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与现代性的生成

□孔祥尧

（玉林师范学院 政史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与现代性的生成

□孔祥尧

（玉林师范学院 政史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纯粹市场权力”以市场中“价值关系”为基础，表现为商品的“交换能力”、货币的“购买力”、资本“支配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进而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现代性”在“纯粹市场权力”发育、壮大、扩张的过程中生成，其现实基础是“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所塑造的、活生生的经济社会生活。由此，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如何培育、引导、规制“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

现代性；价值关系；纯粹市场；纯粹市场权力

按照通常的做法，“现代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它“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阶段。”二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三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心理学范畴，它“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1]以上内容为人们理解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然而，“现代性”作为对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果及其进程中的一系列特征的抽象，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产生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性”这一概念是可感的，但似乎又并不是准确可知的；它是可描述的，但似乎又并不是完全清晰的；它是可以用某些指标来量度的，但作为指标本身的东西又是相对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对于现代性来说，其真实面目似乎就是现代生活本身，而探寻社会的奥妙，要回到完全的经济事实之中。本文试图从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来说明现代性的生成，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的现代性发育问题进行探讨。

一、“价值关系”与“纯粹市场权力”

戴维·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一书中提到，“商品形态不仅象征了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且还是后者的重要起源。”[3]在理解现代性的过程中，这一判断无疑是异常深刻的。在马克思那里，商品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身体的细胞”——“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4]那么，这一细胞究竟能够发育出哪些东西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这一细胞本身做进一步剖析。

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本身对于人来说，它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5]商品能满足人需要的这种属性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是商品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是商品的自然性质。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这一属性之外，还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6]。那么，这种“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如何确立，其根据是什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能拿水与任何物品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7]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究竟是由什么所决定的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经济的细胞形式”——商品——进行了一次剥离：“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8]商品的纯粹的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使得商品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作为有用物）属性都消失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抽去，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具体劳动、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差别也一起消失，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它们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因此，撇开了使用价值这一属性，商品所剩下的就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它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而商品的交换价值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就是“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9]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反映的正是商品的价值。

在对作为“细胞”的商品自身进行了剖析之后，我们来考察这一“细胞”的发育。由于商品价值的存在，不同种类的商品之间可以进行交换，因为“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是量上一定的可交换性。例如，1码棉布和1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这些商品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可通约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在量上不同，因此全都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互相计量和互相替换（互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10]因此，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活动，其所生成的是一种“价值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是“价值关系”得以存在的前提，然而，现实的市场当中并非仅仅存在一种关系（价值关系），它是由多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存在。在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设定这样一种市场，它以“价值关系”为基础，也就是它建基于“价值关系”之上，并仅仅反映“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其为“纯粹市场”。也就是说，从作为“细胞”的商品自身分析起，我们能够发现由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所生成“价值关系”，并进一步发现了一个以“价值关系”为基础、并仅仅反映“价值关系”的纯粹市场。正是在这种纯粹市场中，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才凸现出来，这种社会关系可以称之为是“纯粹市场权力”。

二、“纯粹市场权力”的表现方式及其发育

如前所述，纯粹市场以“价值关系”为基础、并仅仅反映“价值关系”。马克思曾指出：“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11]在“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的价值关系”的深层，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它是“人用生命通过载体来生产生命”的存在——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力或生命的耗费，生产出的产品与服务为他人所享用。从而，凝结于这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中的是一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此为基础，在纯粹市场中，首先出现的一种权力就是商品的“交换能力”。

商品的“交换能力”成为一种“纯粹市场权力”表现在：“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12]除此之外，他们之间的其他关系都不存在。商品的“交换能力”赋予了它的所有者以这种纯粹市场权力——“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你需要我的产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你的意志的对象而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和意志。……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13]也就是说，“我们彼此的产品是满足我们彼此需要的手段、媒介、工具、公认的权力。”[14]因此，商品的“交换能力”就是一种纯粹市场权力，是它的最初形态。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开始出现。作为交换的产物，货币成为商品交换价值的物的存在，它采取了一种同商品相分离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15]货币作为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和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这种规定，使其具有了如下属性：“（1）商品交换的尺度；（2）交换手段；（3）商品的代表；（4）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16]货币的这些属性使货币自身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权力，“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7]因此，货币具有了一种似乎是先验的权力——“购买力”。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作为“纯粹市场权力”体现在：在市场上，“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因为他衣袋里装着货币）由此，在货币出现之后，纯粹市场权力又表现为货币的“购买力”。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纯粹市场权力”发展的成熟阶段。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之所以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并不是因为资本自身创造了价值，而是资本以其自身的力量占有和分割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从而使自身不断增殖，形成更大的力量。资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具有的“支配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进而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是“纯粹市场权力”发展的成熟阶段。“纯粹市场权力”从商品的“交换能力”到货币的“购买力”，再到资本“支配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进而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表明了“纯粹市场权力”不断发育。然而，这只是其在逻辑中的发展，事实上，这三种表现形式无法在时间上截然区分，或者它只是要说明在某一阶段“纯粹市场权力”的主要表形式。

