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契与协同：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价值论析

□唐芳云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共契与协同：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价值论析

□唐芳云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当前，社会信息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信息生成、流动、传播的方式、特征都发生着深刻巨变，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具有积极借鉴价值。传播学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可能在于这两种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兼容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视为一项以政治价值观为内容的传播活动。从研究主题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以各自视角指向对人的关注。从研究对象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传播活动具有结构同构性。从传播主体上看，传播学传播类型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类型存在契合。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具有如下理论价值：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信息环境研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特殊性研究、注重政治价值观传播过程研究、以及政治价值观的大众传播研究。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价值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上从“独白”走向“复调”，在方法上从“灌输模式”走向“对话交流模式”，在话语上从“主导性”走向“公共性”。

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契合；理论价值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社会的信息环境正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一元主导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以及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逐渐走向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环境。这对于传播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疑带来巨大的挑战，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传播学是一门旨在探讨社会信息流动与交换的学问，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一种充满政治性的特殊的传播活动。所以，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需要，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社会信息环境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传播学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社会信息环境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以信息媒介为结构框架, 以信息模式为组织核心, 与人类信息活动有关的各种因素, 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法律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或自然的、物理的、心理的、组织的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运作整体。”[1]社会信息环境是从传播学视域对社会环境做出的观察。因为传播学就是旨在研究“怎样提供信息和接受信息”[2]，它所关注的是社会信息的流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与接受。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特别新兴媒体不断出现，信息生成、流动、传播方式、特征都发生着剧烈变化，我国社会信息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也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创新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

第一，当前社会信息资源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模式。与传统社会信息封闭性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海量的信息充满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成为我们生产生活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括的社会中，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信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序上，左右我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抉择。信息社会中信息分布与传播的弥散性、广泛性以及人们对信息的采集、传输、控制和使用是借助于网络与现代传媒手段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是特殊信息，这一“信息”的基本内容是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所需要的政治价值观。传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对统治阶级要求的、既定的、一元化的价值观进行接受的活动，而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体的多元化造就多元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多元化价值观念、不同社会思潮的社会思想背景下展开。社会信息资源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对于传递特定政治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疑遭到巨大挑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改变既有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拓展新的研究视域。

第二，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开放性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方式带来挑战。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传统信息媒体技术局限性，信息传播往往依赖于政府系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这样的传播方式往往使信息传播空间被设定在一定区域之中，信息传播呈现出单线性、平衡性、可控性、主导性等特征，是一种封闭型传播方式。而以互联网为载体技术的现代信息资源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或者说物理上的时空区域概念, 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任何局部信息都被置于整个世界框架之中,人人都是一个独立“麦克风”与“媒体”。政府系统对于信息传播的主导与掌控已稍显吃力。网络所具有的多功能信息开发和利用, 以及网络信息覆盖的超地域性，使信息资源整体呈现出多样性、非平衡性、交流性、快捷性、高效性、失控性等特征, 呈现出一种开放性传播姿态。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带来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高高在上、主导性说教与灌输，其基本方式不再是“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对向性的政治价值观传播，而是需要遭遇多元化社会观念以及理性、民主的社会主体。

第三，社会信息传播媒体的信息化与科技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形成冲击。（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至于“通过什么渠道”，是“重点研究广播、报纸、电影渠道的人所做的是媒介研究。”[3]）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媒介一度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的新型工具”[4]，“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感官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人的感觉也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负载着人们的意识、思想价值观念，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在大数据时代，QQ、微博、微信、陌陌等新型媒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技术进步，也意味着人们交往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信息化与科技化媒介便捷地传递着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借助的手段。与此同时，媒介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出需要审慎面对的崭新的存在空间。

