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文化的传世价值解析

□宋秋敏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文化的传世价值解析

□宋秋敏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从一定意义上讲，流行文化也并非完全是漂在时代水面上的浮华泡沫，其中也蕴含着能够令不同时代的人群目眩神迷的动人因子和永恒价值。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曲子词价值功能的娱乐性、艺术表现的通俗性、传播手段的多样性、大众认同的矛盾性等等方面，与今日流行文化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研究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文化的传世因缘，不仅有助于总结流行文化穿越时空而得到认同的永恒效果，也有助于理解流行文化价值的多面性和多重价值组合，从而对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资源有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了解。

唐宋词；当代流行文化；传世因缘；价值解析

鲁迅先生在《致姚克信》中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这不但概括了某种特定的文学样式从大众文学到经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大众文化（其中包括流行文化）的强大感染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配乐歌唱的唐宋词，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这也就使其具有了显著的流行文化属性。它在价值功能、艺术表现、传播手段以及大众认同度等等方面，都与当代的流行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价值功能的娱乐性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言志”、“载道”作为古典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一直备受关注。曲子词本源自民间，原为“胡夷里巷之曲”。由于它“没有显赫的家世和高贵的血统”,不必承担“传道”、“言志”的“责任与使命”[1]（P95），所以当时文人多以“小道”、“末技”一类娱乐工具视之，“娱宾遣兴”的创作观念从唐宋词产生伊始就得到普遍的推崇和公然的彰显。

早期唐宋词，多为酒边花下的应歌之作。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密坐随欢促，华尊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筹插红螺碗，觞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即描绘了上层社会歌舞送酒的热闹场面。以词：行令之风在民间也十分盛行，敦煌词中《内家娇》所云：“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苏莫遮》所云：“善能歌，打难令。”《浣溪沙》中有关“纤手行令匀翠柳，素咽歌发绕雕梁”的描写，都可为实证。词调《倾杯乐》、《回波乐》、《三台令》、《杨柳枝》、《醉花间》、《醉公子》等也都源自唐代酒令。由此而知，曲子词在唐代就已经是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一些词论也阐述了词体遣兴佐欢的特点。比如欧阳炯在最早的文人词集《花间集》的序言中即公开宣称，作词的动机就是娱乐，所谓“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2]（P339）。冯延巳的外孙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亦说冯“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

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2]（P8）

宋人继承曲子词“娱宾遣兴”的传统，将填词唱曲作为他们“文酒花妓”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北宋“太平宰相”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亦必以歌乐相佐”。[3]（P2615）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候欲出来祗应也。’”[4]词坛巨擘辛弃疾也将词视为“娱宾遣兴”之具，岳珂《桯史》载：“稼轩以词名，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得意之处则“使妓迭歌，益自击节”。[3]（P4358）范开《稼轩词序》记录辛弃疾作词的情景说：“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叶梦得《石林燕语》亦载稼轩“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催酒，然后乐作。”[3]（P2514）此类“娱宾遣兴”的创作观念在宋代各类词集的序言中也有集中反映。晏几道《小山词序》云：“叔原往者沉浮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试续南部诸贤诸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2]（P5）明示词人自娱娱人的创作动机。胡寅《酒边集序》云：“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曲子词）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黄昇也认为，词可以在“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萧，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2]（P359）这些都可作为宋人以词娱乐的最好注脚。

欢娱消遣是人们参与娱乐活动时的普遍心态，而听唱曲词所带来的声色之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欣赏者这种浅层次的“求乐”的心理期待。于是，演出效果能否“惊人耳目”，“长人精神”（《东京梦华录》卷一）往往成了大众娱乐消费时关注的焦点。所以吴自牧《梦粱录》云：“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而“诸酒库设法卖酒”，也要拣择那些“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滴，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梦粱录》卷六）者演唱。这就明确道出了感官享乐对于曲子词的重要性。另如沈义府《乐府指迷》所云：“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中做赚人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5]（P281）也说明了曲子词在“娱人”过程中强调声色之娱有过于心灵愉悦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只强调配乐和演唱方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本身质量，刻意以夸张怪异的风格吸引观众眼球的做法不谋而合。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提供给听众的不仅仅是欣赏词曲表演时的愉悦，还有亲自参与演唱时的快感。这与现代人闲来无事习惯随口哼唱熟悉的流行歌曲，空闲时喜欢呼朋引伴去卡拉OK“秀”一下歌喉是同样的道理。一方面，流行歌曲感性化的音乐和文学语码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联想,让人不知不觉间陶醉于一种忘我的境界；另一方面，在自娱娱人的过程中，“平庸之辈”通过歌唱展示才艺，从家人朋友或自身的反观中认识自我,从而得到了被认同后的自我价值肯定和自我超越的满足感。流风所及，“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因此，说宋代社会全民上下都“视唱曲为风流才调的时尚。”[6]应该也是毫不过分的。

