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董怀良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2012年9月22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承办了“第二界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国立全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骏河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韩国仁荷大学、日本新泻国际情报大学、河北省社科院的2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提交论文22篇，涉及的论题除了传统的一直被关注的婚姻、家庭、女性、女学等，本次会议还把史学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同时对神话、信仰、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以及电影、建筑等研究领域做了探索。

史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的《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一文，认为史学在中国一度是最辉煌的学问，但是在如今的中国，史学遭受严重破坏，信誉的丧失使史学失去公信力，娱乐化又冲淡了史学的严肃性，当代史学已从学术中心走向边缘化;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弱化了与政治的关系，扩大了对人民的服务功能。作者认为传统史学的解构，并非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和勃兴的新机遇，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和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此文指导史学研究者看清了史学研究的形式和走向，鼓舞了史学研究者的信心。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的李长莉研究员提交的论文是《“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文章阐述了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易于走向“碎片化”的原因、症结和矫正碎片化的方法。作者认为: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与新兴史学有伴生关系，尤其是在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微观研究走向极端，社会与文化的资料浩如烟海，给研究者寻找小题目提供了空间，均造成“碎片化”。“碎片化”表现症状有:在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等。作者提出新兴史学须引入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逻辑概括的“建构”方法，以“实证”与“建构”相结合，基于实证的“建构”为主要方法来矫正“碎片化”弊病。此文对新兴史学此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婚姻·家庭·女性·女学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梁景和教授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论纲(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文提纲契领地叙述了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性伦文化的变革及现代中国娱乐文化的演变。作者发现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中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存在着异常激烈的思想观念的斗争;新生的社会文化在引领社会生活正向变化的同时，往往也会引发出新的负面现象;在特定的时期内，社会文化的变革程度是有限的，这是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基本规律。作者提出人们尤为关注的未来社会的几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人人平等、个性解放和追求生活幸福感，这三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人人平等和个性解放是实现生活目的的一种手段，追求生活幸福感才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目的。是否能够促进人人平等、是否能够促进个性解放、是否能够促进人的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将成为评价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量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的《论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一文，从传统的贞女、节妇谈到19世纪主动与传统伦理相悖、得不到家族社会认同的自梳女，认为独身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五四”前后出现的“独身主义”有多种原因:对个人不幸婚姻的抗争、因恐惧婚姻生活而主张独身、一些青年以独身生活为时髦、社会风俗影响下的独身现象等等。这种“独身主义”并非“五四”思想的原型，“五四”知识精英不以独身主义为理想和改造旧家庭制度为途径，独身主义与传统道德背道而驰，与“五四”新文化具有同一性，却不是五四时期的主流文化，只是“五四”新潮中的“亚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黄东在其《张力的调适: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与实践》一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婚姻法在表达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张力，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处理此种张力时，在立法上表现为极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其手段和策略与时变化，以保障和推动抗日大局为归依，体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特色，这种实用主义恰恰是应对困局的不二选择，事实上也在立法的理想主义和判案的现实主义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调和。

