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柴彦威 赵 莹 刘云刚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地理学在中国地理学中的学科地位稳步上升,尤其是与城市规划领域的结合,进一步提高了其社会影响和满足国家需求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工学化”倾向也导致了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越来越关注于社会的现实需求,相对而言却弱化了其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1];在理论方面则过多地依赖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进,淡化了对学科本身学术研究的历史总结[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城市地理学几乎每隔十年都经历一次研究思潮的“转向”,且不断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相互借鉴[3];同时,计算机、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方法也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手段的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仅靠一味的“学习”、“模仿”已渐渐难以跟进日益庞大、复杂和多变的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论潮流,也难以回应国内不断增长的学科理论需求。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源泉[4],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需要对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定位做出基于自身条件的明确判断。
此外,国内现有的城市地理学教科书大多是国外理论的介绍,缺乏与中国城市现实问题的互动,大多是哲学层面的探讨但相对缺乏可操作性及实践性。教材建设是培养学科专业人才的关键。因此,当前也迫切需要一系列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教材,需要梳理和凝练已有的思想和方法,将抽象的哲学思想与现实事例对应起来,将研究思潮和案例结合起来,为城市地理学研究者提供真正实用而权威的学科指引。
西方地理学经多年积淀,已形成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学术思潮及其相应的研究技术与方法。这些理论思潮是西方科学、哲学知识体系的精华所在。中国城市地理学首先要积极学习、梳理、吸收和借鉴西方已有的理论方法。这些理论思潮相互关联又自成体系,对其认识不仅需要审慎耐心的态度,也需要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及经年的揣摩理解。对社会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专著,通常仅从哲学高度即可对这些思想方法进行理解。在需面对具体问题的地理学中,哲学高度的归纳固然重要,但太抽象的方法不具有实用性。另一方面,从具体问题入手的一些方法论总结又过于零散,过分强调可操作性,忽视了方法论体系的完整性。因此,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需要哲学理解与可操作解释相结合,一方面保持理论体系的系统和完整,另一方面则要针对具体思想和方法进行案例解读,力图达到认识论、方法论和工具论的融会贯通。
城市地理学的方法论体系采用层次思维来进行理论梳理,从哲学论思想流派,到方法论,到具体手段,最终落实到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议题,逐渐推演(图1)。
图1 城市地理学方法论体系
第一层面哲学流派,城市地理学在总体上与人文学科保持一致,包括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等。每种流派都具有自己的认识优势和劣势,中国城市地理学界还只是在消化和吸收哲学流派,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哪些问题适合采用何种认识论,因此从哲学源头的梳理尤其重要。第二层面是方法层面,主要可划分为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每种方法大类还可分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如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计算机辅助以及空间查询、分析、计算等具体操作方法。第三层面是运用各类思想与方法而进行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案例,表现为运用西方案例和本土案例加深理论理解。如,结构主义的剖析中引用了布伦纳的全球化、再地域化和尺度重组的研究,以及吴缚龙关于转型城市与累积机制的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借鉴了希尔莫和查理昂的蒙特利尔收入分布研究、张京祥关于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的分析等[5]。
运用已有城市地理学研究实践是进行已有理论吸收与本土化的有效手段。来自学科外部的哲学思潮和学科内在理论的发展对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来自于大量面向城市规划需求的实践也是运用与创新理论的重要环节,即从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课题成果、技术进步等环节凝练新的理论方法与分析手段,进而提升为方法论的科学高度。因此,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采用分层次的吸收转化与本土化,充分表现出科学认识、方法创新与社会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于学科方法论的创新。
中国城市地理学长期以来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研究大多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研究范式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导,缺乏完善的学科体系。系统梳理并借鉴西方城市地理学发展的历程对指导中国城市地理学方法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借鉴于《人文地理学方法》的翻译,从西方人文地理学哲学流派、代表人物的学术经历、哲学思想对案例研究的指导等角度,系统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理论疏理和创新应用,补充和完善了中国城市地理学体系的部分空白[6]。同时,《空间行为的地理学》的翻译则从空间行为研究的起源与意义说起,分析了行为发生的宏观背景、介绍了微观个人认知和心理过程,阐述了人类活动体系,涉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多元研究方法,并在论述中贯穿有对地理学本质的思考[7,8]。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相对缺乏对人的行为的正面研究以及与社会科学的广泛结合,该书的翻译出版将成为中国城市行为论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参与了西方经典思维的解读,即重点剖析对城市地理学方法论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其思想,具体包括索尔的景观形态学和人类能动性理论、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梅西的劳动空间分化以及克拉瓦尔的区域地理学等,深化了对学科发展历程的认识[9]。
哲学思考和方法争辩是学科良性发展的标志[10],一团和气的学术会议背后其实潜藏着学科发展的危机。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召开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营造方法论讨论与争辩的学术氛围。2008年在北京中科院地理所召开的第四届人文地理学术沙龙的主题就定位于“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针对方法选择与理论创新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例如,抨击“实证主义方法才是科学方法”的观点,指出忽视微观个体人本导向的研究并非“客观”,对比国内外博士教育体制强调学者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等[11]。200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人文地理学术沙龙的主题定位于“地理学思想和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促进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以及社会学与城市地理学之间研究方法的融合与借鉴[12]。另外,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还以“空间行为与规划”为突破口,召开了五次行为论方法研究的专题研讨会,试图建立从微观、非汇总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的新视角与新方法,从行为视角解读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发展,建构以人为本的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范式[13]。