为了进一步描述这种“纯粹市场权力”发育的过程，我们可以借用厉以宁先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所提供的一种分析框架。

厉以宁先生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由如下关键词所构成：“刚性体制”、“弹性体制”；“制度分化”、“制度调整”；“体制外的异己权力”；“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等。西欧原生型资本主义的起源被解释为：西欧封建社会是一种刚性体制。所谓刚性体制，就是说，“这个社会中等级制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但应变能力很差。”由于“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而不会改变。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18]按照厉以宁先生的分析，“刚性体制”可能导致“制度分化”，结果就是“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的出现，它的存在和壮大对原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并最终导致制度更换。在此，我们要重点考察的是“体制外异己力量”这一概念。

校园情感场生态构建的探索是学校当前工作的“总纲领”，已初步成为全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共识，将覆盖和引领着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深远影响学校未来办学的方向、品位与内涵。我们越发感到，“场”无处不可在，情感的“场”随处皆可创生，大到整个校园，小到班级、小组乃至个人，都可以产生并建起一个个具有情感特质和作用的强大的场，而这种“场”既非简单的空间存在，亦非简单的物理作用。

“体制外异己力量”相对于“体制内异己力量”而言。厉以宁先生在书中指出了三种“体制内异己力量”：“一是起义的农民；二是封建割据势力或地方封建势力；三是封建统治者家族内争权夺利的人物。”[19]之所以是体制内的异己力量，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的力量，他们反对的只是封建社会当权执政的某一集团、某一领袖人物、某一统治机构或某一政策措施。他们不代表与封建制度不相容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体制外异己力量”指的是生活在西欧封建社会城市中的普通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商人等，“因为他们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同现存的封建制度不相容。”[20]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作为一种“体制外异己力量”，它是伴随着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兴起而发展的。那么，西欧的封建城市为什么能够兴起？或者说，这种“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是如何形成且其壮大的根据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西欧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导致了异己力量的出现，那么，这些所谓的异己力量（逃亡的农奴、有农奴身份的手工业者、甚至是想摆脱这种刚性体制给自己设下限制的贵族）不一定要涌向城市，因为这种所谓的社会流动是无序的，他们唯一的动力就是要摆脱原来的社会关系，因此，这种异己力量有可能是“体制内异己力量”。但是，作为“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的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原因不仅在于它使人们摆脱了原来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们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一种“纯粹市场权力”——他的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能力。因为西欧封建城市是在集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市场交换原则是这里基本的原则，那些逃到城市的农奴唯一拥有的、唯一可以获得的，就是在市场中他的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能力，除此之外，在他身上的以往的任何社会关系在这里（市场中）都不存在了，每个人在原则上都只是市场中平等的买者或卖者。也就是说，没有市场，他可以摆脱原有社会关系，但他什么也不能获得；但是一旦涌入城市之中，他们不仅可以摆脱原有的社会关系，他们还能够在市场中获得一种“纯粹市场权力”。正是在上述力量的驱使下，西欧的封建城市开始兴起，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那些涌入城市并成为“市民“的人才能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见，所谓的“体制外异己力量”与“纯粹市场权力”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体制外异己力量”、“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看作是“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过程。

西欧封建城市之所以能成为“体制外异己权力中心”，是因为它已经开始制定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规则制度，开始依照自身的规则进行自我管理。它标志着“纯粹市场权力”开始突破经济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从而形成了一个和原有体制（西欧封建体制）不相容的体制，而最终的结果——西欧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证明了这种力量自身的强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社会制度，包括在此基础上构成的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可以看作是“纯粹市场权力”发育的要求使然。所谓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质就是“纯粹市场权力”的自由发展：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三、由“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所生成的“现代性”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现代性”更多的是在描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那些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成果和特征，尽管由这些成果和特征汇聚而成的“现代性”似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但是，它的现实基础是由“纯粹市场权力”的自由发展所塑造出的、活生生的经济社会生活，这种经济社会生活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及其进一步发育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因此，关于“现代性”的探讨，必须从“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开始。

