并购的重要战场。二是外资的每一份投资都对应着相应的收益预期。外资如此高溢价地收购我国水务企业，就必然会对水价——其主要收入来源有更高期望。有媒体披露，外资在收购合同中附加水价上涨条款，未来城市水价要随着一个由CPI指数、汇率等因素影响的“K系数”来决定，从而将全部的市场风险都推给了政府［8］，而最终这种价格负担都会转嫁给老百姓。2008年至今的水价上涨浪潮已经让大多数市民都亲身感受到了外资对生活的影响。之所以形成这股浪潮，除了成本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我国不少城市的供水经营有外资参与，自来水价格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兰州甚至还传出了威立雅集团以停水“要挟”政府涨价的消息，尽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最终并未找到存在“要挟”事实的证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外资在我国公共行业的影响力。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作为我国公共事业改革的先行者，水务改革承担着为后续的公交、燃气等公用事业改革探路的重要使命，如果当前水务改革中外资并购蚕食公共利益的局面得不到改变，将会引发一系列后续反应，从而对我国的国民福利和经济安全形成不利影响。

［1］唐福勇.经济低迷为跨国并购提供机遇［N］.中国经济时报，2008－12－16（6）.

［2］陈炳才.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04，（3－4）：10.

［3］隆啸.排头兵如各被击破振兴制造业又如何作为［EB/OL］.［2005－09－08］.www.cinn.cn/xw/ztzl/tzbjtbch/163238.shtml.

［4］张幼文等.探索开放战略的升级［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30.

［5］杜珂.制度缺失“猛”于外企“斩首行动”［J］.中国改革，2006，（12）：37.

［6］臧跃如.外资控股和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2，（10）：13.

［7］编辑部.中国水务改革模式之路探析［J］.中国招标，2008，（30）：9.

［8］罗薇.水务改革的盛世危言［J］.产权导刊，2008，（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