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日本的汉字观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韩 冰

(吉首大学 张家界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明治日本的汉字观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韩 冰

(吉首大学 张家界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汉字最初传到日本之时作为象征神圣与权威的事物被日本人民所崇拜。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时期以来众多的知识分子却提出了以废除汉字为主的汉字观，并开展了盛极一时的汉字废除运动。明治知识分子的这种汉字观是受国学者及水户学者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自国优越思想。明治时期的汉字认识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身份构建的过程，既自我认识的过程。

汉字观；自我认识；他者

语言是民族归属的标志，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髓，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结晶,又受到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都包含着人类的文化历史背景,也蕴涵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人生的看法。[1]语言凭借着自身的同一性为民族同一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明治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本民族的同一性，展开了以排除汉字为主线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2]。明治知识分子的汉字废除运动以“国字改良论”为开端，经历了“言文一致运动”阶段，最终以“国语”的确立为终结。明治时期虽然经历了这样一系列的汉字废止运动，但最终却未能将汉字从日本的国语中排除。

一、明治日本汉字观的本质

汉字的发展和演变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汉字是由中国传来的外来之物，对于日语来说它是个他者。因此，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倡废除这种与日本文化及精神存在差异的文字。知识分子就汉字是东洋传统文明的象征这一观点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汉字并不是东洋传统文化的象征是落后的中国文化的象征，为了实现文明进步日本有必要将这种落后的文字废止，自此汉字全废主张在日本盛行一时。

近代日本的汉字观以排除汉字为主线。明治知识分子的这种排除汉字和废止汉字的思潮以国字改良论为开端。众所周知，国字改良论以前岛密向德川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提交《汉字废止之议》拉开序幕。自此汉字废止理论登上了日本的语言革命的舞台。继前岛密提出《汉字废止之议》后日本涌现了大批提倡废除汉字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了以排除汉字为首要任务的“假名会”和“罗马字会”。反对汉字的重要人物外山正一于1884年11月在“假名会”集会上发表了名为《新体汉字破》的演讲，其认为“废除汉字是比开设国会以及宗教改良更为紧迫的任务”。井上哲次郎于1894年4月发表演讲《文字教育的关系》，其认为在西方以二十六个字母就能书写出全部的文章，而汉字的数量却是无限的，汉字的组合更具有无限性，在日本人还在记忆书写方法时，西方人已经致力于知识的累积与发展。大部分的欧化主义者认为汉字是日本文化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知识分子主张以先进文明的罗马字代替落后的汉字。虽然明治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废除汉字提出了各种理论，但是甲午战争之后，汉字却作为日本实施“同化”政策的工具被保留下来，因为汉字有助于日本更好的统治其新的领地。

在未能将汉字完全废除之后，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又提出了“言文一致”概念，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言文一致运动的提出包含了对言文不一致的中国的蔑视。在明治知识分子看来言文一致的特点在于以口语来代替书面语，这样既可以消除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也可以实现语言的同一性，进而实现自我身份构建。言文一致运动也以否定汉字和压抑汉字为主要目的。1887年5月迁伯伦在“罗马字会”集会上发表了名为《言文一致》的演讲，他认为“为了改善人民的教育现状，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废除之前的晦涩的文字和文体，对于当前的日本来说是第一良策。[3]”自此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高涨到来。此时涌现出了一大批言文一致作家，其代表人物有二叶亭四迷、山田美妙、坪内逍遥等。二叶亭四迷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作家于1887年出版言文一致体小说《浮云》，自此言文一致体小说登上了日本文学舞台。言文一致运动并不只是以口语体代替文章体的语言改革，而是废止汉字、排除汉语对日本的影响，从而确立民族语言的过程。然而言文一致运动也未能最终将汉字问题解决。但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通过言文一致运动确立了“日本”的自我身份构建意识，强调了日本是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的“文明国家”。

语言对于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于肉体。日本的国语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来维持，日本的人种也因这一最强且最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不至于散乱。国语不仅是国体的标识，同时也是个教育者。[3]国语是近代国家为了其统治而创立的具有国家统合作用的政治工具。国语不仅是“我国语言”这一同一性的标志，亦是区别“自我”与“他者”的最重要标志。因此创立国语就成了近代国家实现自我身份构建的首要任务。1986年身为文部大臣的森有礼颁布了《学校令》自此将“和汉语系”更改为“国语及汉语系”，在师范学校设立了“国语系”。并于1889年将帝国大学的“和语系”更名为“国语系”。系名的更改标志着从“和”向“国”的转变，标志着语言意识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1900年文部省更改《学校令》此时国语这一概念得以正式确立。随着日本在对俄战争中的胜利,其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高涨,国语的普及运动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扩大[4]。由于日本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高涨，导致明治政府不仅一方面在日本境内普及国语，另一方面也在中国实行以其 “国语”为中心的同化教育。