女性在家庭和事业间如何选择、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一直是被关注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的《娜拉出走以后——论民国时期女性职业与家事问题》一文，以易卜生经典剧作《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走出家庭、步入社会以后，能否在社会上立足、最终是否还会因经济问题被迫回到家庭为切入点，探讨民国时期女性在职业与家庭中的两难抉择。作者发现“家事”这种“天职”对女性走向社会的“娜拉精神”具有极大的消解作用，“娜拉”们走向社会以后遇到的困境也消解着“娜拉精神”。作者认为家庭作为男女两性合作的基本方式，在人生中不可偏废，家庭的缺失可能意味着人生的不完整;对于女性而言，为婚姻而牺牲事业和为事业而牺牲婚姻都不是理想的人生归宿。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秦方的《何处是归处?——以晚清天津女学师生游移经验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天津为个案，阐述了清末民初女学游移三方面的经验:一是物理意义上的移动，即南方的知识女性如何跨地域、跨城市迁移到北方，投身于女学事业之中;二是这些女性借助文本和图像等方式，在报纸、画报、小说、照片等媒介空间中的移动，这种方式使这些女性借助媒体网络的延展，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强化了以群体取代个体的女界经验，塑造和宣扬自己的新女性形象;最后，游移经验还包括女学师生经历的从家庭身份到社会身份的转变。作者认为晚清这样一批参与到女学中的教习和学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群体，上承中国近代时期的闺秀、才女文化传统，下启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开始崛起的新女性，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由于国家民族话语并未给她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应对经验，她们只能紧紧抓住过去传承下来的性别道德规范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针，在这样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燕的《忙碌的妇女:晚清城市富裕阶层妇女的劳动——以盛宣怀家族为个案的研究》一文，通过考察盛宣怀家族的女性活动，尤其是其妻庄德华和其女盛秋颐的商业投资、掌管家族开支、人事往来、参与社会慈善等活动，作者发现晚清城市富裕阶层妇女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但这些脑力劳动偏向于为个人、家庭和家族的谋私利，不是为了公众和民族的福利，所以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作者指出中国的妇女在“公”和“私”两个领域均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作为家庭主妇的“私”的领域是从传统社会延伸下来的，是被默认为“女性的劳动”，责任和义务得不到国家的认同和赞扬。对盛宣怀家族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开启了重新审视劳动的内涵、劳动价值观以及“公”“私”领域的近代化窗口。

日本骏河台大学教授前山加奈子的文章《从＜女性改造＞杂志看日中两国的女性观》，对《女性改造》中刊载的和中国女性有关的9篇文章进行梳理，介绍了当时的中产阶级以上家庭主妇接触新的思潮后，在家庭内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女性参政等活动，还可以看到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男女开始主张女子教育、女性参政、高等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作者还对《女性改造》中被翻译到中国刊物上的15篇著述进行梳理，指出这些文章为中国留学生展现着新的社会性别观，并由他们翻译到中国的报纸杂志上，向女学生和具有革新精神的男性知识分子提供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意识的新思潮。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史学科BK21事业团研究员俞莲实的《民国时期避孕药物的广告》一文，将避孕药物和节育医疗服务广告分为中医和西医两大类，对各种广告的具体内容逐一考察，并对广告陈述中反映出来的生育观念变迁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的特殊面貌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广告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的节育观念和行为虽没有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但了解节育意义和接受节育思想的人们已经不少，这不仅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催生了节育行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避孕药的普及使妇女进入一个能够控制生育的新时代，但避孕药品的普及对妇女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性自由，生育空间的男女性别角色并没有很大的改善，男人仍把生育和避孕的责任推到妇女的身上，“男主动女被动”的两性交往模式依然支配着妇女对避孕和生育的选择。