席勒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7]（P90）他把“游戏”的冲动当成人性解放的前提，这就指出了艺术的娱乐功能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密切关系。词体娱乐功能的实现不仅体现了宋人对文艺本质特征的重新认识和再发掘，同时，宋人对曲子词娱乐功能的重视，又体现出个人主体价值的提升和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它意味着宋人已觉悟到人的生存权利和享乐权利,并有用文学来表现这权利的自由。

二、艺术表现的通俗性

唐宋词的通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曲俗、词俗和情俗三个方面。

首先，唐宋词配合的音乐主要是燕乐，燕乐乃隋唐时期的新乐，是在“胡夷里巷之曲”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俗乐体系。由于燕乐音域宽广、节奏多变、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所以它很快就取代了从容雅缓、音稀而淡的古乐，在社会上风靡一时，广为流传。关于燕乐动人心弦的演奏效果，《文献通考·乐二》记载说：

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羌娇反 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

正因如此，它赢得了朝野士庶各阶层的普遍喜爱，也成为词调的首选。

宋代俗乐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音乐的中心也由宫廷转移到民间，出现了以民间为主，宫廷与民间双向交流的态势。如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载：“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程大昌之《韵令》词即按此曲。如黄庭坚《促拍满路花序》云：“往时有人书此词于州东酒肆壁间，爱其词，不能歌也。一十年前，有醉道士歌于广陵市中。群小儿随歌得之，乃知其为《促拍满路花》也。”又如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云：“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此类来源广泛、形式多样的市井曲调，大多偏俗侧艳，极具动摇人心的世俗魅力和诱惑力，词之所以具有“极怒、极伤、极淫而后已”[5]（P826）的特点，也与词乐浓郁的世俗气息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唐宋时期以俚言俗语入词之风很盛，现存不多的民间词中既多市语、土语、俗语、徘语，文人词的创作也深受其影响。朱翌谈到当时的风尚说：“淫声日盛，闾巷猥亵之谈，肆言于内，集公燕(宴)之上，士大夫不以为非。”(《猗觉寮杂记》卷上)张炎说：“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词源》）鮦阳居士说：“其温雅之趣者，仅一二而己”（《复雅歌词序》）。夏承焘先生也指出：“以市井语入词，始于柳耆卿。少游、山谷各有数篇，山谷特甚之又甚，至不可句读。若此类者，学者不必步趋耳。”（《手批山谷词》）拿柳永来说，其词之所以被人讥评为“浅近卑俗”（王灼《碧鸡漫志》）、“骫骳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很大程度上就缘于他惯用日常口语和俚语入词。像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都在柳词中反复出现。因此，梁启超说：“词的进化到了北宋欧阳修、柳永、秦观、黄庭坚的“俚语词”差不多可说是纯粹的白话文了。”[8]

除了使用俗语，一些词人还采用叠字、叠句、拆字、截句，甚至是改句等修辞造句的方式来增强作品的感情色彩和谐趣。以黄庭坚词为例，叠字有《更漏子》中“休休休，莫莫莫”，“了了了，玄玄玄”等；叠句有“看不足，惜不足”，“千不足，万不足”((江城子》)，“怨你又恋你。恨你惜你”，“忆我又唤我，见我嗔我”(《归田乐引》二首)等；《两同心》中“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挑心”二句，暗藏“好”、“闷”二字，近乎拆字游戏。由于过分追求新奇和逗趣，黄词中这类近似于文字游戏的俗词易犯语言生硬、句意难明、拙涩凑逗等弊病，优秀的作品并不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黄庭坚词“亵浑不可名状”，李调元批评“黄山谷词多用徘语，杂以俗谚，多可笑之句。”（《雨村词话》）刘熙载《词概》言山谷词“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都指出了此类问题。