如上所述，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致力于废止汉字。明治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排斥和强调汉字的废除并不是盲目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追求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行为。而是希望通过规避汉字对日本的影响来确立起日本自身的同一性，即确立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理由。明治知识分子的汉字观也是其排外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排斥汉字来排除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本进而在排斥汉字的基础上来探求国语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将自己的亚洲身份地位特殊化，将自身的亚洲地位定位在支配者的位置上。进而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合理化。这就是明治日本的汉字观的本质。汉字废止论都是为其帝国主义的国家意识所服务。

二、他者（汉字）与自我的成立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没有不受外国文化影响的。一种文化一旦被他国文化所吸收,就不会再按原有的轨迹发展,而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文化的土壤里结出更加辉煌的果实[5]。日本古代文化在其形成的时期一直受到强大的邻国中国的影响。古代日本的国家体制的建立是以汉字和汉文化的传入为前提的。例如《日本书纪》《古事记》都是由汉字体系所支配,都是以汉字作为记载文字的。在古代日本，标志着日本这个国家成立的文献是以汉字作为记录文字，也就是通过他国的文字来说明日本自国的国家的成立。这就导致明治知识分子在明治时期对于汉字、汉文这一他者开始自觉的思考，从而提出自我语言“国语”的创立。在古代日本日本人长期使用汉字记录文献和历史事件，但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涌现了大批的排斥汉字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国字改良”和“言文一致”“国语的创立”。在国语的创立初期知识分子对这种自他交涉的关系极为敏感，对于汉字这个他者的存也在极为敏感。对近代的国语家来说汉字和汉文的存在对自我语言意识和自我意识起到了触发的作用，汉字是一种可以促进国语创立自觉性的他者，即因为汉字的存在才致使明治知识分子思考国语的创立。对于日本的国语来说汉字是像反射者一样的他者，通过意识到他者的存在乃至排斥他者才能够激发对自我语言的探索，才能激发出寻求自我语言的和自身固有语言的自我意识。汉字是启发日本人自我意识的不可或缺的媒介[6]。

明治时期的汉字废止论将汉字定义为“异物”“外部”，是实现自我认识的障碍物，是日本实现先进文明的绊脚石。众所周知，自明治初期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不遗余力的将废除汉字作为实现自我的首要任务。然而日本的文字是以汉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假名是由汉字演化而来的、和制汉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汉字已经融入到了日本的国语语言体系中。并且汉字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共同的文字，是超越了“国语”的存在，是未习得者和不可能习得者希望跨越的一道壁垒。因此将汉字这一他者排除从而实现自我认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不太现实的。福泽谕吉在《文字之教》中就曾提到:“日本既有假名文字，却又要夹用汉字，这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又是古来的习惯。全国日常使用的文章都夹用着汉字，既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现在立即要废除它，这也是不合理的。[7]”日语是一门以汉字和假名混用而成的语言，回避汉字这一异质性的他者来建立自我、寻求自我是不可能实现的。汉字是日语成立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他者[8]。对于国语记载法来说汉字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汉字不可避免的介入到国语记载法的成立过程中，国语的成立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汉字·汉语的影响。纵观日本语言，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日语都绝对受到了汉字对它的影响。日本的著名语言学家时枝诚记认为国语这种语言意识不仅是相对他语言（汉字·汉语）的自我语言意识，汉字是包含在日语这门语言的成立过程中的。文字不仅是语言的构成要素，并且是贯穿于语言的表现过程当中，文字的使用必然与语言的表现主体的所要表达的意图密切相关。为了表达记载者的想法和意图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如何才能最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意图，针对这些问题日本形成了以汉字、假名、罗马字相组合的特殊的语言。汉字和假名是表记的习惯是表现意图的用具，汉字并不只是借来之物，汉字渗透到日语成立的过程中，是日本国语成立不可或缺的要素。围绕着“国语的实质”开始对汉字进行再构造对于国语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明治时期，国语一是作为language的翻译语、另外是相对于汉语、英语而存在的日语，这是 “国语”一词最初的包含的两层含义。一方面国语作为language之意的普通名词被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国语一词作为专有的学术用语应用到语言和国民性建立的研究领域中。上田万年曾就国语是 “国家概念的普遍的本质规定和属性进行了分析”从同一性与历史性的角度对国语进行了疑似科学的论证[9]。并且在近代日本的学术领域中有很多汉字是作为作为西洋知识和西洋文明的翻译载体，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国语中的。例如：“伦理学”一词就是作为Ethics一词的翻译语而被应用到日本近代哲学概念中。日本哲学家旨在用“伦理学”来压抑和抵制儒家的“伦理”即压抑儒家的思想，从而使日本本民族的国民思想得以发扬。此时的汉字是近代欧洲文明导入和移植的语言媒介，带着新的他者性的汉字词汇在明治时期被大量的创造出来，汉字词汇作为新造语登上了日本语言革命的舞台。从而我们可知汉字对日本国语的建立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没有作为翻译载体的汉字，西方的艰涩难懂的知识是很难被日本民众所接受和利用的。并且无论多么醉心于西洋文明的明治知识分子，其发表的文章依然是以汉文训读的文体来书写的。