第四，社会信息环境的传播效果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拉斯韦尔特别重视环境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社会大众的心理与文化环境均和政治宣传具有重要的关系。“受众的政治社会化受到环境影响，也限制了宣传家对受众的影响。宣传家至多只能选择性地进行宣传。他要发现潜在的不满或希望，并想办法使这种不满得到发泄，利用这种希望达到政治目标。”[5]“在民主社会里，理性的选择仰仗启蒙，启蒙又仰仗传播，尤其仰仗领袖、专家和普通人注意力的回应。”[6]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依赖的信息环境是封闭的、单一的和政治化的，这决定了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一元主导性的、政治性的政治观念传播方式。“如果说在传统政治中，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自上而下所传播的思想价值观念看做是这个过程的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一定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多主体的。”[7]而现代社会这种开放性的、多元化以及“点-面”辐射式的传播方式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特别是信息流动的公共性与批判性以及公共意见的出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都产生影响。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社会环境的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全新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已不再是单一封闭的空间，而是多元与开放的空间。但我们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于信息社会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其教育理念、方式、话语还处在一种半封闭的信息空间，滞后于信息社会的变化。社会信息环境的改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新境遇。在开放的、公共性的现代社会，掌握以及把握信息流动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把握政治价值观这一特殊信息的传播规律，将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理论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从方法论上讲，学科联姻的基础在于不同学科之间在研究主题、对象以及方法上存在内在的契合。传播学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在于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兼容性。两者在研究对象、类型以及活动方式上具有契合性与一致性，这成为两者结合的理论基础。

第一，从研究主题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以各自视角指向对人的关注。按照休谟的说法，“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8]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他们在研究主题上都是指向人，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展开对人的研究。传播学是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索和揭示人类传播活动的特征、本质和规律。施拉姆认为：“研究传播时，我们在研究人，研究人的关系，人与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么相互影响，怎样接受影响；怎样提供信息和接受信息；怎样传授知识和接受知识；怎样愉悦别人和被愉悦。”[9]可见，传播学对人的关注立足于在社会关系中把握人与人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符号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学把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注重对人的研究，但关注的是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揭示人的视角应该是从政治价值观的流动以及人们的精神交往。“当社会学家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会互动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者应该看到的是社会流动背后人们的思想交流。”[10]

第二，从研究对象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传播活动具有结构同构性。传播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传播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但两者具有结构上的同构性。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主要有四个：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思想政治教育环体。[11]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大致包含四个基本要素，这就是：教育者（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教育客体）、教育介体（教育内容与方式）和教育环体（教育环境）。而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和方式、传播环境。拉斯韦尔认为，任何传播活动必须具备五个要素构成的基本结构，它可以化约为五个问题，“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12]其中，教育者对应传播者、受教育者对应受传者、教育介体对应传播内容和传播的方式、教育环体对应传播环境。上述基本要素的比对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传播活动在基本构成上具有某种同构性。

第三，从传播主体看，传播学传播类型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类型存在契合。一般情况下传播学可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三类。而思想政治教育按其主体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即个体施教者与群体施教者。个体施教者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个体, 主要是指承担、发动、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活动的个人, 如思想工作者、教师、领导等；群体施教者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群体, 如各种组织、团体、机构等等。而根据主体的不同, 思想政治教育也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人际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大众传播。尽管这种分析框架不是很完善, 内容也不是很精致，但是对这些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类型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不同情境、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作规律和如何发挥这些传播类型的合力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上论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传播学以传播活动的特征、规律为研究对象，而传播活动旨在将社会需要的信息、符号有效地加以传递。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政治价值观是特殊的信息符号，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流动与传播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视为一项传播活动，即以政治价值观为内容的传播活动。

三、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指导价值分析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步入科学化的发展轨道，要系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水平。如孙其昂教授所言，“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复杂难题，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创新或知识生产。”[13]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开展跨学科[14]、多学科、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传播学立足时代信息环境的变化，注重把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交流，有助于实现科学的信息交流与人际交往。