当然，俚俗之语在一些词人笔下也能化俗为雅，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孙麟趾《词径》云：“座中多市井之夫，语言面目，接之欲呕，以其欠雅也。街谈巷语，入文人之笔，便成绝妙文章。”[9]（P374）即言此意。像苏东坡诗词对“街谈市语”，“全不拣择，入手便用。”，“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10]（P84）李清照词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清邹祗漠《远志斋词衷》)这些都是雅俗交融的成功之例。

再次，唐宋词题材的生活化和情感的世俗化，也是其通俗特征的重要表现。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以娱乐消遣为目的，题材大多选取日常生活中平庸、琐碎的细节，而对于忠君爱国、反映民瘼等主流文学的传统题材则采取回避的态度，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在民间词中比比皆是。同时，与主要抒发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的传统诗文不同，为应歌流行而作的唐宋词更注重世俗化的人生愿望和生活理想的张扬，词中充满了俗世情怀。如无名氏《雨中花》：

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后、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

这种琐碎甜蜜的生活理想，正因其带有鲜明的平民化色彩，符合市民口味，从而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

受时风世风的影响，曲子词也是士大夫文人用来表现私生活的重要工具。欧阳修在其《采桑子·西湖念语》中云：“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

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这里所谓的“私”，即与功名事业全然无关的私人生活、私人情感和私人情趣等内容。词中不但记录了诸如朋友小酌、送别感怀、为人祝寿、庆祝节日、贺人娶妾生子之类琐屑小事，享乐今生的世俗观念也在士人阶层蔓延，如“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柳永《传花枝》）“休辞醉，明月好花，莫漫轻掷。”（聂冠卿《多丽》）“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王观《红芍药》）“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张昪《满江红》）这类充满了市民情趣和都市生活内容的词作，充溢着世俗欢快冶荡的心音，体现了唐宋词世俗化的基本特色。

唐宋词通俗特性的彰显，体现了特定社会条件下市民意识的空前高涨，凸显出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流行文化，其对于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普通人的个体价值，催生了人性的觉醒，也为后代俗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而且，曲子词 “从俗”与“崇雅”之风的更替消长，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雅文化与俗文化碰撞与交融。在雅俗相互对峙、传统文化尚雅抑俗的同时，雅俗共存的事实又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人们对“俗”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审美价值的一致肯定。

三、传播手段的多样性

唐宋词的传播者以女性歌妓为主，这一点在现存最早的文人词集——《花间集》的序言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明确：

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到了宋代，唱词表演“独重女音”之风有增无减，对此，王灼《碧鸡漫志》云：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

“音韵窈窕，极于哀思”(《隋书·音乐志》)的燕乐，配合娇美的新词，由明眸皓齿、语娇声颤的歌妓款款唱出，这种“声色并重”的传播方式带给听众的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具有“案头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和世俗诱惑力。因此，无论文人还是市民，都对曲词演唱的传播方式情有独钟。史载韩熙载：“后房蓄声妓，皆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以娱宾客者皆曲臻其极。”（史某《钓矶立谈》）吴感作《折红梅》，“春日群宴，使倡人歌之”，“其词传播人口”；欧阳修编选《醉翁琴趣外篇》，专供家妓们演唱；晃冲之、周邦彦，“每会饮，多召(李师师)侑席”唱词(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唱词表演在民间也异常火爆，例如东京普通酒店里“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又有较为高级的秦楼楚馆：“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东京梦华录》卷二）；除瓦市之外，茶肆酒楼也是宋代唱词艺人从事商业性表演的场所，如“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莫不靓妆迎门，外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武林旧事》卷二十）鉴于曲子词“声色兼备”的表演效果，甚至连官府卖酒时都要“于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来演唱。及至南宋，几乎所有的官营酒肆“皆彩旗红斾，妓女数十，设法卖酒，笙歌之声，彻乎昼夜。”[3]（P5042）有宋一代，不仅城市中“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武林旧事》卷二十）即便是边远地区，曲子词亦具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小（柳）词”的广泛传播面。

