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参与型企业组织韧性组态路径研究

史长椿，赵慧娟，陈洪洋

（青岛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

0 引言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全球经济、产业受到了许多冲击，给中小制造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1]。面对外部急性冲压的“黑天鹅”事件以及内部慢性压力叠加的“灰犀牛”事件，如何提升组织韧性，从容应对危机事件的冲击、快速从冲击中恢复甚至反超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及可持续成长的关键[2]。随着万物互联浪潮的来临，中小制造企业逐渐意识到工业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为获取平台资源、补齐技术短板、降低运营风险、提升组织韧性，选择成为平台参与型企业[3]。嵌入工业互联网正成为中小制造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背景下，探究平台参与企业如何借助平台生态提升其组织韧性具有重要价值[4]。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对于企业组织韧性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已有文献关注到平台生态嵌入、数据赋能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将两者联合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丰富资源能力的大型制造企业，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探讨企业组织韧性的内涵、评价指标[5]、形成机制等[6][7]，鲜有研究基于工业互联网视角对平台参与企业如何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优势提升组织韧性开展探讨。由于组织韧性受多重因素同时影响，不同因素组合可能产生同等效果，即可能存在多重等效路径。组态视角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正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管理研究范式[8]。QCA 方法作为一种整体分析多要素组态效应的范式，已被应用于数字化转型、营商环境、开放式创新等多个领域，可以准确地对异质性、非对称关系、并发条件、等效路径等展开分析[9]。组态分析更加适合对数据赋能与平台生态嵌入如何提升平台参与型企业组织韧性内在机制做详细分析，能够系统地、全面地探讨多要素组合效果。企业提升组织韧性，不仅注重外部资源获取，更要重视内部能力提升，做到“内外兼修”。在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条件构成不同组态路径。本研究以平台参与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复杂因果机制。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研究方法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究平台参与型企业提升组织韧性的前因条件构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fsQCA 是一种基于集合理论和模糊代数的构型方法，能够从“整体”视角出发，基于因果复杂性原则对逐个案例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存在多个前因条件的等效组合，最终产生相同的结果。有助于揭示平台参与型企业提升组织韧性的差异化路径，明晰平台生态嵌入与数据赋能的协同效应，为平台参与型企业提升组织韧性提供经验启示。

2.2 样本与数据收集

研究样本来源于在各大工业互联网平台注册的平台参与型企业，并进一步界定为：①是平台参与型企业，且通过平台生态嵌入参与到工业互联网平台；②具有较强的组织韧性，在多次危机事件中能够转危为安；③企业内部通过数据赋能取得一定成效；④蓬勃发展且具备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问卷开展数据收集工作。首先，通过分析现有文献的成熟量表，设计出初始问卷量表；然后，邀请领域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参与问卷讨论并反复修改；最后，选择8 家企业进行尝试性调研，以检验问卷的合理性。根据调研结果对不合理的题项进行剔除，并对表达不清或易产生理解偏差的题项进行修正，进而得到最终调研问卷。问卷发放形式主要有以下2 种：①基于研究团队的地理优势，依托海尔COSMOPlat，向调研对象直接发放问卷，并现场收回。②通过问卷星在线发放问卷。线下发出 120份，线上发出 192 份，累计有效问卷 260 份，有效率达 83.3%。

2.3 变量设定

研究借助LIKERT 7 级量表来测量变量，1 表示极其不赞同，7 表示极其赞同。组织韧性(OR)主要参考张秀娥和滕欣宇的量表，并结合了平台参与型企业特征，包含 5 个题项，如“贵企业主动监控企业中正在发生的情况，以便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早期预警”等。平台生态嵌入主要参考赵宏霞[10]等的量表，分为产业链嵌入(ICE)、互补品嵌入(CPE) 和生态资源嵌入(ERE)3 个维度,每个维度4 个题项。数据赋能(DE) 主要参照张振刚等[11]、孙新波和苏钟海[12]的研究成果，分为连接能力(CC)、智能能力(IC) 和分析能力(AC)3 个维度，每个维度4 个题项。

2.4 样本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各前因变量与创新柔性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各变量的Cronbach’ s 系数和组合信度值CR 均超过0.7的标准，说明量信度良好。各变量的最小因子载荷均大于0.6，平均方差提取值AVE 均大于所设标准0.5，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聚敛效度。结合表1，AVE 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1 各变量模糊点设置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校准

通过参考现有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遵循QCA 方法的主流研究将结果变量（组织韧性）和6 个前因变量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不完全隶属点分别设置为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通过取高组织韧性的非集对非高组织韧性进行校准。各变量的模糊点详见表1。

3.2 必要条件分析

研究结果变量为平台参与型企业组织韧性，必要性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所有单一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未高于 0.9，表明所有前因条件在单独情况下均不能构成高组织韧性的必要条件，同时表明各单个条件变量解释力弱，需要进行组态匹配才能实现高组织韧性。

表2 QCA 方法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3.3 组态分析

参照Ragin 等[13]的结果呈现方式，直观展示的实证分析结果：用“”或“● ”表示条件变量出现，“”表示变量不出现，空格表示该条件变量无关紧要。大实心圆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实心圆圈“●”表示“边缘条件”。

表3 展示了实现高组织韧性的3 个组态以及导致非高组织韧性的2 个组态。组态H1、H2 和H3 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生态资源嵌入与分析能力。表明平台参与型企业通过生态资源嵌入获取海量可用资源，借助自身强大分析能力，能够感知潜在风险、挖掘有效信息，有助于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组态NH1 和NH2 虽然以不同方式嵌入平台生态，但是均不具备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忽视了数据赋能对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重要作用，仅依靠外部获取资源，不注重内部能力提升，显然不足以实现高组织韧性[14]。