思想·艺术·文学

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区建英在《严复思想中的个人自由与公共性》一文中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爱国志士在探索救国道路时，面临的一个深刻问题是国人缺乏爱国的公共精神。严复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增强国人“公共性”的方法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民德是指关爱同胞、关爱国家社会的公共精神。严复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群”中枢的政府，而是把基点放在构成“群”的每个个人，把人民的素质看成决定社会状况的最重要的因素。公共性不产生于没有自由精神的奴隶，提高了才智、恢复了伦理性、具有内发公共精神的个人才会产生出对国家的积极责任感，保障个人权力和让人民参与自治是确立公共性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永平提交了《个人主义观念的百年中国历程》一文。在文中，他回顾了个人主义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的百年历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最初张开怀抱欢迎了它的到来，那时的思想家对其内涵的认定是准确的: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观念有关，把个人主义看作是治疗家族主义的一剂良药。但是，由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由于当时政治家们的急功近利亦或是进退失据，社会观念走向了与个人主义相反的方向，个人主义被严重污名化，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混淆，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以至从19世纪末就面临的与个人主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作者强调一百年后的今天，要解决民族的痼疾，我们仍然必须回到个人主义，但须修补它所固有的缺陷。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涛的《灾害与文明:中西洪水神话传播比较》，通过对中国和西方洪水神话传播的环境、过程和结果的比较，认为中国的大禹治水神话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国家而言，大禹治水宣传了国家治水的传统和“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对社会而言，民众需要像大禹一样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救灾官员，需要在灾害来临时得到国家的救助。因此，大禹治水的神话在中国代代相传，深入人心。随着它的流传，“大一统”的观念得到强化，国家及官员的权威得到增强，大禹治水神话也凝结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而西方挪亚方舟神话是宗教传播，突出了人和上帝的关系，强化了对上帝的信仰，促进了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中西方的两种洪水神话都打上文明的烙印，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俊领在其《近代北京民间的四大门信仰与日常生活》一文中，梳理了北京四大门信仰习俗的起源、流变及其与泰山碧霞元君的关系，揭示了近代北京民众如何在因应四大门信仰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中，塑造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意识，同时说明了近代四大门信仰的政治遭遇及其背后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作者指出四大门信仰契合了地方民间生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方民众应对生活环境的需要，但其自身并不能构成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教形态，而是从属于民间多神信仰的伦理教化习俗。四大门信仰未能突破儒家重视现世生活的思想藩篱，反过来又从“天道”的角度巩固了儒家主张的尊卑有别的“人道”秩序。从“礼治”的角度看，作为地方习俗的四大门信仰是一种不合乎礼制的“淫祀”，也是有待于被教化和提升的民间生活方式。在“礼治”之道下，官方与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以礼为准，民间的生活方式以俗为准，礼与俗都带有泛政治的意义。官方在文化上实行“以礼化俗”、“纳俗入礼”的政策，礼与俗的关系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官方与四民社会的生活方式自上而下，尊卑有别，并不平等。属于民间习俗的四大门信仰虽有“淫祀”之嫌，但从天道的角度论证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正当性，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契合了乡土社会的“礼治”模式与“神道设教”的教化方略。作为一种信仰，仅靠暴力强行禁止并不能取得多少实际的成效，不同文化信仰之间的冲突问题更多地需要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进行解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宋卫忠的《20世纪20、30年代北京民族风格近代建筑思想的历史考察》一文，考察了20世纪20、30年代北京民族风格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发现中西融合成为当时建筑的特点，这与中国人民不断加强的反侵略斗争直接相关，也与国民党政府的提倡分不开，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推动的结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缺陷与人们的社会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是逐渐成长壮大的建筑师队伍努力探索将中国民族风格与西方现代建筑科技相结合的产物。

韩国仁荷大学BK21东亚韩国学事业团研究员李贤浩在其文章《20世纪30年代电影在上海——以上海与东京为比较中心》中，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的发展、左翼电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活跃、政府对电影的管制等内容。作者发现: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活跃，左翼电影人和政府有关人员的私人关系、共产党人的个人影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在一个关系网里运行，这个关系网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强权和反抗，组成这个关系网的多种权利和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引导着社会的变革;政府对电影的审查制度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对本国电影的镇压，它同时也是为了制裁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侮辱性描述。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方哲升的《走向中国私密的历史——杨绛及其作品》一文分析了杨绛的作品。作者认为中国作家杨绛的作品表现了对日常生活的高度关注，作品善于发现世俗社会中的世态人情，在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性文章中，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人物的生活遭遇，洞察人物在政治运动、生活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杨绛作品很少从整体上、从宏观想象入手，它关注的是个人的尊严，反映人生存与世间的苦与乐，始终贯穿着“私密”化的倾向。