综上所述、对于国语的创立及日本近代文明来说，汉字的影响都是非常关键的且无可逃避的。纵观日语的过去和现在，国语这一概念的产生是源于对汉字这一他者的排斥，是通过汉字这一他者反射出的自我语言意识。经历了语言改革的思潮，日本的国语最终形成了以汉字、假名、罗马字混用的文字体系。日本国语的普及推动了日本近代文明的前进步伐，而为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及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学习又使得一部分汉字得以保留。汉字不仅在日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时汉字的影响也是不可逃避的。汉字对于日本及日本的国语的建立（实现自我认识的工具）来说是不可避的他者。

三、小结

汉字问题对日本实现其民族的自我认识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日本人强调的国语意识本来就是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国语既有效的保卫了同一性的积极方面，也有利己和压迫他者的消极方面。国语可以有效地集中和团结一个民族，维新以后，日本能迅速摆脱半殖民地的境遇而跻身强国之列，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此。[10]纵观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汉字观，无论是“国字改良论”、“言文一致运动”还是“国语的创立”，其都是以排斥汉字为主线的，知识分子想要通过排除掉汉字这一他者，从而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从而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将日本确立为远超出其他亚洲国家的，独立的神圣的存在。

然而日本在寻求自我这一身份概念时刻意将中国乃至汉字对其的影响排除，表面上看是想摆脱落后的中国对其的影响，使自身在亚洲的位置神圣化，实质上是将中国定义为落后的需要改造的腐朽的封建国家，从而将其发动的战争合理化。并将自己在甲午战争中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归结为拯救落后的亚洲。但排除掉汉字这一他者来寻求自我认识，对日本人来说是不现实的，不论是古代日本还是现代日本其语言都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字及汉语的影响，逃避汉字的影响导致日本在其自我认识上的畸形。日本最终成为战败国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过度膨胀的国语意识、自我认识、乃至国家意识所造成的。

[1] 廖丽琼.文化导入与语篇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9，6(3)：120-122.

[2] 向 卿.日本近代民主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73,282.

[3] 上田万年.明治文学全集44 [M].东京：筑摩书房，1968：108.

[4] 刘永辉. 论日本冲绳方言与“冲绳日语”的形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9，6(3)：117-119.

[5] 许彦子,丁新华.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接受”、“影响”及翻译策略[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9，2(3)：120-122.

[6] 平井昌夫.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M]. 东京:昭森社,1948: 56.

[7]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3[M].东京：岩波书店，1959:555.

[8] 子安宣邦.汉字论―不可避的他者[M]. 东京：岩波書店,2003:231.

[9] イ·ヨンスク.国语思想-近代日本的语言意识[M]. 东京：岩波書店,1996:119.

[10] 向 卿.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论[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9, 2(11):44-48.

On Chinese Characters in Meiji Japanese and Japanese Self-recognition

HAN Bing
（Zhangjiajie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Zhangjiajie 427000，Hunan, China）

The Chinese character was considered as holy and authoritative thing worshipped by Japanese people when it was originally introduced into Japan. However, since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Meiji Time, numerous Japanese intellectuals put forward a viewpoint on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focused on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and developed Chinese abolishment movement which prevailed for a long time. Inf l uenced by Kokugaku scholars and Mito scholars, the intellectuals developed the viewpoint from the thoughts that Japan was superior to other countrie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cognition in Meiji Time was actually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namely, the process of self-recognition.

viewpoint on Chinese characters; self-recognition; otherness

H36

A

1673-9272(2012)04-0083-04

2012-04-16

韩 冰（1985—），女，黑龙江绥化人，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本文编校：杨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