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王佳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语言变革视野下五四新诗体式几个现象的阐释

□王佳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白话语言特有的代词“我”、“你”及其蕴含的个体性情感是“告白式”情诗的前提条件；白话语言表述的清晰、连贯有利于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诗”的风行，同时过度的白话化也导致了“小诗”的衰落；白话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保留的古诗句式，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同时面临着对诗歌文体特性忽视的问题。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

语言变革；五四新诗；体式；欧化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告白诗”、风靡一时的“小诗”以及“欧化”诗语是五四新诗体式中的几个重要历史现象。与这些诗体相关的概念、代表作家、作品、形成和影响等学界都予以了较多的阐释，基本形成共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指认这些诗体现象与五四的时代精神、社会心态和审美风尚之间的关联，但是如果跳出传统的文学反映论，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诗体现象与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有着内在关联。正如贝特森所说：“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1]语言变革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生成和嬗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文学语言变革视角观察五四时期新诗体式发展中的几个现象并做出阐释，以期从更切近文学本体的角度理解这些熟知的诗体现象。

一

白话代替文言成为诗歌语言之后，白话的质地和形态直接决定了诗歌的体式特征。胡适曾说：“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2]“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带来了“诗体的大解放”，文学语言的变革决定了新诗最初体式的生成与嬗变。

首先，充分采用“白话的字”，首先体现在代词在新诗中的涌现，而这一语言状况带动了“告白式”情诗的出现。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3]“贱内”、“糟糠”的称呼连接的是女性社会角色的文化内涵，这样的语符体系表达的只能是“曲喻隐指”、似是而非的情感，而爱情恰恰需要的是摒除这些文化意义之后直接的“告白”。“告白”可以是“我”将内心情感坦率地自我表白出来，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汪静之：《过伊家门外》）“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汪静之《伊底眼》）；也可以是“我”对“你”直接的呼告和表白，如：“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海中的水是快乐，/无涯的海是悲哀，/海里游泳的鱼儿就是/你和我两人，吾爱！”（汪静之：《无题曲》）关于人称代词“我”和“你”，科恩认为：“尽管在各种语言中人称代词的构成方式各有不同，但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原则上均以专门指人而与第三人称有别。真正的人称即言语主体只有‘我’和‘你’，这两者有别于无人称性的‘他’或‘它’，具有专一性和互换性”，“我称为‘你’的那个人，自己总是用‘我’这个词思考自己，他把我的‘我’变为‘你’”。[4]正是白话文语言体系中的“我”和“你”确证了爱情的“言语主体”，使得新诗中的情诗如朱自清所说“做到了‘告白’的一步”，为中国情诗增添了新的体式。

充分采用“白话的文法”，体现在大量使用虚词以增加表意的明确性。古典诗歌中往往省略代词和连词等虚词，语法组织灵活多变，这些语言因素共同玉成了古诗整齐悦耳的声律、含蓄多解的意义，带给人无限美的感受。但是，这样的诗歌语言毕竟已经不能适应和表现现代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受。胡适就指出：“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传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5]要传达“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需要实词之外的虚词、连词等来补足原本含混的意义链。白话代替文言成为诗歌语言，将虚词和白话语法带入诗中，使得诗歌语义之间的逻辑更为严密清晰，实现了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诗学主张。五四时期“小诗”的兴盛和衰落正可以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得到一定的解释。