其它论题

近年来，疫病研究逐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胜的《疫情也跃进:1958—1965年肠伤寒流行的历史考察——以河北农村为例》一文，选取当时肠伤寒疫情较为严重的河北省为个案，对这一疫情的发展及防治做一梳理和分析。作者认为引发伤寒疫情的各种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两类。文章认为“社会因素在伤寒、副伤寒流行中的作用远大于自然因素”，人祸大于天灾，因此，“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晓莉的《榜样的力量——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的塑造》一文，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中心，通过报纸和地方史料，从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劳动英雄运动展开研究。作者发现根据地社会的普通农民在劳动中成为英雄，再到后来成为乡村领袖，其身份转化的整个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官方塑造特点。在官方塑造下，农民的个人命运与根据地政治发生了紧密联系，劳动不再只是改善农民自身经济状况的私事，而成为决定根据地发展、影响革命成功与否的事业。劳动英雄群体从产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他们不仅仅是生产劳动中的积极分子，更是根据地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和改造的中坚力量。通过劳动英雄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更多的群众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劳动英雄与乡村领袖身份的结合，克服了乡村政权原有的头重脚轻、上下不通的弊病，保证了政令的有效贯彻;劳动英雄的农民身份使他们能够较好地保持群众作风，能够从乡村实际出发找到切实可行的、被大多数群众接受的社会改造方式。劳动英雄的塑造是根据地政府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的成功实践。

日本立命馆大学讲师杉本史子在其提交的《留日学生的反对山东出兵运动——以奈良女子大学收藏的校史资料为例》一文中，依据奈良女子大学收藏的10封信，对1927年日本陆军决定向山东省派兵时中国留学生的动态进行考察。作者发现留学生得知日本政府向山东省派兵的消息后，留日学生各派力量表现各异，有的对日懦弱，不敢采取反对出兵的措施，有的马上就开始了行动，发送宣言书，呼吁示威运动，但当时面临着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破裂的危机，留日学生之间很难相互协助进行反对运动，最终他们的活动大半被日本警察发现而受到了镇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殷志强提交的《太平洋战争前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变迁》一文，通过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敌后根据地进行的对日和平工作变迁的考察，探讨了八路军对日俘虏政策的变迁以及初期未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四方面原因:日本军部的反复洗脑让日本军人形成了宁死不降的俘虏观;语言不通，交流不便;轻视对日本士兵的心理掌控;没能及时在部队推广，没能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后来随着抗日同盟支部的成立及分化组合，八路军在对敌和平工作上调整思路，主动放弃左倾思想的束缚，更加务实地探索宣传的新思路，注重调查研究，用事实说话，从而不仅在道义上，还在道理上提高自身宣传的说服力，为对日和平工作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对日本俘虏的优待、重用，乃至放手让其自我管理的做法体现了八路军和反战同盟之间真正实现了携手合作，这也成为和平工作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毕苑的《中国政治学的诞生: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论析》一文，以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考析了政治学建立的源头，探察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之初的知识渊源及学术特点。作者指出杨廷栋是中国“政治学”建立的第一人，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受“国家学”影响，但初步走出了“国家学”架构，降低了“国家学”的统摄作用。这部教科书较为精炼准确地呈现了现代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初步显示出了政治学未来发展的走向。该教科书对晚清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准确分析以及走向的理性把握，基本涵盖了近代政治学的重要概念，是中国政治学第一书。

小 结

总之，本次会议论题内容关注的重点还是传统的婚姻、家庭、性别等内容，形成了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研究论题，研究领域得到了大范围的扩展，这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成熟。会议的一大亮点是研究内容的国际视野，研究者来自多个国家和民族，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出发，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注入一股新风，研究对象也突破国内，关注中外文化的比较。另一个亮点就是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阐释。理论就是要超越具体研究，要高屋建瓴，要指明方向。到目前为止，关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还在不断的争论中，还没有系统的探讨和总结，所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我们也应看到需要努力之处，虽说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走出萌芽和初创阶段，但还是处于兴起的阶段，还是缺乏成熟的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开拓，没有出现公认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典范之作，研究还比较分散，选题处于随机的状态，传统的研究如婚姻、家庭、妇女、性别等内容未开发出新的研究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