第一，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信息环境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当中。社会的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了解、熟悉乃至掌握社会信息环境的基本特征与规律，才能够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立足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前提下，特别是把握现代社会开放的社会信息环境，才能发挥其作用力。“海量数据的流动催生了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的新兴媒体。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以‘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安全技术、新媒体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综合技术系统，实现了互联网络、手机网络、电视网络的三网融合，并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得到广泛应用，这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交往空间和发展条件，而且营造出了信息时代一种崭新的生活环境。”[15]以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为中介绘制的信息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崭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特殊性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传播活动，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将政治价值观作为一项特殊的信息，揭示价值观流动、交换的机制、信息传播的特征与规律。价值观是特殊的信息符号，其特殊性在于：一是价值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政治价值观，代表着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二是主体性，价值观是主体的内在观念，是人的主观认知与观念，反映人对于外部世界与社会的看法。三是传播中介的人格化，价值观不是物，而是负载于主体身上的观念，这意味着价值观传播不能简单地借助于外在的客观的技术手段，而是依凭人格的力量以保持传播效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作为特殊的信息、符号，思想政治教育学或传播学都需要揭示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以及独特的流动方式。

第三，注重对政治价值观传播过程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作为一项政治传播过程，其过程研究可以依托于传播学的视域展开。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依旧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式之下，未能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本质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政治价值观的传播过程。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深层互嵌并未得到系统地揭示，尽管很多作品冠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的名号。政治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尚未厘清，除了上述对政治价值观的特殊性加以揭示以外，政治价值观传播的动力——政治权力，中介——政治人格以及目的——政治认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都需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将会因传播学理论视域的引入而展露出应有的理论视域与本质规定。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政治价值观传播的过程，注重对政治价值观个性化、微观化符号的细致揭示，也反过来推进传播学研究的微观化与精细化。

四、注重政治价值观的大众传播研究。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锻造了一个自主的、开放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念汇集的意念空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展开的社会空间。在此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要赢得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就必然需要掌握政治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特征。传播学的大众传播理论能够提供较好的理论借鉴。一是要结合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体现大众的需要与情感特征。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说服他人的手段主要有三个：“让听众相信传播者”、“讲演要使听众动感情”以及“演讲者所说的是真理”。二是对公共媒介的利用。大众传媒需要借助公共化的媒介，这是由公共领域的传播策略决定的。当前，信息充分、资讯发达的大数据时代，注重对自媒体、网络媒体等现代通讯手段的采用。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呈现的特征是一项“开放社会中的交往实践”。传播学对于现实社会信息环境的关注，对于开放社会中信息传播的特征与基本规律的把握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三是注重培养社会大众的公共精神。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领域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已经初现端倪。公共媒体以及大众传媒负有如何在公共领域中培育大众公共素养的义务，这也是现代社会转型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挑战。

四、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价值

传播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契合性，其共享的现代社会背景，决定了传播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有紧密的联系。在以媒介化为主要社会背景的时代，传播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价值进一步突显。透过传播学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话语省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对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都具有借鉴价值。

1.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从“独白”走向“复调”

“复调”原是音乐学界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多声部音乐”，即作品中含有两条以上（含）独立旋律，通过技术性处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后苏联文学家巴赫金将“复调”用于其小说《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中，提出了“复调小说”。巴赫金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建立了一个复调世界和打破既定的、基本是独白型（主调）的欧洲小说形式”。[16]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作者和小说主人公之间、小说主人公和主人公之间并不是一种独白与被独白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对话性的关系。有学者在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域的反思与建构》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存在“独白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独白”的产物和“独白的客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思维方式上也表现出“独白”性；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表现出“独白”的特征；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存在作者“独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独白”性特征是传统封闭社会的产物，是“权力宰制理性”的反映，是政治“总体性”社会的必然结果。[17]应该说“独白”不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误区，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一贯的“教育理念”。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视角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独白”教育理念的形成肇始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政治实践背景之中，形成于其强大的政治工具性与目的性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一种“宣传工具”的面目呈现。工具性与目的性使然的“独白式教育理念”，使其在教育实践中呈现以下几大特征：一是只关注教育主体，教育的目的从教育主体出发，而不是从受教育者的需求出发，关心的是教育主体想要“传播的是什么？”；二是在“独白式的教育理念”中，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往往偏向于一种单向式的、由上至下的、“灌输-接受”关系；三是在“独白式的教育理念”中，教育者往往采取一种“居高临下”和“直截了当”的方式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受教育者，强调直接教化的作用。以宣传为主的“独白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曾对在传统的信息相对闭塞的社会条件下所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媒介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突显，中国社会由整体走向分化，“独白”教育理念已显苍白，要求其走向“复调”，即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关注教育主体，同时也应该关注受教者。在传播学的视野中，传播不仅关注传播者同时也关注受众，不仅关注传者“说什么”，同时也关注受众“要听什么”。传播思维的双向性，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由“独白”走向“复调”。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从“灌输模式”走向“对话交流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必要条件，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影响的必要手段，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离不开方法的科学化。”[18]“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或手段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