“小诗”是形式短小的诗，现代文学中特指五四时期受日本短歌俳句和泰戈尔影响，一般只有3—5行的诗歌创作。小诗的倡导者周作人在上溯其历史谱系时认为：“小诗在中国文学里‘古已有之’，”“只因它同别的诗词一样，被拘束在文言与韵的两重束缚里，不能自由发展，所以也不免和它们一样同受到湮没的命运。”[6]文言及其声韵体系束缚了包括小诗在内的古代诗词的发展，可以追问的是，“小诗”与别的诗词相比其独特性何在呢？较之其它诗词，“小诗”更适宜于表达那些当下的瞬间感受。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情感，“他们忽然而起，忽然而灭，不能长久持续，”“然而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内生活的变迁，”“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7]胡愈之也认为：“小诗的长处是在于能捉住一瞬间稍纵即逝的思潮，表现出偶然涌现到意识城的幽微的情绪。我们读了这些，虽然不能得到惊异，得到魁伟的印象，然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一时间的感通”。[8]不难看出，这种情感往往是瞬间的、一刹那的，并且是流动的、变迁的，而古诗中的语言及其组合方式很难将这种“幽微”表达出来，让读者“感”而“通”。叶维廉就曾经这样描述古诗的“囿限”：“是用了鸟瞰式的类似水银灯投射的方式，其结果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因此，它不易将川流不息的现实里动态组织中的无尽的单位纳入视象里。”[9]换言之，古诗更多的是“静态”，而“小诗”的情感则是流动的，“小诗”的情绪只有借助于散文化的方式方可得到较好的表达。在白话文学语言中，散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句子成分的完整及其各成分之间语义关系的明确，只有这样才便于理解。如冰心的小诗：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繁星·六》）

光阴难道就这般的过去么？

除却缥缈的思想之外，

一事无成！ （《繁星·三十》）

如果把以上诗句中的“反而”、“难道”、“就”、“除却”等虚词和连词去掉的话，其语义很难顺利地表达出来。事实上，冰心也曾坦言：“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集自序中她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10]它们只是“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11]其实“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12]“杂感”是现实生活中零碎的感想，有的偏于哲理，有的只是一时情绪的记录，基本上采用的是散文化的运思方式。1921年，冰心曾把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而登出的时候，编者却按照分行的诗的形式进行排列，录之如下：

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其句意在介词、副词、连词的串联中得到明晰的呈现，与散文相差无几，白话语言使得一时的感思得以完整地表述。为此我们才能理解，古代的绝句和“小诗”形制似乎都很短小，但是白话写作的“小诗”在本质上不同于绝句，它是一种可以表现现代诗情的体式。

白话文学语言在助推“小诗”情绪表达的同时，也为“小诗”的衰落埋下了伏线。白话文学语言及其散文化特征如果不加节制，很容易将“小诗”引上轻浮的路子。梁实秋就认为小诗是“最易偷懒的诗体”，因此梁氏认为“小诗”是一种“不该流为风尚的诗体”，其缺点在于“句法太近于散文的（prosaic）”，并举了一个例子：“青年人呵！/你要和老人比起来，/就知道你的烦闷，/是温柔的。假如这四行紧着写作一行，便是很流畅的一句散文。”[13]而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以嘲讽的口吻所批评的“小诗”：“雄鸡整理他底美丽的冠羽，/在引吭高歌后，/飞到邻园里去强奸了！”[14]由此可见，20年代表达现代人瞬间“思潮”、“情绪”的小诗与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有着内在关联，白话使得个体不必拘限于格律的形式，可以“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15]，白话文学语言表述清晰、连贯的特征有利于小诗表达瞬间流动的感思。但是，在只重“白话”不重“诗”的20年代，这种散文化的语言很快将小诗引上“绝路”，小诗就像它所表现的瞬间诗思一样流星般地划过了诗国的夜空。

二

“白话的文法”还体现在五四时期新诗语言的“欧化”上。近代以来诗歌语言中出现词汇层面的欧化，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谭嗣同：《金陵听说法》）；“傥遂乘桴更东去，地球早辟二千年”（黄遵宪：《海行杂感》之一）；“昨日碧翁新下诏，两边许设德律风”（楚北迷新子：《新游仙》）之类等等。这些诗歌中虽出现了表示新事物的词汇，但从整体来看仍然不出传统诗歌的“旧风格”。即使是被梁启超称为“独辟新界”的黄遵宪，在钱钟书看来也只是如此这般：“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16]指称“新事物”的名词并没有为传统诗歌带来彻底的改观，“新理致”的体现要等到五四语言变革之后在语法层面实现的“欧化”。