唐宋词另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是文本传播。

在应歌时代，词人往往当场填词，随即付诸管弦，其目的不过是“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因此，大量词篇散佚，如毛晋《淮海词跋》即指出：“少游性不耐聚稿，间有淫章醉句，辄散落青帘红袖间。虽流播舌眼，从无的本。”[2]（P45）张綖亦云：“此在诸公非其至，多出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风怀绮丽者，流播人口，独见传录，盖亦泰山微芒耳。”（同上）然而，对于以歌唱为职业的歌妓而言，能唱新词，尤其是名家之词，则是决定她们“声价”的关键。为了应对各种歌唱场合，歌妓们需要熟习大量歌词，于是，供歌妓歌唱的“脚本”也就应时而生了。

从唐五代至北宋中后期，已有不少词集行世，

总集如《云谣集》、《花间集》、《遏云集》、《麟角》、《家宴集》、《尊前集》、《金奁集》、《兰畹集》等等，它们在当时都是作为歌本流传的。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家宴集解题》云：“所集皆唐末五代人乐府，视《花间》不及也。为其可以侑觞，故名‘家宴’也。”明毛晋直承其说，云：“雍、熙间，有集唐末、五代诸家词，命名‘家宴’，为其可以侑觞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类此，惜其本皆不传。”[2]（P350）近人吴昌绶《松邻遗集》卷二《金奁集跋》云：“盖宋人杂取《花间集》中温韦诸家词，各分宫调，以供歌唱。”陈匪石《声执》卷下也明言：“名之《尊前》，且就词注调，殆专供嘌唱之用者。”[5]（P4954）这些歌曲“脚本”不仅在乐工歌妓中流传，在市井间也颇有市场。元好问《新轩乐府引》曰：“《麟角》、《兰畹》《尊前》、《花间》诸集，传布里巷。子母妇女交口教授，淫言蝶语，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与之俱化。”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北宋流行的别集大多也是作为歌本行世的，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中即指出：

北宋词集，《子野词》、《乐章集》、《金奁集》按宫调编排，《片玉集》注有宫调，说明它们原来都作为唱本行世。

南宋时的词集，以《草堂诗余》最重应歌。其分类编选，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清宋翔凤《乐府余论》云：

《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

可见它属于典型的按题材内容分类编歌的歌本。当然，随着唐宋词文本传播形式的增多，其文字的技巧、表情达意的水平等文学因素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他们对于歌词曲调的兴趣也慢慢朝着文学方面转移了。

除了歌舞传播和文本传播以外，唐宋词尚有吟诵传播、题壁传播、石刻传播等形式。在词作为单纯的案头文本成为文人的专利之前，这些传播手段都曾流行于市井民间，为唐宋词流播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大众认同的矛盾性

毋庸置疑，流行文化已经占据了今日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然而在观念上，它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影响和地位，而是始终处于被正统文化轻视和排挤的尴尬境地。以与唐宋词关系最为密切的流行歌曲为例，虽然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大多数文人学者对它的态度却甚为冷淡，有些人甚至是怒斥或者讨伐。比如不少研究者就对当代流行歌词痛心疾首，或者要为它“把脉”，或为其发下“病危通知”[11]，有人则干脆呼吁将流行歌词中的低劣作品当作“语言垃圾”一样清除掉，以“净化语言环境”[12]，这与唐宋词在当时的地位非常相似。

诗尊词卑、诗大词小是宋人固有的观念。如钱惟演就曾明确表述其文体分等的观点，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3]（P620）“小辞”只配上厕所时读，可见词体地位低下。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亦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这也说明，在当时的正统文人眼中，“小词”根本上不了台盘。在感情上喜爱，在理性上排斥，这是当时文人对于曲子词所共有的矛盾心态，胡寅《酒边集序》所云“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即言此意。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晏元献公……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而盘饌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硕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茄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伎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3]（P2615）每宴“亦必以歌乐相佐”，且将填词视为自己的“保留节目”，可见晏殊对“小词”的喜爱；但当柳永考中进士，来吏部求官时，他却指责柳永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一类艳词，将其斥退。又如陆游，他在《长短句序》中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