“灌输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由于传统媒介的局限性，教育者往往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一些单向性的传播媒介实现传播，而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往往以知识权威或政治权威的角色出现。在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通过“灌输模式”，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这种模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模式。但随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论坛、博客、微博、EMS、QQ 等这样一些快速便捷传播载体的出现，这种单向性的、封闭性的、整体性的、消解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模式”，在以“去中心化”、“个性化”、“族群化”等为特征的媒介化时代，受到极大的挑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关系被解构，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即主体—客体（新媒介）—主体的结构得以形成。”[20]在这种传播方式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平等的主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双重身份的融合, 是主客体的统一。作为拥有自我“主体性”的受教育者是不可能再接受纯粹作为客体的被灌输对象而存在的。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冲破传统的“灌输模式”，转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自由对话和双向交流形成一种“对话交流模式”。在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获得其认同，只有通过“平等对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根本性的对话特征，在社会层面上，认同的形成只能通过公开对话。”[21]传播学中经常所使用的一些传播技巧如客观公正法、正反同说法、感情沟通法、两面传播等方式方法对于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话交流”模式的形成有着理论的借鉴意义。

3.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从“主导性”走向“公共性”

“话语”一般被理解为“语言的表达形式”，福柯把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2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遵循一定的话语规范、规则和规律、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指向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言语符号系统。[23]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施的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以完成的必要手段，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信息环境相对闭塞、公共领域相对狭窄与封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强烈的主导性色彩。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公共领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所谓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首先意指社会生活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24]在哈贝马斯看来, 公共领域存在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由私人组成的公众。他们具有独立人格, 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辩论；（2）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因为媒介是信息的载体, 决定着信息的流量。单向的非沟通媒体将导致信息的匮乏和意义的缺失，在此基础上私人的“独立”与“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3）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自由辩论、充分交流,进行理性批判达成共识, 形成公共舆论。[25]新媒体技术，为公共领域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点对面”、“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以“点对点”、“多对多”的传播方式取代；二是论坛、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开放、平等与互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受众可以进行“自由的交流”与“理性的批判”。

总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公共领域的扩大与成长，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基础正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社会信息化以及媒体的多元化更加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崭新社会语境的复杂性与困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不能将研究视角仅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身, 还需通过学科交叉研究,借鉴多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以实现自身的知识创新，把握主动权。马克思指出：“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6]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传播活动，将传播学知识、观念以及方法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构建系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之间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势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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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琰佩】

Synergism and Cooperation: the Value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NG Fang-yun

(Marxism College,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At present, soci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as been changed profoundly; the information’s generation, flow, characteristic and way of spreading change dramatically. Communication is of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is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and tha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munication activity with political values as its content. From the view of research topics, communi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oth point to personal concern on their own perspective. From the view of study obje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of homoorganicity. From the view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the type of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and tha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of synergism. The value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theory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y emphasis on studying the speciality of in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valu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ctical innovation value, educational ideas should be adopted: from “soliloquy” to “polyphony”, from “implant mode” to “conversation mode”, from the “dominance” to “publicity”.

communi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nergism; theoretical value

G641

A

1004-4671（2014）06-0124-07

2014-08-26

唐芳云（1980～），女，汉,湖南娄底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