五四先驱者越过了词汇层面，开始从表达的效果和思维方式的深度看待文学语言的“欧化”问题。傅斯年说：“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17]学习西洋的“达词法”“可以练习思想力和想象力的确切”。[18]周作人20年代在语体文欧化的讨论中，并没有太复杂的理论和论述，只是简单地说：“我以为只要以实际上必要与否为断，一切理论都是空话”，并说这个讨论“只是各表意见，不能多数取决。”[19]这一说法看似低调，实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文学语言的“欧化”彻底拆解了“诗界革命”中仍然保留的古诗的整齐句式，实现了新诗的自由化；“欧化”带来的句子结构中定语、状语的加长使得原本含混的古诗表意准确化，新诗可以表现现代人细密的生命感受。如周作人《过去的生命》：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名词性的中心语“生命”分别由指示代词“这”、表示时间的“过去的”、表示从属的“我的”、表示时长的“三个月的”四个定语来修饰；动词性中心语“走过去了”由表示状态的“沉沉

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和表示处所的“在我床头”四个定语来修饰，可谓层叠繁复。不难看出，有了“欧化”的语言，“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20]而这里的“欧化”正是在语法层面体现出来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21]只有在“文法”层面上的“欧化”，才可能将西方精密的思维“据为己有”（鲁迅语），才实现了前述钱钟书所说的西人的“风雅之妙、性理之微”，为诗歌增添“新理致”。在新诗发展初期，“欧化”文学语言对挣脱“旧风格”的锁链、清除“缠腿时代的血腥气”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在文法层面的“欧化”为新诗带来了新的表达效果，如此这般，现代诗歌以自身的优势同“诗界革命”区别开来。

白话写诗极大地冲击了古典诗体，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扫清了障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2]但是同时也应看到，白话写诗导致了用散文的运思方式写诗，代替对诗歌文体特性的探讨。曹聚仁曾回忆道：“有一位诗人，他就十天之中，写三百多首白话诗。其结果，大部分的白话诗，只是把白话文，分行来写，简直不是诗，却也不是散文。这也可说是新诗的流弊。”[23]这里所道及的正是白话语言导致的诗歌散文化给新诗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有待于新诗作者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白话和诗歌文体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新诗在整个语言变革的实践中地位特殊，此后的种种衍化也与语言变革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白话的语言及其文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五四时期新诗体式的嬗变发生着作用，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初期新诗体式衍变的一些现象。■

[1]F·W·贝特森.英诗和英语.引自[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186.

[2]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7.

[3][21]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4.

[4][苏]伊·谢·科恩.自我论[M].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15.

[5][20] 胡适.谈新诗[M].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95.

[6][7][15] 仲密（周作人）.论小诗[N].民国日报·觉悟，1922-6-29.

[8]化鲁（胡愈之）.繁星[M].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61-362.

[9][美]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M].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36.

[10][11][12] 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M].卓如.冰心全集(第五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27，126，127.

[13]梁实秋.《繁星》与《春水》[M].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76.

[14]成仿吾.诗之防御战[J].创造周报，1923(1)：2-12.

[16]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24.

[17][18]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M].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24，227.

[19]周作人.通信[J].小说月报，1921(9)：8.

[22]王存奎.论五四“新思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J].广西

[23]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14-118.曹聚仁.《尝试集》[M].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146.

【责任编辑 潘琰佩】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Phenomena of Poetry Styles in May 4th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hange

WANG Jia-q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Language chang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styles of poetry in May 4th period． The modern pronoun “I’ and ‘you” contain individuality which is the premise of confessing love poem． Clarity and coherence of modern language are easy to express instant thinking, which is related to popularity of the Little Poems． Europeanized language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oem pattern and cleared way for the new poetry, although it brought about neglect of stylistic features of poetry because of excessive emphasis on language．

language transmission; poetry in May 4th period; styles; europeanization

I206.5

A

1004-4671（2014）01-0064-04

2013-06-1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文学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转型”（编号：13YJC751054），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2SJB750013）的阶段性成果。

王佳琴（1981～），女，山西中阳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