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13]从理性上说，他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以词为小道，并对早年不能免俗之作“晚而悔之”；但从感性上讲，他又非常喜欢作词，虽对自己曾经作词“悔之”，然而“渔歌菱唱，犹不能止”。直至南宋词体雅化，这种对于词体认同上的矛盾心态才得以改观，其时大量文人创作的词作已经跻身雅文学的殿堂了。

当代社会若想从根本上提升流行文化的品位和内涵，使其多出精品和传世之作，从而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

首先是创作主体的个人修养问题。古典诗词，尤其是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其作者多为具有高深文化底蕴的学者文人，他们善于融会古今，借鉴诗、文、赋等多种表现手法，以文学化的语言构筑完美的情境，故其作品耐得住咀嚼，经得起推敲，也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而与此相较，流行文化的创作者、参与者和运营团队则人员庞杂，文化素质也参差不齐。要改变当前流行文化领域缺经典，少佳作的现状，一方面需要现有参与者不断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相当艺术水平和修养的专业人士，他们如能改变观念，对流行文化圈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也将会使当代流行文化市场的气象为之一新。

其次是当代流行文化过于商品化的客观环境。诚然，如前所述，现代流行文化发展走的是一条全方位的大众化道路。但是，通俗不等于毫无原则地从俗，更不是媚俗。我们不反对流行文化艺术表现的琐屑和浅白，然而，作为伴随都市经济的繁盛而兴起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流行文化除了一味地追求市场效应之外，对生活也应该有多层次、多角度的体现。

五、结语

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就本质而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反过来它也应该反映特定社会文化生活中人们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同时还对大众的心理气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有识之士所指斥的当代某些流行歌曲的弊病那样：“正像假冒伪劣商品侵害着我们的物质生活一样，残次病态的流行歌词，正侵害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低劣的文字水平、讨巧的立意、明确的商业目的制造的残次病态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公害”[14]。而当代流行文化市场，似乎已经处于“重心失控”和“价值失范”的边缘。针对时下流行文化市场鱼龙混杂、不知所云、茫然无措的现状，系统的、长远的目标和规划亟需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这种现状已经制约当代流行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盲目者是无法步履稳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唐宋词的成败兴衰中总结经验教训，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不但可以使当代流行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避免走很多弯路，也如向日渐混浊干涸的池塘内注入涓涓活水，对当代流行文化未来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

[1]杨海明.唐宋词纵横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2]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宋元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吕本中.轩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

[6]韩经太.宋词与宋世风流[J].社会科学，1994（6）.

[7]席勒.美育书简[M].上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8]晨报副刊，1922（12）.

[9]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朱弁.风月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贾清云.发给当代歌词的病危通知http://ent.enorth. com.cn/system/2002/12/09/000469301.shtml

[12]费良华.流行歌曲歌词的语法规范问题[J].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13]陆游.剑南文集[M].四部丛刊本.

[14]欧阳墨君.流行歌词流行什么[J].江海侨声，1999（6）.

【责任编辑 谢文海】

Value Analysis of the Heritage Value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Contemporary Pop Culture

SONG Qiu-min
（City College, Dongguan City Polytechnic College, Dongguan 523419）

In a certain sense, pop culture is not something buckish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bubble of times, it contains moving factor and eternal value touching the hearts of the public． As the “pop song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Ci has its own entertainment value, artistic popularity, communication means diversity, public recognition contradiction, etc．, which has a lot in common with today's popular culture． Researching the heritage karma of Ci and contemporary pop culture, not only helps to summarize pop culture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ls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multifaceted value of pop culture, so as to obtain a deeper and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culture psychology and emotional resources Chinese nation．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contemporary pop culture; heritage karma; value analysis

I207.2

A

1004-4671（2014）01-0053-06

2013-12-24

宋秋敏（1974～），女，汉族，黑龙江省密山市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