“纯粹市场权力”的不断壮大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其所塑造出来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时代的世界。在“纯粹市场权力”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尤其是这种“纯粹市场权力”表现为资本力量的地方，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带来的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1]此外，由于“纯粹市场权力”不断壮大的过程同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在“纯粹市场权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世界市场被开拓出来，各民族之间建立起了互相依赖的关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总之，这个全新的世界正随着“纯粹市场权力”的壮大而处于生成之中，因此，无论是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亦或是一个心理学范畴，其所描述的那种真实存在就是这个现实生活过程，它是“纯粹市场权力”发育、壮大、扩张的过程，“现代性”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之中。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育问题。

四、中国的现代性发育问题

西欧国家“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是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城市开始的。按照厉以宁先生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中国的封建社会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弹性体制，只可能产生制度调整而不会有制度分化，在正常的情况下，无法产生“体制外异己力量”。因此，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即使有集市、商品交易的存在，“纯粹市场权力”也无法自由发育。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件来加以分析。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是我们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作品之一，内容如下：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在以上简短的叙述中，诗人白居易设定了主人公——“卖炭翁”的如下生活情境：这一卖炭的老者，其生存、生活所需依赖于卖炭所得之钱。由此，虽然此时他身上衣服单薄，饥寒交加，但仍然希望天气更加寒冷一些，以使他的炭能卖个好价钱。换句话说，卖炭的老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有着自利的打算。相似的情形出现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对屠户、酿酒家、烙面师的描述中：“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3]以此，人们在亚当·斯密那里看到了所谓的“经济人”的形象；此外，马克斯·韦伯笔下那些奉行新教伦理的新教徒们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如“克制自己”、或者说“禁欲主义”的倾向，在这位卖炭的老者的身上似乎也有所体现（虽然他自身非常寒冷，但是他并未用自己的炭来温暖自己，反而希望天气更加寒冷一些）。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是把这位卖炭的老者与“经济人”或“新教徒”等同，然而，产生这些共同的东西的原因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也就是说，人的生活、生存单纯地依赖于交换。但是，这位老者的所拥有“纯粹市场权力”（他的商品——一车炭的交换能力）并不能得到行使：“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也就是说，在这种弹性的封建体制下，“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会受到强大的体制内权力及其他因素的制约。由于“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受到抑制，从而也就无法自由发育以至真正壮大。

在西欧国家内部，“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一个阶段。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纯粹市场权力”在国内发育的完成，并为这种“纯粹市场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提供支持，最明显的事件就是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并导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纯粹市场权力”的扩张史。

中国人民在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建立起了全新的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然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然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似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依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制度是较资本主义制度更为高级的一种制度形式，在这一制度下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育“纯粹市场权力”，它不可能是“纯粹市场权力”的自由发育，但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又决定了“纯粹市场权力”发育的必要性。从此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现代化之路只能是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纯粹市场权力”进行培育的体制，它要求“纯粹市场权力”进行发育，并在其发育过程中给予规制和驾驭，以使其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具体而言，这种“纯粹市场权力”应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这种“纯粹市场权力”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被培育而来的，因此，它形成的是一种体制内力量，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体制外异己力量”相异；

其次，这种由社会主义制度内培育而来的“纯粹市场权力”，并非由其自身自由发育，而是在社会主义目的的规制和引导下发展，这一点也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中“纯粹市场权力”的自由发展相异；

再次，这种由社会主义制度内培育而来的“纯粹市场权力”为自己预设了一个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西欧封建社会城市中“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以其自身为目的，国家、政权、法律甚至人自身，都成为其发育自身的手段。

一旦“纯粹市场权力”具有了以上特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现代性，必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所反映的现实基础，就是由“纯粹市场权力”在社会主义目标规制和引导下的发展所塑造出的、活生生的经济社会生活。因此，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如何培育、引导、规制“纯粹市场权力”的发育，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1][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2005：2-3.

[2][21][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274-275，276-277.

[3][英]戴维·弗里斯比.卢晖临 等 译.现代性的碎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1.

[4][5][6][8][9][11][12]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47，49，50-51，51，62，187.

[7][23] [英]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 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5，14.

[10][15] [16]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94，95，108.

[13][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4-35，35-36.

[18][19] [20]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序言1-2，43，44.

【责任编辑 谢明俊】

The Development of Pure Market Power and Generation of Modernity

KONG Xiang-rao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Based on the value relation in the market, “Pure Market Power” represents the ability of commodity exchange,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as well as capital’s ability to extract surplus value by dominating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labor process. “Modernity” generates during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process of “Pure Market Power”. Its practical basis lies in the active social economic life, which is shap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ure Market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therefore, is determined by how socialist system cultivates, guides and reg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Pure Market Power”.

modernity; value relation; pure market; pure market power

F069.9

A

1004-4671（2014）06-0055-06

2014-05-17

孔祥尧（1986～），男，河南济源人，玉林师范学院政史学院助理馆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