表3 高/非高组织韧性组态

3.3.1 高组织韧性组态

H1: ～ICE*CPE*ERE*IC*AC (互补品驱动型)。该类平台参与型企业以互补品嵌入与生态资源嵌入2 种方式参与到平台生态系统，同时自身具备强大的智能能力与分析能力，更容易获取热销产品数据以及用户数据，通过对此类数据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不断完善互补产品间功能的连贯性、兼容性等。此时，平台参与型企业即便没有采取产业链嵌入的方式，也能实现高组织韧性。平台参与型企业以互补品嵌入为基础，同其他企业共同研发互补产品、深入学习交流、数据互联互通，不仅获取了产品相关数据，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学习能力。因此，平台参与型企业通过外部互补品嵌入与生态资源嵌入获取海量所需数据，并结合内部智能能力与分析能力，挖掘有用信息，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同时借助互补品的相互推动作用，提升产品销量，进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H2: ICE*～CPE*ERE*CC*AC ( 产业链驱动型)。该类平台参与型企业存在产业链嵌入和生态资源嵌入2 种嵌入平台生态的方式，注重强化内部连接能力与分析能力，积极参与到平台生态系统内某一产业链上，起到补链、强链的作用。平台参与型企业通过嵌入某一条产业链，成为产业链上的供应商或者用户，同时积极参与到生态资源池的共建共享，结合自身连接能力与分析能力，可以更快、更广地获取所需资源，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数据价值，并通过实时物料数据监控，及时补足原材料或为用户提供所需产品，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加快企业资金流动，进而实现企业较高的组织韧性。

H3:ERE*CC*IC*AC ( 数据赋能驱动型)。该类平台参与型企业只通过生态资源嵌入一种方式嵌入平台生态，但是其自身具备良好的连接能力、智能能力与分析能力，通过对所获取的海量资源以及企业内部自身产生的数据资源的智能获取、高效传输以及深度分析，感知复杂环境下隐藏的危机，并利用有价值的信息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已有研究证实，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通过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分析能力对设计、研发、制造、销售等环节全方位升级，实现降本增效，进而促进组织韧性的提升[15]。危机事件下，平台参与型企业通过生态资源嵌入平台生态系统，获取生态资源池内可用资源，结合数据赋能，能够有效缓解危机事件的冲击，同时能够大幅缩短企业从危机中恢复的时间甚至是实现危机后的反超[16]。综合上述分析，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是平台参与型企业提升组织韧性的重要基础，但是仅靠三大能力不足以实现高的组织韧性，需要嵌入平台生态，获取庞大资源，两者结合，共同作用，进而实现高的组织韧性。

3.3.2 非高组织韧性组态

NH1: ICE*～ERE*～CC*～IC。该组态表明平台参与型企业通过产业链嵌入，仅是为了获取原材料或增加自身产品销量，并不注重生态资源的共建共享，也不具备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智能能力，难以实现高的组织韧性。实际上，这种嵌入平台生态仅是普通合作，并未涉及深度合作交流，无法获得生态资源池内海量资源，同时未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性，未能对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收集、分析，导致数据资源白白浪费，从而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

日渐增加的维和行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广阔的机会使其更密切地参与到全球安全问题上来。[3]这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新途径，促进了我国在国际体制中的参与度。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日益扩大的参与度有助于中国参与打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范，使之符合中国的外交原则和国家发展，并进一步使中国与国际体制结合在一起。毋庸置疑，参与维和行动有利于中国参与各种国际规则的制订，并可通过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制度和各种运行机制的工作，推动地区和全球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和谐世界，[4]同时也为中国自身的未来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NH2: ～ICE*～CPE*ERE*～CC*～AC。 该组态与NH1 相同的是：该类平台参与型企业均不具备强大的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忽视了数据赋能对组织韧性提升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是：该类平台参与型企业通过生态资源嵌入平台生态系统，获取了生态资源池内大量的所需资源，但是无法吸收转化，仅仅是拥有了资源，并没有利用资源形成能力。这也印证了资源编排理论比资源基础理论更加适合指导企业实践。

4 结语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整合平台生态嵌入和数据赋能2 个层面的6个前因变量，对平台参与型企业提升组织韧性的复杂因果机制开展研究，结果表明：

1）产业链嵌入、互补品嵌入、生态资源嵌入，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均非单独构成平台参与型企业高、非高组织韧性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单一前因条件对组织韧性的解释力较弱，提升平台参与型企业组织韧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提升平台参与型企业组织韧性的因素组合中，存在不同组合路径共同影响企业组织韧性。

2）存在互补品驱动型、产业链驱动型和数字化驱动型3 条提升平台参与型企业组织韧性的路径。其中,3 条路径均拥有生态资源嵌入和分析能力这2 个核心条件，不同的是：互补品驱动型侧重互补品嵌入与智能能力；产业链嵌入型侧重产业链嵌入与连接能力；数字化驱动型则侧重强大的数字化基础。数字化驱动型的覆盖率最高，达到53.2%，是平台参与型企业提升组合韧性的主要路径。

3）企业难以实现高组织韧性的路径有两条，这两条路径均不具备强大的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没有意识到数据赋能对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重要作用。同时，仅依靠产业链嵌入，难以获取生态内海量数据资源，很难实现较高的组织韧性。更重要的是，深度的生态资源嵌入，即便是获取了生态资源池内全部资源，没有有效吸收、转化所获取的资源，亦无法实现较高的组织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