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方法秉承了哲学高度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将影响城市地理学发展的哲学思潮与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结合起来,提供了面向中国城市研究的相关案例[5]。在哲学思潮的剖析上,弥补了中国城市地理学只注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缺陷[14],引入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并加入了中西方相关案例解读。在研究方法的解说上,兼顾传统方法与前沿方法,系统梳理了现有研究手段的利弊及其适用领域,概括出中国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前沿展望。
20世纪后期,地理知识的性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学者对地理活动的认识,从过去的百科全书式的记载,转变为知识的创造和强调认知的需求;地理学的关注点也从过去重视形态,转变为重视事物过程与解释。地理学在进行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科学研究的“社会贴切性”问题,这一矛盾在城市地理学领域尤为突出。英国经济地理学家马丁[15]认为,西方城市地理学已被女性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等批判和激进运动所肢解,丧失了其社会贴切性,远离了它所应该关注的社会正义问题。纯科学的研究导致了人们仅追求空洞的理论,而不去作认真严谨的实地研究,政府机关看不懂地理学的语言。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学者对城市规划工作的积极参与,本质上遵循清晰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国城市地理学者更多地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创新”的实用主义模式,不同于西方“理论-假设-验证-理论”的科学主义模式。回顾发展历程,诸多地理学家的共识是,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兴起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新形势,借力于地理学者对城市规划工作的积极参与,得力于有效的“引进-吸收-转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受益于其明确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即“洋为中用”。城市研究的实用性是科学的基础,而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城市问题是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规范和基础。中国地理学者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吸收西方城市研究的成果,通过积极的本土实证推动学科知识的转化,通过与行政部门和其他学科合作,由此获得旺盛的生命力[16]。因此,中国城市地理学应当秉承务实的创新精神,同时借鉴与消化西方的科学思维,建立从实践出发“自下而上”的学科方法创新范式,实现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融会贯通。
中国城市地理学近年来强化了针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强调可实证、量化方法、注重理论和科学价值实现的研究,发展到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型时期。地理学者一方面立足于本土的实用研究,一方面引进西方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地理学的二元(追随西方的“外生地理学”和扎根本土的“内生地理学”)结构。前者以西方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其研究符合西方“地理科学”的规范与潮流,成果主要通过主流科学杂志传播,它的缺点是常常“在天上飞来飞去”,缺乏对自身历史积淀成果的继承。而后者依托于对本土的实践,大部分缺乏“理论”支撑但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各类地方志、规划、报告以及一些“非规范”的学术论文,更多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本土社会,但往往缺乏国际视野下的知识升华和理论创新。中国的“外生地理学”不断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同时也在不断与“内生地理学”拉开距离。而这种二元结构的深化,无疑是阻碍中国地理学发展质量提升的根本问题[2]。
总结和反思中国的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一方面,应当将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实用主义与西方城市地理学的科学主义相结合,科学与实用相辅相成,追求形成通用的知识和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且,改变过去对科学问题的狭隘理解,现实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课题或许有些已经超出了西方的 “科学问题”范畴,亟需依托中国的实际问题来改革和发展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地理学必须重视以区域研究为基础,重视区域调查与区域研究方法的运用,强调基于区域调查来获取数据的研究规范,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独立性并促使其理论价值的实现[2,16]。
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研究是学科需求、国家需求、教学需求共同驱动下的系统工程。在科技部“十一五”基础性研究的资助下,开展了介于方法论与方法之间的中观尺度研究,多本译著、专著和教材成果的出版,实现了全社会共享。并且,方法论研究过程中,多次组织和参与国内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向中青年、中西部地区的地理工作者介绍了方法论研究的相关成果。
面向未来,亟需建立方法论研究资源整合与共享平台以及方法论研究者网络。在数据采集方面,建立微观人文数据共享平台;在分析技术方面,建设城市地理学方法研究共享平台;在研究者网络方面,继续加强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研究者网络。
1 沈道齐,崔功豪.中国城市地理学近期进展.地理学报,1990,45(2):163-171.
2 刘云刚,许学强.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地理科学,2008,28(5):587-593.
3 顾朝林,陈璐.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及新趋势.地理学报,2004,59(10):11-20.
4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方法创新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创新方法网.发布日期:2008-04-16.http://www.innovationmethod.org.cn/kxfangfa_detail.aspx?id=10
5 柴彦威等.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印刷中).
6 Aitken S C,Valentine G.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SAGE Publications,2006.柴彦威,周尚意等译.人文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印刷中).
7 Golledge R G,Stimson R J.Spatial Behavior:A Geographic Perspective.Guilford Press,1997.柴彦威等译.空间行为的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印刷中).
8 Golledge R G.The Nature of Geographic Knowledge.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2,92(1):1-14.
9 蔡运龙等编著.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 叶超,蔡运龙.地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地理学报,2009,64(9):1134-1142.
11 刘卫东,柴彦威,周尚意等.地理学评论(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2 周尚意,刘卫东,柴彦威等.地理学评论(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 柴彦威,王德,张文忠等.地理学评论(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印刷中).
14 许学强,姚华松.百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回顾及展望.经济地理.2009,29(9):1412-1420.
15 Martin R.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the Case of the Missing Agenda.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1,25:189-210.
16 刘云刚,许学强.实用主义VS科学主义: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取向.地理研究,2010,29(11):2059-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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